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发展论文,动向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扩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的进一步加强，各国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努力有增无减。从亚洲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到市场竞争，世界上许多事态的发展都进一步证明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在1998年的世界科技发展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一、科技基础是抵御金融危机的可靠支柱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遍及全球，不过，不同的国家受影响程度很不相同。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很多，但科技实力强弱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世界经济出现几个亮点，其中美国分外夺目。亚洲金融危机对它的冲击同样强烈，但至今未出现大动摇。美国科技基础无可争辩地雄居世界之首。美国经济连续8 年持续增长也无可辩驳地得益于其雄厚的科技基础。依靠科技突破性和增量性的创新，源源不断地推出在全球市场极具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致使美国出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3。法国总理若斯潘也称赞：“美国那种内在活力即研究开发能力”是美国最大的长处。欧洲的科技基础雄厚，仅次于美国。尽管欧盟各国经济进入90年代后不大顺利，又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但这两年反而发出光芒，其科技实力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相对于美国和西欧而言，日本的科技基础仍较薄弱。日本长期是一个技术模仿国，独立创新不足，致使它的许多高技术产品在美欧的新攻势面前丧失了国际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对在泡沫破裂后已是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技底气不足。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影响尤为深重，但也有差异。在“四小龙”中，台湾受影响最小，新加坡次之，韩国最重。它们的科技竞争力强弱也与这个顺序一致。在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的1998年科技竞争力排名表上，台、新、韩的名次分别为7、9和28。至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他们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而且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这些国家的技术力量一直很薄弱，科技指标水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虽也曾创造经济“奇迹”，但早在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就已警告，东亚各经济体的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没有技术创新支撑，很快就要出问题。真是不幸而言中。以上现象似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科技实力愈强，经受危机的抵御力就愈强。
亚洲金融危机给予各国经济的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和经济管理以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当在情理之中。然而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问题不与科技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且要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活力也必须从扎扎实实发展科学技术入手，建立起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许多国家都在采取相应举措加大科学技术发展力度。日本政府公布了《产业结构改革行动计划》，要在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独创性技术开发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信息和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和节能等15个高速增长的新兴产业。韩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一致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金大中总统入主青瓦台后，提出了建设“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的设想，决定成立以他为主席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新加坡竞争力委员会提出了提高未来竞争力的8条战略， 其中有：以科技和创新作为竞争手段；以制造和服务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造就一支世界级的劳动大军；培养出一批本国的世界级公司。新加坡还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实现信息技术现代化。台湾当局明确指出，知识是决策的依据，技术是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台湾要成为一个高技术制造中心和科技岛。《亚洲新闻》在香港组织杰出思想家出席的一次圆桌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这个地区站在技术领域的最前面，到头来，这种巨大的挑战就是创新”，这正是摆脱危机复兴亚洲经济的根本所在。
二、构筑国家创新体系 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
