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背后是霸权：评斯劳特金的文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神话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评斯劳特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查德·斯劳特金是美国威斯里恩大学英语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小说《亨利·斯塔尔归来》(1988)和《弹坑》(1980)，非小说《强夺复生：美国边疆神话1600-1860》(1973)、《枪手的民族：美国二十世纪边疆神话》(1992)以及《不幸的环境：工业化时代边疆神话1800-1890》(1985)。其中，他的《强夺复生》获得美国1973年美国历史学会和阿尔伯特·比佛瑞奇最佳图书奖。继19世纪的弗莱得里克·杰克逊·泰纳和20世纪的亨·纳希·斯密司之后，斯劳特金提出了关于美国边疆的新观点，鉴于国内至今对他的作品和理论缺少介绍和评价，本文拟讨论他的主要作品《强夺复生：美国边疆神话1600-1860》和《枪手的民族：美国二十世纪边疆神话》中表现出的主要思想，以期引起读者对他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读者能通过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神话是意识形态的象征
《枪手的民族》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在这里，斯劳特金认为，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描绘人类文化在历史上发展的方式。文化历史学家试图描写意义的发展，并揭示出象征的形成和解释等活动与社会存在的政治物质过程的紧密关系。
在斯劳特金看来，意识形态、神话和风格是文化产生过程的三个重要方面。“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用来解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其历史意义的概念、信仰和价值的。“风格”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为了直接、明白地表达意识形态的概念而运用的一定的表达形式，“神话”则是源于一个社会历史的故事，在长期使用中获得了象征意识形态、将道德意识戏剧化的力量，也就是说，神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这也是斯劳特金在书中所集中考察的，但斯劳特金强调说，神话是以一种故事形式表现意识形态的，所以它使用的语言是比喻性的和暗含性的，而不是逻辑性和分析性的，神话故事的发展，犹如一般故事，也需要因果理论，不过，神话虽然是人类思想和劳动的产物，但由于它们被视为传统，所以常被看成是“自然”的产品，而不是历史的产品。
斯劳特金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神话的形成是为了解释历史上出现的问题。神话的重要性和持久性因素与它们所关注的问题的长久性、重要性分不开。由此可见，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系统不管其内部多么一致，多么和谐，终究要发生变化。例如，收成不好、瘟疫、战败、生产方式的改变、财富与权力的内部分配不均等都可能导致一种用现存神话难以解释的危机。这时，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神话叙述间的同一性就被打破，企图有意而又系统地分析和修正意识形态中的道德内容就势在必行了。最终，历史的危机被抽象为历史的丰碑，修正了的意识形态拥有了新的神话。用斯劳特金的话说，这种神话常常是“旧瓶装新酒”，即用原来的旧形式表达新的思想。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斯劳特金认为，神话形成的源泉是我们能够制造和运用比喻。我们可以根据新旧事情的相似性，运用比喻解释新现象。如果比喻用得贴切，我们就会把新现象看成是旧事件的翻版，如新现象不同于记忆中的事件，我们对经历的可能性的感觉就要延伸。如果象征和经历正好相符，那就证明象征独到好处，极为有用。相反，如果象征不太符合新经历，我们要么认为新经历不重要，要么重新修正象征词汇。斯劳特金由此得出结论：历史经验和变化影响具体神话或意识形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体地说，社会政治状态影响神话的表述。原因很简单，创作和宣传神话皆是特定阶级所为。
二、美国的边疆神话
斯劳特金在其《强夺复生》中从神话创造者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民族神话的历史发展，他认为边疆神话是美国最古老而又最典型的神话，三百年来，它出现在文学、民间传说、礼仪、历史编纂及争论中。这一神话历史编纂是美国对西部旷野的征服、对原土著印第安人的征服或驱逐、美国民族的形成、政治组织的产生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等重要手段。神话的原初意识形态的任务只不过是解释美国殖民地建立的合法性，但随着殖民地的扩大和发展，它又成为解释迅速发展的经济、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现及美国处理现代化的过程的独特方法。
