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现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并为未来提供借鉴的鲜明特点，但就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论著和文章来说，还不算很多。在研究范围上有一定扩展，但也还存在一些缺陷。现就笔者所见，择要介绍如下。
经济思想 在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除了对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划时代的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了较多研究外，对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的思想亦有涉猎。
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论述多集中在农业方面。李体文、于淑雪在《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论略》（河南大学学报2）一文指出，农业以及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毛泽东能清醒地看到并紧紧把握这一点，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始，就将重点放在农村，以农村作为革命的突破口，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毛泽东的农业经济思想也逐渐形成。该文就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中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土改及发展农业的方针等内容作了探讨。许平在《试析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观》（毛泽东思想研究1》一文中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农民休养生息观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认识基础，而一方面引导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一方面减轻、限制负担使民不伤则是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观的基本内容。文章还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关于农民休养生息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为指导，根植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
针对有人认为毛泽东实行的是一套闭关锁国的政策，杨宗丽指出，考察毛泽东几十年的思想和实践轨迹，在思想上他并非想闭关锁国，但在实践中他遇到了许多客观条件限制。其实，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提出过对外经济交往的设想，并曾在解放区努力将它付诸实践。建国后，毛泽东千方百计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开通经济交往的渠道。如果说中国曾实行封闭政策，那也不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坚持敌视中国的结果（毛泽东与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党史研究与教学2）。
另外，耿香玲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毛泽东思想研究1）、杜中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利用不平衡规律发展经济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论坛1），还有许多文章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发掘，这为以后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打下了基础。
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杨浦林、赵德馨主持编写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一书，可说是一部力作，全书33万6千字，主要分“导论”、“上篇”、“下篇”、“结束语”四部分。“导论”部分对全书论述的对象及其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和阐释，它包括：一、对象与目的；二、主要内容；三、形成和发展；四、思想来源；五、特点；六、历史地位。上、下篇主要就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分别展开论述。上篇为“关于中国近现代三种经济形态的学说”，它分为四章：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理论；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四、对两种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下篇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学说”，它包括五个部分：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理论；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改革的理论；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处于不发达阶段的理论。“结束语”指出了评价一个人经济思想的标准，同时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其所以具有那样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看待毛泽东各种经济思想谈了看法。全书结构严谨，各部分配合，相得益彰。论述内容亦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在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方面，剧锦文的《托拉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党史文汇4）和吕小蓟的《刘少奇对办托拉斯的有益探索》（党史文汇5）两篇文章，就刘少奇提出办托拉斯的思想、尝试的结果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薛萍的《刘少奇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贡献》（四川大学学报3）论述了刘少奇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纠正“大跃进”以来人们的错误认识，并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作者认为，刘少奇同志对当时困难的估计是正确的，对其原因和责任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勇于正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大胆调整的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摆脱经济工作中每隔几年便会或轻或重地重现一次“左”的危害，做好经济工作十分有益。
此外，荣开明的《刘少奇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与贡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4）、孙建娥的《刘少奇论以股份制引导农民步入市场》（毛泽东思想论坛1）等文章，都对刘少奇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较广泛和深入的论述。
关于周恩来、朱德的经济思想，有王毅武《简论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武汉大学学报3）和陈友群《总司令的经济观─朱德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创见》（中共党史研究5）等文章。陈文指出，50年代朱德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极力主张充分发展沿海工业，及早开发海南岛，军用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放开手脚搞活对外贸易工作，大胆组织合作股份公司的思想都是很深刻和富有创见的。作者还认为，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不断完善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
李家详撰著的《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主要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系统地介绍了邓子恢的主要经济思想。全书17万多字，涉及邓子恢各种文稿约120篇，是论述邓子恢经济思想的具有开拓性的专著。此外，还有刘蓬勃的《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探析》（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1）等文章。
