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出版社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_大学论文

高校出版社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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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的分析:喜忧参半

到目前为止,全国大学出版社共计103家,其中有4家主办单位已合并,但出版社还未完成合并。大学出版社除了作为我国大学出版社前身的于190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出版部外,50年代初建立的人民大学出版社是第一家,之后又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余的都相继建立于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经过20年的发展历程,大学出版社在我国的出版业中已从原来的补充地位逐步转向主体地位,成为一支重要方面军,一支不可忽视的充满活力的生力军。

1.特色已经显露,强社开始出现

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占国内出版社总数的18.4%;共有员工6069人(至1999年),占全国出版社总人数的13.49%;年销售码洋35.83亿元(1999年),占全国图书纯销量的10.09%;出书品种24883种,占全国图书品种的17.54%。可以这样说,在短短的20年中,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已经走出了举步维艰的初创阶段。主要以服务于高校教学科研为宗旨的大学出版社,依托大学得天独厚的科学文化和人才优势,抓住机遇,扩展空间,各自以不同的发展思路,增强自己的出版实力,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而一些发展迅猛的大学社则以其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跻身于全国强社行列,尤其令人可喜。

据统计资料显示,在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中,已经有14家销售码洋超过亿元,在全国50多家超亿元的出版社中占五分之一强,最高的外研社已经达到4.5亿元;销售码洋达5000万元以上的大学社已有近40家。其中像外研社、上海外教社以及北大社、清华社、北师大社、人大社、广西师大社、东北师大社等一批强社已经站在中国出版业的前沿,无论是改革的思路、出版的实力、发展的势头,都可以与中央军和地方军中任何一家出版社相媲美,它们出版的图书已经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上获得品牌效应。在经济实力增强、品牌效应扩大的同时,大学出版社的社会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并在国内出版界具有较高的声誉,不少实力雄厚的大学出版社已开始了跨国行动,在引进大量有重大价值的外版图书的同时,走上了与国际出版业联合的道路。随着高校布局的调整,在那些新组成的规模巨大的大学,出版社的实力也更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可以预见,在近几年中,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社将会跻身中国出版业强者的行列之中,在国内出版业的竞争中,大学社与中央军、地方军三分天下的局面会很快形成。

大学出版社另一个可喜之处在于大多数社已经或正在开始显露各自的出版特色。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著名的学术重镇的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图书已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清华社、成都电子科大社、西安电子科大社等出版社的计算机图书已得到社会的认同;人大社的经济类引进版图书;东北财大社、上海财大社的财经普及类、教材教辅类的读物已成为大众读者学习经济实务知识的首选对象;外研社、上海外教社等出版社的外语类图书可以与国内任何一家外语类出版社相媲美;北师大社、东北师大社、广西师大社等出版社的教育类图书有着极其广大的使用对象;以出版汽车图书为主要任务的北京理工大学社已经跻身于“全国汽车图书五强出版社”行列。可以这样说,由于大学社的特殊处境决定了大学社较早地在思考发展的思路。

先天的不足与先天的优势都在同一个意义上促使着大学社为塑造自己的品牌、显示自己的特色而不断探索,在这一点上,大学社已经走在中央社与地方社的前面,因为大学社没有退路,危机意识在大学出版人中越来越强烈。

2.弱势十分明显,弱点令人担忧

正是这种大学出版人的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意识,又使我们不能不看到大学社在发展中存在的先天的和后天的不足,这些不足的存在,足以阻滞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势头,乃至在内外夹攻中迅速走向“天尽头”。对此,大学出版人应有清醒的认识。

市场意识、经营意识亟待加强是由于大学出版社先天的不足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学出版社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产业实体,但它行政隶属上又是学校的一个部门,出版社的员工绝大多数来自教师及行政岗位。尤其是编辑大多是由教学岗位转岗而来,相比较而言,市场意识、经营意识就比较淡薄,选题策划意识不强,在市场经济形势的逼迫下,虽开始走出守株待兔的阶段,但也只满足于拉一些资助出版或系统发行的稿子,离真正意义上的选题策划还有很大距离。而一个出版社只有不断开拓符合市场需要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选题,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先天的不足将会在很长时期内影响我们大学社的发展。