1998年，创新继续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创新不仅是新世纪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核心，而且被用作保持领先，追赶先进，甚至挽救经济危机的手段。创新环境的变化使得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构筑国家创新体系。
这一年，经合组织出台的《国家创新体系：政策的关联》和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的《走向全球：美国创新的新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最后10年创新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和知识型产业方向的调整、技术发展的日益综合化、创新成本成指数上升以及冷战的结束。这些变化给创新带来了新的压力。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报告称：创新平台是美国最有价值却又最不为人所认识的国家资产。它是美国未来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和制约因素。美国要保住世界第一的地位，就必须认清“全球环境是无情的”。面对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创新企业的领先地位一旦丧失，就难以复得。为此，创新必须具有全球眼光。
显然，创新体系中各要素（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以及一切与创新相关并参与其过程的机构和个人）独自的力量难以与全球竞争大潮相抗衡。必须通过制定促进创新的政策、创造创新环境，最大限度地挖掘并融合各要素的创新潜能来构筑国家创新体系，以形成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国家创新体系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创新包含从创意到新产品、新生产工艺和新服务的诞生直至进入市场的全过程；强化各个创新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系统网，通过各个创新相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和相互作用获得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创新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经合组织报告指出，创新活动不仅仅依赖于新知识的有效生产、传播和吸收，而且依赖于学习、资金、规章条例等整体环境的改善。为了充分挖掘创新潜力推动经济增长，技术政策应当成为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而技术政策的实施则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
英国1998年底发表的政府竞争力白皮书《我们竞争的未来：建设知识驱动的经济》强调企业家和创新，并具体地描述了政府作出的广泛承诺：建立新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委员会；带头保证在2001年3月前90 %的政府采购和2002年前25%的政府服务都通过电子系统实现；将贸工部的创新预算提高20%；启动2500万英镑的科学企业计划；建立企业区网站；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企业文化，改变轻视企业家的传统观念，鼓励所有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创建自己的事业，等等。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创新活动关键阶段的实施主体。企业创新的核心是通过采用新产品、工艺过程和管理体系，以获得市场优势的能力。成功的创新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公司必须以不断创新来保持其竞争前沿。创新政策不应集中注意于单个公司，而应注重他们与其他企业和组织相互交流的能力。为此，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规章条例和竞争政策来排除公司间合作、联盟以及形成网络的障碍，采取步骤推动公司联网，促进人才和知识流动，建立企业间的“创新文化”。
三、发展风险资本 支持创新产业
近年，经合组织连续发表了《风险投资和创新》、《促进技术公司的政府风险资本》等研究报告。欧盟发表了《风险资本：欧盟创造就业的关键之一》。美国出版的《科学和工程指标—1998》首次在“工业、技术与市场竞争力”一章中新增了一节“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所有这些表明，各国政府对推动风险资本支持创新企业格外关注。
鉴于风险投资对扶持创新企业发挥独特作用，各国政府利用风险投资机制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是成功的。15年前英国撒切尔政府作出的国家扶植高技术产业，支持私人资本建立风险资本业的决定，使得英国的风险投资金额迅速增长，成为继美国之后的风险资本第二大国，1997年占欧洲风险投资总额的50%。今天，英国科技企业投资的90%来自风险资本。85%的风险投资用于发展新兴工业。同样，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用1亿美元的预算拨款建立了风险资本公司YOZMA。这个公司不仅在吸引外资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更重要的是带动了以色列整个风险资本业的腾飞。仅5年就使以色列的风险基金会达到了52个， 流动资金15亿美元，帮助500多家企业走上了正轨。法国也决定设立总额达6亿法郎的“国家风险资本基金”。1998年，一些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创建新企业的支持力度。英国新设1.5亿英镑的“企业基金”， 帮助企业家发展高附加值企业。日本通产省建立500万日元以内的无担保制度， 支持新创风险企业。新加坡政府投入2000万新元设立创业基金公司，直接投资生命科学产业，并加强其与跨国企业合作的能力。
政府的直接介入起到了带动、引导和保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风险资本业的发展。在风险投资基金的众多渠道中，政府机构投入占8.3%。世界银行统计，西方国家投入“创业资本基金”的资金，在1991～1994年间达678亿美元，已相当于西方资本市场总额的12.6%。