关于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近年来论述得最多的。学者们从各方面进行着阐发和探讨，写出了许多有一定深度的文章。对邓小平经济思想萌芽于何时的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四种不同意见：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二、50年代，以党的“八大”为标志；三、1975年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四、1975-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赵俊臣在《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云南社会科学4）一文中认为邓小平经济思想萌芽于1975年至1978年底，形成于1979年至1989年底，发展于1990年以后。罗宗荣、龚自德和周锐京则侧重于对《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认为其滥觞可追朔到“八大”。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为纠正“文革”错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开始清晰地构建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准则。1976年以后，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后的“拨乱反正”，这一思想趋于成熟。“十二大”以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邓小平继续反复强调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突破了传统观念和模式的新的理论观点。1989年以后，在经历了国际国内重大事变后，邓小平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的指导原则，冷静地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深刻地总结了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并于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使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各方面都得到深化和升华。胡义成探讨了邓小平市场经济的理论渊源，反对把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说成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及教训的总结。而不顾及这一论断对当代中国外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批判借鉴，提出要改变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这种“闭关锁国”方式。他认为当代国外经济学成果，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提供了一个理论来源，这也符合邓小平放眼看全球的开放意识。他主要列举了四大参照系进行论证。其一，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其二，东方经济巨人日本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三，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的理论成果；其四，在批判借鉴国外当代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继承和发展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经济学成果与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7）。此外，张国伟也探讨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0）。
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关于设立特区的政策，这在以前乃至现在都并不是为所有人接受的，不少人对它的正确性、必然性、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袁恩桢在《非均衡发展──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社会科学1）一文中，从事实和认识论的高度深刻地对非均衡发展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证，是颇具说服力的。文章指出，为什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大政策呢？这是因为贯穿其中的是非均衡发展思想，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传统体制以排斥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为重要特点，而非均衡发展则是改革的必然产物。非均衡发展是我国落后的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万物发展的普遍的特点。
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和对外开放思想也有不少论述。如李培荣《试论邓小平关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山大学学报4）、胡振铨的《邓小平农业现代化理论探析》（学习论坛4）、李水明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初探》（桂海论丛4）及李玉山《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探析》（前沿3）、卢新德《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国外社会科学情况3）和葛光前的《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效应》（国际贸易问题4）。
另外，还有一些论者对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如黄峥的《毛泽东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思路的比较》（中共党史研究3）、刘宗江的《毛泽东刘少奇过渡时期有关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1）、黄爱民的《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与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毛泽东思想论坛1）。
洪银兴从三个方面评述了一代经济学家蒋学模的经济思想，认为他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的为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蒋学模经济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4）。此外，还有方福前的《高鸿业经济学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
经济体制 经济政策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如沙健孙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主要蔓述了以下问题：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的大大提前完成及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当前改革的关系。文章认为衡量工作中是非得失的标准主要应是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所以应当从根本上加以肯定。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就否定了农业合作化。因为，这个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行并很快起到重大作用，是同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村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分不开的。又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经营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受到乡、村两级各种经济组织的协助、服务和协调，形成所谓双层经营和双向承包。这同合作化以前的农村是不一样的。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仍然办得好。另外为了增加投入，增加农业增长的后劲，还要积极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还要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从工商业方面来说，作者指出，改革以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有所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政策是不允许重新产生资产阶级，即形成新资产阶级的。
黄如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2），主要阐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历史背景和客观依据、经过、成就和问题以及高潮到来前中共中央所抓的几项工作，文章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指导思想与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有的还比较严重，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造成不良后果。
赵凌云的《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2），论述了1949-1956年间我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的消亡及其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影响。他指出，1949-1952年，形成了计划与市场双重体制因素并存的格局，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1953-1956年，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基本消亡。他认为，1949-1956年是中国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期，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作为近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逐渐退却并中止了，市场基本退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领域。而导致中国经济计划化过程中市场体制因素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早结束的重要原因则在于，随着市场体制因素的消亡，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体制基础。
