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核心自我评价的作用论文

应用心理学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 :核心自我评价的作用 *

曾 恺 1段锦云 2,3*田晓明4朱玮玮3

(1.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2.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3.苏州大学心理学系,苏州 215123;4.苏州科技大学心理学系,215009)

摘 要 已有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创造力问题。本研究通过对803份样本的分析,验证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研究1探讨了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2通过将核心自我评价分解为能力与人格的交互作用,提出知识整合能力才是真正连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的中介,而创造性人格对该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研究为探索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创造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教育水平 核心自我评价 创造力 内在动机

1 引 言

中国城镇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替代了第一代农民工。根据王春光(2001)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从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95%以上在各类企业工作(许传新,2010;姚俊,2010),他们兼具农民工和企业员工双重身份。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王芳,李志荣,2014)和创业(徐悦,段锦云,2015)相关主题不乏文献探讨,但鲜有研究关注其在企业组织背景下的创造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规范和流程的改进能够为组织带来收益,这与现代化组织强调以创造性的方式工作和解决问题的理念相契合,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创造力是一个崭新且重要的研究课题。

创造力是能够给组织带来利益的新颖和实用的想法(Shalley,Zhou,& Oldham,2004),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使企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维持生存且不断更新迭代(王先辉,段锦云,田晓明,孔瑜,2010)。虽然已有研究探索了新生代员工创造力的前因(李宏利,李晓佳,2014),但其未能抓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根本特征对创造力的影响。教育水平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为促进其创造力提供了基本前提(王广慧,徐桂珍,2014)。经过系统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思维和智力得到提升,有助于所从事岗位的胜任能力和创造力(刘万霞,2013)。本研究将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为从教育水平着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力提供理论解释和支持。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2.1 内在动机视角

所谓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是指个体由于自身内在精神需要和兴趣而产生的,或者个体受到工作任务特征的吸引而激发出的感到自我满足的动机(Amabile,1983)。相对于外在动机而言,内在自发的动力才是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王先辉等,2010),是与创造力相关的核心要素之一(Woodman,Sawyer,& Griffin,1993),也是创造力产生的重要因素(Amabile,2011),其很好地解释了员工创造力的来源。内在动机是连接外在刺激因素和创造力之间的桥梁,领导行为、组织氛围和工作特征等外在因素均需要通过内在动机作用于员工创造力(Shalley,Gilson,& Blum,2009)。

2.2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

创造力的促进观点认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其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因此更可能寻求新思想、发现新变化,进而提高创造力。首先,教育提供了新知识,能帮助人们改善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其次,教育水平将通过改进认知加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影响创造力;最后,教育水平也体现了个体的学习能力,而学习是创造力的重要保障(Smith,Collins & Clark,2005;Woodman et al.,1993)。

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鲜有研究的原因在于影响创造力的因素众多,在这些额外变量的影响之下,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已有充分研究指出,领导行为、组织支持和工作特征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王先辉等,2010),特别是领导创造力期望(Carmeli & Schaubroeck,2007)、组织创造力支持(Zhou & George,2001)和工作创造力要求(Unsworth,Wall,& Carter,2005)。本研究从内在动机视角,通过控制人口学变量以及领导创造力期望、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工作创造力要求等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进而从内在动机角度更加清晰的阐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在排除人口学变量和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依然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其创造力。

2.3 新生代农民工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Judge(1997)将核心自我评价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教育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工作中有较敏锐的信息嗅觉,他们擅于搜寻、发现、掌握和利用职场信息,从而在企业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钟甫宁,陈奕山,2014),将会赢得更加丰厚的收入(王美艳,2009)。同时,教育水平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水平也越高(杨青,崔捷,梁晓,2011)。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其核心自我评价。

从内在动机视角出发,核心自我评价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更不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影响,出于对自身能力和人格特质的积极评价,他们会更加主动和自主地追求更具创造性的工作结果(Chiang,Hsu,& Hung,2014)。核心自我评价高的员工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更能享受解决问题的乐趣,更能对产品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工作流程提出改进(Zhang,Kwan,Zhang,& Wu,2014)。同时,核心自我评价高的员工总是出于内在动机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尝试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更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Kammeyer-Mueller,Judge,& Scott,2009)。据此,提出假设2。

