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及其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权力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1-0073-10
中国知识分子从一战终结与五四运动开始到北伐与国民政府成立，为克服共和革命崩坏的惨状，重新摸索新的国家建设方案，营造了有关国家建设方案的话语空间，有所谓国民会议召集论、联省自治论、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等等。这些讨论环绕基于国民同意而建设具备正当权威的政治秩序，是知识分子与诸社会政治势力共同摸索与竞争的过程。
研究系知识分子是主导这一讨论空间的群体（注：研究系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中心组成的宪法研究会的简称，起源于立宪运动时期的宪友会，其主要成员由原进步党骨干组成。由于它标榜“无形之党”，没有政纲与支部，其具体范围模糊不清。它虽然作为议会内少数集团，但与段联合掌握内阁，并以新国会选举惨败而告终。但“研究系”这一词，还含有其他不同的含意。即‘权谋家’、‘书生集团’等包含贬意的某些学者型政治家集团。这里所谓“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指的是五四前后在话语空间上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集团，包括张东荪、张君劢、蒋方震、蓝公武等。他们在新国会出现后跟从政坛退出的梁启超，在秘密组织—松社的名义之下结集起来，筹办《时事新报》、《改造》，以此作为文化资源的基础，高举文化运动大旗，为人注目。参见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12页；谢彬：《民国政党史》，第68、182页；杨杏佛：《中国最近之社会改造思想》，《杨杏佛文存》，1929，平凡书局（上海书店影印本），第63-64页；朱升平：《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第236页；张朋园：《安福国会议员选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辑刊》第30辑，1999。）五四以后，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一批知识分子从政客集团性的研究系中分离出来，在话话空间中，以职业代表制、联邦制论、合作社运动等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的一贯性，运用知识分子明确的整体意识和优越的文化资源，主导了这种有关国家建设构想的讨论。他们自任社会理性的代表，一贯主张缩小政治领域扩大社会的自律领域，但是他们最终不仅未能形成一种政治势力，而且还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是与军阀勾结的知识分子集团反遭抨击。（注：考虑到与他们竞争的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非常意料之外的。以胡适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势力间的密切关系；陈独秀通过国共合作追求组织政治势力。）
一 研究系知识分子文化权力的形成背景
研究系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文化权力著称。谢彬特别指出研究系的文化基础有：讲学社、尚志学会、新学会、共学社、今人学会等文化运动团体与《晨报日刊》、《时事月镌》、《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等报刊。他还指出他们从事文化运动的真正目的在于政治运动。谢彬的这种说法本身反映着他的政治立场，但也反映着话语空间对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理解，将他们视为凭藉文化资源与文化运动的潜在政治势力。
他们虽与政治集团不无关系，但是他们以五四运动为界，具备独立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建设构想。他们依靠文化资源获得社会的承认，实现政治理想，与陈独秀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竞争，形成一种文化权力。这种文化权力是理解研究系知识分子基本面貌的核心。
他们的文化运动，从梁启超隐退政界，宣言从事学术活动并组织松社开始。所以这决不是单纯隐退政坛，而是摸索新的替代政党政治的国家建设方案的结果。他们认识到缺乏具有理性能力的国民基础不能建设具备正当权威的政治秩序。他们接受了五四时期对国家权力及代议制正当性的怀疑，以及国民公决主义的新思潮，在极端扩大社会自治与极端缩小国家作用中寻求新的方案。
文化运动的这种意义在梁启超欧游后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他体会到要发展中国的政治，非得提高国民自治力量与实现国民公决不可。他主张中国要避免西欧出现的阶级与社会的极端分裂，图谋健全政治的发展，应当兼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来弥补代议制度，同时采用瑞士式国民投票制，实施地方自治制度。（注：梁启超：“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游欧心影录》）。）这是反思辛亥共和革命失败原因和西欧政况的结果。梁认为要运用代议制为中心的西欧宪政体制，需要基于市民阶级参与运用的集权的政治文化，而中国缺乏这种市民阶级与政治文化，故不能直接效法欧洲。梁氏特别针对中国政治文化指出：“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注：梁启超：《中国公学演说辞》，《申报》1920年3月15日。）他还说：“盖我国民之於政治积极的改良之兴味甚薄而消极的节制之势力甚强；社会上若别有一堡垒线为政治所不能侵入。”（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改造》第3卷第2期，1920年10月15日。）他认为这种消极的国民性来自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农民最富於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但他同时不认为这种农民的保守性是一种绝对的弱点，只是由于军国主义代议制等集权性的政治体制不合于中国国情而已，应当选择职业代表制与联邦主义及自治制度。他大力提倡思想运动和国民的政治运动，认为市民阶级须在自己主动参与政治运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但是考虑缺乏推动这种政治运动的主体，又应当从普及知识与人格、改造国民的思想、提高人民的自决能力入手，准备国民运动的基础。（注：《发刊辞》，《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
