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重塑与信仰的重建——2009年“最具影响力”电视剧的叙事策略与精神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具影响力论文,走向论文,策略论文,电视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2月，某机构主要根据“口碑”与“收视”双赢的标准，评选出《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北风那个吹》、《人间正道是沧桑》、《走西口》与《我的青春谁做主》6部电视剧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奖。①本文即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4部电视剧(《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人间正道是沧桑》、《走西口》)为主要观照对象，从荧屏叙事与精神探求的角度寻找2009年中国电视剧“影响力”之内核；在重塑英雄与重建信仰的层面上阐发年度电视剧之于国家意志和大众想象的重要性。
英国文坛巨擘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充满激情地探讨了人类信仰与英雄崇拜的关系，并颇有见地地指出，“信仰”是对某个“有灵感的导师”、某个“高尚的英雄”表示的“忠诚”，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信仰”与“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英雄崇拜是一切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只要人类存在，英雄崇拜就不会中止。②好莱坞一以贯之的英雄谱系与新中国电影壮怀激烈的英雄叙事，已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人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有关信仰与英雄的这一根本命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一般的话语体系中，毫无疑问地铺陈着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走向开天辟地的新历史，并反反复复地讲述着英雄的故事、强化着信仰的主题。
正因为如此，《钢铁战士》、《董存瑞》、《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等大批影视作品，无一不在历史的底色中复现着革命与战争，显影着血与火，并构成了60年来中国观众脑海里最重要的影像记忆。
这是由英雄和信仰书写的无数个人的命运，更是由影像构筑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爱与恨、生与死、肉体与精神。这些故事曾经感人肺腑，现在仍然令人遐思。故事的主角已经远去，但共和国的历史还在往事中寻找那种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也就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始终渴望的那种执著，那种义无反顾的激情和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
影像是历史的症候，历史在影像中凝聚。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现代历史题材影视剧，已然走过了60年，经历过巨大的话语转型。迄今为止，无论创作主体还是影视观众都已经非常清楚，任何个人都是独特的、复杂的、多维的生命复合体，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更不是历史的人质。人在历史的底色中显影，多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反而更加神采飞扬、感天动地。诚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人能够重建历史的底色；面对主动或被动的集体失忆，故事讲述者更是显得无能为力；但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中把人从历史的捆绑状态下解救出来，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人间正道是沧桑》、《走西口》等2009年“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剧，正是再一次回到了历史的多维境遇与个性陈述之中，在民族历史的底色里不约而同地显影着人的历史。通过重塑英雄的叙事策略与重建信仰的精神探求，完成了当代英雄在“神”、“人”之间充当中介的文化功能，使其内蕴的独特魅力以一种信仰的力量形式征服了最大多数的电视观众。
从整体的历史观来看，这几部电视剧均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尽显主流话语的主导动机，因此也可以被当作别一种更有趣味的中国革命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像教科书，在满足观众的历史认知方面，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和意义。而从具体的叙事策略和人物塑造进行分析，这几部电视剧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突破了此前影视剧因过度受制于主流话语而产生的简单化、扁平化态势，走向了一种更加复杂、丰富和多元的人文景观。更为重要的是，这批电视剧还通过一些颇具票房号召力的影视明星，将此前已经被程式化甚至口号化的国家理念和政党意识，表述为一种更能为一般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所接受的精神价值，亦即对英雄言行的肯定，以及对执著的信仰、生命的激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向往和追逐。在此过程中，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神话，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意志与大众想象的契合。
《潜伏》与《我的兄弟叫顺溜》并没有抛弃此前同类电视剧的时空跨度与类型程式，而是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分别以相对中立的历史角度与悲喜交集的情感氛围为剧中英雄设置独特的生存情境，并在这种独特的生存情境中让观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情感的热烈与信仰的忠贞，进而被剧中英雄深深地打动。
