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格改革，绘“九五”蓝图——中国价格学会召开“九五”价格改革与反通货膨胀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格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蓝图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月14日，中国价格学会邀集十余位资深经济专家和学者就我国“九五”期间的价格改革和反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研讨。本刊按照发言的顺序，将他们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成致平（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价格学会会长） 最近，中国价格学会在广西桂林开了换届会。开会之前国家计委陈锦华主任有个批示，让我们在会上研究一下“九五”期间的价格安排问题。由于会期太短，议论得不够充分，主要听了地方上的意见，对中央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意见没有听到。所以，现在请大家来一起研讨，以期集思广益，协采众议。
现在我把桂林会上讨论的情况作一介绍。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九五”期间物价涨幅不宜安排低了。他们说，“九五”期间物价上涨的幅度不是控制在一位数两位数的问题，而是能否控制在三位数以内的问题。咱们国家价格总水平的控制，不能看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也不能看东南亚，如新加坡、越南、泰国这些国家。咱们是转轨制经济，跟独联体、东欧各国是一种类型。这些国家的物价指数近几年几百几千地往上涨，去年平均起来还是涨了两倍。咱们要从过去的不完全价格（国家有补贴）到完全价格，价格上涨少不了，所以“九五”期间物价水平不能压得太低。他们认为，去年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21.7%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同独联体、东欧那些国家的价格涨幅比较起来，我们实在是涨得太少了。如果我们把物价控制得过紧，对经济发展不利。如果影响经济增长，则发生的问题会比物价问题还大。经济发展速度要高，失业要少，物价必然要多涨。
第二种意见，主张把物价涨幅安排在一位数，大体是小于10%。他们说物价涨幅年年两位数，长期下去各方面承受不了，不利于稳定。要想办法把物价涨幅压到一位数，每年上涨不要超过10%。当然安排得太低了也不行，安排太低了对经济发展速度有影响。因为货币发行控制得太紧了，影响企业生产，影响流动资金供应，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发展速度太低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会更多。最近李功豪同志在《价格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基本观点是：货币要控制，但对有销路的东西还要支持它生产，对适销对路的商品不要因控制货币而影响生产；基本建设要控制，但是流动资金还要适当放松一点。所以物价不宜上涨太多，也不宜压得太低了，最好小于两位数。
第三种意见，认为物价涨幅最好保持在5%～6%。从1979年到1992年，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6%；如果按递增计算，每年是4.6%。他们希望“九五”期间零售物价上涨幅度应恢复到这个水平，即每年保持在5%～6%；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大体保持在8%左右。
我认为，研究“九五”期间的物价水平，还牵扯到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农业生产、工业效益，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等等。要把物价涨幅掌握合理，涉及整个宏观调控的力度。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改革。从我国的具体情况讲，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是个大头，消费基金也不能冒多了。其实消费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是转移到储蓄上去了，近几年储蓄上升那么快，说明消费基金并没有全部形成实际的购买力。消费基金和购买力不完全是一个概念，转为储蓄的这部分消费基金，并不会拉动物价上涨。有人说，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不高，去年的增幅已经下降到27%，如果把零售物价上涨因素去掉，只有7%。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同生产资料价格密切相关的，不能拿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的百分比来减，这是两码事。有人主张，固定资产投资比折旧多就是扩大再生产了，不能年年往上加。有的说物价高涨的原因主要是农业上不去。农业部门的同志说，农业上不去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也有关系，钱都用到非农投资方面了，领导精力都集中到基本建设、开发区方面了，农业当然就上不去了。不少人主张，“九五”期间投资率应当掌握在30%左右。我国八十年代的投资率平均为27%，近几年35%～39%的投资率是太高了。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关键是改革投资体制。固定资产投资主体，要改为法人承当。不解决这个问题，投资饥饿症永远解决不了。真正改为法人负责，他就会考虑投资以后究竟产品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投资决策妥当不妥当，投资回报划得来划不来。政企不分，投资主体不明确，投资不算帐，不讲效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九五”期间控制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总之，“九五”期间物价水平如何安排，涉及到宏观调控的许多问题，既要研究物价问题，也要研究相关的问题。各方面如何深化改革、加快改革，请大家提一些宝贵意见，我们整理一下，向领导反映。
马凯（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价格学会顾问） 今年是“八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有关方面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九五”期间价格改革和通货膨胀的趋势如何，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