这种重视以市民自治为中心整合社会的想法，是陪同梁启超欧游的张君劢、蒋方震等人的共同想法。如蒋反思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时说到：“在中国传统没有政治阶级的人物，也没有中坚组织。由于缺乏阶级基础，政党属于社会的游离分子，没有国家社会的秋毫的实力。”（注：蒋方震：《代军阀而兴者谁》，《改造》第3卷第3期，1920年11月15日。）而且在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或者市民阶级，只有农民阶级，因此在中国不能发生平民政治、立宪政治。（注：《通信》，《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张君劢在说明法制化的意义中亦表明同样看法。他介绍说，德国宪法制定过程中强调整个国民的参与，并发挥共济与谦让精神，调和各势力的利害关系，整合一个社会。（注：君劢：《德国革命论》，《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3期，1920年2月1日。）他又比较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过程，主张部分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的职业代表制，提高国民的直接参与，弥补议会制度的局限性，防止社会的分裂。张君劢强调，国家必须通过由市民直接参与而体现社会理性的过程，才能具备正当权威。
这种看法与一战终结和五四运动后民治主义、国民主义高潮中，摸索提高国民力量来纠正非正常政治状况的张东荪等人所主张的伦理市民论和社会改造论互相呼应。当时他们也认识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非得开发国民潜在的自发性不可。他们在《解放与改造》上积极介绍在西方出现的一些思潮，包括柏格森、尼采、罗素等人的启蒙哲学与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等，废除旧伦理，建设新的伦理，形成新国民，他们接受这些思想并探索参与社会改造的思想源泉。（注：一岑：《社会主义与中国》，《时事新报》1919年4月1日。他在解释社会主义、民治主义、无阶级主义、无产者主义、劳工主义中，主张公有财产制度，反对私有独占，并区别于苏联革命的过激主义，同时主张以社会改良防止过激主义。）
在康德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把世界所有的关系解释为觉醒与非觉醒、理性与非理性、合理与不合理的对立结构，历史的进步是从理性的认识与伦理的觉醒，并依靠互动与连合，走向理性化与合理化过程。（注：东荪：《客观的惟民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3月21日。）张东荪认为社会改造的核心基础是对整个现实合理的直觉把握，以此推进一切不自然状态与束缚的解放。他希望能有具备这种理性与实践能力的伦理市民，依据自己的理性组织小群，改造社会。（注：拙稿：《民初张东荪的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2001。）其运动形式是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自发的小群扩大到大群，自然形成国家。在实践的角度上，他非常重视体现社会理性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注：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期，1919年9月1日。）知识分子应当依据互助与连带的伦理，与大众结合，让他们尽量发挥潜在的理性力量，完成社会改造。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的连带与实践，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方案。
受康德主义的另外的影响，张东荪还重视建设一种普遍自明且公平无私的舆论空间，所以他通过《时事新报》既追求对于中国所有现实问题自由公平的讨论，又希求新文化运动内在的知识界连合。张东荪的这种倾向，在五四时“创造一个青年结合，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的口号中，在提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张中，（注：参见《时事新报》1919年4月27日；东荪：《全国学生联合会之组织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6月4日；值得注意的是《时事新报》对于五四运动的解释。虽然高度评价商人、工人等平民的作用，可是他们把其意义只限定于国民自治意识的表现。此与陈独秀相差很大。东荪：《为罢市告吾可敬之商界》；纵圆：《万一罢工》；东荪：《学工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6月6日、11日、16日。）在宣扬“青年政府”中表现出来的。（注：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理论与五四新青年的实践结合，获得知识界的共识，发展为知识界的大联合运动。胡适指出，缺乏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只靠政治领域的改造难奏功效。（注：胡适：《非政治》，《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转载于《时事新报》1920年4月19日。）李大钊与陈独秀也提出以改造社会为媒介的知识分子大联合论。（注：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1、2期，1919年12月1日、1920年1月1日；《告上海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时事新报》1920年1月11、12日。）李大钊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注：孤松（李大钊）：《大联合》，《新生活》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同时他提倡基于知识分子大联合的“联人社会”。（注：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期，1920年1月15日；《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第23期，1920年1月25日。）他明确提倡依靠民众横的联合，推翻纵的政治权力的阶级秩序。陈独秀更加积极地提倡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并主张以小组织建设与职业代表制作统一的基础。（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920年5月24日，他在南洋公学以《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之计》为题讲演，又提出了在社会改造与职业代表制原理上诸政治势力的统一。这种理论接近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与职业代表制兼用论和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论。当时上海出现了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的连带运动体，《建设》杂志、《解放与改造》、平民银行的一些知识分子共同组成了学术讲演会。（注：当时在批判国家权力思潮与平民主义思潮之中，上海出现了许多平民合作主义组织。其中较著名的是1919年成立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和朱进之、徐沧水筹办的平民银行等。这种潮流的基本理想在于通过中小商人与工人组成的平民自治、团结与相互扶助，提高人民的自决能力，解决贫富差异等社会问题。同时，他们也追求建设以自治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机关。孙文与一批知识分子，反思共和革命，采用直接民权，更加重视与大众及知识分子的关系。）
