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嬗变，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点。文章还论述了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并有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极有价值的人文哲学和科学思想。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系统地教育学生，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修身精神、和谐精神、刚健有为精神和人格道德精神等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模式的选择。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教育都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因此，大学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和批判继承的过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质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嬗变，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传统，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表现出一些典型的特点。
1.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而不是“神文”主义文化
中国人文主义文化又不同于欧洲近代的人文主义文化。中国古代从《尚书·泰誓言》篇说的“惟人，万物之灵”起，到管仲《管子·霸言》篇中提出“霸王之所以始，以人为本”的命题，再到清末龚自珍在《释风》中所说的“天地至顽也是倮虫（指人）而灵”，人本主义的传统延绵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宗教有神论始终没有占统治地位。民间虽然信仰多神教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但中国没有正式的国家宗教。儒家的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①。孔子曾明确宣布自己“不语怪、力、乱、神”②，为儒家教育树立了理性态度的风范。中国人也信神，惟中国本土产生的唯一宗教是道教，它不迷恋于死后回到神的左右，而贪图成为活神仙，是现世的宗教。在中国也有佛教的流传，然而中国人往往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神，即求神拜佛是人从自身需要出发③。西方基督教宣传“原罪”，认为人们生来即是有罪的，应该努力赎罪，以求上帝的宽恕。中国向来没有类似“原罪”的观念，而有与“原罪”说正相对立的“秉彝”说，《诗经·大雅·烝民篇》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谓人民具有恒常之性，喜好有美德的人。西方的原罪说曾经起了鼓励教徒努力向善的行为，中国的秉彝说更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前进。儒家把“圣贤”和“君子”作为追求的理想人格，立足现实，不重鬼神，以天下为己任。
中国的人文主义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在与神道主义蒙昧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较的意义上，是相当坚实牢靠的。中国从古以来就有一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④的表述，显示了他对鬼神的怀疑态度。管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天道自然”、张载的“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理皆在物”、王夫之的“天下惟器”、李贽的“理在事中”，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在王充的《论死》之篇，范缜《神灭》之论，更是无神论的光辉篇章。孔子、老子、庄子、杨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不同程度的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与西方唯心主义有显著的不同。
由儒家开创的这种注重现实生活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不可忽视的特色。正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说：“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中国人文主义者献身于自己所确认的人生真谛，对与此无关的神学、玄学的奇幻异想则漠然置之。……毫无疑问，中国人热爱生活，热爱这个尘世，不情愿为一渺茫的天堂而抛弃它。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痛苦而却美好的生活。”
2.中国传统文化是“德性文化”。有别于西方的“智性文化”
这种文化植根于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同宗法制度结为一体的专制制度的要津不在于法治，而在人治，人治又注重道德教化，即德治。所谓“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统一，以为道德原则不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必须体现道德原则。这对稳定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认为，从东方的中国给他们以一大“觉醒”。他说：“在哲学实践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从而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强调道德教化。这种“德性文化”同专制政治结为一体衍生出一套伦理规范，使人面对的不是一个同他平等的人，而是一组一组的人伦关系，看成是群体的一分子。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则诉诸向内自省，并谋求自我净化。传统文化不承认人人平等。唯一的“平等”观念，只是人人在道德面前的平等，即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涂之可以为禹”（荀子）、“满街是圣人”（王阳明），鼓励人们“修身养性”，形成完美的人格。
西方重功利主义，边沁为其首倡者，但它的基本精神却滥觞于苏格拉底。边沁认为，“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只有“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其实，功利主义的思想在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身上就可以找到影子。他想把人的生命、人的感觉、欲望与人根据理性原则而生活都作为人的功能。在实现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获得个人的幸福。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与教育家，如爱尔维修·洛克·卢梭等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西方文化展现出功利主义的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格价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更提出“良贵”学说，“良贵”即是天赋的人格价值。西方讲天赋人权，认为人人都是具有自己的天赋权利。中国则讲天赋的人格价值。孟子强调，为了保持人格尊严，可以宁死不屈。后代的儒家学者都强调“做人”。“做人”一方面要保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不屈服于势力：一方面要具有社会责任心，为民族为国家尽职。也就是，一方面“士可杀不可辱”；另一方面，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勇敢地承担对国家的义务。
3.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为传统，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不同于西方文化以重斗争和对抗为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在这种种的相反相成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包含许多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而以儒家的价值观念居主导地位。从总体上讲，这种价值观概括为：以人为本位，以道德取向为主导（儒家），以功利（墨家）和权力（法家）取向为两翼，以自然取向（道家）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多元取向体系。主要表现在：人贵于物、义重于利、德高于力，群己和谐、天人合一，善统真美、义重于生、德高于智、理贵于欲，大公无私。这种传统的哲学价值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文化的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自然之和谐）、善（人际之和谐）、美（天人之和谐）相统一为总目标，尤以人际和谐为主。孔子较早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把“和”与“安”作为处理治国的原则。对己对人都须以和谐中庸的原则来指导。