通过上述措施,从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入手,构建教、学、管、监齐抓共管,线上线下相结合,适宜于药学院校多样化实验室的安全教育与管理模式,为保护实验者人身安全、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转提供解决方案,为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背景下的高校实验室管理提供参考。

假设2:新生代农民工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其教育水平与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4 核心自我评价的分解及其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关系起到的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被定义为一种人格特质,又被看作一种综合能力(黎建斌,聂衍刚,2010)。由于其定义的模糊性,上述影响机制的黑箱仍旧没有被完全揭开。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内在动机的外在表现(Chiang et al.,2014),而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Amabile,1983,2011),内在动机塑造了个体的能力和人格,从而导致个体创造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从概念发展的源头就可以分解成能力和人格两方面要素(Kammeyer-Mueller et al.,2009),其本质上是个体能力和人格交互作用之后的表现(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2004)。因此,从内在动机视角,本研究将核心自我评价分解为能力和人格两个要素。

虽然创造力互动理论认为个体的创造力是其特征(能力和人格等)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Woodman et al.,1993),但是人格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却提出具有高度认知能力的个体可以选择和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而非受制于环境的约束(Endler & Magnusson,1976)。该视角将创造力从人与环境互动延伸至个体内部创造力要素的互动,并且以往研究也支持了能力与人格互动的观点(e.g.Chamorro-Premuzic,Furnham,& Moutafi,2004;Hirsh,Morisano,& Peterson,2008)。因此,通过整合组织中创造力的互动理论、创造力成分理论以及能力与人格互动的观点,我们认为员工创造力是其基于知识的认知能力和人格交互作用的结果(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2014;Woodman et al.,1993)。因此,我们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核心自我评价包括其知识整合能力和创造性人格两部分,并且其中真正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的是知识整合能力,而创造性人格则对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Smith等(2005)提出知识整合是获取相关信息并加以整理、吸收和运用从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而受教育程度是个体知识整合能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教育提供了异质性的新知识,能帮助人们改变对陈旧知识的理解,改善思维定式(张钢,吕洁,2012)。另一方面,教育将通过改进认知加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影响知识整合(Collins & Smith,2006)。因此,教育水平较高的员工更可能寻求新思想、发现新变化,促进观点的交换及新知识的形成(Phelps,Heidl,& Wadhwa,2012),从而提高创造力。因此,提出假设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步骤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包含知识整合能力、创造性人格和员工创造力的三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指标为χ 2(101)=268.14,χ 2/df =2.65,RMSEA=0.07,CFI=0.93,TLI=0.92,显著优于其他备选模型。

创造性人格是一系列与创造力有关的特质的组合(Gino & Ariely,2012),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接受新奇事物的程度(Zhou & George,2001)。因此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个体往往具有原创力、想象力、好奇心,同时能独立思考并产生新的观点(Shalley et al.,2004)。当个体拥有高水平创造性人格特质时,丰富多元的想法将有利于个体扩展知识整合的视野和维度,为知识整合提供更多可能性。另外,创造性人格有助于个体积极主动争取工作的自主性和内在动机,缓解了外在工作条件对于知识整合过程的束缚(Tse,To,& Chiu,2018)。因此,创造性人格与知识整合能力的交互作用正向预测创造力,当个体具有创造性人格时,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的关系越明显。

A 29-year-old female with recent history of surgically resected intra-cardiac liposarcoma presents to the hospital at 27 wk of gestational age with complains of sudden onset of abdominal pain associated with intractable nausea and vomiting.