此外，政府的支持措施还有：日本政府放宽限制，允许风险投资公司将养老金和银行自有资金的5%作为风险资金，以扩大资金来源。 韩国通过扩大技术银行资金规模、增建“创业投资公司”和“新技术金融公司”等专门金融机构、增加风险基金额等措施，为高技术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新加坡规定，风险投资收益最初5～10年完全免税， 如果投资项目赔本，还可以从本公司收益中免缴相当于投资额80%的所得税。 德国从1997年4月开始对高技术风险投资者免收股权交易盈利税。 台湾规定了风险资本基金的投资者有20%的投资可免缴所得税。为保证私人投资者和风险基金能够与迅速发展的高技术公司密切联系，英国政府还拨款为风险投资业建设基础设施。
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与其它金融投资的重要区别在于，风险投资不仅向被投资企业提供资金，风险资本家还以知识、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积极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营销和规划，以促进公司成功。因此，在风险资本的经营过程中，既可诞生一批技术型企业，同时也可造就出一批企业家。风险资本家不是一个被动的金融家。确切地说，风险资本家首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是金融家。对于新创企业来说，有了充足的资金和良好的项目，没有一个既具有企业家那样高瞻远瞩，又具有金融家那样胆大心细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职业风险资本家的辅佐，也是难以成功的。发展风险资本业的关键也在于培养优秀的风险资本家。
四、获得人才——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优先
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时期，人才矛盾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人才短缺主要反映在高技术领域，其中信息技术领域情况尤为严重。据美国1998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仅在信息技术的三类主要岗位中，就有34.6万个空缺。这表明，当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之际，全球都未做好人才准备。人才争夺将是新世纪来临的第一竞争焦点。
培养人才是获得人才的最基本途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美国在迈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战略，而实现教育领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他表示，他将把教育作为其工作的第一优先。法国1998年推出的“为法国进入信息社会作准备”政府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下个世纪的国际竞争就是人才与智力的竞争，而智力的竞争始于学校教育”。为此，各国都在进行教育改革。
建立终身教育观念。在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呼吁：“我们需要一个‘学习社会’来与‘信息社会’相匹配。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习世界，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实现自身潜力的世界”。克林顿则称，信息时代首先是教育时代，是教育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延续终身的时代。台湾公布的《迈向教育学习社会》白皮书宣布推动终身学习，并把1998年定为终身学习年，让学习成为人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提高全民信息观念。 美国拟投资7.5亿美元， 在2000年实现全国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全部上网。英国政府推出“全国学习网计划”，投资7亿多英镑，到2002年将全国3.2万所中小学全部联上因特网，并宣布将于2000年建起新型网上大学。法国计划到2000年使大部分中小学校入网。印度计划在5年内向所有学校提供计算机， 为教育学院联通因特网，并建立一批技术信息学院。
扩大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韩国决定增加博士级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增派博士后研究生到国外研修。芬兰计划将每年的博士毕业生数增至千名以上，并在质量上达到国际高标准。新加坡计划在未来5～10 年与欧美10所知名大学和学院在新联合办学，加速培养未来发展所需人才。
扩大培训提高劳动力水平，弥补人才不足。法国法律规定：继续教育是劳动者的权利， 所有劳动者都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 瑞典政府1997年启动的“提高知识水平”计划，预期到2002年将有62.5万人（相当于其劳动力总数的15%）接受过培训。英国政府将拨出6 亿英镑用于信息技术培训及其相关的投资计划。公司大力举办培训班，甚至自办大学培训在职职工，以满足其对人才急需。美国企业在职培训的投资已从1991年的占职工工资总额的0.5%增加到了2%。
争夺人才是获得人才的另一途径。当今人才的一大特点就是国际化：人才是全球培养，人才在全球流动，人才被全球争夺。企业争夺人才的手段可以说是千方百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奖励、年终分红、向职工发放企业盈利股票等等，不一而足。近年，还出现了通过企业兼并、到国外办研究开发机构等网罗人才的新方式。据称，康柏公司决定收购数字设备公司的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数字设备公司拥有的数万名系统技术人员。微软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拥有一批顶尖人才。微软公司新近实施的一项人才“超前战略”，在中学建立“稚嫩青苗”培养、引进体系。把争夺人才的年龄降低到了十几岁的孩子。
对一些人才流失的国家来说，留住人才是争夺人才的关键。国家或地方的大环境对留住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优秀人才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提供事业发展和进步的机遇。资金易得、设备先进、学术思想自由、研究阻力小、有利交流、方便创新的地区是优秀人才留下的关键。政府通过制定的宽松的研究和创业政策，多一些支持少一些羁绊，对创造激励人才发挥潜能的环境有重要作用。最近，美国通过关于增加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去美工作临时签证提案，为美国公司争夺人才打开了大门。在加拿大甚至倡议政府减少税收来制止智力流失。获得人才和留住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优秀人才严重短缺的今天，各国都在为获得优秀的人才而下大力气。
