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名言都很熟悉。但是，何谓解释世界？何谓改造世界？各人的理解却未必相同。
一
以往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改变世界的理论，而后者不是。但是，当我们看到恩格斯关于十八世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评论时就感到上述理解不一定准确。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1 〕如果我们对这段话没有异议的话，那么，认为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改变世界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首先，应该看到，马克思这一名言不是为了对以往的哲学史作一总结，而是为了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分子而说的。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呈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黑格尔的话清楚的表明，哲学家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即只能对现实作出解释或辩护。当然，黑格尔的话中还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即关于合理的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猜测；后来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却抛弃了这类辩证的因素，进一步强化了唯心主义的方面。
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他说：“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3〕为了进一步揭露鲍威尔兄弟在理论上的荒谬性，马克思还不无讽刺意味地说：“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 ）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4 〕而这些“错误”都由布鲁诺先生改正了：“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是Post Festum（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 那么，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后却故意发明和实现历史。”〔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极为生动而深刻地揭露鲍威尔等人形左实右的唯心主义谬误。从表面上看，自斯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变成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出现了一批昙花一现的“哲学英雄”。面对这一次“世界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较起来也似乎成了微不足道的“儿戏”，“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但是，如此激烈的斗争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呢？马克思从那些概念的戏法背后看到了他们相似的本质。即他们的都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体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羁绊一样。”在这些青年黑格尔派勇士看来，“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布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6〕因此，反抗现实世界的斗争，就合乎逻辑地变成了反对现存世界词句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样改变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7〕
据此，所谓解释世界，就是把现实的问题变成了观念的问题，就是为现存的世界作辩护。要理解德国“神圣家族”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形左实右的特点，便要了解当时德国现实的特点。在十八世界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市民资产阶级还很软弱，“他们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民族的利益”。他们不过是从外面被迫接受了适合于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但是，“由于德国的经济还远没有达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所以市民们只把这些形式当作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所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8〕虽然从1840年起，德国市民开始考虑如何保卫共同利益的问题了，但仍然主要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外国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德国愈来愈不能参加进去世界交往，迫使德国人的分散的地方利益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德国的经济状态仍不足以使德国资产阶级拥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发动实际斗争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变成哲学，变成纯粹的概念规定，并在这种哲学沉思中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的占有者，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创造”并不是要改变现状，而只是改变对现状的解释。
至此，有两点是很明确的。第一，所谓“解释世界”并不是指了解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是指把现实问题变成了观念问题，变成了对现实的辩护；所谓“改变世界”。主要是指，不要满足于把现实问题变成观念的问题，而是要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即要寻找由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第二，马克思的名言是针对鲍威尔兄弟等青年黑格尔主义分子说的，但并不等于没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倒果为因的思维的方式，即企图按照某种所谓绝对真理的原则来剪裁现实。
马克思在分析特定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之间的关系时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达到这一目的办法就是倒果为因。例如，在资本主义关系下，人与人之间似乎都是各自独立的、自由的；没有这种独立和自由，资本主义关系便发展不起来。于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这种个人独立自由便是一种理想，前文明时代的人，本来就是如此。但在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的这种独立自由被剥夺了。所以，文明史一直是违背人性的，这种社会当然要被资产阶级所推翻。在这里，独立的个人似乎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超历史的，是历史发展的起点。这种个人所具有的特点便成了某种绝对理想和永恒正义的原则。如果这种原则，符合于它的提出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那么，它暂时还能起某种革命作用（像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如果这些原则本来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或只是对这一逻辑的歪曲反映，那么，它的作用就往往是对现状的辩护了。德国的“神圣家族”在十九世纪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
不过，人们可能要问题：马克思的这一名言，不是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吗？它与费尔巴哈是什么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过，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严肃的批判态度的人，只有他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作出了真正的发现，并且一般地说来是旧哲学的真正克服者。显然，这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过高了。但是，在黑格尔学派的分裂过程中（在诸青年黑格尔分子中），只有他在理论上才有所前进，这是事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de bonnefoi（认真地）加以分析。”〔10〕我想，这就是马克思把阐述自己新世界观的天才文件名之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原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也是以“费尔巴哈”为标题；正是在这一部分，马克思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但是，费尔巴哈尽管在理论上的前进了，却仍然没有突破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相互需要，并且过去一直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只是到达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1〕这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局限性如果一旦被克服，哲学便能找到新的出路。