当然这种连带不是讲究意识形态或者组织上的统一，而是觉醒的社会理性的代表，通过具体的实践与讨论确定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注：东荪：《分道并进》、《超个人的能力与组织的人民》，《时事新报》1920年1月14日、30日。）由于追求社会进步的主体势力的松散性，（注：东荪：《改革社会势力与创造个人的理想》、《共同意志》，《时事新报》1920年1月16日、2月14日。）他们便促求知识分子的道德觉醒，（注：东荪：《须加意志的运动》，《时事新报》1920年2月11日。）承认相互之间相异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方式，讨论能够实现连带的具体条件。但是要实现这种连带，一定需要保障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与以改造社会为中心的实践的媒介。其具体结果取决于这种讨论与实践的进行过程。（注：东荪：《初步的共同》、《共同公开与统一》，《时事新报》1920年3月5、7日。）
在这过程中，张东荪已经认识到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即从进步的立场上讨论关于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结集社会理性势力，推动理性势力与大众的结合，建设能够替代已丧失正当权威的政治权力和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某种文化权力。所以，研究系知识分子依靠他们的文化资源，积极主导这种讨论，特别是他们的现实认识推动他们的文化运动。
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内在的最大乱源在于军阀与财阀的结合，且缺乏能够克服此种矛盾的市民阶级。回国后热心于文化运动的蒋方震深受罗素的影响，把政治权力与财阀的勾结看做社会的根本问题。蒋认为军阀主义崩坏与大资本的发展是一股世界的趋向，但是这种现象一定伴随许多社会负面效应。蒋认为中国的财阀决不像西方资产阶级，讲究经济原则效率与合理性，具备能够牵制政治权力拥护平民政治的进步作用。绅商不过是与腐败军阀结合的阶级，对立于作为社会整合主体的市民阶级。这种对于绅商的否定认识，容易发生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消极态度。他认为在中国产业社会的发展中，必将有社会整合性的危机。所以必须要有具备健全意识的市民阶级。
张东荪对于蒋方震的见解十分赞同，认为要解决绅阀的资本主义与军阀的武力主义的结合，不仅需要单纯的政治组织化，而且要通过扩大由伦理市民的自治来控制资本与国家权力，避免腐败政治权力与财阀的结合所引起的社会分裂。（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12月15日；“中国没有市民（亦称公民），被治者中便从来没有对於政治上经济上之有力的阶级，所有的止原始生活的农民与人生变态的兵匪，此外工人、商人是很少的，总之工人与商人都不成为有力的阶级”。）他们从这种角度上分析中国社会各势力的性质及力量。如张东荪认为，“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设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注：东荪：《长期的忍耐》，《时事新报》1920年11月20日。）“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自觉而未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12月15日。）
他们把理想的市民社会看作实现“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人都是企业管理者”的基尔特主义的社会。（注：梅祖芬：《中国劳动界之将来》，《时事新报》1920年5月10日。）他们进一步摸索具体实践方法，如开设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平民银行，调查有关工人的社会状况，包括工作时间、福利卫生、教育、工场分红方法和工人数量等。（注：一岑：《劳工解放的根本问题》、《解决劳动运动的初步》，宗一：《上海设立平民合作的主张》，彬彬：《消费合作社之研究》，《时事新报》1920年4月6日、5月12日、7月4日。）这种摸索使他们超越了单纯的学工主义，初步趋向设立工人俱乐部与合作社等等具体实践。
同时他们深刻考虑梁启超所主张的以小农为基础的中国国民的保守性与政治文化的落后性，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决不能直接采用德国式或者俄国式的方法，其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注：张东荪：《答张君劢书》，《时事新报》1920年7月23日。）张东荪说：“中国情形不同，兵是没有一个要得的。农民居多数，然要他组织而能活动，至小非在二十年后不可。而工人则数甚少……虽则不必置工人於不顾，然须知专注重工界是不行的。中国和俄国不相同。当然把兵的一阶级完全弃开，除工以外，便应当下全力於农的阶级。总之。农民一天不能有组织有活动，中国的社会问题是永久不能解决的。并且要晓得工人本来富於活动性。容易发生运动。但是……结果至多也不过做到一个半生不熟的变化。……所以改革社会推而至於改革政治不单是现在不能专靠工界，并是以后也不能专靠工界。热心社会改革的诸君要把眼睛注在农民方好。”（注：东荪：《奉劝热心劳动运动者》，《时事新报》1920年5月7日。）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整合乡村社会实现自治的运动主体。他主张：“现在中国的士都是死去了，只有农民，但是他们的知的水平太低”；“中国的最大优点是耕读主义，历史上著名人士皆躬耕。盖躬耕不但能自给，足以保其廉心，不致摇尾乞食。但能养其浩然之气……大节无惑。”（注：东荪：《俸劝青年善用求知欲》、《中国之唯一优点》，《时事新报》1921年5月12日、16日。）这种问题只靠国家权力解决不了，须有理性势力的能动作用才能解决。张氏主张通过设立贫民大学，实施智商与德育教育促进伦理觉悟，强化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乡村建设一种自治的重点机关。（注：东荪：《一个最急最大的问题》(1)(2)(3)，《时事新报》1921年1月16-18日。）
