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与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浙江省芝村乡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化与论文,非农论文,观念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对非农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芝村乡的调查，作者分析了农民的家庭观念中有关权力、消费、生育、交往和支持、隐私等观念在40余年间的变化， 认为农民的家庭观念正受到非农化的影响而变化， 特别是1985年后非农化长足发展，这种变化更为显著。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比如由于农业以外组织的建立使“单位”观念进入农户等。
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非农化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7年的农村工业萌芽时期；1958 —1959 年“公社工业化”时期； 1959 —1965年非农企业调整时期；1966—1978年的发展停滞时期；1979年以后的大发展时期。〔1〕从发展的后果看，非农化，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新时期的非农化使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变化，而且推进了农村家庭和农民家庭观念的转型——由传统向现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
中国农民家庭观念的转型是一渐进的过程，整个社会大背景的中国特色又决定了这一转型的“中国化”。本文仅以浙江省芝村乡农户调查中所反映或折射的农民家庭观念等为切入点，探讨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民家庭观念的现状特征、中国农民家庭观念转型的过程及非农化进程中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差异性。
作为本研究调查点的浙江省芝村乡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地，属桐乡市（县级市），总面积27.1平方公里，总人口23965人，总户数5712户。
芝村乡的工业企业始于本世纪60年代初，当时乡农具厂中有从事打铁、修蚕匾的职工30人左右。至60年代中期，乡里又创办了一批村办丝厂，几十位农民在农闲时进厂从事缫丝工作。从1978年开始，一批小型砖瓦厂开办，至80年代初，小型水泥厂、小砖窑、小水泥预制件厂已星罗棋布，但全乡年工业总产值仅1000元左右。从1985年起，芝村乡的各类非农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1993年，与1978年比，全乡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和副业产值的比例分别从6.7%和30.9%下降到共占6.5%；工业产值的比例从2.1%上升到93.5%； 企事业职工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从9.8%上升到53.26%；农民人均收入中工资所占的比例从10%弱上升到60%左右。浙江省是全国非农化程度较高的一个省份，桐乡市是浙江省非农化程度较高的一个市（县），而芝村乡又是桐乡市乡村企业最发达、非农劳动力在总人口及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最高、非农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一个乡，所以，该乡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是能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农民家庭观念变迁的特征和规律的。
在对农户收入进行了在平均水平之上、平均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下的分层后，本调查共随机抽取了样本153份，占全乡总户数的2.68%。 问卷由农户自行填写，村调查员协助发放和回收， 问卷的回收率为100%，有效率为94.12%，调查时间为1994年5月。
问卷涉及的有关问题共16 个， 按芝村乡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50年代、1985年前、现在进行年限划分。144 位有效问卷填写者的基本特征为：男性占84.72%，女性占15.28；最年长者78岁，最年轻者19岁，平均年龄39.9岁，中位数年龄38.5岁； 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的占13 .79%，初中38.19%，小学40.97%，初识及文盲6.94%； 职业为职工（包括干部、教员、乡村医生等）的占52.08%，半工半农18.75%，农民29.17%。
