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怀疑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效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财政政策论文,效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已证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失效了。的确，许多经济学家和撰稿人声称，80年代采取的需求刺激政策的遗产，尤其是联邦赤字和债务，应对90年代初美国糟糕的经济业绩负主要责任。本文将论证，现代社会对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批评（在卡宁汉姆和维拉苏索的论文中得以反映）是基于几个脆弱的假定，这些假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值得怀疑。尽管凯恩斯财政政策及其产生的政府赤字使社会会付出代价，但财政政策在我们用以对付经济停滞的军火库中仍不失为有力的武器。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论证赤字有害论的三个缺陷，即：①投资对利率并非很敏感的；②财政政策、总需求、收入和储蓄之间存着内在的联系；③从长期来看，总需求不足并不能被经济社会的自动稳定器所医治。
我将首先考察这一论点：由于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所以赤字对总需求的刺激无效。按此论点，赤字抬高利率，增大资本成本，从而使投资挤出。该论点得以成立的条件是，资本投入广泛地受到近期政府赤字导致的资本成本大幅度变动的影响。我将证明，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而且，我的研究表明，投资对公司的销售增长和现金流量反映灵敏。这些结论结合在一起，意味着赤字引起的利率上升不会导致投资损失，而赤字性支出产生经济刺激却会引起大量的投资增长。与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观点相反，在失业和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条件下，刺激需求可促进投资兴旺和增大未来的资本存量。
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效能的观点的另一问题产生于经济社会中的储蓄外生于财政政策的这一假定。该假定起源于公认的会计恒等式：国内储蓄等于私人投资加政府赤字加经常帐户余额（当社会有经常帐户赤字时，后者当然是负数），然后认为，接下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推理步骤：如果政府减少赤字，储蓄就会释放出来，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或减少贸易赤字。我认为这一逻辑推理有一致命缺陷。赤字减少引起的总需求下降会降低收入和储蓄，而不会刺激投资。贸易赤字可能会随财政政策紧缩而下降，因为美国人民的收入会下降，进而会降低他们支付外国商品的能力。结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但不会吞食稀缺的私人储蓄，反而会提高收入和投资从而刺激储蓄，至少当社会最初有闲置资源时是如此。贸易赤字随后的增长将取决于国内经济相对于贸易伙伴的力量的强弱。
主流经济学分析可能会接受以上结论，因为它成立的条件是社会的生产资源最初未得以充分利用。但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中，这一状态是暂时性的，他们认为从“长期”来说，作为内在稳定因素的工资和物价作用的结果，经济一定会恢复充分就业，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挤出私人投资或最终增加对外负债。因减少经常性赤字所造成的损失可能相当大，但却必须忍受，以保证未来经济的健康运行。与此相反，我审视了理论与实践中的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了工资物价调节机制的弱点，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机制从长期来说可以“自然而然地”稳定经济。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弄清，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促使生活水平的持久改善；相反，减少赤字的政策会造成经济的持续萧条。
我的结论是，由来已久的关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无效能的论点基本上无可靠的论据。虽然有些重要的研究方面的问题尚待回答。但我们现有的学识使我们没有理由去拒绝凯恩斯需求管理原理，以其作为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经济社会的适当对策。在最后结论中，我还将简要地论述有效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可以提高潜在产量，并解决资源闲置问题。
一、挤出效应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