由此可见，他们反思共和革命的失败，切实理解国家建设过程中社会自治力量的重要性与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打算以文化运动形成具备理性能力的市民阶级，并增强理性势力的社会力量。梁启超提倡政治革命与文化运动的结合，试图利用他的文化威势与人际关系和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进步力量结合起来创造新的社会力量。这与从前把舆论看做代表社会理性，启蒙国民并形成市民，制衡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有力手段的认识也有相同之处。这种理论注定了他们的具体实践。第一，是有关社会改造论的具体化。如上述社会改造论的核心在于形成伦理市民，以此追求自治的小组织，并经过各种议论，以建设工人俱乐部与消费合作社的形式具体化。第二，基于民治实现的原则，尝试职业代表制的法制化。特别是在有关召集国民大会的议论中，他们主张联邦论，并试图通过省宪与国是宪法，尝试职业代表制的法制化。他们的这些努力，是在民治的实现原则与现实条件结合的基础上摸索能够获得国民同意的政治秩序努力结果。第三，他们依靠本身具有的文化权力，主导牵制国家权力与组织社会理性的广泛讨论。从此引起了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主导话语空间。当然这些实践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一个原理三个不同侧面的表现，是以伦理的觉醒为基础，依理性的原理与渐进方法整合社会建设国家的努力。在这些活动中《时事新报》、《改造》、中国公学、共学社及讲学社等都是有力的文化据点。
二 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构成
梁启超归国以后立即提倡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着手整备，扩充他的文化活动的基础。首先他使蒋方震改编《改造》，并整顿中国公学。《改造》不同于注重介绍理论的《解放与改造》，而以“新思潮研究”、“废兵问题”、“自治问题”、“联邦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刊行特辑论文，主导知识界观注时事问题的广泛讨论，并具体提出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国家建设理论。
梁启超依靠王敬芳的财政支持，着手整顿由于董事会的解体而陷入困境的中国公学。1920年9月，依梁启超的嘱托，张东荪任教务长，在蒋百里的协助下主持改造。（注：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105-115页。）梁启超与他们想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和文化运动的基地。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人才”，还在于培养具有学术研究及社会改造能力的“文化人才”。（注：《中国公学改造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8月13日。）蒋方震在开学典礼中阐明他们对于改造公学的看法，“真正的德模克拉西必建筑於乡村等小组织，小组织之中心必在学校”。（注：《中国公学改良后开学记》，《时事新报》1921年9月14日。）张东荪主张应当以“一团之人格为中心”，发挥团体的精神。“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注：张东荪：《复百里书》（1920年10月），《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他们力求办教育具体形成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市民。
公学接办后，除原有教员外又聘请国内优秀教员，特别招聘一些与银行界有关的人物如徐新六（兴业银行协理）、胡盟嘉（交通银行副理）、瞿季刚（懋业银行副总裁）、潘学案（友邦保险公司经理）、徐广德（会计士）、杨端六（商务印书馆会计主任）等，这与当时在上海银行界影响力很大的张嘉璈有关。他们与当时成长起来的上海资本家有所区别。但更重要的是，该校成为一批志趣相同的知识分子结集处。包括刘南陔、高践四、吴经雄、俞颂华、朱进之、王效文（以上大学部）、叶圣陶、柳延陵、朱自清、常乃德、吴有训、陈兼善（以上中学部）等人。这些人物成为研究系知识分子推进文化运动的主要后盾。
该校虽然有经费不足与两次学潮引起的不少困难，但仍逐步发展起来。1923年将专门商科升为大学，并添设文理法政学等数科及研究院。1925-1926年间，他们想将该校办成为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增筑校舍，扩大图书馆。学校刊行《中国学刊》、《商学周刊》等刊物，提高学术水准，并聘请马寅初、胡适等人来校讲演，奖励学生活动。梁启超以此确保由《时事新报》、《晨报》以及1923年张君劢筹办的国立自治学院结合起来的文化据点。该校财政来源除了王敬芳的福中公司拨给的资金以外并无固定基金，主要依靠梁启超与政府交涉获得政府公债利息为补助，同时发起私人募捐。但因所得资金不支经常费用，在建筑图书馆的四处交涉中，过分依赖从前与梁启超有关的人物与势力。
这种关系在梁启超主倡的“共学社”与“讲学社”里更为明显。共学社与讲学社是梁启超开展文化运动最卓越的成果。其原因在于梁将以新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新学术权威与从前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按照他的国家建设构想成功地结合起来。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的目的在于通过有系统的策划翻译外国重要著作，普及西方思想，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演，振兴国内思想运动，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统一的文化运动论。共学社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也反映梁氏政治与文化不可分离的思想原则。（注：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第1期。）
共学社是个纯粹民间学术机构，其发起人与评议员均从侧面证实了梁启超的文化权势。这些发起人包括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张嘉璈、丁文江、梁善济等。该会通过梁启超的社会关系，利用他们的社会名望和经济支援开展工作。徐新六、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莘、舒新城等人作为评议员参与翻译事业。（注：对于社员的要求只有一条，即翻译5万字以上。）他们与商务印书馆协定出版译稿。张东荪与张元济等人选定译书及译者，（注：《与张东荪书》（1920年4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4页。）翻译书籍限定于科学、历史、哲学、经济、社会等方面，并不涉及法律方面。当时出版了梁启超的《现代思潮之渊源》、蓝公武的《现代思想史》、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法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易家钺的《家庭问题》、杨志伊的《社会运动史》等书，均与思想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有关。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与他在《改造》杂志中的认识态度，互相吻合。该社想让俞颂华（Ward应用社会学）、刘秉麟（Marashall，分配论）、周佛海（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朱进之（平民银行）等人介绍西欧社会学，由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沈雁冰等参加翻译俄罗斯文学。由于张东荪的作用，有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图书越来越多。