迄今为止，有关《潜伏》的衍生话语，弥漫在各种传播媒介与大众公共生活之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为一部谍战剧，《潜伏》不仅在继承的同时超越了已有的类型程式，而且在英雄的重塑与信仰的重建方面成果斐然。确实，《潜伏》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融入了导演自己的许多理解和思考。它没有采取此前谍战剧中经常使用的飞檐走壁、亡命追杀等强调外在动作的模式化情节，而是更多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谍战领域更加惊心动魄的智慧搏杀与心性较量。更为重要的是，导演还力图站在相对中立的位置上，对敌我双方及其面临的独特困境与相应反馈进行冷静的描摹和刻画，并尽量复原每一个体的身份特征与个性体验，避免任何形式的符号化和脸谱化。基于这样的追求，全剧始终笼罩着一种特有的紧张感和压迫感；直到剧情结束之前，仍在默默潜伏的余则成和翠平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为此忍受着两岸分离带来的无法舒缓的内心痛楚，在忧伤的情绪基调中显出为了信念而奉献和牺牲的悲壮色彩。这种外冷内热的荧屏叙事与情感表达，不仅符合谍战剧的类型定位，而且创新了英雄形象的精神内涵。正如主题曲所唱：“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澎湃着心中火焰，燃烧无尽的力量，那是忠诚永在。”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主人公余则成、翠平和书店老板等为代表的一批潜伏英雄，才会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人格魅力；与其英雄行为相伴而生的信仰体系，也才会以一种坚定的姿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所接纳。
在一次论坛上，导演姜伟谈到自己“最想表达”的一点思考：“从电视剧的主题思想来说，以往的影视作品总是将英雄主义和成功绑在一块，而我想告诉观众的是，在我心目中，英雄主义是与奉献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整个故事，尤其是故事的结尾，将这种话语传递给观众。这是《潜伏》的力量，更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③从《潜伏》受到观众喜爱的程度上看，导演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
跟《潜伏》不同，《我的兄弟叫顺溜》以苏北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但又不无地域特点、生活质感、幽默元素和内在悲情的战争故事。在这部主要以新四军六分区司令员陈大雷的个人视角所讲述的战争题材电视剧里，顺溜、陈大雷、三营长、三连排长、文书等许多具有独特性情和鲜活个性的新四军官兵，共同编织成一个非常不同于此前许多同类题材影视作品的英雄谱系。这是一种独辟蹊径的英雄叙事，体现出战争题材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可多得的突破与创新。
在这部电视剧中，主人公顺溜是新兵，但也是神枪手。作为一个猎户的儿子，他跟枪的感情几乎是与生俱来。他拥有一种天生的、人枪合一的单兵战斗力；但在很多时候，他就像华东平原上疯狂生长的野草，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一个在小黄庄、三道湾战斗中以及在狙击日本华东军司令石原中将时屡立战功的传奇英雄，编导者并没有把顺溜的言行提升到一般影视作品惯常的高度；相反，无论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还是在相对和平的日常训练与部队生活中，顺溜都被描写成一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普通战士，甚至比普通战士还要“无组织”、“无纪律”。尽管在顺溜周围，总有司令员陈大雷、三营长、三连排长和文书等人各具特色的教育和帮助，但顺溜的成长，并没有如战友期待和观众想象的那样立竿见影。也就是说，顺溜是一个将传奇性与原生态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英雄，其作战能力与独特性情，为全剧叙事带来了难得的张力；其成长历程与最终命运，也是这部作品能够自始至终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
这种独辟蹊径的英雄叙事，在三道湾战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道湾战斗之惨烈，几乎使新四军六分区全军覆没。入夜之后的战斗间隙，在炮火硝烟还未散尽、满目尽是战友尸体的阵地上，陈大雷、三营长等人已经被日本松井部队团团围困，这让新四军将士们意识到了必死的结局。然而，就在如此严峻的时刻，陈大雷还在挂念着顺溜：仿佛是对“三道湾”不经意的提及，却将战友之间的兄弟情谊上升到更加感人肺腑的境地。在这样的组合段里，无论陈大雷、三营长，还是顺溜和排长，都以前所未有的真性情呈现在观众面前，没有丝毫的矫饰，更没有豪言壮语，但英雄的可爱、可敬，已能在观众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颇有意味的是，三道湾战斗结束之后，《新四军报》女记者对顺溜英雄事迹的采访报道，很能令观众心领神会、忍俊不禁。其中，女记者按照自己对英雄的设想，要求顺溜摆造型、讲故事，以及顺溜迫不得已请文书代劳，文书却能与记者一拍即合的情节，为全片带来了幽默、轻松和美好的气息。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英雄叙事突破了概念话语的桎梏与就事论事的藩篱，获得了更加广阔、自由的表达空间。另外，这种自反式的英雄叙事，也使电视剧拥有了一种与当下观众相互沟通、彼此交流的现代意识。
事实上，全剧主要采用司令员陈大雷的个人视角及贯穿始终的第一人称独白，较为成功地消解了历史与当下的距离，使这个原本属于抗战时期的英雄叙事，自然而然地转换为同样属于现今观众的精神传记与命运传奇。这样，当顺溜为了给姐姐报仇，独自闯入南湾码头，最终却在国民党军的强劲火力中壮烈牺牲之后，在送葬的人群里，陈大雷的内心独白才会如此撼人心魄：“当兵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可以像狼、像虎，拼尽最后一颗子弹，拼尽最后一滴血，疯狂地去战斗；但在最需要他冷静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却可以恪守一个军人的职责和纪律，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内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我的兄弟叫顺溜。”至此，一种主要由兄弟之情引导的英雄叙事，获得了令人信服而又感人至深的结局。重塑英雄之后，信仰的重建便也自然地体现在《我的兄弟叫顺溜》里。
在时空跨度与类型程式等方面，《人间正道是沧桑》和《走西口》比《潜伏》和《我的兄弟叫顺溜》走得更远，也更具家国一体的宏大气魄以及将历史批判与文化反思交织在一起的史诗气质。但是，在英雄重塑与信仰重建等方面，4部电视剧可谓殊途同归。
