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格局及权力结构的变化与近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化与论文,格局论文,进程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变化之一是中国开始对近代化的探求。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下，清朝传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具有改革意识的新的政治派别崛起的条件下起步的。近代化的每一重要环节几乎都与传统内部政治格局及权力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清朝政府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不仅具有历代王朝集权政治的特点，更由于是一个以满人统治为核心的政权，使集权政治更加强化。统治者们运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坚决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及固有的统治秩序，甚至“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到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地步。”（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74页）直至鸦片战争前，在外迫强敌，祸在眉睫的情况下，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毫无生气。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潮流的东来，“当中国与整个世界变化日益结为一体，并日益卷进造成这些变化的机制之中时，中国的政治构架和特征就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化迁。”（同上书，第275-276页）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十数年后，列强再一次破门而入，把战争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中国门户从南到北被迫完全开放，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危机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打乱了清朝的统治秩序，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和日趋激烈，终于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和统治的重新构建。随着肃顺等一批掌权的守旧官僚在“北京政变”后的失势、传统政局被打破，政治权力第一次出现有积极意义地转移，其标志是以奕、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改革意识的洋务官僚崛起并位居中央与地方要津。他们都是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西方打交道的人，从对手身上不仅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古变局”，而且已意识到中国的“长远之患在西人”。（《李鸿章全集·函稿》卷四，第17页）沉重的自危感促使他们要求变通改革，以“自强”为根本国策，学习西方长技，抵御侵略。洋务官僚的思想及认识不仅远高出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之上，而且超出了以往地主阶级改革派经世致用，务实济世的传统格局，已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崛起，不仅标志着清朝传统“御夷”政策的结束，标志着清廷权力结构开始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满人专权到满汉掌权的转移，更标志着近代化推进力量的出现。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结构尚未发生质的变化，新兴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因此，社会内部的巨大危机只能依靠传统社会内部的有识之士来克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是力挽狂澜于既倒，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为清政府寻求新的出路。洋务派官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时代波涛的鼓荡下，力排阻难，以期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首开其端的事业，遭到各种反对势力，尤其是朝中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洋务派同顽固派的矛盾冲突，构成这一时期清廷政局的一个突出特点。然而，由于初掌朝权的慈禧在政治上需要实力派的支持，故对洋务活动基本采取支持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各项洋务事业虽遭顽固派的多方阻挠而始终没有中断。
由此可见，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政局的变化，洋务派的崛起及洋务运动的开展，是中国政治初步觉醒的重要标志。在更法自强的共识下，洋务派导演出近代化颇具声色的第一幕，不仅给近代中国留下了诸如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队等实绩，更由于洋务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国人观念（变易观、价值观、外交观、国防观等）开始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历史进入90年代，中国近代化事业遇到经过明治维新已步入列强行列的日本的严重挑战。甲午战争导致洋务派苦心经营20余载的北洋海军覆灭，暴露出洋务运动的重大局限。透过战争的硝烟，人们看到的是两国不同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历史向国人提出了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来一个明治维新式的突破的客观要求。
