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边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苏联论文,世界大战论文,边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波兰边界问题几乎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它先是成了国际问题，之后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粒棋子。苏联在波兰问题的最终解决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施加了重要影响。随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不断上升，波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它的意愿和方式完成的。研究这一题目能告诉人们，战争条件下任何国际问题的解决，首先要适应和服从战争的逻辑和法则。
【关键词】苏联 波兰 边界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是从破坏波兰边界及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开始的。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解决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波兰边界问题亦是其中之一。贯穿二战始终的波兰边界问题，在战争的特定环境下，成了一个典型的国际问题，与战争进程、同盟国关系以及战后世界的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有关国家在解决该问题时自然要与上述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又大大增加了它的份量和解决的难度。苏联作为这一问题形成最初因素之一，自始至终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在该问题上的主张，逐步为有关各方接受，其最终解决方式，完全符合苏联的意愿。研究苏联与波兰边界问题，不仅使我们看到作为战争条件下的国际问题，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远比正常情况下的同类问题广泛得多，复杂得多，还能向我们证明，实力——在战争条件下首先表现为军事实力，是如何成为体现大国意志的有效载体的。
一、从武力的强行占有到依法的既成事实
苏联解决与波兰之间边界及领土问题的最初步骤，就是先用武力强行占有，然后再依照国内法律程序进行完善，使其迅速转化成合法的既成事实。
德国大举进攻波兰后，苏联经十多天观望后决定采取行动。1939年9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照会波兰驻苏大使格日波夫斯基，以“德波战争引起了波兰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波兰国家和其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以及“波兰已变成可能对苏联造成威胁的种种偶然和意外事件的方便场所”为由，宣布苏联政府已授权红军总司令部下令部队越过边界线，“把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的生命财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①25日，苏军已推进到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规定的布格河、散河一线。②苏联此次出兵，对波兰几乎是一种突然袭击，③是借助武力对波兰领土的强行占有。从国际法角度说，苏联出兵时，波兰国家及其政府仍然存在，苏联的行动是破坏一个国家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动，违背了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
为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苏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9月28日，《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随同三个秘密附加议定书在莫斯科签署。通过这些文件，苏德双方划定了各自在波兰及立陶宛的利益范围和边界。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不仅如此，两国承认它们划定的利益分界线”是最后的边界并排除任何第三国对此项决定的干涉。”④这样一来，苏德强占并瓜分波兰似乎不是非法行动了，相反，谁要对此提出异议倒是对两国利益的一种非法干涉了。不过，这个条约在国际社会上没有引起肯定的反应。
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还充分调动和利用了国内法的法律手段。1939年10月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⑤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别拉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一两个文件。⑥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⑦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从苏联的国内法角度看，两地区并入苏联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无懈可击。但波兰问题从一开始就已是一个国际问题，它的解决显然不能以某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作为唯一的依据。特别是在当时还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波兰政府（尽管已经流亡国外）尚存的情况下，未经其同意就把其领土收并过去，于情于理都令波兰政府难以接受，并只能加深波兰对苏联的敌意。波兰流亡政府直到最后也未承认两地区已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坚持恢复1939年9月1日以前的边界原状。