一、农民家庭观念现状特征
权力和权利观念 调查问卷设置了有关家庭代际权力、性别权力、个体权利三个方面的六个与权力观念相关的问题。其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03%，为家中辈份最高者的26.39%；小辈和长辈顶嘴为“从不”的占51.39%，“有时”的28.47%，“偶尔”的18.75 %，“经常”的1.39%。当家人性别为男性的占95.83%， 为女性的占4.17%；家务活全由女的承担的占0.69%，全由男的承担的为无； 家务劳动中男女无固定分工的占93.56%，有固定分工的5.56%， 家庭成员成婚由当事人作主征得当家人同意的为33.33%， 完全由当事人作主的30.56%，当家人作主征得当事人同意的11.81%，完全由当家人作主的2.78%；家庭成员的收入全部由自己支配的占60.42%， 留下足够的饭钱余下归已的占15.28%，全部交给当家人的占14.58%，留下足够的家用余下的归己的占9.72%；
生育观念 除了15.97%的未生育者外， 对于“现在您生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一问，回答为“传宗接代”的占36.81%， “养儿防老”的26.47%，“增添生活乐趣”的15.28%，“服从老人意愿”的1.39%，“维系夫妻感情”的0.69%，“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等二项的3.39%；
消费观念 现在家庭日常消费是“根据家庭生活需要”的占56.94%，“喜欢什么买什么”的19.44，“根据孩子需要”的14.58，“根据当家人自己需要”的占5.56%，“根据家中老人需要”的0.69%；
交往和支持观念 对于“您的烦恼一般告诉谁”一问，选择了“朋友”的占29.28%，“配偶”的11.81%，“同事”的11.11%， “兄弟姐妹”的9.72%，“父母”的8.33%，“村干部或单位领导”的5.56%，“孩子”和“邻居”的各占2.08%，“谁也不告诉谁”的17.36%； 平时来往最多的人是“邻居”的占43.06%，“朋友或同事”占27.78%，“亲戚”占15.28%，“村干部”占6.94%，“单位领导”占2.08 %，其它占1.39%；在节假日当家人常去看望的人是“亲戚”的占55.56%，“朋友或同事”占29.86%，“邻居”和“单位领导”各占4.17 %，“村干部”占2.08 %； 有了困难一般最先求助的人是“亲戚”的占55.56%，“朋友或同事”占25.69%，“单位领导”占6.25%，：“邻居”和“村干部”各占4.17%；发生自己难以处理的矛盾时，一般请来帮助处理者是“亲戚”的占54.17%，“朋友或同事”占21.53%，“村干部”占8.33%，“单位领导”和“邻居”各占4.86%，其它占1.39%；
隐私观念 邻居家中如发生夫妻吵架， 被调查者常去劝阻的占40 .28%，有时去劝阻占29.86%，从不去劝阻占16.67%，偶尔劝阻占13 .19%；自己家中发生争吵，邻居常来劝阻的占40.97%，有时来劝阻占27.08%，从不来劝阻的18.06，偶尔来劝阻的13.94%； 出入家门时随手关门是经常的占44.44%，有时的占31.94%，从不的占16.67%， 偶尔的占6.94%。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非农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观念的现状特征为：个体和下代的利益和权力得到了承认和扩展；“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已被突破，但“男主女从”的定势仍具有相当的刚性；继嗣和保险仍是生育观念的主导，但现代成份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家庭消费除生活需要外，下代需要地位上升；血缘亲情及其支持作用仍被人们看重，而友缘、业缘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直至介入家庭；尽管对于尊重他人隐私与邻里相助的界限不甚分明，但对于自家隐私的关注已有所建树。以这些特征为镜，可以说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民的家庭观念仍带有相当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色彩，而新的现代观念也已在传统的母体中成长。
二、农民家庭观念的年代间比较
50年代、1985年以前和现在，是芝村乡非农化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三个阶段之间的百分比比较及解释如下：
表1下代权力和权利
现在比50 1985年前比 现在比1985
年代±%50年代±%
年前±%
家中当家人的辈份为
辈份最高的-55.55 -44.44 -11.11