讲学会为了弥补共学社的不足，依靠教育部的支援与一些募捐金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杜威便是典型之例。该会董事会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会名流，如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岑、严修、张謇、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等共20余人。其基本计划是以每年董事会基金中2000元招请西方学者一人来华讲演。（注：《致东荪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1920年9月5日，第919-20页。）招请对象除已经来华一年的杜威以外，还有罗素(1920-21)、杜里舒(1922-23)、泰戈尔(1923)等。当时杜威与罗素在中国知识界颇受欢迎，特别是被称为西方孔子（注：杨端六：《罗素先生来华感言》，《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期，1921年7月10日。）的罗素，给张东荪与留学英国且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完成自己的国家建设理论启发最多。由此可见，他们依靠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从前社会权力与新的学术权力的结合之上。
梁启超认为社会活动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依靠张謇、徐新六、张嘉璈的帮助，试图建设中比贸易公司与中比轮船公司。虽然他的这种计划没有实现，本人从前也没有成功运用资本的阅历，但仍对理解梁氏的活动基础密切相关。五四以后，上海总商会从以绅董为中心转变为以新的民族资本家为主导的组织。这是民族资本构成上的较大变化。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不同于从前绅董那样崇尚名节，具有连结友谊、信义经商及因果报应的价值取向，具备完全资本人格。（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247页。）梁启超跟他们没有紧密关系，既使与穆藕初、聂云台等资本家交往，还需要蔡元培的介绍。对梁启超来说，经济方面是其最弱之处。除了张謇、张嘉璈、黄群（《时事新报》总经理兼通易信托公司董事长）、（注：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文史资料选集》第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135页。）王敬芳（中国公学校长兼河南福中煤矿公司总经理）、徐新六（当时在上海经营金屏铁矿公司）以外，他并未有更广的帮助基础，尤其是当时颇注重职业教育的张謇，对于梁启超设计的广泛文化运动，也不太同意。（注：张謇：《复梁启超函》（1920年9月22日）；《复梁启超函》，《张謇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432、496页。）与民族资本的这种关系及经济脆弱性给梁氏政治构想的实现与研究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的活动方式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研究系知识分子在各项文化事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并逐步形成。这个群体根本动力在于梁启超的文化基础及其学识与组织力量。梁几乎与他们相关的整个文化领域和机构有关系。《时事新报》总经理黄群手下就有多个重要分子是梁启超的人物。（注：参见何思诚，前揭文。）教育界的领导人物如张謇、范静生亦是如此。中国公学的运营也依靠他的力量。由于这种集团过分依靠梁启超，所以集团性格也决定于梁启超的定位。
这种文化权力的核心人物便是梁启超，他回国以后一边提出思想文化运动，一边整理清代学术思想，成为“思想赶得上潮流的学术重镇”，由此获得开展多种文化活动的基础。（注：梁实秋：《清华八年》，《雅舍杂文》；胡适称：“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等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其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疆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2年8月28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梁启超的这种学术声望，为他提供了掌握其他文化资源的更多机会。他在清华大学等许多学校开课、讲演，并得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帮助。其实研究系知识分子每个人物具有深厚广泛且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和活动基础。当时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蒋方震、林宰平（注：林宰平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27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及哲学系，是尚志学会审查委员，并筹办《哲学杂志》。）都以当代学术名流著称，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这容易使人误解他们之间关系松散，难以断定他们的性质与范围，但深刻分析他们的文化基础，不仅能够探求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与同质性，而且可以了解他们国家建设构想的核心性格及在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威势。
除梁启超以外，其他人物也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威望与文化权威及活动根据。他们的活动范围广泛，经常涉及政治与社会领域。探讨研究系主要人物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的活动基础，划定他们在公共领域中文化活动的范围及权势，可以进一步明确他们在梁启超政治构想中的意义，以确定该集团的时空特色。