我认为，从一个历史的跨度来讲，“九五”乃至下世纪初期，物价总水平将呈上升趋势。这是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因为我国正面临着三个转变。第一，从改革的角度讲，我国正处于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要市场化，商品价格要合理化，包括成本从不完全成本到完全成本，这必然从根基上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第二，从发展的角度讲，我国正处于从温饱向小康、再从小康向中等发达国家跨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总需求经常性地超过总供给，这一状况在短时间里还难以改变。从需求来说，既然要实现二步或者三步的跨越，就要求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而这个速度在现阶段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而非科技进步来实现。无论是投资扩张，还是消费扩张，总需求都是比较大的。从供给角度讲，由于生产力水平尚处在成长阶段，相对低下，不可能生产极其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支持需求，满足需求。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物价总水平必然趋于上升。第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讲，我国还处在从过去的闭关锁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很低的封闭状态逐步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对接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要从基本脱钩到基本挂钩，我国长期偏低的基础产品价格要逐步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再加上人民币不断贬值，都将使得国内价格总水平呈上升趋势。
在分析和把握物价总水平时，必须把结构性上升因素同通货膨胀因素区别开来。把这两种因素混为一谈，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的物价情况。有时候物价总水平较高，但不一定说明整个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了；有时候物价总水平不太高，也不一定说明整个经济没有过热。因此，在制定物价总水平计划的时候，不能只有一个物价总水平指数，还应该分析一下大体上结构性调整因素占多大比重，可能发生的连带的通货膨胀的因素占多大比重。
在物价总水平的安排上，究竟多少才合适？我们不能就物价论物价。因为物价总水平与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物价总水平。就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惯例来看，有两条基本原则可供参考：
第一，从生产角度看，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不能高于贷款利率，即不能形成负利率。如果长期造成负利率，投资膨胀、消费膨胀问题就难以解决。
第二，从生活角度考虑，名义上的物价上涨率应低于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因为一定时期的物价上涨率取决于同一时期工人和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应该保证我国居民的实际增长率是一个正数，即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而不是下降的。在这个前提下去安排物价上涨幅度。
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 对“九五”期间的价格水平，我们希望控制在10%以内，不要超过两位数。但能不能实现，从“九五”期间的供给与需求看，困难很大。“九五”期间供给方面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农业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问题。要使这两个问题在“九五”期间有明显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农业的问题比较大，欠帐很多，一时难以补足。另外，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制约严重，其生产短时间上不去。国有企业的关键在于它的效益，即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问题。我国的国民经济现在还属于外延型经济，只有高投入，才能高产出。而由外延型经济转化为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短期内办不到。从需求方面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看，都是很旺盛的。所以“九五”期间价格总水平突破两位数的可能性很大。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东欧、前苏联没有成功，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我们现在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与前苏联是相同的。因此，不要只看与前苏联不同的一面，还要看相同的一面。价格问题是效益问题。要提高效益，就要提高企业的内部消化能力。不然，最后还是要表现出来，即企业效益不行，价格水平就升高。农业方面，农产品价格再提高的余地已经不多了。我赞成农产品的价格稍高于国际价格，但是不能高的太多。否则，将来国家承受不起补贴，“复关”后的国际压力也受不了。农业的出路，我想是否可以设一个农业发展基金，全民来办农业。现在全民办农业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到实处。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像前几年的能源交通基金那样，是全民办农业的一个真实的举动，希望尽快实现。
许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价格学会顾问） “九五”的价格水平问题，从现在的失控情况来谈是无法预测的。因之，为了确立政策目标，必须先明确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的对策。有了对策就有了奋斗方向，也就可以制订一个目标了。
价格学会提出的目标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不能下决心去做。
（一）价格政策和价格秩序存在明显的混乱现象。比如：国家制定的尿素最高限价1400元／吨，但是大家都说做不到。第一，是生产厂的原料、煤、电、水费不断在提价，上游产品价格控制不了，出厂价格就控制不了。第二，是出厂价规定了最高限价，但同时又允许工厂自销部分的价格可以高于这个最高限价。因而最高价格是没有边的。这仍然是国家又允许“双轨价”，破坏国家的价格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自乱阵脚，说了不算，起了个“自坏教门”的坏榜样。第三，国家规定了最高限价之外，不但给生产厂允许有“双轨价格”，而且又允许省地自行组织协作的协作价，这就是又给流通部门开了自动涨价的不是后门的后门。这是“自坏教门”的第二个国家政策。又怎能令行禁止，把农资纳入规范呢？第四，对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国家的政策是“自我积累、自我决策、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企业本位论”。所以供销部门，一级对一级都得“自谋生路”、“自求发展”，因而大家都得“向钱看”，来了货，想方设法“买高价”，以至公然派出专人，或承包给职工，把货拉出“私买”。尿素价格批发环节已达到每吨2200元以上。再往下去，县里、乡里，那就更不用说了。国营企业同国家处于独立商品经营者的地位。在这种状况下，国家要预定“九五”价格指标，谈何容易。