出版社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又是学校的一个部门,实行的是“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这就使我们大学社(也不仅仅是大学社)承担着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两大功能。事业单位性质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不是为盈利,而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存在着(而且必须具有)盈利的行为。加上由于不同主管部门的不同职责,其目标导向与经济政策又常常发生分离,这就导致了出版业改革的滞后现象。这种观念上的滞后和逻辑上的混乱,也常常会影响甚至动摇我们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目光短浅,缺乏长远的规划是大学出版社的又一致命弱点,这尤其表现在干部制度上。大学社的社长、总编岗位更换之频繁,是中央社和地方社所不常见的,经常出现社长、总编培训班才结业,刚拿到“上岗证书”,回去很快就下岗了。此外,干部轮岗制也导致了出版社领导岗位不稳定的局面。作为业务性很强的特殊行业,一个非出版行业出身的社长、总编,不花上两年时间的学习探索,我以为是不具有发言权的。另一方面,任期制又诱发了出版社领导的功利主义,敢于上短平快项目,对长远规划项目缺乏兴趣,如果某位领导思想境界再低一些,那无疑对于出版社将是一场灾难。

上述两方面的先天不足,又引发了大多数大学社存在的问题,即走不出教辅类图书的怪圈。由于出版体制的问题,我国图书市场1999年教材、教辅类图书销售144.92亿册、585.98亿元,分别占全国图书发行总销售量的85%和71%。显然,教材、教辅类图书是我国绝大多数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摇钱树”,这不能不令大学出版社眼红,这毕竟是发家致富的捷径。于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大学社虽没有政策上的优惠,但这一后天不足并未减低参与教辅大战的热情,相反,却带着某些变态心理以打“擦边球”的种种方式去与那些依靠政策或政府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出版资源的出版社争饭吃,“抢一块就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不仅引发了教辅大战的日趋激烈,也加剧了图书结构的失衡现象。有的大学社教辅类图书占码洋的80%以上,有的社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书摊上一溜排开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中小学教辅图书。随着“减负令”的出台、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辅图书这一怪胎必将成为历史。试问,届时中央军、地方军、大学社、国际集团军的厮杀又将在何领域展开?难道还不值得大学出版人深思吗?

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不足,导致了大学社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弱点,更何况在100多家出版社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社仍在苦苦挣扎。据统计,全国大学社中,还有近17%的出版社码洋在1000万元以内,另有19.4%的出版社在1000万至2000万元之间徘徊,这些占总量36.4%的大学出版社还未能进入良性循环的阶段,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发愁。这些出版社往往是既无实力也无特色,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在目前的体制下尚可苟延残喘,一旦稍有动荡,这些出版社的前景将是黯淡的。

二、潜力的评估:明天更好

任何出版社的发展都不可脱离经济和文化氛围,大学出版社尤其如此。教育产业的迅猛发展,举国上下重视教育,科教兴国的文化大环境为大学社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与发展的空间,也为大学社在新的世纪中的新一轮竞争增添了活力。下面一组数字足可佐证:外研社1999年销售码洋3.6亿元,2000年达4.5亿元,增幅达25%;人大社由1.9亿元增长到2.5亿元,增幅30%;清华社2000年达3.5亿元,增幅为100%;北大社2000年达1.8亿元,增幅达20%;上海外教社2000年达3亿元,增幅也在15%以上。由此可见,大学社发展是很有潜力的。活力加上潜力,大学社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将会有更加骄人、更加辉煌的战绩。

潜力之一: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大学社的编辑尽管有着市场意识、经营意识不强的先天不足,但是,由于大学社的编辑绝大部分都是各有关专业的教师,或者是经过深造的硕士、博士,他们学历高,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分寸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尤其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领域,大学出版人更具有站在科技前沿所应具备的敏锐的超前意识。随着市场意识、经营意识的不断增强,在21世纪的出版大舞台上,大学社的编辑们将更加得心应手。大学社作为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一部分,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更具有吸纳性,这不仅提高了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的科技含量,而且扩大了他们的选题所涉及的领域,从而使他们在电子出版物和电子商务这些前沿领域中走在出版界的前列。