我首先简要地揭示一下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提出的关于扩张性对财政政策因政府赤字挤出私人投资而变得无效的逻辑关系。在一种封闭的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产量之间的均衡条件是：
储蓄＝私人投资＋政府赤字
假定所希望的储蓄是利率的正函数，且储蓄计划与投资和赤字无关；假定投资随利率上升而下降；则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低税率或高支出图1）就会增大赤字（如图1所示）。若假定储蓄弹性很低，利率在新的均衡中上升，就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图1中I[,A]移向I[,B]）。但挤出幅度有多大呢？显然，答案取决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亦即，我们必须考察图1中投资需求曲线的斜率。
投资与利率间的联系已被广泛研究，这主要反映在所谓的“新古典”投资模型之中。该模型强调了资本用户成本作为公司预期资本金存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在许多这类研究中，难以把资本成本和利率效应用产量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加速效应）区别开来。在近期广泛的考察中，契伦哥写道，“尽管经验性结论……各不相同，但它们向本人表明产量（或销量）显然是投资支出的决定性因素，而资本成本则有温和的效应”。因而，美国财政赤字造成的资本成本变化可能严重影响投资支出这一论断，并没有从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明确支持。
1993年，我就投资对利率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作了论证。该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分析的资料方面，我使用了回归分析方法。回归分析基于1975-1990年间的4,000多个制造业企业的观测数据，它们占美国资本投资的相当大份额。
投资方程包括三组变量：销售增长额(SG)，公司内现金流量(CF)和资本成本变化率(PCR)。销售增长变量是按加速理论提出的，即公司产品需求上升会扩大生产能力的需求并提高投资支出。内部现金流量效果代表着财务约束的重要性：当公司现金流量增加时，就会对其投资支出有更大的支配力，因为他们更不必受制于外来资金（举借新债或发行股票），外来资金可能成本高昂，或无法取得。资本成本变化率包括利率、通货膨胀率和税额调整等，反映了传统的政策影响投资的渠道。投资(I)回归方程的形式是:
这里，K是公司资本存量的估计重置价值。下标j和t表示公司和时间。使用I/K和CF/K比率是使变量用SG和PCR的量纲相等。用资本额去除也是为了控制异方差性。如果回归分析是用投资额而非投资—资本比率，公司数据中这种异方差性就会很大。由于公司间截取的期间不同，因而所用的估计量使用时间序列变量。这一方法可用来控制公司间在投资方面的重大差异（如不同的折旧率）。这些差异可能与独立变量相联系，并导致无固定效应时的非连续性估计量。PCR同期数值从回归中获得，因为同期性会影响对这一系数的估计。当把同期的PCR变量包括进去时，则在所有回归分析中它都会对投资发生正影响。这样，排除同期的PCR值会使PCR系数有更大负值，增大传统的资本成本效应。
投资因素的重要性对不同的公司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依据每个公司平均实际销售增长，我把样本分成四组（详细分类和每一组的传统分析见我93年的论文）。负增长公司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销售增长率，在样本期间为1%或多些。这些公司占观测数的18%，但占投资量的比例不足4%。零增长公司的平均实际销售增长在－1%至＋2%之间。观测数中的最大比重，投资的大部分以及最大的公司在中等增长一组。这些公司实际销售增长率平均为2%-7%。高增长率公司以平均增长率高于7%的速度正在很快在扩张（平均销售增长率近16%）。
投资回归分析结果列在表1中。如同其它研究所发现的，销售增长（加速器）效应很强劲。而且，反映财务约束影响的现金流量效应是相当重要的。销售增长和现金流量的双重效应对高速增长的公司来说作用更为明显。然而，资本成本效应则较难测定。事实表明，高实际利率只引起负增长和低增长公司的投资下降。对中等或快速增长组别（它们占样本投资的3/4以上）来说，估算效应的方向相反。回归分析还按不同利率进行，包括对不同期限的国库券债息、不同名义利率以及有税收抵负、折旧条款和个人税条款等税收调整的资本成本变量，结果并没有发生大幅度改变。表1所列举的数字来自产生最大的PCR负效应的回归分析。为了核定利率所反映的总体周期效应，让PCR系数趋于0，并加入总GDP（以及两个时滞），结果仍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上述结论意味着挤出效应观点非常脆弱。由于PCR变量的系数只是对负增长与零增长组别才略为负，对中等和高速增长公司实际为正数，因而，即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利率提高，也缺乏经验资料来支持关于投资下降的论点。图1中的投资需求曲线看来很陡，几乎垂直。那么，由财政政策引起的任何利率变动对投资影响就很小。而且，可能出现的某些挤出效应似乎集中在相对处于停滞状态的公司之中。
资料来源：法扎利（1993年）。