宪法与国际法专家张君劢于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教授。但是他最具特色的活动表现在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密切关系中。从立宪运动时期起，江苏省教育会、豫备立宪公会(1906)、江苏谘议局(1909)、商务印书馆紧密结合成一种文化实体。其中主导势力是以张謇为中心的江苏绅商。当时张謇与黄炎培为中心的江苏省教育会，汇集了蒋梦麟等留美学生，组织新教育共进社，后与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严修、范源濂、熊希龄）合并为教育改进社，展开新教育运动，刊行《新教育》，整备东南大学，强化职业教育。其成员有熊希龄（董事长）、蔡元培、袁希焘、范源濂、蒋梦麟等，网罗了教育界新旧名流，成为掌握教育界的重要机构。（注：荫山雅博：《美国留学归国者の社会活动；二十世纪初头江苏省の场合》，阿部洋：《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协力的教训》，霞山会，1986。当时留美回国学生集中于南京高师及其后来的东南大学，形成新教育旗帜的中心。他们中也有以前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几个人物。如陈霆锐（密西根大学法博，律师兼东吴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杨锦森（宾州大学教育学硕士，江苏教育会学校教育部）、张士一（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东南大学文科）以前都与梁启超一起筹办《大中华》。他们回国以后与研究系有什麽关系，还要深入探讨。）
江苏省教育会与上海总商会等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结合，共同筹备国是会议，试图把他们的实力变换成更大的社会威势。张君劢回国后由范源濂介绍在教育改进社作学术报告，后成为该社组织的全国教育费委员会委员。张君劢以此进入社会名流之列。（注：当时他与范源濂、王宠惠属于赔款部。）1922年5月，张君劢接受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参加“八团体国是会议”，自己起草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贿选引起社会舆论的喧哗，张君劢又获得教育会的赞助，开设自治学院。（注：陈独秀批判张君劢以协助曹锟贿选为代价而获得政府的支持并筹办这种学校。根据档案资料，1922年6月，自治潮流最盛的江苏省议会与江苏省教育会，为了育成自治人才，发起自治学院。1923年9月，张君劢回省后，各项准备工作按期进行。但11月财政部未准他们的财政支援申请，以至经费问题不得不由张君劢与江苏省负责。其实在辛亥革命时期，张君劢已经获得江苏省教育会的帮助，暂办过相当规模的神州大学。参见《国立自治学院董事年限表》（1923年12月18日）、《国立自治学院发起及创办经过报告》（1923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45-246、248页。江苏省教育司编，《江苏省教育行政报告》，（下篇）专门教育，1913年12月，第72页。）张謇、袁希焘、黄炎培、蒋维乔等江苏省教育会的人物都任其中董事。他们的支援在省议会停拨经费决定与社会批判舆论的积极对应中显示出来。1924年6月29日，当时江苏省财政会议，为了整理省财政，决定停拨自治学院经费，将其与同类学校合并，从而引起了国立自治学院的反对风潮。（注：《自治学院经费问题之所闻》、《张君劢对抗江苏财政会议议决停办自治学院之决议》，《申报》1924年7月4日、14日有关记事。）史量才、袁希焘、蒋维乔、沈恩孚等董事积极响应，一面与江苏省政府积极交涉，一面通过《申报》等的舆论声援，使自治学院得以维持。其中史量才主办的《申报》起了较大作用。他从开校起一直详细报道有关事项及活动，积极拥护维持自治学院。（注：心史：《自治学院与职业学堂》、《自治学院经费案之评议》，《申报》1924年7月18、23日。）后该校发展比较顺利，1925年新校舍竣工，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并改革学制及结构。（注：《国立自治学院学制》、《自治学院改称为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内部改造》，《申报》1924年12月10日、1925年10月4日、12月10日。其核心内容是扩大受业年限（预科2年、本科4年），本科分设政治、生计、社会、外交等四科。并扩大招生额。）这与他所具备的坚实的活动基础有关。当然这种基础是理解他政治思想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种问题在他的国家建设构想中还要探讨。重要的是，当时江苏绅商代表反对中央政权而追求自治的政治势力，该校继承从前自治讲习所培养自治人才的宗旨，标榜养育具有道德意识的政治人才。（注：设有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分为省政、市政、乡政、社会科）与研究课程。其本科课程没有特色，但研究生课程具有明显政治立场的“职业代表制”、“社会主义国家论”等科目。《国立自治学院章程》（1923年9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37-245页。）
但是从筹备设立该校起，张君劢的作用特别重要，建校以后学校财政问题与人事问题均由他专管。他为了解决学校经费问题，除了借助绅商及省政府以外，还试图获得地方军阀势力的帮助，（注：据《申报》1924年8月26日，张君劢获得苏耀南的捐金千元。）所以引来不少批评。
张君劢招聘教职员本着不问党派只以学问为原则，但教员中大多数具备与他相近的基尔特主义的政治理想。除了著名的瞿世英、郭梦良、胡善恒以外，范锜等人也具备类似想法。（注：范锜：《养性习惯的道德说》，《晨报副刊》1923年9月16日。）
到该校任教的一些上海著名学者如张东荪、罗文干、陈霆锐、刘英士、潘光旦、吴经熊、闻一多等人（注：罗文干是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北大教授，张君劢的密友；刘英士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任职于东吴大学，又任暨南大学政经系主任，主编《读书杂志》；潘光旦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6年回国，任政治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吴经熊获得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后，赴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地考察后回国，任国立政治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与到学院作学术报告的蒋方震、马寅初、朱经农等人，即即成为张君劢可以运用的主要政治资源。其中闻一多、潘光旦在清华卒业后留学美国，成为以罗隆基为中心的大江会核心会员，后来加入国家社会党。政治学院于1927年被国民党接收，没有培养毕业生，但其学生中如蒋匀田、冯今白、王世宪等人后来成为国家社会党的基础。（注：其中王世宪是他的追随者。参见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第192页。）张君劢的这种活动基础，证明了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具备充当政治人才以及能够促成政治势力化的趋向。