《浙江古今地名词典》1991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共收条目1.2万条,其中古地名4000条,这4000条是本词典难点所在,除了查阅历代大量经书、史书和地方志外,有些信息依靠古代文选资料仍难以辨清,为搞清问题,陈桥驿先生指导编纂者设计古地名今址、现状调查表,由浙江省地名办公室印发给各市县地名办公室,请当地地名工作者协助调查后填表。在各类词目释文完成后(包括初稿、各地市改稿、审稿、编委会加工),最后由主编陈先生全面审定,保证古今地名词典圆满完成。 这本融古今地名于一书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183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省区的古今地名词典,也是浙江省历来规模最大的地名检索工具书。

假设4: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的交互作用正向预测其创造力。

山谷特致书死心道人,《与死心道人书》:“谪官在黔州道中,昼卧觉来,忽然廓尔,寻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谩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相背,乃是第一慈悲。”(《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850页)山谷终于明白死心禅师的玄妙之言,乃苦心点拨,但仿如醉梦一般,只有过来人才悟得勘破生死烦恼的禅机。山谷《与觉海和尚》云:“某数年在山中究寻疑处,忽然照破心是幻法,万事休歇,方悟十余年间,时蒙敲点提撕,慈悲无量。”(《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960页)

假设5:创造性人格调节了知识整合能力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

为了更清晰的表达研究思路,总结之后的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

图1 整体研究框架

3 研究1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 对其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3.1 研究方法

3.1.1 研究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江苏、山东和福建等省,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采用一对一现场填写的方法搜集数据,对农民工不理解的问题加以说明,以确保回收率和有效率。共发放481份问卷,剔除多项选择、漏填、连续相同和明显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421份,有效回收率为87.53%。

3.1.2 研究工具

实际换相线电压超前同步电压。与b所示的情况类同,阀1处产生触发指令时已经到达过零点,实际换相线电压为正,阀1立刻导通,ca开始换相。同理,阀4处产生触发指令时,为负,阴极电压小于阳极电压,立即导通,与上半桥一致。因此,当σca<0时,实际触发角αca=α-σca;

教育水平对创造力的影响 从表2可知,在控制了性别等5个人口学变量,以及领导创造力期望、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工作创造力要求等3个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M6,β =0.16,p <0.01),假设1得到支持。

领导创造力期望 改编自Carmeli和Schaubroeck(2007)的领导创造力期望量表,共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的领导认为创造力对我来说很重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7。

员工创造力 采用Farmer,Tierney和Kung-Mcintyre(2003)开发的员工创造力量表,共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会寻找新方法或途径去解决问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2。

教育水平 采用自我评价,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4=大专及以上。

连接器型预制光缆由插头/插座、连接光缆、防护材料等组成,可分为插座组件与插头组件,插座组件一端与插头组件连接,另一端与设备连接。

3.2.1 描述统计

工作创造力要求 采用Unsworth等(2005)开发的工作创造力要求量表,共5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的工作要求我对改变工作方式有新的想法”。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4。

核心自我评价 采用Judge,Erez,Bono和Thoresen(2003)编制的量表,共12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已取得生命中应有的成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一因素或占据大部分解释率的因素析出。其次,采用Amos 21.0检验模型的结构效度,由于核心自我评价的题项过多,采用平衡法进行打包处理。结果显示包含核心自我评价、领导创造力期望、工作创造力要求、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员工创造力的五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指标为χ 2(220)=620.81,χ 2/df =2.82,RMSEA =0.07,CFI =0.90,IFI =0.90,显著优于其他备选模型。因此,共同方法偏差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3.2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组织创造力支持 采用Zhou和George(2001)开发的组织创造力支持量表,共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在公司有创造力是被鼓励的”。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7。

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r =0.22,p <0.01)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另外,教育水平与核心自我评价(r =0.21,p <0.01)显著正相关,且核心自我评价与创造力(r =0.32,p <0.01)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2。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N =421 )

注:性别,1=男,2=女;婚姻状况,1=已婚,2=未婚、离异或丧偶;子女情况,0=无,1=有(独生),2=有(非独生);工作年限,1=不到1年,2=1~3年,3=3~5年,4=5年以上;*p <0.05,**p <0.01。