西方古代哲学比较注重斗争和对抗。西方辩证法奠基人赫克利特认为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对立和斗争的意义。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又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⑤赫氏思想一直保留下来，直到黑格尔才起了变化，但仍侧重于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儒家以和谐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⑦。“和为贵”很有理论价值。春秋时晏子论和，以为和的情况是：“君臣之间，臣敢于提不同意见，君肯接受臣的不同意见，君臣相互补充，以达到比较全面的判断，这才是和⑧。所谓和指不同观点的统一。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⑨。“和”肯定了多样性的统一，同则是单一性的同一。重复同样的东西，不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同则不维”⑩。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的“和”的观念是一个于今天仍应肯定的精神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对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建树和根本缺陷都与此相关。儒家高度评价人类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古代儒家勾划的“大同”社会的乌托邦，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向往，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1)。近代思想先驱洪秀全、康有力、谭嗣同、孙中山，都曾受过“大同”的思想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同西方国家不同，教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西方不一样，中西教育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中国古代教育以道德教化为先。道德教化诉诸个人内心修养，道德修养重在践行，这种以儒表里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就属于中国的传统。西方中世纪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体系，形成宗教－－政治型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宗教教化为先。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精华，不仅在几千年历史中光辉灿烂，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为日益众多的国家、人民所重视，发挥它的精神作用。
1.历史的沉思
到了近代，中西文化教育的距离越来越大。正当中国人躺在古老的文明上鼾睡之际，近代工业文明在西方崛起。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分工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政治与宗教渐渐分离，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或非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又同政治、宗教分离而成为社会分工中的各种独立领域，宗教道德演变为理性化道德，知识－－科学起初作为启蒙的手段（理性化道德的基础），其固有的价值后来逐步得到普遍的认可。相应地智育从作为理性化德育的基础到独立化与智育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教育日益智育化，发展成为近代教育。几乎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不久，西方近代教育的弊端已经开始显露。
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过晚。帝国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发现古老的中国落后了，积极主张以夷为师，派人留学，学习欧美的教育，废科举、兴学堂，照搬欧美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又向苏联学习，照搬苏联的教育。这两次学习，对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两次学习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和弊端，就是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丢的太多，只注重工具性的知识教育，而忽视了道德教化式的教育，这是应该反思的。我们学习别人的长处，一定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千万不能丢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12)。批判地继承，做到“古为今用”。
2.现实的启迪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至今仍放出异彩，对中国的现代化仍发挥重要作用。
从实际影响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锻炼中华儿女的民族魂，在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族精神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整套成熟的道德规范。它的精华部分，在现代社会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道德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继承性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谋求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就不会过时，而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着独特的价值、永恒的魅力。前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所所长朱炎先生说过，美国各大城市的China Toum，向以没有犯罪的地区而扬名于彼邦。可是自从这些地区里的这一代年轻人渐渐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大量或全盘地接受美国生活的那一套后，问题就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沦为罪恶的渊薮。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弥足珍重的东西，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仍可以发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存在着时代更新的紧迫任务，即文化的自我发展问题，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既要认识和解决好文化素质的历史传承问题，又要认识和解决好文化素质的时代更新问题。历史传承，也就是文化的自我保持；时代更新，也就是文化的自我发展。保持和发展的统一，是推陈出新的统一，是批判地继承与延续和创新的统一，这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生生不已的重要原因，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标志。
民族传统文化总是跟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所谓“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是指特定时代的进步精神，是指体现这个时代发展方向和群体意识的进步思想、理论和原则。时代精神是民族文化素质的灵魂和主要标志。民族文化的时代更新问题，说到底，就是用时代精神武装民族群体，促进民族的新觉醒，从而把民族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现代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是我们现代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根本任务。民族的素质，人的素质，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素质。我认为，文化素质应包含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工具性文化素质，它是指识字、看书、看报等学习认识能力、科学技术的操作能力以及相关的知识系统和理论等；二是观念性文化素质，它是指人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人文观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等等，前者主要解决人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能力问题，后者则解决人如何为社会服务以及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构成了文化素质的整体，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文化素质就属残缺不全。但观念性文化素质具有导向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属于更深、更高层次的文化素质。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任何国家和民族要兴旺发达，都必须使民族文化素质的这两个方面得到全面、协调发展。
我们的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高素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本身的功能就是要把人类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传递给下一代。这既包括工具性文化成果，又包括观念性的文化成果。因此，教育的任务必须包括精心组织全面的文化教育，除了工具性文化教育，当前亟待加强的是观念性文化教育乃由此而升华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人文观等的教育。从对当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反馈意见来看，相当普遍的意见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计算机、外语、数学等业务基础理论和能力并不差，但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感却不够。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评价是文化水平不低而素质却不高。这一矛盾现象的实质，就是他们的工具性文化素质还可以，而观念性文化素质却不够。当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两种文化素质都差，那就更严重了。