（二）国有企业处境不妙。从国营生产企业来看（指大中型的重要企业），它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经济基础，我们的上层建筑就是由它来决定的。但是近十多年来，把国家投资给改革掉了。即使是“一五”时期新建的大企业，也已三、四十年了，技术从新变旧了。十多年，也可说粉碎“四人帮”后的二十年，没有给投资了，技术都得不到改造。虽然每年由银行贷款，引进外资、发放股票，使一些企业得到改造，但由于缺乏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大部分企业得不到投资，以至国营企业困难重重。国民经济的主体处于这么样的状况下，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由谁来左右？在目前各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又是自由化的，国家的价格政策，物价指数，自己控制不了。这样来定“九五”目标，试问有多大把握？
（三）金融调控问题。银行资金来源已经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据说国家银行已达四万多亿，国家银行外的金融机构拥有资金估计在一万五千亿。共约五万到六万亿元。外汇储备已超过500亿美元，为什么还弄得资金很紧张，甚至在储蓄存款大量增长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条件下，物价上升幅度仍很大，形成特殊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可是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也照抄照搬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即提高利率。这种方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很有效的，因为资本家用银行资金去投资，赚不到钱，他们就不干了。然而这种机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说，特别是在当前公私不分的情况下，借的本钱都可以不还，你的利率再高，也是起不到抑制作用的，相反却成了利率推动成本——成本推动价格，利率越高物价也高，通货膨胀压力更大的恶性循环。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采取什么金融政策，对物价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现行的金融政策对“九五”期间稳定物价水平可能会起到相反作用，所以15%、10%以下恐怕不可能。
（四）基础产品价格调整对物价总水平的拉动问题。决定“九五”价格水平的第三个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和矿产品价格。这两个价格形成的基本要素在比价上还没有理顺，而且在市场上也没有控调的办法。从总的趋势来看，这两种基础产品的价格还偏低，如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这两种基础价格一调，各类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加上市场又控制不住（我们的国营工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销售网络，而国营商业又已失去领导市场的能力），看来“九五”价格水平不但压不下来，还有可能发生失控现象变成无羁的野马。
由此看来，指标定在什么水平上，决不是我们纸上谈兵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借此机会大声疾呼：真正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能起领导作用、组织作用，才能谈到控制物价水平。
杨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 我看“九五”期间价格水平不好简单地说控制在百分之几。价格指数由三部分构成，一个是结构性调整；一个是货币贬值，就是典型的通货膨胀；一个是上年的翘尾，是由上年的结构性调整和货币贬值两项形成的。这三个构成一定要分开，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确定价格计划的方针应该很明确，就是要安排适当的结构性调整，坚决反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因此，价格指数的计划。除了算清上年翘尾以外，就是安排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调整，我们怎么才能步子适当一些；一个是怎样调控货币投放，抑制通货膨胀。银行调控货币投放应该主要抓产业政策，抓结构性的松紧。现在咱们银行往往一刀切，笼统地放松银根，笼统地紧缩银根，这最坏事。应该结构性地松紧，对应该发展的行业松一些，不要让资金周转不灵；对应该紧缩的行业坚决不能放松，这一点银行完全可以做到。结构性调整，主要是安排好政府管理的少数商品价格，包括粮油、能源、交通、农业生产资料、原材料、矿产品、房租等，把这些需要调整的价格安排好，形成一定的成本推动。我们只要适度的成本推动，不要无序的需求拉动。
“九五”末期物价总水平的控制目标，我觉得不应该高于5～6%（当年）。如果适当安排结构性价格调整，坚决反对通货膨胀，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叶善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 “九五”期间价格水平的安排，首先应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或者说我们安排“九五”计划的着眼点应在95%以上的基本消费者——农民及城市的低收入者身上。
“九五”期间控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五年之中至少有三年应该控制在一位数，“九五”最后一年物价上涨幅度争取控制在4%左右。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及各方面的安排应该反复平衡以后，最后再确定物价。我觉得过去价格学会讨论过的物价水平的理想指数是2～3%，现在还是可行的。对“九五”期间的物价安排，要坚持“八五”期间的思路，即整个“九五”期间农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增长幅度应该比城市高一些。“九五”期间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还是“八五”期间这么大，这么快，物价肯定不能控制在一位数。如果我们“八五”的设想在“九五”能实现，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幅度能慢一点，能让工人农民喘口气，那么，不但物价能稳定下来，同时也可为21世纪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利率问题也值得认真考虑。现在银行靠保值、高利率及贴补率来维持银行存款，这个路不能长期走下去，从经济学原理上讲，银行利率必须是正利率。因此，银行存款不能靠保值、靠提高贴补率来解决，而要靠适当的利率来吸引存款。必须把物价水平降下来，使“九五”期间银行利率达到1～1.5%左右。
