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最佳产业渗透水平：基于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_溢出效应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最佳行业渗透水平——基于溢出效应视角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外商论文,视角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国内外研究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成果很多，但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结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外资技术溢出受其他因素制约；二是外资技术溢出存在阈值效应。而外资技术溢出阈值效应对东道国科学地制定利用外资的政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探索。

许多理论研究成果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由此提升东道国内资企业绩效。按照这些研究结论所开出的药方，必然是各国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大力吸引外资。然而，在政策层面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都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让外资逐渐而非短期内大量进入。譬如，尽管中国政府在总体上鼓励外资进入，但在地区和行业纬度上都是采取逐渐开放外资的政策。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悖论让我们深思：外资究竟是不是越多越好？在行业层面上，是否存在一个外资的最佳水平？外资技术溢出在行业上是否存在阈值效应？

事实上外资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理论观点并未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持，结论并不一致。Gorg和Strobl（2001）认为这与不同研究所用数据的类型有关，而Aitken和Harrison（1999）则认为，是否控制外资变量的内生性对溢出效应产生的方向有时会有根本性影响。本文认同上述观点，但同时认为，已有实证研究结果矛盾性的一个根源在于缺乏对溢出效应本质特征的认识。在外资溢出方面的研究通常假定外资渗透水平与内资企业绩效溢出之间为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我们认为以往研究发现的不一致实际上意味着这一关系可能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事实上，近年来有关研究提供的证据暗示这种关系的形式也许是非线性的（Girma，2005；Buckley et al.,2 007a；Meyer & Sinani,2009；陈羽，2006；张宇，2008；李梅和柳士昌，2012）。有鉴于此，关于外资存在对内资企业绩效的溢出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本质特征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政策角度看，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视吸引外商投资为促进经济转型和提升本土产业水平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一政策缺乏有力的实证证据支撑。如果能够发现关于FDI渗透水平与内资企业绩效溢出之间关系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证据，则可以为政府完善现有外资政策提供新的依据。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结合中国的实践进一步完善目前FDI溢出效应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缺陷，我们利用1998—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数据来检验外资渗透水平与内资企业绩效溢出之间究竟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本文下一部分评述文献并设定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描述所用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展示并讨论实证结果，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并讨论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一）文献评述

众所周知，外资溢出效应一般是指与跨国公司资源有关的非市场交易，特别是指在没有合同关系约束的情况下知识从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内资企业的流动。溢出效应的存在意味着跨国公司无法将其所有制优势带来的收益全部内部化，部分收益可能被内资企业竞争者免费分享，导致内资企业在结构、行为和绩效等方面的变化。从实证的角度，FDI溢出效应一般通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对内资企业绩效的影响来测定。例如，在行业水平上，外资溢出可以用某一行业外资份额对该行业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反映。

自从MacDougall（1960）在其经典文献中讨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外溢效果以来，特别是Caves（1974）发表了这个领域的第一篇实证分析外资溢出效应研究成果之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理论上学者们对溢出效应的存在没有异议，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迄今为止仍是存在分歧的。一些研究发现外资溢出存在正向效应（Caves，1974；Liu et al.，2000；Liu et al.，2009），另外一些学者发现溢出效应虽然存在但小到可以忽略（Haddad & Harrison，1993），一些近年的研究甚至发现了负向的外资溢出效应（Aitken & Harrison，1999；Konings，2001；Buckley et al.，2002）。

国内学者关于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远非一致。概括而言，一些学者发现正向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赖明勇等，2005），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溢出效应并非普遍和一致，而是有条件的（王成岐等，2006；何洁，2000）。如，在外资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研究的领域，有学者发现外资企业促进内资企业的研发（陈国宏等，2000；王红领等，2006），而部分学者则认为外资企业加大了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并且可能产生技术“挤出”效应（姜奇平，2004）。影响外资溢出效应的条件主要包括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等因素（陈涛涛，2003；何洁，2000；张海洋，2005；路江涌，2008），还有学者从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和溢出的空间效应等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谢建国，2007；亓朋等，2008；钟昌标，2010）。然而，即使引入各项条件后，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仍没有统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研究结果均在假设外资溢出效应与其影响因素呈线性关系基础上得出，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会夸大或缩小外资对内资企业的作用。目前，有学者发现外资溢出效应与各类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有学者发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差别而导致外资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何洁，2000；张宇，2008；徐磊和黄凌云，2009；Meyer & Sinani，2009）。此外有学者认为企业技术差距和吸收能力对于外资溢出效应也存在“门槛效应”（Haskel et al.，2002；Girma，2005），并且有学者进一步发现吸收能力对于逆向溢出效应的产生也存在一定的门槛（李梅和柳士昌，2012）。遗憾的是，以上分析仅仅从外部条件考虑外资溢出的“门槛效应”，而没有深入到外资自身可能引起的“门槛效应”。