费尔巴哈恰恰便还没有突破这种局限性。因此，马克思把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的重要结论，列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费尔巴哈与鲍威尔等人不同，不是想把现实的问题变成观念的问题，而是极力想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感性，并说“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12〕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即感性。“所以，作为自然本质，人就不应当有一个特殊的、超乎地的、超乎人的规定，正像动物不应该超乎动物的规定，植物不应当有超乎植物的规定一样。任何一个本质，都只是被规定为它所是的：动物被规定为动物，植物被规定为植物，人被规定为人。任何一个本质，其生存目的，都直接地存在于它的生存中；任何一个本质，只有达到了生存，就算达到了它的规定。”〔13〕显然，费或巴哈所要证明的仅仅在于存在就是本质； 或者说：“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或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14〕这样，执着于“感性”的费尔巴哈只停留在感性直观上，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相似，这种“直观”只是希望对现存事实达到正确理解，而不在于推翻现存的东西。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有生命的感性存在。但是，使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并不在于他的感性存在，而是在于他感性活动，即他开始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这就是人这种感性存在的根本特征，是人的历史的基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从改造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走向了新的唯物主义。
二
不为任何现状作辩护，即对现状永远持批判的分析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之所在，也是马克思所说“改变世界”的根本内涵。也就是说，只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来了解马克思的名言，才能把握它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当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但是，以往有段时间，当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立竿见影时，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现成的结论或真理的大全。不管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各行各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似乎只要一念语录，就能解决问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包医百病的万金油。今天，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成为过去，但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是否充分认识了，真正总结到手了？这个问题仍值得哲学工作者思考。因为，至今仍有人把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泛滥起来的极左思潮，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性和实践性的表现，并恋恋不舍。故此，再次来学习马克思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立其哲学时，对这一新哲学的基本精神所作的阐述是有必要的。
以往我们朴素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包办一切、代替一切的高度；同时，马克思主义既然不是书斋中的真理，而是改变世界的法宝，那么，一切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理所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为准绳。现实表明，这种观点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也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所谓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即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了绝对真理的大全，而不是探索真理的方法。人们在理论上承认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绝对真理的总和，但事实上却每每把它当成了绝对真理的总和、真理的最终裁判者。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理论内部的原因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流传着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最普遍的规律。既然把握了客观规律，就是把握到了客观真理，那么，把握了宇宙最普遍的规律，当然也就等于把握了绝对真理。其实最普遍的规律是无法直接把握的；如果普遍的东西能直接独立存在并直接把握的，那么科学与神学也就没有区别了。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误解是怎样造成的？我认为，它来源于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误解。以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经验主义者关于一般和个别关系的观点，来了解科学和哲学关系的。以为哲学和科学都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过实证科学认识的是某一领域的特殊的客观规律，而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它所认识的是贯穿一切领域的普遍规律，于是哲学的认识成了究竟至极的认识，成了关于科学的科学，成了绝对真理。
的确，哲学的发展是永远离不开科学的。但是，哲学所作的总结是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已有的科学认识（成就）所作的反思。而不是对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各种各样的特殊规律来一番求同存异的简单归纳。所以，哲学的认识和科学的认识不是同一系列上的。后者的认识能提供实证的真理，前者只提供探求真理的方法与根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十九世纪科学的进步时曾说过：“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还是要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维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显然，按恩格斯的理解，哲学只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了。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但需作两点说明：一、所谓“只留下一个纯粹思维的领域”，并不是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需要哲学包办代替了，只剩下思维科学仍需要哲学来包办代替。而是说，只留下人们的倒底如何达到对自然界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这个认识论领域。至于思维科学，以当今的发展水平，当足以独立了；二、这里所说的逻辑和辩证法，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属于思维科学的传统的逻辑，而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说的逻辑，即研究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如何达到统一的辩证逻辑，亦即辩证法。这不是与实证科学的规律属于同一序列的所谓普遍规律，而是认识和把握这些客观规律的规律。抽象地说，即认识论和本体论矛盾统一的理论。
所谓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亦由此而来：既然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绝对真理的终结，因此，人们只有在实践中“照此办理”的义务，而没有任何适合客观需要修改理论的权利。于是，在诸如“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中，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呢？不幸的是，这种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路线不仅仅为传统习惯中的权威崇拜所支持，而且还受到现实利益的鼓励——由于忽视群众对管理干部的实质的监督机制的建设，“对上负责”成了不少人仕途顺利的普遍而公开的捷径。这就从组织制度和经济利益上大大强化了“一切唯上”、“一切唯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此外，由于“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一荒谬的评判准则，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也是使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重要根据。说什么：“左”的动机是好的，虽然它的效果不好。这种荒唐的“逻辑”把预设的目的和具体的目的截断两分，离开实际效果来谈动机，必然使动机抽象化，进而伪善化。其恶果是，人们（尤其是理论家）往往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一种抽象的原则认同，同时却可以毫不顾及这种认同的客观效果。而且，一些自以为是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方面可以肆无忌惮地毁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又可以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抽象的“忠诚”来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任意地加诸于“非我之类”者的头上。这种抽象的动机论，实质上就是与实践标准相悖的主观主义观点。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所以受到全国各阶层的普遍而热烈的关注就是因为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的危害太深太久，人们普遍对之深恶痛绝。经过这场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经过拨乱反正，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教条主义并不是一次讨论就能完全克服了的。人们还往往用头脑中的老观念来衡量现实，往往在发展了的现实面前疑虑重重，觉得现实生活与原来本本上许诺的社会主义不一样，甚至觉得和原来对资本主义的说法相混淆，因而缩手缩脚，不敢前进。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暂不争论，实质上是要人们不要在具体工作中以头脑中的固有观念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也即要在实践中去探索，边实践，边总结，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