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清朝政局却呈现出逆向变化的趋势：首先，构成近代化初期主要推进力量的洋务派实力已大为下降、由于慈禧的疑忌和打击，奕为首的支持近代化的中央决策层的权力已不复存在，地方实力派中，湘系实力已大减，李鸿章的北洋实力也已丧失贻尽；而另一方面，这些在近代化初期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洋务官僚，思想中滞后的一面已明显增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仍坚持“器可变，道不可变”的观念，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洋务派的这种“变”与“不变”的矛盾思想，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阻滞因素，障碍近代化向纵深发展。其次，最高统治层之间权力之争加剧，矛盾激化。慈禧一切从维护个人绝对政治权威出发，独断专行，左右国家的决策。事实上，“政治现代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危机是涉及权力……转移的危机”（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9页）因此，围绕权力的斗争，乃是政治变革的焦点。随着近代化由经济向政治领域的推进，当慈禧发现，光绪皇帝所推行的政策首先打破了洋务派同顽固派势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慈禧维系自己权力的基点），继而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他们动员的社会力量，通过变法，从自己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力时，她对改革由赞成、默许转为反对、阻难。那些在既得利益和传统道德感召下的封建顽固派、则麇试用集于慈禧周围，形成一股阻滞近代化的强大势力。清末政局的逆向变化表明：政府当权派及洋务派已不可能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导力量。担当起这一历史责任的是新兴的政治阶层—资产阶级维新派。
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及自身特点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单独承担起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责任。因此，资产阶级对近代化的动员、参与、推进必须依靠开明而强有力的政府。遗憾的是，清政府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运用政权的力量，以血腥地镇压回答了维新派，给近代化进程中重要环节的维新变法投下了极强的负面效应；作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势力的洋务派，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有的顿足观望、有的横加责难、有的甚至出卖维新派，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光绪皇帝虽主张改革，但思想并未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他赞赏张之洞诋毁维新派而作的《劝学篇》，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第43页）在组织上，他主要是倚重张之洞等洋务派，而不是依靠维新派；在政治上，他采纳并推行的基本上还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而不是维新派的政治路线。这一切深刻地说明：“当传统社会面对现代性时，……现任的领导人可能会相应采取各种各样的对策：他们扼杀新观念并将改革者当作异教徒迫害；他们可能讨论这些新观念，接受一些，又拒斥一些。”（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6页）归根到底，是王朝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些统治者的作为。
19世纪末清廷政局的逆向变化，导致这一阶段推进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上的孤立无援，近代化进程中政治改革的尝试终以失败而告终。
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残酷镇压了戊戌维新，造成近代化运动大挫折之后仅两年，一场庚子事件成为政局再次变化的契机。在庚子事件中，顽固派以极端仇外的心理对抗洋人，因而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被作为“祸首”惩办，遭到毁灭性地打击。随着这批守旧官僚在外来压力下的崩碎，一批由地方实力派、汉族官僚、驻外使臣及满族亲贵组成的开明官僚就此得势，成为清末政局中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在20世纪初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逼迫下，他们要求朝廷迅速调整政策，变法改革，以图补救。这些开明官僚同早期洋务官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思想意识中对旧封建体制认同的一面在减少，改革的一面在增强，资产阶级的倾向也较浓，对时局的反映也更迅速。戊戌时期排拒或出卖维新派的张之洞、袁世凯，均已成为朝中主张改革的重要人物。从“江楚三奏”中重唱洋务新政的老调，到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合上奏“变更国体”，实行宪政，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因时而动的政治特点。
另外，20世纪初清廷政局的变化，还明显地受到来自社会内部两股政治力量的影响。首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因时而起。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国人的思想，人们从日本战胜俄国的事实中得出君主立宪战胜君主专制的结论。这个结论“使许多动摇不定的中国人深信，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第155页）。于是，萌发于19世纪中期，后由维新派提出而又被视为过激的立宪主张，一时间成为极富魅力的口号，并迅速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极大地影响着朝廷中人；与此同时，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迅速增长，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相号召，并频频在沿海及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对清朝统治构成了巨大的震慑力量。反清革命力量的增长，不仅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政局的变化，而且使封建政权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矛盾趋于缓和，以改良阻止革命成为他们的共识。因此，在清廷最后十年的改革中，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由敌视转为拉拢，对立宪派动员、参与近代化的活动也表现出较“开明”的态度。这样，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势力同资产阶级立宪派就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不仅是清政府对戊戌以来资产阶级宪政运动予以正式首肯，而且就改革的深度而言，大大超过了戊戌时期维新志士的拟想。特别是官制机构的改革，资政院、谘议局的设立以及《钦定宪法大纲》和《大清新刑律》的颁布，对于改革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结构、推动国家体制、国家法制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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