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是否存在外资门槛（Damijan et al.,2003；Buckley et al.,2007a；陈羽，2006），但是Damijan等（2003）并没有证明外资门槛的存在，Buckley等（2007a）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外资与外资溢出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陈羽（2006）研究发现外资与外资溢出效应之间存在“U型”关系。Buckley等（2007a）虽然通过分析外资溢出渠道与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认为外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非线性，但其事实上仍在研究外资企业异质性和行业特征等条件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陈羽（2006）并没有从理论出发分析和解释外资溢出效应存在“U型”的机理。综合已有文献，本文对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拓展：（1）从理论上探析是否存在外资“门槛效应”，据作者所知尚没有学者从理论上分析外资最佳渗透水平存在的可能性，这是外资溢出效应领域重要的拓展；（2）结合影响外资溢出效应的外部条件，考虑在其他条件作用下外资门槛效应的变化，是外资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和影响条件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3）相对于仅有研究外资“门槛效应”的三篇文献，本文运用Hansen（1999）“门槛模型”验证是否存在外资门槛，进一步求证外资最佳渗透水平的存在。

（二）外资存在最佳水平与溢出效应

已有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线性模型，其背后的假设是外资越多，溢出效应越多。然而，目前有学者提出外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门槛效应”（Damijan et al.，2003），即存在某一外资临界值，使得外资与内资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有学者研究表明，从东道国内资企业获益于外资溢出的角度来看“适度的”而非“高水平的”外资存在水平是最佳的（Perez，1997）。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外资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佳渗透水平，当超过这一渗透水平时，外资正向溢出效应受到抑制。本文认为这一最佳渗透水平是由外资企业竞争引起的，当外资竞争程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外资促进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而超过这一临界值时则抑制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不同渠道对东道国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Kokko，1994；Spencer，2008），包括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关联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有学者认为内资企业能够从示范效应中获利，而负向竞争效应逐步抵消外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存在外资“门槛效应”（Buckley et al.，2007a），本文在此基础上从溢出途经出发对外资存在最佳水平与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

从示范效应来看，Haddad和Harrison（1993）发现，即使当外资存在只是处于中度水平的时候，其展示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s）便可以显著地刺激内资企业改进技术效率。他们认为先进技术即使只在少数几家外资企业使用，亦足以向内资企业证明获取这种技术的益处。从人员流动效应来看，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员工进行培训以满足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经营的需要，当员工从跨国公司流向内资企业或成立独立公司时，会伴随着知识的转移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绩效。然而，Girma等（2001）认为“如果内资企业优秀员工被吸收至外资企业，那么较高的外资水平可能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而外资企业往往拥有高生产率等优势，通过高薪吸引优秀员工，从而抑制人员流动效应。从关联效应来看，跨国公司为下游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为上游企业提供具有较高技术的产品，直接或间接提高关联企业的绩效（Javorcik，2004；Girma et al.，2008），然而，由于国际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资企业会通过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组装加工或直接建立相关上下游企业（包括绿地投资和收购等多种方式）提高自身竞争力（Girma and Gong，2008），那么外资越多可能会抑制关联效应。总体而言，以上三种溢出途径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提高内资企业绩效。

从竞争效应来看，Bresnahan和Reiss（1991）发现，一个行业内少量竞争者的存在足以刺激资源配置效率。他们发现竞争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挑战行业内垄断厂商的最早期的两名进入者。当同一行业的市场竞争者增加到五名左右时，竞争效果开始变得平缓。也就是说，在外资较少的情况下外资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较多的外资则可能造成消极的溢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进一步发现，外资渗透水平较高可能产生所谓外资企业的“市场偷窃”（market stealing）效果，导致内资企业的生产率的下降（沈坤荣和孙文杰，2009）。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其母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以较低的边际成本与内资企业竞争。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外资企业有能力通过引入新的差异化的产品或新的技术过程发明把内资企业竞争者排挤到同行业中利润率较低的区位。除此之外，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有可能排挤内资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当内资企业自主研发技术的风险较大以及所涉及的技术是属于很高的标准时，内资企业会很容易地倾向于依赖国外的技术，这使外资企业的研发替代效果会更加明显。