每个系数的t统计数的绝对值似乎低于其点估计值。调整后的R[2,]数字不包括公司固定效应的扩张能力。
虽然对这些结果的来源作详尽的分析不属于本文范围，但推测一下利率与资本成本对投资的微弱影响的原因是有意思的。首先，如果公司面临财务约束，如股利和信贷市场配额，那么中央债券市场上确定的利率（如政府债息率）对投资无多大关系。许多公司不能以这种利率从市场借入，它们的投资将受内部财务手段（如现金流量）或它们各自与贷款者达成的特定条款的支配。如果某人获得的特定借款利率，在某个范围所产生的资本成本大小，可能会对投资有更大影响。但这种结果对于估价财政政策的效能并没有关系。如果出现挤出效应，它应是通过受政府借款影响的中央利率传导到公司去的，从而使表1中的检验可以直接应用。
另一个关于资本成本效应微弱的可能理由是，新投资的获利能力，其预期的变化支配着公司决策中对利率变化的考虑。投资是由作为现值计算各项的分子中的预期现金流量和票面贴现值二者决定的。如果现金流量预期值灵活多变（如凯恩斯主义已论述的），贴现率变化则对投资变化无多大影响。若认识到实际利率只在很低程度上决定贴现率，则上述论点更为肯定。贴现因素还包括折旧率（事实上它一直在上升）和任何所需的风险金。因此，与财政政策适度变化（可能不超过几个百分点）相联系的实际利率变化的类型对贴现率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二、储蓄的内生性
如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文章所指出的，利率和财政赤字的经验性联系并没有被事实所证实。许多研究都未发现明显效应。虽然陡峭的经验数据投资曲线（如上节讨论的）缓解了对挤出效应的担心，但它并未解释这些经验性结论。不过，我们可通过认识社会储蓄曲线往往会随财政政策变化而移动这一点来使理论与实践相符。这种移动即使不被完全抵销，也会使变化中的赤字造成的利率效应无效。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们考察一个包括国际经济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的扩展形式：
国内储蓄＋国外储蓄＝投资＋政府赤字正的国外储蓄同经常帐户赤字相同，因此正的国外储蓄标志着国际贸易不平衡。非正式的说法是，正的国外储蓄表示美国公民欠世界其他地方的债务更多了。
上述等式常作为赤字变化简要分析的基础。例如，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说，“财政赤字标志着政府储蓄的下降。结果，或者是投资下降，国外储蓄上升，或者某些组合情况的出现。”因而在上式中，政府赤字是财政政策变量，私人投资和国外投资是内生变量，而国内储蓄就被隐含地假定为外生变量。由于投资降低和国外负债上升都被看作是对美国社会不利的后果，因而这一分析的结论是赤字必定损害经济。
没有人否定“储蓄——投资——赤字”模式的有效性。但这个简单分析排除了政府赤字变化引起另一不同变量变化的可能性，这个变量即国内储蓄。国内储蓄随赤字上升而可能上升的理由已隐含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并与主流学派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政府借款引起的高利率会刺激美国人放弃某些现时消费而作更多储蓄，从而减小了投资挤出和国外储蓄流入的必要规模。不过，许多经验数据表明，这一效应即使有也是相当微弱的。此外，即使所希望的储蓄的确与高利率正相关，“假定其它条件不变”，传统的分析法也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只要国内储蓄不是无限弹性，赤字依然会挤出投资或引出贸易问题。
对这一传统观点的更有力批评来自对赤字创造收入的认识。流行的财政政策经济分析忽视了这一事实：每花费一美元就是一美元的收入。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府支出。因此，政府支出的增长创造了收入（人们只需看着国防合同的管理与实施者就可证明）。这种增加的收入被储蓄，消费的部分产生进一步的支出、更多的收入以及更多的储蓄。当然，这只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原理，但在估计财政政策中常忽略了这一节。当社会有闲置资源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便创造国内储蓄，以此为可能产生的赤字提供资金。此外，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以增加政府储蓄的做法会因其可能产生的国民收入紧缩而受挫。国民储蓄可能根本不会上升，而社会则会因产量减少和就业下降而受害。
图2 凯恩斯主义赤字削减
如果储蓄随赤字上升而上升，随赤字减少而下降，那么赤字和利率之间就不再有明显的经验联系了。需求引起的收入调整将引致储蓄随着为投资目的而进行筹资的需要与政府赤字而升降。图2中从A点向B点的移动表明了这一结果。需求曲线的内移源于赤字下降，储蓄曲线的移动源于凯恩斯乘数过程，使收入从Y[,A]移至Y[,B]。
象其它人一样，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把赤字与利率之间缺乏明显相关性作为赞成李嘉图均衡的依据（见他们关于这一术语的定义）。这里所作讨论表明这一论据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完全一致；人们不必以那些与李嘉图均衡相关的限制性行为假定来解释这些经验性结论。