五、信息产业成了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
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的一些经济亮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快，特别是信息产业领先使一些经济亮点熠熠生辉。可以说，现今一个国家没有先进发达的信息产业就不会有经济的繁荣。
信息产业对经济的重大贡献不只是其产值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提升。现在，信息产业最发达的首推美国。信息产业使美国经济增速增加一个百分点，通胀率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维持在4.5%的低水平。美国《商业周刊》认为， 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创新浪潮已在美国出现，美国经济在今后10年可保持3%以上的增速， 美国“新经济”将转变为更加知识化的“21世纪经济”。一些人不无乐观地鼓吹要使21世纪成为“第二个美国世纪”。
发展信息产业一靠政府政策促进，二靠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等推动，三靠消费需求拉动。美国正是依靠了这三种力量。在半导体、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等方面，美国是最先进的。美国消费需求很旺。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大部分消费属于产业界的信息技术投资。美国人均计算机数量8倍于世界平均值，5倍于日本，其计算机和半导体用量年均增长35%和34%。与美欧相比，日本这三个力量都不足，所以信息技术产业落后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业信息技术投资很不够。日本通产省也承认，这几年美日经济景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是两国在应用信息技术方面存在差距。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信息技术投资很不够，十分落后。这也是经济回升乏力的原因之一。而美国即使在经济萧条期间也增加信息技术投资。消费需求拉动了信息产业的增长，进而又促使信息技术投资增加。
信息产业是一个广大部门，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生存发展空间。芬兰以诺基亚公司为基础，利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市场逐步自由化，对外扩大电信产品出口，对内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现在，芬兰的电子产品出口超过了传统出口大项森工产品，而芬兰成了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整个欧盟也以电子产品和服务为重点，力争在这个市场空间中占有优势。
我国台湾发展信息产业量力而行，逐步提高。它先从生产键盘、显示器等设备开始，如今发展成了个人计算机的重要产地。台湾现在占有世界显示器市场的70%，主板市场的75%，桌面计算机市场的10%，笔记本计算机市场的32%。宏棊公司几年来都在世界十大个人计算机制造商之列。新加坡主要是发展硬件产业，其产量占世界市场的一半，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印度到目前为止全力发展软件产业。
正因为信息产业在国家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又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很多生存空间，所以深受各国重视。美国加大研究开发力度，企图长期保持全面优势地位。政府执行高性能计算和下一代因特网计划，产业界正在开发更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在欧盟第五个框架计划中，信息技术领域经费为36亿美元，约占计划总经费的21%。台湾规定，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密集产品在2000年要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执行建设智能岛和多媒体走廊计划。印度政府已着手制定一项使该国10年内成为“信息技术超级大国”的计划。“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呈交政府的报告提出了108条建议，并已获内阁通过。 可以预见，在下一世纪，信息技术产业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高潮，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六、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过去两年里，动物克隆技术和基因组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生物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前景广阔。据生物技术分析家预测，今后10年中，仅农业生物技术一项的全球销售额就将超过3000亿美元。生物技术领域内的国际竞争也像信息技术一样激烈。
生物技术产业是民用产业部门中研究密集度最高的。1995年，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研究开发投资约100亿美元，雇员人均6.9万美元。按美国官方的生物技术产业定义统计，这个产业还比较弱小，至1998年半年，美欧约有企业2300家，雇员约17万人，总收入约200亿美元。 生物技术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欧盟1995年的生物技术产业收入为30亿埃居，而其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达400亿埃居。1998年，转基因玉米、 大豆和棉花分别占美国这三种作物总产量的15%、30%和50%。现在，已有近100 种生物药品获临床使用，另有200种有待批准。