研究发现适当的竞争是促进外资溢出效应的重要机制，但外资的过度进入会限制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不同市场竞争程度部门技术溢出的效果差别较大（陈涛涛，2003；蒋殿春和张宇，2006）。与上述分析相一致，较快的外资进入速度与节奏也会增加内外资企业的竞争程度，负溢出有可能会完全抵过正向溢出，从而抑制正向溢出效应的产生（Desmet et al.，2008；Wang et al.，2012）。多种溢出渠道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外资溢出效应的效果，相对于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关联效应而言，竞争效应负向调节外资溢出效应，当外资竞争效应超过某一程度时，负向竞争效应抵消正向溢出效应，从而抑制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

上述这些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简单的“外资越多越好”的既有认识，清楚表明低度到中度的外资竞争程度足以产生期望的溢出效应，所以外资存在与溢出效应的关系从理论上推导应当是“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受到外资竞争程度的影响，在外资开始进入后的一段时间内，正向溢出会随外资份额的逐渐上升而上升，但当外资竞争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负溢出开始显著增加，继续上升会导致总的正向溢出水平开始下降。综上推断，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的关系应当是“倒U型”的曲线形关系而非常规的线性关系。“倒U型”的实证含义在于，外资竞争程度存在这样使外资溢出水平最大化的所谓“最佳的外资渗透水平”。

三、方法与数据

外资溢出只有通过间接的方式来估计，因为从其本质而言它并没有任何市场价值。本文借鉴Aitken和Harrison（1999）和Buckley等（2007a）的思路，通过使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外资存在对内资企业绩效的影响来测定外资溢出效应。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然而，用方程（1）验证外资溢出效应非线性关系可能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模型中FP和之间相关性较大，可能导致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方程（1）中外资与内资企业绩效仅可能出现线性正相关、线性负相关、“U型”和“倒U型”关系，而忽略了两者其它可能存在的关系（如“L型”和“V型”关系等）；最后，由于方程（1）无法正确估计外资与内资企业绩效的关系，从而无法精确估计临界值甚至难以说明是否存在临界值。而“Hasen门槛模型”则能够解决方程（1）存在问题，更好的验证外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最佳渗透水平，模型如下：

门槛模型中I（·）为指数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满足时为1，否则为0，其中外资企业造成的竞争程度为门槛变量，用外资企业销售额与行业总销售额之比和外资企业数目与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之比等两个指标表示②。在方程（1）和方程（2）中，Y代表内资企业人均工业增加值，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年份，K为内资企业人均资本，用某一行业中内资企业资本总额与员工数之比表示；MGT和SCALE分别为内资企业部门人均管理费用支出和资产合计，分别用于表示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规模③；SOE为某一行业国有资本的份额，用来控制国有企业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Wang and Kafouros，2009）；FP代表外资存在水平，以外商资本在某一行业总资本额中所占份额表示，是方程（1）和方程（2）中的核心变量。如果FP在统计上呈现显著性，则表明外资存在对内资企业绩效产生溢出效应，FP系数的符号和大小反映外资溢出的方向和强度。MGT、SCALE、SOE与FP 一起反映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使用上述这些控制变量可以更准确地测定FP变量对Y的影响，ε为误差项。在方程（1）和方程（2）中所有变量都被转换成自然对数（SOE和FP变量除外，因为它已经是小于1的数值）。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中国规模以上（全部国有和年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各行业的企业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等关键性财务数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便利。我们删除了存在遗漏变量的观测值，如删除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合计、员工人数、实收资本和主营业务收入等于0的观测值。另外，参照路江涌（2008）的方法，我们选取了样本中制造业企业，因为采掘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较多，可能导致此类行业外资溢出强度低。Hansen（1999）指出“门槛模型”适用于平衡面板，将那些数据不完善的行业排除在样本之外，最后，样本包括147个行业（三位行业代码）。