以蒋方震为例，他原卒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过保定陆军学校校长，与军界接触很多，这是他主张及实践联邦与裁兵的主要动力。但是他随梁启超游欧以后，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性，便根据梁启超的意思改革《改造》与中国公学。同时主管《共学社丛书》的刊行，策划出版俄罗斯丛书。与张东荪相同，蒋反对直接的政治运动，不承认当时政治势力的进步性，而只注重文化运动。他与商务印书馆及一些文人关系密切。（注：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东方杂志》揭载“俄国过激派之重要人物”和“劳动节与劳动运动者”的照片，证明对俄罗斯革命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关心。他们一边通过《东方杂志》介绍进步的各种理论，一边通过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试图获得进步青年的支持，并与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包括郑振铎、叶圣陶、刘延陵、周作人、孙伏园、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等文学研究会关联人物。蒋方震直接推动发起文学研究会，将郑振铎介绍商务印书馆。1923年又与胡适、徐志摩组织新月社。蒋注重实现民治。任湖南省宪起草委员、浙江省议员，主动参与浙江省自治运动。蒋方震的这种广泛活动与他的军事知识有关，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裁兵和联省宪法等一些具体性的政策及其实践上。
张东荪与上述人物相比，他的活动空间不外乎《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与中国公学等领域，这三者与北京《晨报》是研究系的代表据点。研究系知识分子及其有关人物都汇集在这里。《解放与改造》主要选稿人刘南陔、俞颂华、陈筑山、郭虞裳、刘延陵等人（注：刘秉麟，中国公学教授，《解放与改造》的主要论客。中国公学、光华大学教授。陈筑山，中国公学中学部教长，1921年美国留学密西根大学，回国后任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后任中华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部主任。郭虞裳，参与黄群经营的通移公司与《时事新报》。刘延陵，任教中国公学中学部。与朱自清、叶圣陶结合，筹办《诗》，还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并在《解放与改造》上介绍社会主义思潮。）都与《时事新报》或者中国公学有某种关系。
所以，这种空间是汇集知识分子，并表达他们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空间。他们在这里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发表改造论、联邦论等国家建设构想。《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刊登李石岑、俞颂华的柏格森与尼采哲学，杨端六、徐六几、郭梦良、胡善恒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王效文、徐沧水宣传合作主义，还有马寅初、杨杏佛（注：李石岑，1919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筹办《教育杂志》、《民铎》，到1927年留欧前，在上海学术文学界活动，通过《民铎》杂志与《学灯》大量介绍西欧各派哲学。1920年10月，他曾与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俞颂华，1919年4月起筹办《学灯》，参与《解放与改造》。任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授。1928年主编《东方杂志》。杨端六，1912年在汉口与周鲠生、李剑农筹办《民国日报》，1920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筹办《东方杂志》，赴任中国公学经济学、会计学教授。1927年加入国民党以前，他一直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与联邦制。郭梦良与徐六几在北京大学时醉心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与朱谦之、郑振铎、黄英、许地山等组织SR会、奋斗社，毕业后介绍有关基尔特主义理论。胡善恒，任国立自治学院教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又任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科、中央大学教授。王效文在中国公学任教。1922年以后，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宗旨，发起职工俱乐部，与郑重民等七人发起合作商店，并任董事长，当时《时事新报》按照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刊行副刊《合作》与《工商之友》支持合作运动。张君劢、张东荪作为董事或者股董直接参与。中国公学是合作运动中心之一。徐沧水，1921年以后从事于合作运动。马寅初，1915年从留美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参与梁启超筹办的《大中华》，1920年他受聘为浙江兴业银行顾问，顺便调查上海交易所，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并在中国公学讲课。杨杏佛，1912年与张东荪一起当过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后留美在哈佛大学攻读后归国，任教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发表的社会经济政策及经济时评，以及张君劢与黄炎培、蒋方震、蓝公武的各种政论，这些都是代表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国家建设理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建设构想中，提倡知识分子的联系，追求社会理性的组织化。因此《时事新报》与一些副刊给中国知识界及进步青年带来的影响很大。其作用大部分来自《时事新报》等具备作为知识分子结集的话语空间（注：人们经常提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介绍西方思潮的主要媒体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可是没有观注它在新青年讨论空间中的作用。）。上述三个文化据点在其参与人物与政治主张的关系上，紧密联合成一个文化实体。
当然，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范畴不仅仅限于上述人物与文化机构。丁文江与胡适集团关系深厚，积极参与《努力》杂志。蓝公武是北京大学教授兼《晨报》主笔，国会开院后成为宪法起草委员。徐佛苏与张嘉璈（注：徐先后担任南北协商会议北洋政府代表、币制局长、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北平民国大学代理校长等。他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代表研究系政客。张嘉璈与当时上海新兴资本家关系密切。活动范围属于金融界。但他代表研究系经济改革政策的立场。在上海筹办《银行周报》，与《时事新报》关系密切。）等与梁启超及上述文化权力都有关系。