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具有任何约束力这点上讲，波兰流亡政府的主张，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理要求。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解决。这样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产生的原则分歧就有目睹了。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国际舆论更多的是站在后者一边。1939年9月19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根据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不能认为苏联的出兵“是有理由的”，同时表示要尽其全力“去履行对波兰的义务”。⑧同日法国政府也表示继续支持波兰。⑨美国政府也在以西科尔斯基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组成后马上给予正式承认。
另外，以《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的签定为标志，苏联与侵略者德国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两国在条约中表示，将在新的边界两边进行必要的国政改造，并把“上述改造视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⑩而且还表明这种改造是不允许别国插手的。9月30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离开莫斯科之前向塔斯社记者发表声明，指出“双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第三个大国干涉东欧问题”。(11)该声明发表在当天的《真理报》上，表明苏联政府对此话是认真并且同意的。同时，苏德还共同向因波兰而宣战的英法两国发出呼吁，希望“英法停止绝对毫无意义和前途的对德战争”，(12)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情况下，苏德两国“将就一切必要措施彼此进行协商”。(13)苏联这样做，虽然可以换来德国对它在波兰以及日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行动的支持或默认，但从长远看，这反而为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波兰边界问题增加了无形的障碍。波兰流亡政府中关于“两个敌人”的意识根深蒂固，英美等国千方百计地避免就边界问题作出承诺，都与此不无关系。
二、从灵活的让步到坚定的原则立场
苏德战争的爆发，为波兰边界、尤其是苏波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
战争初期苏联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急需寻求国际声援和帮助。在与波兰流亡政府磋商恢复外交关系并缔结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联准备在边界和领土上作出让步。1941年7月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说明了苏联政府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其中谈到苏联“赞成在民族波兰的界限内、包括不久前归属苏联的某些城市和地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14)但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与苏联复交也好，解决苏波边界问题也好，前提必须是首先废除1939年9月1日后所有未经它同意而形成的涉及波兰领土变更的条约或协议。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在与迈斯基会谈时，提出可以先把苏波边界的具体划分放一放，但必须宣布苏联与德国缔结的所有涉及波兰领土的条约和协议无效。(15)苏联立即表示同意。苏波于7月30日在化敦签署了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其第一条就是：“苏联政府承认1939年苏德之间涉及波兰领土变更的条约失效。”(16)然而，双方对这一条款所包括的内在含意的解释并不相同。波兰流亡政府的考虑是，既然苏德间涉及波兰领土的条约无效了，那就意味着要承认这些领土仍然是波兰的领土，边界线要恢复到1939年9月1日以前的原状。苏联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条，一则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在波兰领土上划出的边界线已遭到彻底破坏，以前所有有关条约和协议事实上均已失效，承认这一点对自己没有任何损害。二则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区并入苏联所履行的法律程序与苏德间的条约和协定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承认苏德间的条约失效并不意味着两地区并入苏联也失去了法律依据。总之，波兰流亡政府从丧失领土的角度把苏德之间的条约看得更重要，苏联政府从收并领土的角度更看重按国内法履行的程序和结果。因此尽管双方在放弃苏德间条约方面迅速取得一致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问题远没有解决。