家中第二代人 +45.14 +44.44 +0.7
家中第三代人
+9.73 +2.09 +7.64
家中小辈与长辈顶嘴是
经常 -6.25
-4.86 -1.39
有时 +2.08
-4.17 +6.25
偶尔 -3.49
+17.36 -20.85
从不 +11.81 -6.94 18.75
与长者权力的大幅度削减相对应，40余年来，下代的权力和权利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其中，第二代人对于当家权的掌握在1985年前已成定局，而到了近几年，又出现了第三代人的更多进入。小辈人与长辈顶嘴作为小辈不服从长辈管教的一个现象，是下代权利观念强化的标志之一。与城市家庭代际间冲突的不断加剧不同，此间小辈与长辈的顶嘴是不断弱化的。而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的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家庭代际间的冲突是有所增加的。经过一段整合后，随着成年子女分户的增多和长者的逐步退让，成年子女的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实现，与长者间的冲突大大减少了。但在与家长同居共食被抚养教育的未成年子女中，与过去相比，不服长辈管教、与长辈抗争者是比比皆是，不断增加的。由于本调查未将此问题进行年龄分层，故而出现了此间小辈与长辈顶嘴现象减少的结果——实际上，下代的权利观念是逐渐得到了强化的。
表2 性别权力观念
现在比50 1985年比50
现在比1985年
年代±%年代±%
前±%
当家人的性别是
男-4.17 -2.78 -1.39
女+4.17 +2.78 +1.39
家中家务活是
完全由男的干 -2.78 -2.78
0
完全由女的干 -18.06-17.36-0.7
男女有固定分工-12.5 -3.48 -9.02
男女无固定分工+35.42+25.7 +9.72
40余年来，当家人中女性的增多是缓慢且微弱的，两性的权力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男主女从”仍是性别权力关系中的主导观念。相比之下，两性在家务劳动上的分工在1985年年前就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近几年来进一步趋向平等。这意味着，与权力的占有相比，人们对于家庭内劳作角色分工的平等更能宽容和接受。
表3个体权利观念
现在比50 1985年前比 现在比1985
年代±%50年代±%
年前±%
家中人成婚时
完全由当家人作主 -72.22 -65.28-6.94
当家人作主，征得当事人同意
-0.69 -56.94-57.63
当事人作主，征得当家人同意
+33.33 +15.97+17.36
完全由当事人作主 +29.87 0 +29.87
个人收入支配方式
全部交给当家人-75
-48.61-26.39
交上足够家用后余下归己
+6.94 +32.64-25.7
交上自己饭钱后余下归己
+15.28 +6.94+8.34
全部由自己支配
+56.95 +11.81+45.14
个体对婚姻的决定权在40余年中一直呈增长态。其中，以1985年为界，在此之前更多地是由非自主转向半自主，在此之后，则更多地由半自由转向全自主。与之相同，个体对于收入的支配权在40余年中亦不断扩展。当家人绝对控制权的失落在1985年前已成定局，不过仍是个体收入的重要掌管者。而近几年，个体的绝对支配权大幅度扩展，以上交饭钱或家用方式维持家庭生计不再是个体必尽的义务。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个人利益获得了农村家庭成员更多的肯定。
表4生育观念
现在比50 1985年前比 现在比1985
年代±%50年代±%
年前±%
生孩子的主要目的是
传宗接代
0+5.55
-5.55
养儿防老+4.86
+15.28 -10.42
多子多福-11.11 -8.33
-2.78
维系夫妻感情 +0.69
+0.69 0
增添生活乐趣 +15.280 +15.28
服从老人意愿 +1.39 0 +1.39
与传统生育观念相比，现代生育观念在增长，当然，其中又有一番曲折：与家庭生产功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强化相对应，“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在80年代中期增强了。但90年代以后，随着非农化的进行，传统生育观念转而逐渐被弱化，具有现代意义的生育观念开始萌发和成长。
表5家庭消费观念
现在比50 1985年前比 现在比1985
年代±%50年代±%
年前±%
家中生活开支更多地依据
家庭生活需要 -35.42-9.72
-25.7
当家人自己需要 2.78 6.94
-4.16
家中老人需要 -0.690-0.69
家中孩子需要 14.58 2.78
11.8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18.75018.75