潜力之二:充沛的出版资源。所谓出版资源,首先就是作者队伍与作者源。高校是人才密集、知识密集、信息密集的地方,这就决定了大学社有良好的作者队伍和充足的作者源,这为创立品牌打下了先天的基础。未来我国出版物的发展方向中,高技术和高文化将是未来出版物两个十分重要的支撑点,而这两个支撑点离开了高等学校这样的人才基地是无从谈起的。大学社这一先天的优势将更突出地体现在从高校教材建设、知识传播到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创新的转变,大学社的精品意识与品牌意识也因此将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展现,尤其是一些名牌重点大学的出版社更会利用自己学校名牌效应与学科优势,以学术为本,积极组织标志性的品牌图书和骨干工程,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打出品牌,打响品牌,以此来快速发展自己,强化自己在图书市场的辐射力。

稳定的读者队伍是大学出版社的又一潜在的先天优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大专以上学生为主的大学社的读者群体正在迅速膨胀,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的愈来愈短,向这一读者群体及时传播新知识以及不断用新知识、新思维充实教材,必然又会引发对教材更大的需求。终身教育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又为大学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向社会及时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也是大学社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一个稳定而又巨大的消费群体,是大学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天基础。

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决定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随着加入WTO,我国出版界与国际出版业交流合作的范围将更加扩大,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具有人才优势的中国大学社与同在知识经济时代前沿的外国大学社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多,合作的机会将更多,合作的范围更为广阔。大学社将从专一面向国内市场转向扩大对外交流,注重版权贸易,加强与外国社尤其是外国大学社间的联合与合作,在这一方面,大学社具有比地方社乃至中央社更为有利的先天条件。

这些潜在优势,加上人们渴求知识创新而对大学出版社产生信赖感的思维定势,这一切无不构成了大学社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优势。可以预见,大学出版社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过20世纪末痛苦的磨炼和焦虑的躁动之后,将会更加注重修身养性、练习内功,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升华,从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担负起义不容辞的传播文化和知识的使命,从中形成自身新的增长点。

三、应对的策略:主动出击

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与不懈努力,在出版资源、市场开拓、资本积累、品牌营造等方面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内出版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中央社、地方社、大学社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都在试图抢占新的制高点,而那些在暗处的工作室之类的“地下游击队”还时不时进行偷袭,出版领域的国门又即将打开,纵横交叉的矛盾构成了巨大的漩涡。是满足于目前的现状,等着别人来蚕食以致坐以待毙,还是主动出击,更新思路,拓展新的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谋求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摆在大学出版人面前的课题,答案应该是后者。

1.依托高校,走特色化、专业化之路

大学社与其他出版社相比较而言,它的内部资源十分丰富,不仅有人才资源、选题资源与信息资源、读者群体,而且还有设备资源、环境资源,所以大学社的优势便在于应如何利用高校内部的各种资源优势来发展自己。面对中央社、地方社以各种方式组建集团,试图制造中国出版的“航空母舰”的现实,大学社必须清醒认识到:形成规模效应的目标是为了有足够的实力在竞争中获胜。但竞争是多元的,这其中既有出版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有中小出版社的竞争。在美、德、法、英、日等出版大国,属“航母”型的出版集团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的都属于中小型出版社,年出书几十种甚至几种。它们正是以大社的规模优势去保证出版业的低成本,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小出版社在其中起的正是拾遗补缺的作用,大出版社触角无法伸到的地方,就保证了小出版社的生存。目前,我国组建出版集团的“热潮”只是暂时的过渡,它还必须经过一次优胜劣汰、重新洗牌的过程。对此,我们大学出版社完全不必担心因为规模问题是否会被挤垮,大学社中的少数社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出版巨人,但大多数社同样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活得很好。

人大社社长王霁说过:“目前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开始进入一个品牌竞争的阶段,竞争的目的就是创品牌。”品牌是出版社特色的标志物,出版特色是形成出版优势的基础,而出版的优势、出版的特色都建立在对出版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上。大学出版社在新世纪的出版竞争中,必须走特色化、专业化的道路,因为在未来的出版竞争中,失去生存空间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没有特色的出版社,没有品牌效应的出版社。大学社只有紧紧抓住机遇,依托高校的优势,开发出独到的出版资源,走“小而特”、“小而活”、“小而优”的道路,创出自己特有的风格、特有的专业特色、特有的品牌图书及在品牌图书基础上形成的出版社品牌,那么,不管未来的出版格局与图书市场会有多大的动荡,我们大学社都会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