1941年11月底至12月初，西科尔斯基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会谈，这又是一次解决边界问题的极好机会。会谈中，斯大林从与德国“东进”政策进行斗争的角度，强调了苏波利益的一致性，提出要使波兰能抵御来自德国的侵略，条件之一就是巩固波兰北部和西部边界。为此，应该把历史上属于波兰的西部土地归还给它。在此，斯大林首次提出“东普鲁士应该属于波兰，波兰的西部边界应该定在奥得河。”(17)至于苏波界边界，苏方表示“只要波兰军队(18)投入战斗，两国可以在和平会议前就确定其共同的边界。”(19)联系到苏联当时仍处于异常艰苦的战略防御阶段，急需补充前线部队，因此把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使用与边界问题挂勾，也算是急切之中的一种选择了。尽管现在无法断定苏联为此准备在边界问题上做出多大让步，但它表示愿意进行直接谈判，就不排除做出让步的可能。至少会在波兰西部边界上达成让波兰满意的协议。对波兰来说，这起码不算是个有害的结果。但是西科尔斯基没有正确估价当时的形势，因而也就没能更艺术地把握送到面前的机会。他感到斯大林很明显的是想“把波兰向西推”，(20)担心一旦接受了斯大林建议的波兰西部边界，就要承认东部边界在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既成事实。所以他宣布，1921年的波兰边界是勿庸置疑的。(21)这里他不提1939年9月1日的波兰边界而只提1921年的波兰边界，也是用心良苦。正是1921年的《里加条约》划定的波兰与苏俄之间的边界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入波兰版图。它涉及的只是波兰的东部边界，与西部边界没有关系。西科尔斯基强调这条边界，一方面表明了波兰要重新拥有西乌克兰和西俄罗斯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不反对波兰向西扩大；一方面一定要使东部边界恢复1939年9月1日前的原状，一方面又不坚持西部边界也一定要恢复原状。可见西科尔斯基不赞成把波兰向西推移，而是赞成让波兰原地扩大。然而对苏联来说，《里加条约》一直被视为不公正的屈辱条约，现在西科斯基旧事重提，而且态度坚决，这让苏联感到“已不可能与流亡政府解决边界问题了”。(22)于是，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便被关上了。
此后，机会还是有的。1942年1月26日，回国述职的英国驻苏大使克利普斯在与西科尔斯基的会谈中，向后者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苏联要求英国承认1940年的苏波边界，二是在苏联非官方的圈子里已经提到了“寇松线”。(23)克利普斯的意见非常明确，随着苏军取得的军事成就增加，苏联政府更不会轻易在边界问题上退让了，目前只有接受苏联的条件，波兰政府才有可能与苏联直接谈判边界问题，而且事不宜迟，拖延既不可能，也不可行。西科尔斯基另有一番想法。他认为苏联在莫斯科城下的军事胜利的意义被夸大了。随着春季到来，德国人将开始反攻，那时正是迫使俄国让步的时候。这种让步在他看来至少包括两点，一是在立陶宛问题上，要恢复其国家主权和独立，因为它是涉及到波兰本身利益的国家；二是要把“波兰的维尔诺”（维尔纽斯）归还波兰。(24)他仍坚持尽可能拖延解决苏联提出的领土问题，否则会铸成大错。对克利普斯提到的苏联有意靠损害德国扩大波兰疆界以及“冠松线”，他明确表示：“把波兰从东往西推，没有波兰的同意不可能实现。”(25)可见，与去年访苏时相比，西科尔斯基的立场没有改变。通过间接渠道解决波兰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也变得微乎其微了。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英国政府恰在此时准备放弃以前的作法，开始考虑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1月28日，一个月前刚刚访问了莫斯科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为了对将来苏联深入欧洲的程度及早有个限制；接受苏联1941年边界并马上履行必要的条约手续是适宜的。(26)为了平衡反对意见，英国内阁还拟定了向苏联政府提出的两条可供选择的建议作为缓冲：或者支持苏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邻国境内获得基地，或者支持苏联控制波罗的海各国的国防和对外政策。(27)当美国以维护“大西洋宪章”原则为由对此表示反对时，3月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直接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作了新的解释：“战争日益加剧的严重性使我感到，不应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那样的理解，以致否认在德国进攻俄国的时候俄国所拥有的边界。……俄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参加大西洋宪章的。”(28)在丘吉尔看来，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吞并只是出于一种道义立场，但这种道义立场可以视情况需要决定维持或者放弃。(29)这又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苏联抓住这个机会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在缔结英苏同盟条约时把苏联的西部边界问题一并解决。英国在实在拿不出什么实际有效的帮助鼓励苏联顶住德国的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只好准备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只是刚刚参战的美国政府不想让自己在国民面前丧失信誉，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作灵活处理，因此坚决反对英国的主张。为让英国能顶住苏联的压力，罗斯福总统催促军方迅速制定出一份美军在欧洲出击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军最早可以在1942年秋就发动攻击。(30)4月初，带着美国总统亲笔信的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来到伦敦，亮出了上述计划的底牌：“总统认为，我们的主要计划是应该向俄国人泼点冷水，别让他们一股劲地向英国提出外交要求。”(31)有了美国的计划，英国才把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的主张放在一边，并以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换得苏联同意把边界问题，尤其是苏波边界问题与英苏同盟条约摘勾。几次解决苏波边界的机会失之交臂后，“苏联领导人明白了，边界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战争结束时形成的力量对比。”(32)在实力不够或不足以让别国接受自己的解决方式的时候，试图按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绝大多数是徒劳的。这是客观现实，而它在战争条件下表现得最集中，也最赤裸裸。它大大加强着人们的实力意识。