陈霖写了《试论1956年我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范守信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领域的第一次战役》（当代中国史研究1）。
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秘密在于采取了“整体渐进的改革策略”。对此，吴敬琏提出不同看法。他说，纵观历史，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实际，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采取了所谓“整体渐进式”方式，而是由于采取了一种在国家部门改革推进缓慢的情况下，大力进行“体制外”改革，以“体制外”改革促进和“带动”体制内改革的策略。他还说，改革开始时期采取的上述“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的战略，的确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绩。然而，这种策略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仍然属于一种战术性的安排，采取这种战略，为的是减少改革的阻力，积聚改革力量，缩短改革的进程，最终达到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的目的。因此，在“体制外”的改革已经把改革推向国有部门即公共部门和已经为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就应抓住时机，在公共部门这个国民经济的基本部分开展整体配套改革的攻坚战，把支持市场制度运转的主要支柱建立起来，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东岳论丛4）。
王亚平的《治理整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阐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客观评价了治理整顿方针及各项措施的总体效应。作者认为，自1982年9月开始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所确定的经济目标基本达到。但是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如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优化有所延缓，农村经济发展受到较多制约，从结构调整来看，存量结构调整进展甚微。对此，他提出，当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由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决定型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导向型转变时，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必须重视居民消费需求趋向，通过建立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居民消费。同时，要给予竞争性领域企业更大的经营决策权和投资自主权，使经济增长更具活力，更具效益。另外，国民经济再高速发展需要有新的增长点。
此外，还有方向东的《改革十一年来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回顾与分析》（经济研究参考91），英国学者沃尔著，艾景学译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程：经济特区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5）等。
工业 董志凯的《大“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一文，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分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联想到近代中国寻求“机船矿路”的足迹，指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近百年来长期未能完满解决的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国际上发达经济和高技术的挑战。这既形成了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为“后起效应”的优势，又面对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处处受制于人。而要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就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积聚资金投入到耗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产业和设施中，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底气”和“后劲”。剧锦文则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上为什么要采用苏联模式而不是英美模式，即是采用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以建立工业的基础，再带动轻纺及其它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最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模式而不是采用先从发展轻纺工业起步，然后待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动推动鲐工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模式。指出这一选择是有客观依据的，自从这一模式导入之后，我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上运行的，从而造成和扩大了二元经济的格局给日后工业化的加速进行蒙上了阴影。所以，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面临着转轨的挑战（新中国工业化模式导入的经济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
周叔莲、郭克莎的《论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中州学刊1），论述了改革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的态势和机制，认为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演进与其他国家和地方相比十分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演进的特点表现在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演进的明显趋势。工业化机制的演进，主要表现为三种趋势：1、工业发展主体多元化；2、工业发展动因市场化；3、工业发展方式外向化。同时作者还总结了八十年代工业化的成绩：在总体上，首先是工业高速发展带来了国民经济工业水平的提高；其次，工业高速发展促进了就业和经济高速增长；第三，在工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增长率的波动明显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随之下降。在效益变动上，从增长效率看，1981-1990年间，中国工业以及国有工业增长效率已超过了国际上相同发展阶段的蚧般水平。从结构关系看，1984年以后，随着轻工业增长率继续上升和重加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又显得日益落后，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整个工业部门能耗比重不是降低而是升高，因而形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冲突。从产品质量看，改革之初，产品质量虽有提高，后来产生了波动和下降。因此，低质量循环的滞后影响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扭曲状态，制约或干扰着提高质量的内在机制。在对外竞争力上，作者认为，由制成品出口总量反映出来的工业对外竞争力是迅速增强的，特别是表现在促进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方面。但是，制成品的相对竞争力总的来说仍很低。所有这些，应当说是对我国改革以来工业化进程的很深刻的考察。
金融 贸易 武力的《建国初期的股市和建立长期资金市场的设想》（国际金融研究1），回顾了建国初期为时不长的京津两地股市，并提出几点历史启示：1、以证券流通为标志的长期资金市场的建立与运行，必须以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2、由于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是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同步的，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仅靠金融业的努力，想一蹴而就，将广大企业在短期内推上长期资金市场将会导致证券市场的扭曲和混乱，结果欲速不达，反而影响证券市场的良性发育；3、由于证券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因此证券的种类也应该是多样化和易于流通转让的，即更方便投资者和集资者的需要，否则，证券市场将失去活力；4、国家有关机构除了加强对上市企业审核监督外，还应加强对股市的监管。吴特的《解放初期上海保险市场的整顿》（上海保险3）谈到，上海解放前夕，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停滞的境地，上海保险市场也处于极度混乱的局面，解放初期，为了使保险业配合国民经济活动的迅速恢复，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对上海保险市场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使上海的保险业迅速恢复活动，使保险市场逐步纳入正轨。另外，刘克谦、张凤喜还写了《人民币：共和国一页秘史》（开发区导刊11）。