《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令人感佩的精神气魄，以极具历史质感与厚重情怀的情节和声画，同样通过最具民族特色与观众认同的家国叙事，在纵横捭阖的历史时空与令人唏嘘的人物命运中，在加重历史底色的同时还原了人的历史。国产电视剧的历史穿透力及其彰显的人性力量，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家国叙事。中国电影也在一以贯之的家国叙事中流露民族电影的韵致，抵达中国观众的内心。从20世纪30年代的《渔光曲》、《马路天使》，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电影中的国破与家亡便联系在一起。1949年以来，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分别在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与无家无国的漂泊意识中体会共同的历史文化与家国梦想。这种内在的身份认同与归根主题已经浸透在迄今为止大多数国产影视剧之中，包括《潜伏》与《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当下影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以50集、近35个小时的播出长度，将这种曲折隐幽而又大爱无言的家国叙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在拍摄手法、演员表演以及叙事节奏、作品主旨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该电视剧已经具有了一种令人期待的史诗气质。
实际上，通过杨家一家及其相关人物从1925年到1949年的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所要表现的正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迁。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坚守了内地的主流历史观，但电视剧没有太多照搬历史教科书或官方历史的编年，也没有采取纯粹虚构的讲述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既不过于宏大也不太显琐细的故事框架，在时代的横断面和历史的纵切面相互交汇的区域，以杨家一家及其相关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立体的家国叙事。在此过程中，国共两党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宏大历史与杨家兄妹各人殊途、分分合合的家庭关系形成颇有意味的同构。在这里，无论以国为家，还是以家为国，剧中人物都在各自的选择中寻找着并坚持着，以自己的执著、激情与理想，为家付出，为国奉献。
除了杨立仁、董建昌、范希亮等国民党人物在性格塑造上取得了许多突破并令人耳目一新之外，《人间正道是沧桑》还着力于瞿恩、瞿霞、瞿母和杨立青等共产党人物的性格塑造并力求有所创新。在此前的同类影视剧中，共产党人正面形象往往不如国民党或其他反面形象生动活泼，也因此不太具备应有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正面形象的塑造，恰恰是这类影视剧的最大软肋，并成为制约影视剧向前跨越的重要瓶颈。通过努力，《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缺陷，使剧中的共产党人充满了应有的生活气息与相当的个性特质。可以看出，全剧对国民党人物的塑造，主要在于细腻剖析其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而对共产党人物的刻画，则主要在于充分展现其人格的魅力。从一开始，杨立青就比哥哥杨立仁更受到父亲的看重；在广州和上海，瞿恩也对杨立青赞赏有加；特别是跟杨立青有关的所有女人，包括瞿母、姐姐杨立华与瞿霞、白凤兰、林娥等等，都会垂青杨立青。瞿恩也是如此，他不仅跟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去法国留学干革命，使自己一家成为传奇性的红色家庭，而且在黄埔军校使杨立华、杨立青先后成为自己的仰慕者和追随者，还吸引了自己的崇拜者林娥加入到党的队伍之中，并秘密地结为伉俪。尽管电视剧主要还是通过剧中人物的言行及其具体的选择来展现共产党的人格魅力，但观众能够通过移情，与剧中人物产生认同和共鸣，进而感受到共产党人独一无二的精神感召力。
正是通过雄心勃勃的家国叙事，也通过一批精心重塑的英雄形象，《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一种类似史诗性的格调中，在荧屏上重建了有关中国革命与和平统一的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信仰。
作为一部“移民剧”，《走西口》更将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时空范围延展到晚清至军阀混战的中国山西和内蒙古，在《闯关东》的基础上强化了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深厚信仰及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现代转换。以田青、徐木匠、诺颜王子、豆花等为代表的一批舍生取义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从一般的“商界英雄”与“革命英雄”转换为真正的“文化英雄”；田家大院的“仁义礼智信”牌匾，不啻是整部电视剧最为核心的理念之所在。当田青一代“文化英雄”跪在牌匾之下，聆听母亲说起的经徐伯伯修改过的祖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之后，面对母亲提问，齐声诵读“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的时候，“走西口”已不再是山西人求生存谋发展的一条艰辛之路，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浴火重生的理想、信念与希望。
在2009年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高峰论坛上，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指出：“电视剧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使这一文艺门类，已成为当今中国最活跃的文艺样式、最兴旺的文化产业、最大众的文艺观赏、最主流的文艺创作和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④以《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人间正道是沧桑》和《走西口》等为代表的2009年度“最具影响力”电视剧，确实使电视剧成为当今中国最活跃的文艺样式、最兴旺的文化产业、最大众的文艺观赏、最主流的文艺创作和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之一，而且通过英雄的重塑与信仰的重建，在整合电视剧的生产与消费，消弭国家意志与大众想象之间的差距等方面，承担了最为重要的文化功能。
注释：
①《<潜伏>等6部电视剧摘“最具影响力”奖》，《北京日报》2009年12月10日。
②[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13页。
③张静等：《<潜伏>的创作规律与营销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第7期，第19—21页。
④李京盛：《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国电视》2009年第9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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