还应看来，在学校教育忽视正面的观念性文化教育的同时，社会上一些“负面”文化“教育”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势强力大。当前最危险的是“录相文化”和“通俗读物文化”的不良部分的侵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们教育的空白，以“浸润”方式腐蚀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乃至成年人的观念和灵魂，做着“负功”。它们宣扬资产阶级的“唯我”和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淫奢的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而文化素质低下，又造成青少年缺乏鉴别力和抵抗力，形成恶性循环。我们正在加强法制教育，但法制的贯彻也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制观念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些现象说明，我们的观念性文化素质教育严重弱化。
如何加强观念性文化教育，是我国教育界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现代观念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来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别包括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当前，在大学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极有价值的人文哲理和科学思想，它们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它们是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并以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特方式表现的，因此很容易为我们中国人自身去认同和吸收。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创造了极为璀璨的文化，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凝聚力。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鉴别自身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历史长河的激流中，淘汰糟粕，保存精华，以独特风姿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我们高等院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除了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较高的文化修养、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修养，使之成为一大特色。为此，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系统安排学生的观念性文化教育，包括在加强马列主义课程的同时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围绕这一重点抓好下面的教育。
－－爱国主义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有“天下之本在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国家民族意识。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重视气节操守的民族性格。同时，在“朕即国家”封建社会里，爱国和忠君往往浑成一体。我们在教育时必须剥离其忠君内容，或将其化解和引申到爱国精神方面来。
－－修身精神。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修身－－做人之道。比如，在个人修养方面，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主张修身养性，“独善其身”、“身正”等；在交往方面，强调“上交不诌，下交不骄”，言重有法，行重有德，“大公无私”、“言必信、行必果”等。这些传统美德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个体完美人格的养成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人格养成中应该注意防止对个性发展的压抑。
－－和谐精神。传统文化强调“和为贵”，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向往“政通人和”的“小康”、“大同”社会。十分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应当指出，这种继承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继承，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也存在消极面，比如一团和气，不讲原则，重私情不重原则，讲人治不讲法治等等。这在进行和谐教育时是必须把握的。
－－刚健有为精神。“自强不息”亦称“刚键”，即奋发向上，坚强不屈，永远前进，决不停止。这种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衰败危难的时候，也是支持着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柱。宗泽、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或者用慷慨捐驱的行为，或者用悲壮的诗文，或者二者兼用。召唤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用哲学的反思和身体力行、高扬刚健有为的精神。他们的思想和业绩，终于在清末成为激励人民起来革命的巨大的力量，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人格道德精神。儒家推重人格的价值，对于抑制世俗价值观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世俗的价值观，简言之就是“势利”二字。势者升官，利者发财。庸俗的人不仅以此二者为价值追求的目标，也用它作为评定他人价值大小的标准。这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儒道墨三家都对此进行尖锐的批评，今天看来，很有现实意义。儒家并非一概反对追求富贵，而是反对牺牲人格的价值而去追求富贵的行为。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13)。儒家的观点是道德的价值、人格的价值远远高于世间富贵的价值。不能把道德人格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更不能为了富贵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当然儒家所说的道德、人格，都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定内涵，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观点还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批判拜金主义思潮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儒家重道德、重礼乐、重文化教育、重文献整理、重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作用最大。这些精神，我们现代大学教育应该继承。
当然，我们还应该充分吸取世界各国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将其融合进我们民族的文化。特别要注意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已将我们带进了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生产方式发生了全新变化的新阶段。我们不是复古论者，而应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基础，充分吸收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外来优秀文化包括现代文化，来丰富自己，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健康而有活力的新型文化。正如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所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的。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地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现有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因为华裔遍全球，当然也在西方有影响了”。“中国文化也在变，不断吸收，不断变化更新，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创造”。她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青年人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华学到手，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化，再熔为一炉，创造出有你们特色的新文化来！”(14)中国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当代，融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血液，并坚持以其思想理论为主线融进了社会主义的新因素，还不断兼容世界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的养料，从而表现出新的活力和辉煌的风采。我们要大力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现代大学生从根本上，从古老文明淳香的薰陶到现实生活的原则认同上得到真正的教益。
注释：
① 《论语·雍也》
② 《论语·进而》
③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4页。
④ 《论语·先进》
⑤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欧洲哲学史资料简编》第6-7页。
⑥ 《论语·学而》
⑦ 《孟子·公孙丑下》
⑧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⑨ 《论语·子路》
⑩ 《国语·郑语》
(11) 《礼记·礼运》
(12) 《论语·里仁》
(13) 《论语·述而》
(14) 《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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