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谈判虽然没有展开，但双方围绕边界问题的外交斗争始终未停，且愈演愈烈。1941年底，双方首先围绕原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居民应参加苏联红军还是参加正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的问题发生争执，进而引起了两地区居民的国籍所属问题。波方认为上述两地区仍是波兰领土，其居民自然是波兰公民。苏方依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39年11月29日命令和1938年8月19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籍法》，认定两地区居民已拥有苏联国籍。(33)波方随后指出在苏联对两地区实行占领期间援用苏联国籍法，违反了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苏联以国内法为依据，认为是在两地区人民自由表达意志后，才被接纳加入苏联的，不是占领的结果。(34)并对波兰驻苏大使克特把利沃夫、布列斯特、斯达尼斯拉沃夫说成是“波兰共和国领土上的”城市，表示不能接受。(35)此后双方围绕国籍的争执时断时续。1943年初，双方外交战再掀高潮，苏联指责波兰流亡政府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提出与“苏联主权不符”的要求，宣布取消自1941年底起对波兰族居民的特别照顾(36)；波兰流亡政府马上以“联合国家宣言”和“大西洋宪章”为依据，郑重声明，波兰政府始终未变的立场是：“在波苏边界问题上保持1939年9月1日存在的原状”，警告说“破坏这一符合大西洋宪章的立场会有损于联合国家的一致”。(37)苏联则由塔斯社出面进行答复，说波兰流亡政府不想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要求统一到自己民族国家中去的“历史权利”，是一种“帝国主义倾向”。并第一次公开提到寇松，说甚至对苏联并不友好的寇松勋爵都明白，波兰不应妄想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38)不久，双方因“卡廷森林事件”关系急剧恶化，苏联马上把波兰流亡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行动和表现与边界问题挂上勾，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39)4月25日，苏联宣布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双方自此失去了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可能了。
在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前期，苏联是准备与前者解决边界问题的，并为此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提出西移设想并打算做出某些让步。但也应看到，当时的环境并没有严重到要苏联非得做出放弃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选择的程度。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包括波兰流亡政府承认对两地区的收复，即承认苏波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边界线，是苏联仍要坚持的原则立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而要波兰流亡政府作出这样的承认，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问题，恰是它最不愿意接受的。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尽管苏联现在是盟国，但在破坏波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它与德国没有本质区别，从维护国家利益角度讲，坚持恢复1939年9月1日前的边界原状，对苏对德没有也不应该有所区别。此外，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还有更深一层打算。1942年11月，西科尔斯基谈到当初他没有接受斯大林的建议，不想讨论边界问题，是因为考虑到，“也许波兰政府在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支持下，最终将迫使苏联政府承认我们在东方的权利。”(40)1943年初他访美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从波兰一直到土耳其的“东方联盟”，其矛头是针对苏联的。(41)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自然认为过早确定苏波边界对自己是个约束。一旦苏德两败俱伤，力量对比有利于波兰时，波兰可以在东方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自己的利益。这在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目光远大的考虑，而历史证明恰恰是一种短视。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立足点不同，考虑不一样，一方缺少耐心，而另一方缺少诚意和兴趣，终使机会一一错过，在边界问题上除了留下一连串的矛盾外，没有丝毫进展。
三、扶植亲苏政权和依靠大国协议
与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后，更坚定了苏联通过别的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一方面，苏联开始公开地大力扶植在苏联活动和波兰国内的亲苏政治力量，逐渐使其成为波兰的另一个政府，与流亡政府分庭抗礼。另一方面，积极展开大国外交和首脑外交，力求争得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对苏联边界要求的认可。