3.2.2 假设检验

雁荡山完整地记录了火山爆发、塌陷、复活隆起的完整地质演化过程,不仅是亚洲大陆边缘巨型火山带中白垩纪火山的典型代表,还是研究流纹质火山岩的天然博物馆,为中生代晚期亚欧大陆边缘复活型破火山模式的典型范例,对研究全球白垩纪时期破火山演变规律和地貌演化特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雁荡山融山水美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化于一身,被誉为“海上名山、寰中绝胜”,史称“东南第一山”,是中国大地上的一颗“东方明珠”。2004年11月8-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主任伊登博士,在考察雁荡山后题词,称赞雁荡山是“一首由岩石、水和生命组成的交响乐。”

向河南、浙江和江苏等省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操作过程与研究一相同。共发放调查问卷482份,回收460份,回收率95.44%。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下有效问卷382份,有效率83.04%。

4 研究2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 对其创造力的影响 :知识整合能力 与创造性人格的作用

4.1 研究方法

4.1.1 研究被试

我省有一位老劳模、老共产党员叫申纪兰,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没有享乐二字,只有奋斗。她从1950年联络十多个好姐妹加入互助组,以后就奋斗不止。她50次出席全国人代会,是唯一一位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连任代表。在2018年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她又被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3年,她任省妇联主任,她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机关工作经验,主动提出“不如让别人当更合适”。她居省市县各级领导岗位要职几十年,不要级别、不要工资、不要专车、不转户口,一直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她的认识是,奋斗最光荣、最幸福;她的追求是用奋斗点亮梦想。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根据Preacher和Hayes(2008)的建议,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对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不为0,其指标为:Effect size=0.02,SE=0.01,CI:[0.01,0.05]。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表2 研究一回归分析 (N =421 )

注:人口学变量注释同表1;+p <0.10,*p <0.05,**p <0.01,***p <0.001。

4.1.2 研究工具

该工艺的优势在于省去灌浆步骤,但有明显的缺陷,即该工艺只适用于强风化岩层,无法打进中风化及以上岩层。若单桩设计底标高位于中风化岩层,则该工艺不适用。

教育水平 采用被试受教育年限表示。

员工创造力 与研究一相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4。

知识整合能力 改编自史江涛(2007)的知识整合量表,共8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能利用多个领域的权威知识形成新观点”。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1。

Design of Fine Tourism Route and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Element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Shanx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I Xiuqing,HU Weixia,YAN Yu et al 24

创造性人格 采用Gino和Ariely(2012)编制的量表,共5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更喜欢能让我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任务”。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8。

假设3:知识整合能力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4.2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4.2.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显示教育水平与创造力正相关(r =0.29,p <0.01),教育水平与知识整合能力正相关(r =0.21,p <0.01),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正相关(r =0.39,p <0.01)。初步分析结果与假设1和假设3相符合。

4.2.2 假设检验

在1997年,我国开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研究,而且在2007年我国也颁布了合作社法,这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但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还从法律的角度予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保护。而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其中所包含的业务面也越来越广,服务的水平和技术也更加全面,而今天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已经跟一些银行的功能有些近似了,还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定的贷款,其利率较低能够更好的帮助农民的发展和进步。

教育水平对创造力的影响 分析步骤与研究一相同。表4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对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M4,β =0.28,p <0.001),假设1得到进一步支持。

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 同样,根据Preacher和Hayes(2008)的建议,采用拔靴法验证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不为0,其指标为:Effect size=0.01,SE=0.00,CI:[0.01,0.02]。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表3 变量描述统计 (N =382 )

注:性别:1=男,2=女;婚姻状况:1=已婚,2=未婚、离异或丧偶;子女情况:1=无,2=有,3=有(非独生);工作年限:1=不到1年,2=1~3年,3=3~5年,4=5年以上;*p <0.05,**p <0.01。

表4 研究二回归分析 (N =382 )

注:人口学变量注释同表3;*p <0.05,**p <0.01,***p <0.001。

创造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表4中的模型7显示,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创造力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18,p <0.001)。为详细说明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的互动关系,以变量高于和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绘制交互作用图。如图2所示,在高创造性人格情况下,知识整合能力可以有效地预测创造力(β =0.65,p <0.001),而在低创造性人格情况下,知识整合能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则较弱(β =0.21,p >0.05),两者之间差异显著(t =4.84,p <0.001)。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