三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5〕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要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便得掌握群众。所以要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因为群众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向群众作宣传，教育群众，是改造世界的第一步。对此，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理论必须是正确的。而这决不等于简单地背诵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老祖宗的著作应该读，但读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理解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从而得出切合当前实际的结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教育群众；决不是教条主义的演唱会，决不是以绝对真理的当代化身自居，居高临下地向人们宣布教诫。
在这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专业哲学工作者在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上的作用问题。过去，由于我们一直处于激烈的阶级和政治斗争的环境中，总是习惯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哲学与政治关系简单化了，甚至以为哲学就是一门政治理论。这种片面认识造成的一种误解是，似乎只有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才有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专业哲学工作者只能是政治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的诠释者或宣传者。我认为这种看法对哲学，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害极大；这种错误倾向任其泛滥，教条主义便永远克服不了。
从丰富的经验角度看，领袖人物的确拥有优于专业哲学工作者的条件。他们高瞻远瞩，统观全局，了解许多科研机关不可能了解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但是，哲学事业不仅仅是有了丰富的经验就能发展的，要理解这些丰富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特殊的专业素养，例如，任何哲学理论的准确把握，都离不开一定哲学史素养。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创立划时代的全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因为他们参与并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对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有深刻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作为革命家和作为哲学家的双重角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都具备马克思那样的理论素养，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要求领袖人物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全部包下来。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它的发展有赖于专业人员的潜心研究；有时，这种研究表现为寒窗苦读或个人的沉思，不能认为这就是脱离了群众。因为，科学事业永远和正义的事业一样，本质上是群众的事业，是为最广泛的群众利益服务的。它不是少数人的世袭领地。群众应该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但科学研究无法通过“群众运动”来完成。哲学亦是如此。马克思如果不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资料，便不可能写出《资本论》这一划时代的科学巨著。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谓“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是最有学问的”说法，这对批判那种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当然是深刻的；但若把这推广为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评价，便是荒谬的。
所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群众的过程中，专业哲学工作者的作用是政治领袖或非专业的群众无法代替的。寻找适合时代需要的理论，以武装人民的理想，仍是专业哲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今天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注意我们所面临的形势的特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点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哲学工作者宣传方式的改变。与革命时代那种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相适应的高度政治化的哲学宣传，肯定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了。但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不仅不等于说人不要信仰了，而是相反，随着商品化大潮的涌现，哲学工作者面临着更迫切的任务，就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精神支柱，参与维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批判中，把握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用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来表达，就是要为正确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利、义关系问题提供理论座标。
利和义不仅是一对历史性的范畴，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它们的内涵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而且是一对辩证范畴，它们既不是绝对对立的，也不是直接同一的。这不是说只有在大同世界中才能如此，存在阶级对立社会就不能。在我国历史上不是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等等名言吗？我们能说，它们都是用来骗人的吗？如果这样认为，便是对先贤和先烈的最大污蔑！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认为，相信了这些名言、警句，便叫模糊了阶级观点。如果这样认为，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我看来，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不仅需要求利的形而下的学问，也需要求义的形而上的学问。利和义对正常的社会而言是不可偏废的。这不是两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利的正当性就是义，义的实在性就的利的合理化。对维系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言，对确立个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而言，义本身就是重要的利；对共产党而言，为人民谋利则是最大的义。所以，只讲义，不讲利，必然是虚伪的；而只讲利，不讲义，肯定是短视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理论工作者要务实，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条件下，哲学研究也应直接或间接地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表现，便认为过去讲理想太抽象，是脱离实际的玄学，是错的。因此，政治思想工作不要了，谁能赚钱（甚至不追问他的手段），谁便是当代英雄。在这种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生活环境中，讲理想的少了，金钱崇拜多了；讲奉献少了，贪污腐化的多了。其结果必然是：青年人的困惑、迷惘多了，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多了。对此，哲学界和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不是要去争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显位要冲，而是要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充实一点理想和精神。使社会生活不致于出现经济发展了，道德堕落了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