还在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之初，苏联就与波兰的其他一些政治团体和组织建立了联系，象1942年1月初在波兰国内恢复活动的波兰工人党，团结在《新视野》杂志周围流亡苏联的波兰爱国者团体，都曾得到苏联的物质帮助。随着苏联与流亡政府之间矛盾加深，苏联开始有意识地扶植亲苏力量。1943年2月下旬，苏联同意在流亡苏联的波兰人中组成一个广泛的组织——波兰爱国者同盟，其主要任务是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中间组建武装力量。为此，苏联提供了巨额资金，到1944年底，用于此项的开支又达7亿多卢布。(42)1944年1月1日，波兰工人党、人民近卫队、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等14个组织的代表，在华沙秘密召开了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了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贝鲁特为首的主席团，并宣布自己“是波兰人民意志的执行者”。(43)苏联马上表示支持。不久，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同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为波兰人民唯一合法政权。同年5月和7月，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先后派出两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及波兰爱国者同盟领导人举行会谈。波兰爱国者同盟还把在苏联的10万余人的波兰武装力量交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指挥，(44)波兰国内外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合为一体。7月22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颁布法令，决定建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领导人民解放斗争，赢得波兰国家独立和复兴的合法的临时权力执行机构。”(45)实际上，这是“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波兰劳动人民的政府”，(46)因此立即得到苏联的承认。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苏联的积极参与下，经过1945年上半年的磋商与谈判，6月28日，临时政府与流亡政府中的部分成员组成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宣告成立，苏、美、英、法 等国很快予以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组织和政权成立时，无一例外都要提及边界和领土问题，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与流亡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波兰爱国者同盟在其政治纲领中表示，“我们认为，里加条约的边界不符合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追求民族统一的合法要求”，“我们不需要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一寸土地”。同时又说，在取得战争胜利后，要恢复一个包括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波兰国家。(47)这差不多就是苏联主张的复述。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成立宣言中，把“收回西部和北部被强迫德意志化的所有波兰土地给波兰”、“在承认民族自决权前提下通过波苏间的友好协商解决东部边界线问题”，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48)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在成立宣言中重申，它将遵循这样的原则调整东部边界：“波兰的土地给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的土地给苏维埃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49)正是在此基础上，1944年7月27日，苏联与波兰民放解放委员会签订了《苏波边界协定》，基本沿寇松线确定了苏波边界。(50)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波兰的一个政府为另一方签署的边界协定，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尽管1945年8月16日签订的苏波两国边界条约对上述协定内容稍有修改，但其基本内容已不可变动了。
获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对苏波边界及西部边界的认可固然重要，但由于波兰问题从一开始就已是一个国际问题，任何解决方案还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国际承认。这首先意味着要得到反法西斯同盟国、特别是同盟国大国的承认。在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之前，苏联曾多次就波兰边界问题与英美两国进行协商，但由于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条件尚不成熟，英美出于种种考虑，始终没有接受苏联的主张，甚至不愿意谈及这个问题，更不想作出什么承诺。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后，苏联大力扶植亲苏政权，特别是红军日益逼近苏德战争爆发时的苏波边界，波兰边界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1943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德黑兰会议上，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讨论主要在苏英之间进行，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否接受波兰东、西边界均向西移动的设想；第二，是否接受波兰东部边界即苏波边界以寇松线为准的主张。在第一个问题上，三国首脑很快取得一致。(51)在第二个问题上，苏英之间曾一度就寇松线的走向、具体说就是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利沃夫及其附近油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在苏方出示了寇松当年的电报原件后，丘吉尔原则上接受了苏联的解释。(52)