目前，生物技术产业所用的技术还比较简单。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生物技术公司一般都很小，专攻一项技术，从开发到商业化都是自己完成。大公司不积极介入这个产业。现在，基因组学的前景已非常诱人，各行业的大公司纷纷进入这个领域发展生命科学产业，从而引发了企业的合并、收购、联盟和重组。如瑞士巴塞尔和山德士公司合并成了诺华公司，以便有足够的投资和研究广度，保证既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竞争，也能进入营养食品和农业领域角逐。为此，诺华建立了基因组学研究所。
美国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产业领域占绝对优势。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并制定了1998～2003年的二期计划。1998年还制定了植物基因组计划，欧盟把生物技术列为关键性战略性技术。生物技术产业近年在欧盟内发展很快，1997年生物技术公司数量增加45%，达到了1000家。第五个框架计划中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资源管理”课题非常强调生物技术。韩国的生物技术研究投入已达数十亿美元。日本在经济困难情况下仍计划1998年将基因组学研究经费增加一倍。
七、解决2000年问题迫在眉睫
1998年，计算机日期的2000年转换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的紧迫任务。
人们原本认为，解决2000年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只要投入经费和人力就可以顺利跨入21世纪。然而，到1998年许多人进一步觉悟到，由于计算机将2000年认作1900年的百年之差给人类造成的麻烦将远比原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2000年问题不仅将出现在计算机（主机、小型机和微型机）和所有计算机系统之中，而且还将出现于装在产品（如飞机、汽车和微波炉等）内的芯片中。加之2000年恰逢闰年，又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度。因此，解决2000年问题是一个用人多、耗资巨、时间性极强，而且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任务。特别是在生产和服务已经网络化的今天，解决2000年问题已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将影响业务全局。
原则上说，解决2000年问题是各部门、各机构和各企业自身的任务。但是，这个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国家经济、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政府必须统管起来。关键是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措施得当，切实行动。美国于年初成立了“总统2000年转换委员会》，并提出了在1999年3 月31日完成转换的最后期限，出台了《2000年计算危机：业务持续和应急计划》指南。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专题讲话承诺政府要负起领导责任。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成立或指定了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协调和宣传机构。经合组织成员国建立了报告和检查制度，规定公共部门必须定期报告解决2000年问题的进展情况。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政策，不仅优先重视要害部门（公用事业、电信、金融服务、运输、医疗保健和政府业务），而且很关注国防、灾害管理、司法系统、税务、邮政、警务、紧急服务等部门。一些国家将2000年问题解决情况列为企业审计内容。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尚认识不足，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开始行动，如亚洲许多政府已经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并制定了税务减免措施和贷款计划以鼓励企业解决2000年问题；泰国成立了泰国计算机2000年问题协调委员会，主管科技的副总理亲任主席。至于经费来源，对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一些国家另拨经费，另一些国家则要求各机构在现有预算范围内把问题解决好；私营部门当然要自费解决，目前，多数大企业已大力处理2000年问题，但中小企业还缺乏认识，而且不知所措，一些国家正集中全力帮助它们提高认识，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促其尽快实现转换。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的跨国性质，解决2000年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问题，还是国际性问题。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协调来解决。联合国1998年12月初讨论了2000年问题。经合组织发表了《2000年问题：影响和行动》报告。联大通过的“计算机2000年日期调整产生的全球影响”议案要求各成员国任命总协调员和制定应急方案。77国集团代表发言强调国际社会从技术和经济方面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为防止意外战争爆发，美国国防部已经提出与俄罗斯分享预警信息或进行项目合作。
1998年世界对解决2000年问题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是积极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表示能在2000年到来之际完成全部转换任务。据估计，在此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能将计算机准备就绪的机构尚不足一半。为此，各部门必须制定应急规划，通过鉴别、评价、管理来保证业务的持续性和减少危险。尽管有人认为，2000年问题的灾难性后果被既得利益的咨询人员故意夸大了，但却没有人能否认其严重扰乱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为解决2000年问题的紧锣密鼓是基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并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意外，以便在问题真的出现时有个“水来土挡”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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