将财政政策的总需求同前一节所述的经验性结论结合起来，则把挤出效应的预言颠倒过来了。减少赤字的基本理由也许是增加私人资本投资，投资回归分析表明利率减小不太可能在这方面有多大帮助。然而，由于赤字减少和乘数原理导致的生产与收入下降会减少公司的销售增长与现金流量。事实表明，这些变量是决定投资的有力因素。因而，与传统的挤出效应观点完全相反，赤字减少可能既减少私人储蓄又降低投资。的确，以前述的经验性投资回归分析为基础，对美国1993年夏天实施的赤字削减计划所作的模拟分析正好得出了这一结论。对应地，当社会有失业者和闲置生产能力时，因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增加赤字就可能繁荣投资和储蓄。
那么，在考虑近几十年美国经济更为开放的情况下，上述结论将受到何种影响呢？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认为，在资本流动体系下，财政赤字引发的高利率会导致“大规模国外资金”流入，会通过增大对美元的需求和抬高汇率而减少净出口。国外储蓄的流入通过对所需的利率增长幅度的制约将缓解传统的投资挤出效应（就象图1中的储蓄供给曲线更具弹性）。但正如上述，这一过程增加了国家的外债并降低了后代人的消费能力，因为他们必须偿还更多外债。
正如我们已明确了解的，当我们已认识到国内储蓄的内生性和需求刺激会引起收入上升时，当经济社会开始在失业状态中运行时，赤字未必会提高利率，传统的“国际挤出效应”也可能并不重要。但事情并未完结。凯恩斯乘数过程产生的更高收入会产生更多消费。在更加开放的美国社会，这个消费支出越来越可能增大进口而非增大对国内商品的购买。那么在其它情况不变时，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因某些需求方面的刺激转向国外而增大贸易赤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经济的更加开放，上述过程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效能。但若假定国外经济同时也有闲置资源，而此时美国奉行财政刺激政策时，则结果又会如何呢？美国人增加进口品采购会刺激外国的需求和收入，改善美国出口品市场以及至少部分地抵消国内需求的损失。因而，对于在1993年仍在国内生产着约87%的购买品且为足够大的经济来说，其国外支出相当大份额将作为新的出口加以循环。对外国需求的损失可能在评价财政政策影响时是第二位因素。此外，还须考虑一下如果美国放弃财政刺激可能出现的局面。由于财政刺激可能引起的进口上升，也许在别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但在美国则不同，放弃财政刺激等于否定一美元收入对美国人的价值，因为这个美元的10美分或20美分会落在外国人手中，这一做法无疑会损害当代消费者。而且，尤其是考虑到社会有闲置资源时资本投资可能出现的不足，难以设想后代人能得到多少好处。我的结论是，美国经济的更加开放（而不是提出软弱无力的财政政策）会提高国际政策协调的价值，以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不过，在我们把市场开放给来自火星的进口品之前，全球经济仍是以封闭经济模型来作适度的分析的！
三、关于经济长期的动态稳定性
上面提出的问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注意的原因之一是，失业和生产能力闲置被认为是一种短期现象。由此出发，财政政策提供的任何需求刺激最好是在增进宏观经济活动水平上立即有效。当经济恢复充分就业，财政政策就会挤出投资，增加对外债务；或两者同时出现，如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所总结的。而且，紧缩性财政政策因平衡联邦预算所发生的任何成本都是暂时性的。因而，虽然作为赤字削减政策后果的总需求不足可能产生短期失业，但这一代价对于取得未来的更高生活水平是必要的。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凯恩斯财政政策效果自然会下降。但它是否正确？经济社会中将总需求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的自动与内在机制是什么？传统答案是工资和物价调整。这一机制几乎在所有宏观经济模型中都被假定能发挥作用，并把它作为向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而供奉在教科书中。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对价格与总需求间的负相关性并没有作多少理论与经验的详尽研究。
最近一次研究考察了这一问题，并发现了教科书中这些典型假设的主要问题。总需求曲线通常认为是向下倾斜的，因为价格下降而固定名义货币量会促进实际均衡。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如果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失业促使通货膨胀率低于名义货币资本增长率，则可获得类似结果。但价格下跌（或反通货膨胀）存在别的效应，会降低总需求。如果借贷合同是以名义数额规定的，也许现代社会中通货紧缩的这些最重要的“反常”效果是财富和所得从债务人向债权人再分配。几乎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债务人比债权人有更高的支出倾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实际财富再分配，因而就会降低总需求。而且，更低的名义收入会降低与偿债协议相关的现金流量，从而增大无力偿债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可能被称作“债务——通货紧缩”效应，可能导致更严格的信贷条件和更低的总需求。此外，如果有“理性的”或“调整性”的预期，则实际通货紧缩导致预期的紧缩，更快的通货紧缩会提高实际利率预期，降低支出，从而将妨碍标准的总需求稳定效应的出现。
