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_区域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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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应用经济学教授伯纳德·L.温斯坦博士前不久发表了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内地:从自给自足到无政府状态?》的文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和政策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非常成功,经济发展引人注目,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国有企业亏损、收入分配失衡、贪污腐化等问题,尤其是沿海省份与内地之间经济发展差别日益悬殊,内地没有出现新的繁荣。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加快内地发展,是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同,它正在以危险的高速度发展,而且同时在进行工业革命和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客观上存在着限制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必要性。因此西方经验对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适用性是有限的。事实上,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真正统一的政治单位。中国像大多数大国一样,是一个地区经济的聚合体,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同,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同。从中国经济体制的不统一性中可以得出两点具有重要政策意义的推论:第一,中央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各个地区和省市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二,中央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区域发展政策。

关于工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两者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区域发展从理想上讲应当是建立在工业优势和机遇上的。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实际上一直都是都市现象,迅速发展首先发生在大都会区,然后扩散到城市近郊地区,最后是城市远郊地区。它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主要的制造业、贸易、信息和金融中心。在这种背景下,把中国的国内资源和外国投资直接投入和重新调配到落汅的内陆地区可能会证明是没有效益的。前苏联和西方的经验证明,用某种“地区平衡”的办法来分散工业布局,通常是不成功的。这样做代价太大,会导致稀缺的人力、技术和资金资源的严重的配置不当。但是,由于中国内地人口众多,完全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动会造成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加之大城市从物质上讲不可能再容纳5至10亿人,因此,中国必须奉行鼓励发展内地工业的战略方针,即使这样做会导致某种资源分配不当。为了使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决策者在确定经济区时应当以交易关系而不是以政治分界为基础。在这方面,京津走廊地区是一个好榜样,它拥有近2000万人口、有互补的工业和基础设施。

关于区域发展的目标,作者认为,拟定区域发展计划应当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它们包括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收入再分配、减少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拓宽当地经济基础、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这些目标有些是互补的,有些可能是矛盾的。例如,如果强调减少贫困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就会与旨在提高效率的政策发生冲突,而后者应是区域发展计划的首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发展可能会减少贫困、改善收入分配,也可能不会。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有启发意义。美国虽然从未采取过明确的区域发展政策,但在过去60年中却发生了地区收入大幅度趋同的现象。譬如,1930年,南方的收入低于全国标准50%,北方的收入则高出30%,到了1990年,南方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东北部只高出10%。但同一时期,美国在减少总的贫困范围方面获得的成就很有限,目前美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为15%,是中国的两倍多。

关于鼓励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作者认为,在鼓励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九种政策选择对中国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具有重大影响,它们是:

1.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包括对市场进行货币、财政和行政干预。虽然中国不可能专门为不同地区制定各不相同的宏观政策,但是,货币发行量、利率、税收和支出水准以及价格管理的变化,总会产生不同的区域性影响。因此,宏观政策决策者们应当对决策的区域性后果十分敏感。

2.政府间转移支付、拨款和补贴

为了提高工业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也为了遵守关贸总协定的规则,中国要继续坚持削减补贴的方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价格信号来驱动,而补贴则使这些信号失真。就拨款和其他政府间转移支付而言,西方的经验没有积极意义,因为拨款形成过程像直接支出过程一样变得政治化了。此外,北美和欧洲国家为了平衡人均收入、财政能力或其他某种“需求”量的差别而采取的政府间拨款的做法一直没有成功。所以中国在实施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之间分享收益的新计划时应当谨慎行事。

3.产业指标的规定和发展的动力

规定产业指标是一种为特定的地区或地方确定美好前景的合理战略。但是,对于什么是最优产业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当地实力和弱点的公正和现实估价基础上。这一过程应尽可能排除政治干扰。在利用低息贷款、减税等措施刺激发展时,应当明智而审慎,并有时间限制。在利用这些措施刺激地方发展方面,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经验同样是令人失望的:许多无利可图的企业因为政府的刺激得以举债经营,可其中大多企业无支付能力,而要由纳税人来付帐。

4.劳工和人口流动政策

资源的流动性,包括劳工的自由流动,是开放经济的特征。但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导和抑制劳工的流动,除非一些特殊地区出现明显的技术短缺现象。

5.私有制和财产权

中国在工业私有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下一步应当依法建立财权制度。很显然,这是保证未来经济更快增长的正确方法,但是仅仅依靠私有化既不会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也不会在短期内缩小收入差别。此外,如果只是将国有企业简单地变成私人垄断企业或寡头企业,工业的低效率仍将普遍存在,商品和服务供应仍会受到限制,消费者仍将付出很高代价。

6.基础设施

改善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机场、供水系统和电信,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基础设施是一种结构,它将最终把统一的一体化国民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运输和电信网的改善也会促进地区间的资源流动,从而使控制劳工流动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

7.减少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

目前,中国各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直接和间接障碍,阻碍了原材料、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立即加以清除。

8.技术政策

中国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十个工业技术中心。应当仔细进行分析,对这些中心怎样才能促进技术转让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评估。

9.人力资本

中国的教育和培训政策将对各省市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能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也许是保证中学毕业生掌握终身就业的基本本领,即识文断字和计算能力。西方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健全的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比高等教育还要关键的因素。

(许宝友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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