再来看看改革开放对哲学的要求。
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几乎一直是在闭关自守的条件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那时的研究宣传工作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其结果如何，似乎只要自我感觉良好的就可以了。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外的各种思想体系随之也被介绍给了中国人，人们不仅看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种种成果，而且还看见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争奇斗艳的局面。因此，比较各种理论体系的是是非非，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根本无法回避研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我们也只能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和是非之争，才能知已知彼，以彼之长，补已之短。这也是哲学史向我们昭示的哲学发展之路。
有人耽心，目前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程度已经很低，如果再采取以彼之长补已之短的开放态度，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要泛滥了。有人甚至暗示，允许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哲学的争鸣，结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决不能对此听之任之。
我认为，这些心存疑虑的人，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科学没有信心；而且他们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科学是能说服人的。如果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我们就应相信，不管它在目前处于何等困难的境地，它最终是能在百家争鸣中实现自己的说服力。对此，我们一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二要相信群众。否则，不论有多少“大帽子”和行政禁令，都无法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生的富有生命力的哲学一样，是诞生于对其它思想体系的批判之中的。离开这种批判与争鸣，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不会有生命力，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如果说，在“文革”以前，我们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好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被迫置身于一种无法回避的“百家争鸣”的形势中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向我们的研究宣传工作提出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生存，要发展，就得积极主动地参与争鸣，回应挑战。谁能在争鸣中取长补短，谁就能首先取得意识形态的制导权。在这方面，专业哲学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他们应该对各种重要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系统而深入的批判性研究，从中吸取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益的东西。毫不奇怪，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不深或因其它原因，可能会转到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并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争鸣。对这一现实，我们不必回避，更不能因咽废食，否则，结果又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觉得，与其怨天尤人地责备别人冷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认真地反省一下，当今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理睬我们某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心宣传？如果说这是外来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那就是说，我们十年、二十年教育工作，还抵挡不住一朝一夕的西化侵蚀。那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是否出了问题？真理应该是能说服人的；既然我们没能说服人，我们能不能检查一下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是否有不正确的东西，或是否有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我们应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切不可在自己和群众中制造对立情绪，像摩西面对偶像崇拜者那样沉溺于一种先知式的愤怒中。
我想，问题的症结除了现实中的一些负面影响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对其他哲学一律采取排斥或轻视态度。其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思想史之外，置于当代思潮之外，既不知道本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在想什么，更不知道这些思想和西方社会发展之间的真实联系何在，从而陷入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盲目性和保守性中。更可悲的是，对彼之无知，结果必然是对已之无知。我们固守了教条，却丢掉了现实；我们只抽象地满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却不知如何有效地说服群众。有些同志自以为正确的观点，完全是建立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础上的。一些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时就已批判了观点，至今还被有些人作为基本理论来宣扬，这样的“热诚”，只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抹黑。现实表明，你限制比较，限制争鸣，而群众已在比较选择了，并已发现不少思想与你的简单否定并不一致，甚而相反，于是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形，即群众对原有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哪怕原来的道理是正确的，他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我们越是回避这一点，怀疑和消极的拒斥态度就越是难以避免。问题不在群众，而在教育群众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在发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把它称之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确如此。这短短的十一条纲领，不仅深刻的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而且勾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纲。在它问世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对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它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
今天，当我们纪念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珍贵文件时，世界的形势已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大不相同了。这使我们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既要结合一个半世纪以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又要根据这一精神实质，结合新时代的实际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马克思只是为我们指明了认识真理的正确方向，不断总结经验、寻找真理的任务还得要我们自己来完成。
我们面临困难是巨大的，但前途的光明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57页。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14页。
〔3〕〔4〕〔5〕〔6〕〔7〕〔8〕〔9〕〔10〕〔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103、109、109、16、22、214、54、20、47页。
〔12〕〔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01、312 —3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7—4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哲学家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