价格调整使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效应与传统的实际平衡效应的关联程度如何？虽然这个问题对宏观经济学极为重要，但人们至今并未作多少努力去为之提供答案。坎斯基和法扎利(1992)构筑了一个小型宏观经济动态模型，并让模型适合于美国经济各种经验研究参数，探讨了价格灵活变动对产量的作用。我们当时只是让少部分上面提到的非稳定性影响在估计范围内起作用，低通货膨胀的非稳定效应支配了标准的稳定途径。虽然对此尚须作必要的进一步研究，但这一事实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即从长期看，工资与物价的灵活变动会自然地使经济恢复到潜在产量和充分就业的水平上。
因此，我们不应该假定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长期内不相关，或在现代社会中长期调整使财政政策无效。当存在闲置资源时，不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潜在能力的浪费。期望长久利益而削减赤字会使经济付出资源利用不足的长期代价。当人们把投资的强烈反应与无力的宏观经济条件，投资对低利率的微弱效应，以及内在的工资与物价调整无力使总需求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等联系在一起时，很难设想赤字削减会通过增大资本存量而给后代提供福利，尤其是当私人需求远远不够时。
四、结论
我已经批评了卡宁汉姆和威拉苏索关于当代美国经济中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不再有用的观点。这一批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由于经验资料表明私人投资对利率并不很敏感，关于投资挤出效应的担心过虑了；第二，在经济有闲置资源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了收入和储蓄。这一结论解决了政府因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产生的赤字会吸收稀缺储蓄的忧虑；第三，凯恩斯总需求问题不要仅看作是短期现象，因为传统的工资与物价灵活变动从长期看会起调节作用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理论与经验材料支持。因而，对于使用财政政策的提高需求的需要比通常认为的要更迫切，而且这种政策的效应可能是长久的。
显然还有一些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所应用的凯恩斯观点预先就假定了失业和闲置资源的存在。虽然我要说这种闲置在美国经济中的存在几乎长达3/4世纪之久，从而使潜在产量和充分就业的定义充满矛盾，但这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不过我在这里提供两个粗略观点。首先，认为凯恩斯财政政策已无效能的主张往往并没有被关于经济社会以充分就业运行的假定所明确地验证过。相反，人们主张减少赤字，而不考虑经济状态，那些可能增加赤字的政策被政治性地舍弃，即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我认为，如果美国财政政策的争论是集中在社会是否充分利用资源、而不是赤字本身的罪恶上，就会产生更好的经济业绩。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潜在产量和充分就业不是在社会总需求状态外独立决定的。如以上讨论的，总需求不足会进而减少投资和资本存量。持续的失业可能打击劳动者，影响劳动力供给，正如最近研究劳动力市场“滞后”现象的模型所强调的那样。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进步会被经济衰弱所减缓。以上几点意味着财政刺激会引起潜在产量的上升（战争期间的经济就是例子）。我们未必要接受关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必然面临充分就业这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的观点。相反，有效的需求刺激能有助于经济资源和技术的增长和进步。虽然对这些问题还须作深入研究。
总之，我要明确的是，并不是说美国赤字可无限增长，或者任何情况下减少赤字都不利于经济。对适度财政政策的详细讨论不属于本文范围。这里的要点在于对投资挤出效应的担心。储蓄稀缺以及国际贸易问题并不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使财政政策在完成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目标时变得无效。当经济资源未充分利用时，财政政策能够、也应该能被当作治病药方的关键成分而发挥作用。
译自《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季刊》17卷2期
匡小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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