另外，美国人对这一神话或意识形态的独特解释是由他们当初是欧洲“都市”的殖民前哨而决定的。在美国，所有与现代化有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都是因为要向外扩张，完全脱离“都市”。因此，其所取得的进步总是与领土扩张分不开的，总是带有政治和移民的特殊心理色彩。我们可以说，美国在殖民地时的发展过程就与一种历史叙事联在一起，在这种叙事里，分离、倒退是生活和命运改善的前奏。这样的循环屡次发生。在斯劳特金看来，这也不难解释，因为首批移往美洲的欧洲人就是按照自己的选择组织起特定的社区脱离了都市文化，并迁往大西洋彼岸那原始的旷野，接着，又在离中心殖民地更远的地方建立更小的殖民地的。
在美国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冲突”，在建立殖民地过程中，欧洲人不仅要与陌生的自然环境做斗争，而且还要与本就居住在美洲大陆的非白人土著做斗争。所以，“暴力”是边疆发展和神话表述中的重要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在美国殖民地的扩张，是为了增加白人殖民者的财富，驱逐美洲印第安人和奴役非洲人。结果，“野蛮战争”成为西部扩张中一个特别事件。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表明美国人虽然生活在“旷野”中，但不是野蛮人，与宗主国的冲突及后来与东部政府之间的冲突则表明美国人已摆脱了权威政治和阶级特权。
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边疆神话都将所取得的进步与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行动过程联系起来，对于“进步”，美国人有不同的理解：清教徒殖民主义者强调通过边疆冒险取得精神上的复活，杰佛逊主义者（以及后来泰纳“边疆学说”的追随者们）把定居边疆看成是早期“社会契约”的重新签订和民主更新，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人则把征服边疆看成是获得新生、爱国热情和美德的手段。但在每一情况下，神话都表明美国精神或命运的实现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分离、倒退到一个较原始的或较“自然”的状态，通过暴力而获得新生。
三、美国边疆神话的意识形态性
在叙述和分析了美国边疆神话之后，斯劳特金对隐含于其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欺骗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的分析是入木三分、令人信服的。
首先，他分析了“野蛮战争”象征的欺骗性。他说，“野蛮战争”既是神话转喻又是军事宣言的操作范畴，因为“野蛮战争”的前提是：政治、社会的差异使原始的土著人和文明的欧洲人除了征服以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共同存在。土著人反对欧洲人定居所以采取了为生存而战斗的形式，而土著人的“野蛮”和嗜血成性的倾向使这些不可避免地演变成“灭绝的战争”，因为交战双方都企图将对方斩尽杀绝。亨利布卡特上校曾把“美国战争”描写成一场不容改变的战争，“在这场战斗中一切都是危险的，互相灭亡是唯一的目的；一切都是可怕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而失败却是毁灭性的，因为，简简单单地死去就是最幸运的了。”从菲利浦战争以来的军事民谣也表明，在与野蛮人战争中，你总是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因为在野蛮战争中总有一方要灭亡。不仅如此，“野蛮战争”的神话还指责印第安人是灭绝人的思想的煽动者。斯劳特金精辟地指出，“这是最大的谎言”。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指责理解成一种心理意象，其作用就是使印第安人成为美国扩张而引起的道德内疚的替罪羊。也就是说，“野蛮战争”神话已成为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共识：宣扬致力于灭绝印第安人，绑架和奴役非洲黑人。
斯劳特金转而分析了印第安人战争在避免社会冲突中的作用。他说，政府把阶级愤怒和仇恨转嫁到外部的印第安人身上，国内阶级斗争便没有必要，因为印第安人已成为建立完美共和国的惟一障碍。从而，美国人就可以发展国内资源。斯劳特金进一步指出，揭穿美国这种谎言很简单，他说，奴隶贸易也好，灭绝土著人也好，都不是美国的特产。真正美国特产的并不是我们历史上发展了多少暴力事件，而是我们给予这些暴力事件所赋予的神话意义，即我们将这种神话象征用于我们的政治目的。这里，斯劳特金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斯劳特金还以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三次危机及政府解决危机的办法为例揭露美国运用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欺骗。