家庭生活的必需在家庭日常开支中份额的减少是始于80年代中期而在近几年又大幅度扩展的，与此相对应，近几年来随意性在农户消费中生长，孩子需要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以家庭需要为出发点，以长者需求为重的家庭传统消费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烦恼倾诉对象，家中老人和父母在40余年中一直呈减少状态，不过，较之家中老人的减少高峰出现于80年代中期，父母的剧减则是近几年发生的事。向兄弟姐妹的倾诉在80年代中期出现增加而在近几年又趋下降，而向孩子倾诉是保持常态。此外，向同事尤其是朋友倾诉呈持续的较显著的增长，向配偶的倾诉在近几年中大幅度增长。这表明，在情感交往中，传统的血缘亲情正在逐渐被业缘、友缘、姻缘所取代。
表6交往和支持观念
现在比50 1985年前比 现在比1985
年代±%50年代±%
年前±%
若有烦恼一般告诉
家中老人-18.75-18.06 -0.69
父母-36.81-6.25 -30.56
孩子0 0
0
兄弟姐妹+5.55 +13.89 -8.34
邻居+2.08
0+2.08
朋友+26.39+13.89 +12.5
同事+10.62+3.68 +6.94
村干部或单位领导+5.37 +7.64 -2.27
配偶+11.22+0.7
+10.42
谁也不告诉 +13.19+2.77 +10.42
家中平时来往最多的是
亲戚-32.64-21.53-11.11
邻居-4.16 +9.03 -13.19
朋友或同事 +27.09+11.12+15.97
村干部 +6.94 +0.69 +6.25
单位领导+2.08 +0.69 +1.39
当家人节假日常去探望的是
亲戚-36.8 -14.58
-22.22
邻居+1.39 +4.16-2.77
朋友或同事 +29.17+8.34-20.83
村干部 +2.08 +2.08
0
单位领导+4.17 +0.69+3.48
家中产生矛盾常请来帮助处理者是
亲戚-33.33-27.08
-6.25
邻居+0.69 +4.68-4.17
朋友或同事 +18.06+9.72+8.34
村干部 +6.94 +9.72-2.78
单位领导+4.86 +1.39+3.47
家中有困难最先求助者是
亲戚-38.19-25 -13.19
邻居+1.39 +12.5-11.11
朋友或同事 +25.69+10.49
+15.2
村干部 +3.48 +1.39+2.09
单位领导+6.25 0
+6.25
心中的烦恼不向任何人倾诉者，尤其在近几年有较大的增长。这是农村家庭成员情感交往障碍强化的表现。这是否非农化的一个结果，尚须作更深入的探讨。
与血缘亲情作用在情感交往中的弱化相对应，农户日常交往、礼节性交往、困难求助和矛盾处理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次级社会群体在农村家庭交往和支持网络中对于家庭、邻里等初级社会群体作用的取而代之，其中，朋友或同事作用的增加尤为显著。而“单位领导”作用的略强于“村干部”则典型地反映出非农化在农村家庭交往和支持网络中的作用：农民的更多进入企事业单位带来了“单位领导”对于农民家庭的更多介入。
表7隐私观念
现在比50 1985年前比 现在比1985
年代±%50年代±%
年前±%
邻居家夫妻吵架去劝阻是
经常
-6.25 -6.250
有时 0
-7.64+7.64
偶尔
-3.48 -1.39
-2.09
从不
+11.81+0.7+11.11
自家吵架，邻居来劝阻是
经常
-3.47 +6.25 +2.78
有时
-6.25 +7.64 -13.89
偶尔
-4.08 -2.69 -1.39
从不
+14.58+1.39 +13.2
家中人随手关门是
经常
+1.38 -12.5 +13.8
有时
-9.73 +5.56 -14.59
偶尔0+6.25 -6.25
从不
+9.73 +1.39
+8.34
不插手邻居家庭事务，尤其是夫妻冲突和随手关门已被视作是中国的一种注重家庭或个人隐私权的城市行为。从以上三表可见，农户不插手邻里家庭冲突在近几年中大幅度增长，这无疑是一种“城市化”的趋势；而随手关门则出现颇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是经常随手关门者在经过前30余年的减少后在近几年明显增加，一是从不随手关门者在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中又在近几年中出现了较高于过去的增长率。对此，我们在访谈中获得的解释之一是近年来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差距扩大，家庭贫富状况不同，关门行为也就大不相同——富者多关门而不富者少关门；解释之二是近几年农村治安较差导致农户关门行为增多。但在一些文明活动开展得较好的村子，小环境的治安状况较好，不随手关门的就多一些了。究竟是贫富差距还是治安状况，亦或是两种因素乃至还有其它因素，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调查。不过，从经常随手关门者较之从不关门者在近几年中有着更大的增长这一事实来看，我们仍可以断定，随着非农化的深入，农户对于家庭或个人隐私的关注是强化了。
三、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差异性