表1为外资份额最高的前20个行业。按资本份额、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分别计算，前20家行业基本上在30个行业的较小范围内（除个别行业波动较大外，如，方便食品制造业在用外资企业就业份额衡量外资水平时排在第49位，而在用外资企业产出份额衡量外资水平时排在第32位），表明用3种方法计算外资份额所反映的外资行业分布大体上是一致的。外资的行业分布对于溢出效应有重要的含义，这里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外资排名前20位行业来看，部分行业外资企业产出份额大于就业份额和资本份额，这表明部分外资企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由于外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的前提是其绩效高于内资企业，所以从表1数据我们可以预判样本中外资的影响应可能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第二，外资份额较高的行业主要是在技术较低行业（在前20位行业中占80%），也有一部分是在电子行业和家用视听设备制造行业等高技术行业中（在前20位行业中占20%）④。而低技术行业一般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竞争者在市场的相同区位面对面直接竞争，由于跨国公司拥有所有制优势（即便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这一类行业外资的影响可能以负溢出为主，所以外资越多不一定越好。

四、实证结果

下页表2展示与自变量有关的相关系数矩阵和描述统计。因为绝大多数相关系数值很小，所以方程（1）和方程（2）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然而，表2中外资水平与外资水平平方的相关关系为0.966，两者可能引起共线性问题，从而可能导致方程（1）为有偏估计。由于方程（1）相对于方程（2）说，仅是一个参照，为此文章不再展开。

首先，我们参照陈羽（2006）和Buckley等（2007a）的方法（表4中模型1和模型2）验证是否存在外资最佳渗透水平，模型1中可以看出外资负向影响内资企业绩效，而模型2则说明外资对内资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影响但不显著，由于模型2的R2较模型1大，则从固定效应模型中可知可能存在最佳外资水平。然而，有学者研究认为外资可能倾向于投资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行业或地区，可能引致内生性问题（Aitken&Harrison，1999；李梅和柳士昌，2012）。为此，我们引入GMM估计（其中工具变量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外资水平），并运用Hansen（1982）J统计量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过度识别问题（经检验文中工具变量的选择都是恰当的）。从模型3和模型4中可以看出，外资对内资企业绩效可能存在“倒U型”的影响。但是由于模型线性或非线性选择较为主观，并不能说明“倒U型”等非线性的外资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Hasen门槛模型”确定是否存在门槛值（文中外资竞争程度为门槛变量），然后利用已知门槛值进行GMM估计。

表3列示对门槛变量（C）门槛值估计结果和门槛效果检验结果，另外，为更直观显示门槛估计效果，我们绘制了似然比函数图（见附录部分）。结果发现无论是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存在门槛值，但是由于单一门槛值和三重门槛值一致，为此我们认为回归模型存在双重门槛，据此提出GMM双门槛模型，如下：

根据表4的模型5，我们可知均显著且前两者为正，也就是说外资竞争程度位于0.619的门槛值以下时，内资企业绩效随外资存在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当外资竞争程度超过0.619时，显著为负，表明外资存在水平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是负向相关关系，后者随前者的上升而加速下降。上述两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表明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是一种曲线形关系，即低到中度的外资竞争程度有利于外资对内资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然而，外资竞争程度如果进一步上升，会导致溢出收益水平开始下降。这一结果支持本文的假设，也支持本文第二部分中所做的理论分析，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外资企业的“市场偷窃”效果是导致溢出效应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一发现与Buckley等（200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发现了外资存在与中国内资企业绩效呈负向相关关系。另外，模型6中我们用外资企业数目份额作为外资竞争程度的代理指标，发现当外资企业数份额小于0.235时，外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随着外资企业的继续进入外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是当外资企业数目份额超过0.383时，外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出于排版考虑，并未将门槛检验效果列出，如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综上，当某一行业中竞争程度（外资企业销售额份额）低于61.9%时，溢出效应收益随外资存在份额上升而上升，超过这个值时，溢出效应收益则开始随外资存在份额上升而下降。外商过度投资损害内资企业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国际日用化学业巨头英荷联合利华、美国P&G和德国汉高公司在国内这一行业的巨额投资使得该行业的内资企业几乎全军覆灭。

在我们的样本中，我们发现有33个行业的外资竞争程度（样本期10年外资企业销售份额平均数）超过61.9%。而大多数行业（114个行业，约占总数的77.6%）中的外资竞争程度仍未达到门槛值。按照我们的结果，大部分中国制造业行业中外资份额的增加似乎尚未达到应引起严重关切的程度。