这里也不能低估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的作用。如上所述，商务印书馆在推进新文化运动中与蒋方震关系密切。该馆的核心人物张元济、陈淑通（注：张元济与梁启超来往频繁。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陈淑通在民初与黄群、籍忠寅等人参与共和党、进步党。原先与张元济关系密切，1913-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后兼该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等人与梁启超私交颇深，他们把梁启超认作当时最负声名之人，不仅报道他的活动与政论，还积极支持梁氏策划的新文化丛书等文化活动。《东方杂志》经常登载梁启超整理清代学术的文章，张东荪的哲学论文、张君劢的政论、林宰平的《欧行游记》以及蒋方震的裁兵论等。杨端六进入该杂志以后，其政治及社会理论与研究系更加接近，经常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合作主义思潮，积极宣传罗素的主张。（注：从陈独秀对上海社会的论述中可知商务印书馆为了自身的扩大，尽量笼拉罗素的学术名声。陈独秀：《三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第595页。）1924年1月该刊二十周年纪念号多由与研究系有关的人物撰稿。
五四以后，以梁启超组织的“松社”为运动中心，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政治领域以外，建设独立领域的文化实体。他们通过这种文化基础宣传国家建设方向，结集知识分子，形成公众力量。他们期望把这种社会文化权力变为社会政治权力。这取决于他们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实践。但是考虑到知识分子本身具备松散性与独立性，尤其是独立的文化基础更加强化他们原有的独立性，他们之间内在的整体性问题还得加以探讨。例如，他们参与科玄论战，不是作为一个集团的成员，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他们在对应现实过程中常常会产生隔阂。丁文江与张君劢的对立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还需要具体的实践与组织，并通过《时事新报》组织国民请愿运动。他结集梁善济、籍忠寅、蹇念益、胡石青、蓝公武等研究系政客，组成标榜国民运动的一个政治组织。他想统一各地出现的小组织成为一种大联合运动。直皖战争以后，社会各界提出国民大会的要求，（注：陈独秀：《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之计》，《时事新报》1920年5月24日；东荪：《有职业者政治之先决问题》，《时事新报》1920年5月25日。）并发展为由各省议会与各界联合召集国民大会的制宪论。梁氏此时主张国民运动论，乘势扩大国民直接参与，以改变军阀割据的状况。（注：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1期，1920年9月1日。）这就是他在欧游中所设想的大众的民主主义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
他的理想是国民的自律参与进步知识分子的合作，但其主要方法只是重新组织政治势力，试图政治势力化，（注：君劢：“十来国中党派，党同伐异之事吾倦之久矣。其有舍旧而新是图者，吾乐携手之不暇。要之政党之结合在大体之相同而不深究其小异……”，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券14期，1920年7月15日。）因此并不能得到进步知识分子呼应，反而遇到集团内外严厉批判。（注：博洽：《致张东荪书》（1920年10月1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1页。）有人指出：“今之所急，一在立事业而图发展，一在定主义而事宣战，然后方有真团体之组织，须知造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又须知团体须有主义之信仰，事业之活动，又须知团体与寻常朋友不同，其结合也以公意，不以私情，又须知团体不可无事业，而事业不必便为团体，若报，若杂志，若译书社，同人集于一堂，不必便为一体，谓之报馆同人，杂志之同人，译书社之同人可，谓即先生所谓我辈之青年团不可。”
在这种状况之下，梁氏国民制宪构想只能处于低调。这说明梁启超的文化权威决不等于政治声望。所谓“民治时代的指导者”的名声，并不能在一般社会里通用。（注：《欢迎梁任公》，《时事新报》1922年8月16日。）他还得归于理论宣传并以实践为基础，以求获得国民的同意，形成某种政治势力。这种过程就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完成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的过程。
三 结语
共和政治受挫以后，“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提倡“互助”与“社会主义”为原理的第三种文明。以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主倡文化运动为界，他们转向建立一个较大的文化权力。这一时期，他们在康德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积极宣扬伦理市民观与社会改造论。他们反思共和革命的失败，认为须有具备理性能力的国民，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政治问题，同时这是省察基于小农经济的中国政治传统与文化，但又无法仿效西欧代议制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摸索新的政治秩序及其主张与实践的背景，其中包括主张联邦论与国是宪法，并试图在实践中将基尔特主义法制化，实现民治。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权力，主导话语空间，高倡理性的主动实践，试图组织社会理性。
他们的文化权力，以梁启超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个人的学术声望为基础，这也是他们上述国家建设理论及实践的基础。其构成除了《北京晨报》以外，还有《时事新报》、《改造》、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等文化据点和在此结集的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机构。他们依靠这种雄厚的文化实力，主倡知识分子的连带与国民运动，主导话语空间，试图将它变成政治权力。
但研究系知识分子并不能解决权力构成与政治势力化问题，最终也未能形成政治权力，难以对应以政治激进化为特色的国民革命。因而随着革命进行，他们丧失了主导作用，文化权力也难免涣散。但是他们重视社会理性并追求国民的理性觉醒与自治秩序的态度，含有转向批判国家权力统治正当性根据的社会理性的可能性。如果不否认社会理性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意义，探讨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地位及作用仍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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