用卡方检定三个年代间的差异性，原假设为农民家庭观念在三个年代间无显著性差异，显著程度取0.05，检定结果如下：
1.下代权利观念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当家人辈份X[2]＝113.9， DF＝6，P＜0.001；小辈顶嘴X[2]＝24.6，DF=6，P＜0.001。
2.性别权力观念中两性家务劳动分工X[2]＝73.1，DF=8，P＜0.001，有显著性差异；当家人性别X[2]＝5.7，DF=2，P＞0.1，无显著性差异。
3.个体权利观念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婚姻自主权X[2]＝386.7， DF=6，P＜0.001；自我收入支配权X[2]＝73.1，DF=8，P＜0.001。
4.生育观念X[2]＝74.9，DF=12，P＜0.001，有显著性差异；
5.消费观念有显著性差异。消费出发点X[2]＝95.8，DF=10，P＜0.001。
6.交往和支持观念有显著性差异。其中，烦恼倾诉者X[2]=200.67，DF=18，P＜0.001；平时来往者X[2]=103.63，DF=10，P＜0.001； 节假日看望者X[2]=77.1，DF=10，P＜0.001；困难求助者X[2]＝98.1，DF=10， P＜0.001；矛盾处理者X[2]=54.2，DF=10，P＜0.001；
7.隐私观念有显著性差异。其中，邻居夫妻吵架去劝阻X[2]=16.9，DF=6，P＜0.01；自家争吵邻里来劝阻X[2]=26.3，DF=6，P＜0.001；随手关门X[2]=19.8，DF=6，P＜0.01。
可以看出，除当家人性别外，余者年代间的差异性是显著的。由于本调查问卷设置的年代实际上是非农化程度为依据的，所以，首先，上述所谓的年代间无显著性差异或有显著性的差异即意味着非农化进程中农民某一家庭观念变化的不明显或明显；其次，这也折射出了非农化与农民家庭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倾向于与非农化进程相随。
四、结论
1.与过去相比，经过40余年的非农化，今天非农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民的家庭观念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特征，实现着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渡和转型。
2.与现代城市家庭观念相比，某些传统农业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依然使得今天不少农民家庭观念的转变还只能是“非传统化”而不是完全的“现代化”，只能是“非农化”而不是完全的“城市化”；加上村干部和企事业单位领导握有进出企事业单位、建房审批、工资调级、工种调动等大权而更多地进入农村家庭交往和支持网络，更使得农民家庭观念的转变具有某种特有的规定性，因此，所谓今天非农化程度高地区农民家庭观念的特征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处于过渡阶段的农民家庭观念的特征。
3.从年代分层的数据比较看，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更多地是在近几年中强化、扩展或明显化的，这表明1979年以来的新时期的非农化引起了农民家庭观念更具有本质性的转变。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前30余年中，农民家庭也相应地萌发和成长了一系列的变化，尽管与近十几年的变化相比，前30余年的变化更属于“非传统化”和“非农化”的变化，但也不能忽视或看轻。因为正是有了这一基础，近几十年来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才会如此广泛化和本质化，而且这是历史，是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中国化”进程——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轨迹。
4.通过X[2]检定发现，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差异显著性不尽相同。这表明，尽管就总体而言，农民家庭观念的变化与非农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但社区非农化对于农民家庭观念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和均等的，农民家庭观念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自己的运行体系，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除了经济动力外，其它力量的驱动和推进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