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与所研究的行业的特点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期望看到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可能收益不同的溢出效果。我们根据国际统计局对高新技术行业的划分，将通信设备制造和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等18个行业列为高技术行业，而将谷物磨制等129个行业列为低技术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对“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两组分别估计的结果见表7（第43页）。由于本文所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未对内生性问题处理，通过上文的论述知道GMM估计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我们这里只报告用GMM模型估计的结果。

首先，我们分析高技术行业外资溢出效应。表5列示对高技术行业门槛变量（C）门槛值估计结果和门槛效果检验结果，发现无论是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都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我们认为不存在门槛值，另外我们用外资企业数目份额作为外资竞争程度代理变量时也发现不存在门槛值，也就是说高技术行业中不存在最佳外资渗透水平。我们选择单门槛值进行估计（表7模型3），以进一步明确外资对于内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表7的模型1中可知，外资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高技术行业中外资抑制了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我们的结果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矛盾（Caves,1974；Buckley et al.,2007b；Feinberg & Majumdar，2001）。事实上，从高技术行业中可以发现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8个行业的外资企业销售份额均超过61.9%的临界值，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制造等6个行业外资企业销售份额超过80%，对于内资企业的“市场抢占效应”过大，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另外，模型3我们选取单一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当外资销售份额小于等于38.3%时，外资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是超过这一门槛值时外资企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但不显著，模型2和模型3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成立，另外，38.3%这一门槛值在95%的置信水平上被接受，也就是说对于高技术行业来说外资溢出效应是线性的。我们认为模型1较模型2和模型3更可取，即高技术行业的外资溢出效应以负向溢出效应为主，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是有局限性的（平新乔等，2007）。有学者认为吸收能力是获取溢出效应的基础（Cohen & Levinthal，1989），内资企业能否从外资溢出效应中获利也受制于内资企业自身吸收能力（Girma et al.，2001；赖明勇等，2005），而高技术行业中内外资技术差距相对加大，内资企业受制于技术等条件导致吸收能力较弱，吸收能力门槛的存在使得内资企业无法从外资溢出效应中获利（Girma，2005）。同时由于高技术行业中外资市场份额较大，从而抢占内资企业市场（Harrison，1995），进一步恶化负向竞争效应。

相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在低技术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内资企业较容易学习和应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因此两类行业中外资溢出效应可能存在区别。表6列示对低技术行业门槛变量（C）门槛值估计结果和门槛效果检验结果，结果发现无论是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都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我们认为存在三重门槛，另外我们用外资企业数目份额作为外资竞争程度代理变量时发现存在双重门槛，也就是说低技术行业中存在最佳外资渗透水平。

从表7的模型4和模型5中可以看出，外资对于内资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模型4的拟合优度较模型5的拟合优度高），上文已经论述过这种比较并不能准确说明外资对于内资企业绩效的作用。从模型6中可知，当外资竞争程度小于0.478时，外资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随着外资竞争程度进一步加剧，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当外资竞争程度大于0.588时，外资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另外，我们用外资企业数目份额作为竞争程度指标时，也存在这种门槛效应。这表明，实际上低技术行业决定了在全部行业中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的整体非线性关系，这与中国制造业在整体上的劳动密集型特征相一致。这一结果说明，一方面在低技术行业，外资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因为在这些行业，虽然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内外资企业技术上差距较小，内资企业或多或少可以从示范效应中获利（Buckley et al.，2007b）。另一方面，在低技术行业中，由于内外资企业在这一类行业中的竞争较为激烈，由此带来的负效果因国有企业的巨大退出障碍而放大，国有企业退出障碍的存在使得外资引致的正向效果无法通过低效国有企业的行业退出来实现。综上，当低技术行业中竞争程度（外资企业销售额份额）低于47.8%时，溢出效应收益随外资存在份额上升而上升，超过这个值时，外资溢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为负。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外资在总体上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在经历连续多年的外资快速增长后，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外资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很多反思，其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最初对外资作用的某种盲目夸大到现在的怀疑甚至否定。一些人甚至认为外资尤其是港澳台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是有限的，断言外资无法推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甚至会阻碍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批评似乎使我们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许多国家政府对外资采取敌视甚至否定态度的20世纪50年代。本文发现外资溢出效应在总体上具有显著性，从实证上佐证了政府吸引外资政策在总体方向上的正确性。毫无疑问，没有外资的展示效果、技术转移、刺激以及与内资企业竞争的作用，内资企业以至整个中国经济都不可能是今天这个局面。外资肯定利弊并存，但是因为外资的弊端而走回头路，绝不应当是一个政策选择，在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外资引进大国这样做的先例。正如上述国际组织所经常指出的，问题完全不在于要不要外资，而是如何利用外资为调整东道国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等政府政策目标服务。