何盛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价格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如果财政状况比较好，价格改革的步伐就可以快一点。但价格问题跟财政问题在某些方面分不开，它从不同侧面还影响分配。物价涨幅太高，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对财政的影响不可忽视。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继续下降，跟通货膨胀有很大关系。1994年财政收入名义增长19.2%，如果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是负增长2.5%；财政支出名义上是增长了25.4%，实际只增长了2.5%，所以物价和财政收支的关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九五”期间价格水平将呈上升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国的经济发展，目前还是处在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在发展的方向上还没有完成向集约化的转变，高增长主要是依赖于高投资，首先表现为货币高投入。第二，在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国民经济受“瓶颈”产业（能源、农业）的制约，速度一上去，就会引发结构性的通货膨胀。第三，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市场机制对资金流动的调节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整个社会资金的周转是缓慢的，经济效益比较低，这就必然要引起货币流通量的增长。另外，由于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在转轨时期，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健全，市场调控还没有强硬的手段，甚至在这方面失控。而“九五”期间要在“八五”时期连续三年高通货膨胀的基础上，把物价涨幅压下来，任务相当艰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价格总水平必须控制在10%以内，只有在这个幅度内，现有的经济结构才承受得住。
路南（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 去年的通货膨胀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是货币平均年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每超发一个百分点的货币，带动零售物价上涨0.3～0.6%。但去年货币每超发1%，拉动物价上涨1.1%；如果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拉动物价上涨1.2%。这是多年没有的。
第二，是财政收入虚增实降。1994年财政收入增加19.2%，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按GDP缩减指数算），当年财政的实际收入下降了4.5%。通货膨胀对财政收入不是增加因素，而是下降的因素。这一现象在1987、1988、1989年也有过。
第三，是居民实际收入减少的面相当宽。部分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减少面达31.3～53.4%。物价上涨的结果造成了部分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1994年收入差距的拉大，不是在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都上升中拉大的，而是在一部分人生活下降、一部分人生活更好的情况下拉大的。这是相当危险的，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再谈谈农产品价格问题。去年一年农产品价格上升39.9%，和工业品价格比较，相对上涨19.4%，速度是相当快的。去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推动零售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要稳定零售物价，需要把农产品价格涨势缓和下来。但就农产品价格相对水平来讲，1989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疲软状态，1992年跌到了谷底，1993年才恢复一点，1994年也只比1988年相对上涨了4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农产品价格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我国今后应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子。稳步前进，不要总想快，快一下要慢几年。我国经济有可能以8～10%的高速发展，但也不能太快，超高速是不能持久的。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子，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发展，避免超高速度，就可以把物价控制在预定的目标内。
杨良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我受项镜泉同志的委托，谈谈“九五”期间的物价总水平安排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九五”期间物价水平应控制在一位数以内。第二，“九五”期间在经济增长模式上不要只重速度，而应注意改善结构。同时有几个矛盾要解决：一个是农业要上去，农业上不去要稳定物价是不大可能的；一个是基础产业矛盾要解决，否则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就上不去，物价稳定就很难解决。另外，国有企业效益要进一步提高。扭亏问题不解决，对物价的承受能力、消化能力就很差。第三，工资规模要适当控制。现在工资的提高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这种状况不改变，目标很难达到。第四，汇率要基本稳定。现在汇率不是很正常，对物价的上升有推动作用。第五，财政赤字要逐步缩小。这几年财政赤字达1000亿以上，国家很困难。第六，控制货币发行量。严禁超发货币。第七，要重视国合商业平抑物价的作用。控制物价，必须发挥国合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第八，要增加国家的储备，包括农产品及主要的生产资料。第九，财政补贴应该有所作为。要加强补贴对物价的调节。另外，外资流入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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