问卷星的使用界面非常简单友好,只需要简单的两步即可完成试卷,答卷提交成功后即可下载问卷报告,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提示,简要介绍如下:

图2 创造性人格对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PROCESS插件检验假设5,结果显示当创造性人格水平高时,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Effect size=0.02,SE =0.01,95%CI :[0.01,0.04],而创造性人格处于低水平时,该中介效应变得不显著,Effect size=0.01,SE =0.00,95%CI :[-0.00,0.01]。假设5得到验证。

5 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正向影响创造力,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该结果验证了近来关于核心自我评价对于创造力的影响,Chiang等(2014)和Zhang等(2014)都从内在动机视角探索了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与本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将核心自我评价分解为能力和人格两部分,其中知识整合能力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创造性人格对该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该结果印证了个体能力和人格的互动能够影响其创造力,创造性人格对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支持了该观点。最后,本研究验证了外在动机对于创造力的影响,领导创造力期望、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工作创造力要求等外在动机因素对于创造力的显著影响为该观点提供了支持。

继新医疗改革政策的不断推进,医院财务管理的难度也逐渐增强,新医改是对医院财务人员一次严格的考验与磨砺,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直接反映出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水平与工作效率。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财务人员除了要全面掌握新会计制度的内容,更要用心去理解相关业务的原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对同一经济事项该如何按新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涉及面之广变化之多光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要从根本原理上去理解型记忆。例如:在平行记账法下,判断一笔经济业务对预算会计来说是否需要记账,关键是要辨别该项业务在收付实现制下能否确认收入,如果它的结余会影响到当年的收支,那么就要确认收入,反之不确认。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首先,本研究通过整合创造力互动理论、创造力成分理论以及能力与人格互动的观点,为个体创造力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继承和发展了Woodman等(1993)关于创造力的互动理论,将创造力从人与环境互动延伸至个体内部创造力构成要素的互动。创造力成分理论(Amabile,1983,2011)认为影响创造力的能力和人格两个要素其作用是相互独立的,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创造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创造力构成要素对于创造力不仅存在直接的影响,从创造力互动理论以及能力和人格互动的角度出发(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2004),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也是促进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本研究引入互动视角,为创造力成分理论提供了有益补充。创造力成分理论认为,构成创造力的能力、人格和内在动机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内在动机塑造了个体的能力和人格,从而提升个体创造力(Amabile,1983)。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在验证了该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内在动机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能力和人格,更促成了能力和人格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本研究探索了内外在动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创造力所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拓展了创造力成分理论关于任务动机对于创造力影响的理论界定。创造力成分理论认为,内在动机而非外在动机是促进创造力的关键因素(Amabile,1983;Chiang et al.,2014)。而本研究认为,外在动机对于创造力并非没有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外在动机需要通过内在动机影响创造力。

本研究的管理实践启示在于:(1)企业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力问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在企业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创造力问题在企业实践中应该引起重视。(2)组织应大力开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力受教育水平的制约程度要大于其他员工,因此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成为提升创造力的重要手段。(3)对具有创造性人格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专门的培养机制。挑选出具有创造性人格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重点培养,能够为企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主要为以下两点:(1)共同方法偏差。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特点,研究采用了自我报告以及横截面研究的方法,导致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以企业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纵向配对研究。(2)控制变量的不足。虽然本研究对影响创造力的典型外在因素加以控制,但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纷繁复杂,后续研究还需更为全面地控制外在因素对创造力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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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ir Creativity :The Role of Core Self -Evaluation

ZENG Kai 1DUAN Jin -yun 2,3TIAN Xiao -ming 4ZHU Wei -wei 3

(1.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2.The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4.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9,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via a total sample of 803 questionnaires,in an effort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ir creativity.Study 1 explored how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mpacted creativ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core self-evaluation,and Study 2 proposed that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Knowledge integration played the tru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ir creativity,whereas creative personality moderated this mediating role.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explor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educational level,core self-evaluation,creativity,intrinsic motivation

中图分类号 :B849: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020(2019)-01-0069-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2180)。

通信作者: 段锦云,男,苏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mgjydu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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