英国接受寇松线是想及早把苏联的影响范围确定下来，以免这种影响随着红军进入东欧各国而无限制地扩大。因此，让波兰让出一部分地区给苏联，比失去整个波兰、甚至欧洲要有利得多。而能保住英国对波兰影响，不使它完全倒向苏联一边的办法，就是让亲西方的波兰流亡政府回国执政。在苏联已与流亡政府断交的情况下，关键是要看苏联能否重新接受流亡政府，这又首先取决于流亡政府是否接受以寇松线为苏波边界了。边界问题与政府问题联系在一起，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它再与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对战争结局的看法，对战后欧洲安排的打算结合在一起，其政治意义又被放大了。所以，德黑兰会议后，艾登和丘吉尔对接替因飞机失事逝世的西科尔斯基出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的米科拉伊奇克劝压并用，要其表示接受寇松线，换取回国执政的机会。(53)罗斯福也建议米科拉伊奇克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表明态度。(54)然而米科拉伊奇克在1944年7月、8月访苏期间，没有接受寇松线，“空着双手”回到伦敦。同年10月上旬，丘吉尔访苏，此时斯大林对寇松线的态度更加坚决，明确指出，波兰流亡政府要想和苏联政府建立联系，只有承认寇松线，并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折中办法，即波兰流亡政府接受寇松线为波兰“事实上”的东部边界，但保留在和会上最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可见，这时苏联已把寇松线问题当成一块唯一的“试金石”，它要的是明确表态，而不是可以有别的解释的外交辞令。丘吉尔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达成在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这在丘吉尔看来是更大的问题。他担心在寇松线问题上不满足苏联的要求，会因小失大，让苏联有正当的理由完全控制波兰政府。然而应召前来莫斯科的米料拉伊奇克仍然迟迟不肯表示接受寇松线，用丘吉尔的话说，米科拉伊奇克已经“固执得看不到牵涉的问题有多大。”(55)波兰边界问题已经成了大国交易中的一个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的固执，自然只能使自己受到孤立和冷落。但关键是，以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拒绝寇松线，丝毫不能阻止苏联的解决方式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大国所接受。
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以冠松线为准的波兰东部边界在稍作有利于波兰的更改后得到三国承认；波兰将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让予。(56)同时，边界问题的政治化在协议中有了具体的体现。虽然协议中没有把承认有关边界的决议作为一条政治标准提出，但雅尔塔协议中有关波兰边界和政府问题是放在一起说的，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又比较完整的部分，因此可以也应该把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而拒绝另一部分。要么接受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的全部协议（包括边界划定和政府组成方式），要么就不能介入波兰问题的解决。一直不接受寇松线的科拉伊奇克，也只是在他公开声明接受雅尔塔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后，(57)才被允许加入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可以说，雅尔塔协议是首次通过当时最具权威的方式——大国协议的方式，初步解决了盟国间的一大政治问题。
与东部边界相比，波兰西部边界的确定要多一番周折。这是由于它与更重大的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处置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斯大林从波兰几次成为德国进攻苏联走廊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必须使波兰自己关闭这条走廊，为此目的，就必须使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国家”，而这场战争的教训又证明“波兰和俄国之间的友谊是波俄两国安全的保证”。(58)这就是说，在苏联看来，波兰除了要与苏友好外，还必须强大。当波兰在战争中遭受重大破坏之后，它必须而且应该从苏波的共同敌人德国那里得到补偿。另外，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在1944年12月上旬访问莫斯科时的一个观点，也得斯大林的认同，即以奥得河和尼斯河为国界会消除德国和波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59)这样，让波兰西移，就不单单是一种补偿，而且也是一种战略考虑了。雅尔塔会议刚一结束，苏联国防委员会便把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由红军控制的领土转交波兰临时政府管理，后者很快开始树立界碑，接管了这一地区。(60)但问题随之而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这好象把德国分成了五个占领区，而不是雅尔塔协议规定的四个，这有碍赔偿问题的合理解决。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就曾对此提出异议，这次又抓住东、西尼斯河之分，再次从社会经济角度提出不同意见。说穿了，英美是不愿意看到亲苏的波兰占据过多的德国领土和资源，使与苏结盟并友好的波兰在中东欧占据强大的位置。但这种异议和不同意见，在苏军已推进到易北河并正准备对日开战的情况下，已经无法动摇认为力量对比于已有利的苏联的立场了。英美承认的波兰民族统一政府也向三大国发出长篇备忘录，阐述了收复上述地区的理由和根据(61)。波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应邀来到波茨坦，向三大国当面表示：“在反对德国的战争中损失巨大的波兰人民认为，对西部边界的任何别的解决方式都是危险和不公正的。”最后，波茨坦会议形成决议，允许波兰民族统一政府对奥得—西尼斯河以东地区继续管理。(62)此后，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50年，波兰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70年分别缔结条约，确认了奥得—西尼斯线。