这三次危机是指，以1874年普金广场的“骚动”的代表的城市“阶级战斗”；南方重建计划的垮台和由此在那个地区引起的“种族战争”的威胁；政府针对西部领土所制定的联邦政策的失败，尤其没解决好“印第安人问题”。斯劳特金指出，这三次危机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冲突皆是因为下层人或下层阶级（印第安人、黑人及移民劳动者、城市工资工人）的意愿和渴望与以所有者、经营者为代表的新的工业制度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工人、印第安人和被解放的奴隶以不同方式表明他们希望控制劳动的条件和赖以生计的土地。但这种政治经济权力的广泛分散与现代工业秩序的要求极不相符，因这种新秩序的繁荣依靠对大规模的投资、生产和分配系统进行专业管理。很显然，这种新秩序要求工人服从经营者，个人意愿服从公司需要。而这又与传统的自治、机会自由和“自由劳动”等价值观相左。那么，当时美国政府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呢？斯劳特金的结论是：美国政府为了回避矛盾，运用边疆神话中的种族战争象征来解释经营者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战争。他们让人认为，如果把道德、政治主权交给那些天生就如红皮肤的野蛮阶级的话，那么，他们所素知的文明就遭了殃。例如政府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宣传说，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得联合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抵制工业劳动的管理纪律，决心用政府的政治权力打败管理者和市场。总之，在政府看来，这些人都想从底层用暴力威胁社会：印第安人已走上战争之路，南方选举和劳动纷争中已出现了种族暴力，城市里的游行被报纸称为“共产主义的红色幽灵”。另外，政府还宣传说，工人阶级中多来于外国，他们不能行使自己的责任，因此应限制他们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否则，美国本土文明所珍惜的许多东西将受到威胁。
斯劳特金对以上政府宣传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严正地指出，这一切皆是谎言。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瓦解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阻止他们运用民主政治武器与地主、雇主和经营者们进行斗争、争取权益。造舆论者们将阶级冲突等同于种族冲突，也即“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动机就是要使参战的工人、被解放的奴隶及印第安人失去来自于“中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而政府蒙蔽人民往往要借助于一些假象。
斯劳特金还运用现代例子揭露美国边疆神话的欺骗性和这种欺骗性的广泛性和长久性。他举了肯尼迪当年以新边疆为竞选纲领的例子分析美国的政治欺骗。在他看来，肯尼迪选择这个纲领是因为它可以在人民心中唤起对美国“政治修辞”的光荣传统的回忆，从而能被最为广泛地理解和接受。因此，它是解释权力的最好语言。斯劳特金指出，用新边疆代替边疆是政治历史上常用的换喻。八十七年前，杰克逊·特纳就发表了那篇划时代的论文“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宣称美国当时发展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旧边疆已不复存在，而新边疆又没有找到，他的“边疆学说”成为美国历史阐释的基础，也为美国后来执政党提供了意识形成的根由。肯尼迪使用边疆象征就是希望利用政治权力使他们卷入种种斗争。具体地说，肯尼迪的中心目的就是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到一场反对共产主义及其他主义中去。“新边疆”可以使执政党列举种种理由获取大众的赞同。也就是说，“新边疆”使用的语言可让参战者表示理解和支持。七年后，美国出兵越南时就把越南描写成“印第安人国”，毁灭它的任务则被描绘成“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肯尼迪的大使更是把大规模的军事推进说成是有必要把“印第安人”驱逐出“要塞”，好让“定居者”种植“玉米”。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斯劳特金运用大量的美国历史上的实例对美国的边疆理论及其在现当代中的变体进行剖析，指出了美国政府在各个发展时期为了蒙蔽人民，向外扩张，总是运用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神话理论，这对我们了解美国的对外对内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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