2.互惠互补,走联合“双赢”之路

在中央社、地方社大举组建集团之际,大学社在集团化发展的道路上能否走下去?集团化道路是否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惟一道路?答案是否定的。组建出版集团的根本目的是发挥资产重组的优势,追求出版与市场的规模效应。作为大学社,它分属于不同的高校;不同的高校,又分属于不同的地区或部委,所以大学社首先是作为所属高校的一个部门,其次才是参与市场的文化实体,从产权的角度讲,大学社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的市场主体。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也制约着大学社的完全市场化,因此,像中央社、地方社那样兼并重组的可能不大。

但是,由于大学社之间那种天然的姻亲关系,走互惠互补的联合“双赢”之路应该是可能的。笔者以为比较切合实际的形式有三:一是由同一主管部门的出版社之间以股份制的形式另行组建出版公司,通过注入资本,在全新的意义上进行资金运作,利用各社在现有条件下的出版优势和各校的人才优势,以股份公司的名义组织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而各社的日常运作仍然各自进行,待到条件成熟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重组,各社成为这一股份公司的子公司,母公司在资金、立项等重大问题上作统一调度,子公司成为母公司的二级法人实体,这样既拓宽了出版范围,增强了出版实力,又强化了品牌效应与规模效应。二是项目的联合,这主要是做到优势互补。这种合作方式,应用较为宽泛,出版范围的优势、专业人才的优势、学科的优势、资金实力的优势乃至地域的优势,都可以因此而产生联合性的项目。通过这种互补,以争取利益、市场的最大化,从而获得“双赢”的最佳结果。三是发行上的联合。大学社在所在城市、自己的校园几乎都有自己的窗口,如何利用各自的窗口,扩大大学社图书的市场覆盖面也是大学社的联合“双赢”之路。由于高校格局的调整,很多大学在校生不下三五万,这是一个巨大的图书消费群体,如果通过各大学社在所在城市或校园中设立全国高校教材与学术著作销售的连锁店,那不仅对高校师生来说是一大善举,对各大学社来说,所得到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将令人兴奋。大学社连锁书店的建立,既可以解决高校师生买书难的问题,又可以解决大学社为书找读者的问题,同时也是抗衡目前各发行集团垄断功能恶性膨胀的有效举措之一。

3.产学研结合,走多元化的发展之路

中国出版业的发展,需要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应包括三方面的人才:一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出版家;二是具有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精通出版业务的高水平的出版人;三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功底的出版科研人才。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出版界的现状是令人遗憾的,人才总量不足、总体质量不高、高学历高水平人才比例偏低。据统计,在广东、上海、四川三省(市)的出版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博士学历与硕士学历的比例分别为0.2%与4.7%。形成一支以卓越人才为代表、杰出人才为中坚、优秀人才为骨干的出版产业跨世纪人才群体是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

具有人才优势的大学社义不容辞地应该担负起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出版教育是滞后的,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如法国已开办了博士后流动站进行高级出版专业研究,英国、美国都有12所大学开设了本科以上学历的出版专业,德国政府则干脆规定,没有政府规定的资格或认可的水平,不得在出版界从业。因此,我们的大学社对中国出版教育的发展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已经开设这一专业的大学社,应积极与这些专业加强合作,建立编辑出版研究机构,这样,出版社作为产业、实践基地,直接参与人才的培养,产学研一体化,也是我国相当多的大学社应走的道路。

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也要求大学社树立大出版观念,除纸介质出版物外,电子音像、网络出版的形式,大学社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开拓。此外,国家提倡“社刊工程”,将会使期刊在出版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书刊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立体开发、合力经营又将使出版社的效益与市场最大化,外研社已率先为大学社作出了榜样。如2001年3月1日,外研社在北京大兴的教师培训中心正式启动,由社长李朋义任常务副院长的北外网络教育学院也即将开办。

外研社式的内涵扩张,在相关产业的互动中建立以出版为中心的产业集团体系是今后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出版集团,也是少数大学走向集团化的道路之一。

跨入新世纪的大学出版社明天会怎样?大学出版人的信心是坚定的,他们正以其敏锐的思想、全新的出版理念、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强烈的事业心与社会使命感,去开创大学出版社辉煌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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