张飞虹在《刘少奇与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党的文献1）一文中指出，刘少奇在指导城市接管与建设工作中，把对外贸易作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性社会再生产的交换方式，充分重视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所作出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意义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实行国家管制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2、建立国家管制对外贸易的机构和制度；3、坚持统中有活的对外贸易指导方针。
连心豪的《建国初期对外经贸和海关政策的历史思考》（厦门大学学报2），回顾了建国初期的对外经贸政策，他认为，尽管闭关自守不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制定对外经贸政策的主导思想和主观愿望，但事实上新中国确实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除了西方世界的包围、遏制政策这一最主要原因，不能不承认还有许多客观的、历史的，乃至主观的思想认识因素。他认为，旧中国落后的经济遗产是制约新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历史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岁月中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滋生闭关自守思想的天然土壤。所以，继续清除几百年来根深蒂固地盘距在人们头脑中的闭关自守思想残余，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自觉性，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农业 关于农业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主要侧重于农村经济关系，经营体制等方面。陆汉邦记述了《广西龙州县土地改革的有关史料》（当代中国史研究2），对该县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当地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手段，土改中阶级的划分，土地改革斗争及土改后各阶层占有耕地的情况等都有详实的资料。杜敬的《南疆土地改革中的特殊问题与党的具体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3），依据《南疆农村社会》等资料，阐述了解放前南疆土地制度的复杂性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介绍了南疆土地改革中党制定的特殊政策及其实行情况。
高新民对我国高级农业合作社与苏联集体农庄作了对比，认为二者虽有不同，但总的说，高级社是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如两者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两者土地归属权虽不同，但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方式，对大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分配原则和办法，管理机构都基本相同；两者组织规模都比较大。同时他还认为，这种仿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的一面，是可以理解的（我国高级社与苏联集体农庄比较之研究／中共党史研究5）。宋斌全则以生动的史实回顾了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由来》（当代中国史研究2）。
刘伦文在《对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积极性的再认识》（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2）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不论是高层决策者，还是基层管理干部，对农民在土改基础上焕发出来的“两种积极性”的认识和判断不仅有估计过高的问题，而且主要是对其内涵、实质的看法同农民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因而，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夸大了，并把它作为开展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他认为，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说明。第一，当时人们把农民要求互助合作、发家致富的愿望直接理解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第二，简单地把入社和不入社归结为两条道路问题；第三，把入社的积极性看成是加速农业集体化的主要依据，夸大了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其他条件。另外，陈廷煊论述了《建国初期新解放区农村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押斗争》（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1）。
陆文强的《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一文，不仅回顾了承包制发展的历程和引起的争论，而且还提出了承包制显露出来的问题及关于完善承包制的研究与实践的问题。作者认为，承包制中显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产权制度模糊造成土地的频繁调整与分割；土地转让制度的缺乏；土地纠分严重；土地税制的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并通过实践检验来解决。孙世芳也概述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历程》（古今农业3）。杜润生《中国农村结构的转变》（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2）论述了我国农村结构改革的必要性、成就、经验与展望。缪建平等总结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四十五年的光辉成就》和基本经验（当代中国农业史2）。李芝发则着重谈了湖南农业在农村经济改革以来的巨大发展（湖南农业在改革中前进／当代中国农业史2。专论单项作物生产发展史的有：黄珍埠／我国油料生产发展的回顾／中国当代农业史2；伍运滋、莫存汉／贵州烟草发展梗概／中国当代农业史2。
其它 于祖尧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一文，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结合起来的伟大实验的需要，从汲取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方面，从经济史在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及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使命等方面，高度概括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它与经济改革的一致性。作者认为，我们只有把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把现实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作出的研究成果才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改革为经济史学发展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改革也向经济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我们应当抓同遇，迎接挑战，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汪海波的《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重新审视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对过去自己主编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一卷本）中的分期进行修正，阐述了新的分期断限、分期标准及正副标题的侧重方向，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着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实践价值和理论贡献。作者认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化应是分期的主要标准，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是处于第二位的标准，政治因素也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由此，他将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3年）；第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工业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工业经济，1953年─1957年）；第三、四、五个时期都叫“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其副标题分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经济（1958年─196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经济（1961年─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1966年─1976年10月）”；第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业经济，1976年10月─）。
此外，商翔提出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求是9），田居俭提出要《大力加强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日报94年2月3日）。武力吉、陈献国则谈了《民族经济史研究中的几点认识》（前沿1）。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