利用中国制造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外资渗透水平与溢出效应之间在很多情形下是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非常规的线性关系，外商竞争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外商投资会损害而不是提升同一行业中内资企业的绩效。这一结果表明，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对FDI正向影响的过分乐观的观点事实上是基于微弱的实证支持。本文表明，在某些情形下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外资企业可能是赢家而内资企业是输家。所以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其政策手段最大化外资带来的正向溢出和最小化其对内资企业带来的损害。本文的分析展示出一种以往未见的外资溢出效应模式。这可以为政府部门在制定吸引特定类型FDI政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我们进一步发现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形式和强度与外资所处行业的特点密切相关。本文结果显示，在低技术行业，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的曲线形关系较之所有行业平均来说更强；而在高技术行业，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之间则呈现负向线性关系。在分析两类行业在外资溢出效应上产生差异的原因时，本文认为从外资角度讲与外资企业所有制优势在两类行业上的差异有关，从东道国因素看与行业技术密集程度以及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点有关。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在WTO规则下，一方面，政府不能在承诺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随意限制外资的进一步扩张。然而，随着外资份额的进一步上升，政府必须考虑如何确保内资企业有能力从外资存在中获得最大化的溢出收益，因为在内资企业竞争力低下的情况下，外资部门无节制的扩张可能损害而不是改进内资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外资溢出经验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外资技术转移及其产生溢出效应的程度决定政府对外资优惠政策（例如税收、银行信贷、货币转换和收益支配以及人力资源等）的范围（如哪些行业）和强度、相关产业政策以及相应的对内资企业的制度和技术安排。比如，政府通常根据内资企业对外资竞争的承受能力和对技术溢出的期待决定外资在哪些行业可以独资经营或合资经营以及相应的股份限制。按照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总的来说，外资存在对内资企业有一般性提升绩效的益处，所以政府总的政策应当是继续放松在尚未或正在开放的产业中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我国早期外商投资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其技术溢出的边际效应呈逐步递减趋势。下一步要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适度加快服务业利用外资节奏，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的创新能力，最终实现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第二，就制造业而言，中国政府政策的着力点要放在外资进入速度和节奏的调控上，而不是着眼于短期内吸收尽可能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政府通常采用渐进模式开放不同的行业给外资，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规定哪些行业鼓励外资、哪些行业限制外资以及限制到什么程度。然而，这些政策通常忽略了外资进入速度与节奏参数对内资企业的绩效及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外资进入的节奏是指以投资额表示的外资在某一时间段内进入某一行业的均匀程度。外资进入速度和节奏的加快，不仅使得内资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利，更会加剧内、外资企业的竞争程度，从而抑制内资企业绩效的提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外资在某一年内在两个行业投资的数额相同，均为一亿美元。外资在甲行业投资集中在一个月内，是一次性投资，而在乙行业的投资均匀地分三次在年初、年中和年末，不难理解，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外资在两个行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在乙行业，内资企业有时间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和经营战略并有时间通过提高吸收能力以逐步适应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而在甲行业，外资的一次性大规模进入可能一下子把竞争力较弱的内资企业挤出所在行业，这样外资不仅没有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反而有可能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第三，本文结果同时建议，我国政府应当继续实行外商投资的分行业管理政策。具体而言，鉴于在高技术行业外商过度投资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政府可适当控制在这一类行业外资优惠政策的幅度。近十多年来，来自西方国家技术密集型投资逐渐成为主体，对于西方外资的主要批评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有限，所以政府“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失败，还有包括跨国公司抑制和削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民族品牌流失等。另外，引进西方外资时，应当更注意引导外资合理进入高技术行业，尤其需要注意那些外资竞争程度已经较大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上世纪中期，中国外资以来自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港澳台企业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经验和国际市场出口知识的扩散确实提升了内资企业竞争力，应当特别鼓励港澳台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融合特别是合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