波兰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几乎贯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这注定了它无法摆脱战争和战争条件下国际政治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它先是成为国际问题，之后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了大国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它的解决很难通过公正合理的正常渠道完成，相反，必须去适应和服从战争这个当时最大的政治的需要，由当时对这个最大政治最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国家决定其解决的方式和时间表。它的最终解决首先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大国利益平衡的结果，而不是所有有关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因此，它不要求真正的客观公正，而只要求大国能够接受。
苏联作为引出波兰边界问题的最初因素之一，在此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波兰边界问题直接有关，更重要的是由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决定的。苏联处理波兰边界问题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它说明，战争环境本身不仅具有无理的破坏和有理的重建双重功能，而且还具有完成从前者向后者转换的特殊功能。从破坏者角度说，它所破坏的一切都是没有理由存在的；从重建者角度看，它所重建的又都是有道理的。如果破坏与重建出于同一个行为主体，那它必须具有战争法则唯一认可的东西：实力。它还说明，一旦实力（尤其是战争条件下的军事实力）被推上实现国家意志的有效载体的位置，不合法的可以转换为合法，不可能的可以变为可能。
注释：
①⑤⑥⑦(14)(15)(16)(17)(20)(24)(25)(33)(35)(36)(37)(47)《苏波关系史文件和材料》，第7卷，莫斯科1973年版，第178、第179-180、第181和183、第185和186、第198、第203、第208、第58、第258、第285-286、第286、第241-242及256、第278、第343、第350、第391页。
②④⑩《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到基础条约（文件和材料）》塔林1990年版，第105、第118、第118页。
③从莫洛托夫向波驻苏大使提交照会到苏军开始进攻，只相隔2个小时。
⑧⑨阿·托因比等编《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注2、第62页。
(11)(12)《真理报》1939年9月30日。
(13)《消息报》1939年9月28日。
(18)指根据1941年7月30日的苏波条约及8月14日苏波两国最高司令部的军事条约，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
(19)(21)(22)(40)(44)(46)(60)巴尔萨达诺娃《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苏波关系》莫斯科1982年版，第65、第66、第66、第66、第167、第185、第225页。
(23)有关寇松线的原意，见阿·托因比等编《欧洲的重组》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26)(27)安·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54-555、第562页。
(28)(29)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上，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81、第480页。
(30)(31)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7、第488页。
(32)特鲁哈诺夫斯基《安东尼·艾登》，莫斯科1974年版，第238页。
(34)(53)阿·托因比等编《欧洲的重组》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第252页。
(38)《消息报》1943年3月2日。
(39)《消息报》1943年4月27日。
(42)(43)(45)(48)(49)(54)(57)(61)《苏波关系史文件和材料》第8卷，莫斯科1974年版，第343、第11、第141、第12、第143、第114、第406、第479-488页。
(50)见《苏波关系史文件和材料》第8卷，第156页。同时条约中还规定，东普鲁士北部地区、哥尼斯堡城及周围地区划归苏联；东普鲁士剩余地区和但泽区及但泽港划归波兰。
(51)(52)(56)(62)《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8、第123、第248、第516-517页。
(5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1页。
(58)(59)《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苏法关系》莫斯科1959年版，第360-361，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