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空间集聚背景下的人口集聚滞后效应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 向华丽1，2，秦尊文1，3，付 宇4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环境与移民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3；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人口与经济空间聚集的不一致是世界各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地理现象，这种不一致主要受市场和政府两类因素的影响，且大多表现为人口空间集聚的滞后效应。带动湖北省全域性发展的“一主两副”战略发展至今已10余年，妥善解决其人口和经济空间集聚的协调性对实现湖北省今后的“多极”化发展至关重要。基于县域空间尺度分析湖北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并应用空间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的一致性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普遍表现为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以及公共服务是影响人口空间集聚滞后效应的主要因素，政府财政支出则会有利推动二者的耦合程度。区域之间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存在的显著正向内生交互效应和正向外生交互效应为实现湖北的多极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人口集聚；经济集聚；空间效应模型；湖北“一主两副”战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人口与经济要素不断向武汉市转移，使得湖北省城市首位度长期以来居高不下，这种依赖单一区域经济增长极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模式直接影响了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湖北省从以武汉为主中心、襄阳和宜昌为副中心的“一主两副”城市发展战略拓展为增加数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一主两副多极”发展格局，并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大战略。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协调性是未来湖北省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湖北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具体层面而言，在当前产业转移与升级背景下，人口是不是相应地进行了合理的流动与迁移。基于该问题，从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是提供中介服务，包括委托代理、第三方影响评价等；二是对水市场进行监督，包括对信息披露、交易过程、交易结果以及政府监管水平与服务质量等监督。
关于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应用研究颇多。最初学者们并没有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只是单独的将人口的地理分布以及经济的空间分布或产业集聚来进行描述分析[1](p135-137)。近些年来，随着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协调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等问题，学者们逐渐关注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分布的协调性。在用何种方法衡量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上，早期的研究大多使用方差、离差、极差和变异系数等反映离散程度的指标[2](p1619-1623)，后来学者们如通过建立简单的评价指数来反映区域人口与经济协调水平，如人口与经济集中度指数[3](p9-13)、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4](p3-11)，人口经济分布偏离度指数[5](p3-16)等，也有部分学者构建人口与经济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法等方法探究其空间耦合的协调性[6](p140-145)，尽管研究方法众多，但仍然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层面。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尝试采用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与人口经济偏离度指数等中间变量，构建人口经济耦合度指标进行量化处理，或者借助空间自相关及空间重心模型进行分析。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两组基因频率均采用拟合优度检验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调整各传统脑血管因素的影响，计算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脑梗死的相对风险，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近几年学者开始尝试分析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因素，李豫新对影响新疆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比重、失业率和投资率对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7](p69-75)。肖周燕首次纳入空间效应来探讨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趋势、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若忽视空间效应分析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影响因素时，会造成低估市场机制而高估政府作用的结果[8](p42-52)。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的学者在进行涉及空间领域的研究时经常采用，如区域经济增长研究[9](p53-60)、OFDI的区位选择[10](p107-113)以及环境污染治理[11](p41-50)等方面，而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属性决定了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时采用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本文从县级区域出发，应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分析湖北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应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不仅考虑了空间效应，而且考虑了自变量的外生交互作用。
二、数据与变量
（一）衡量区域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耦合度的指标
3.面板数据回归。本文样本采用的是湖北省80个地区2009年至2014年的数据，T=6，N=80，由于时间维度小于地区维度，因此不需要进行单位根及协整检验。空间效应模型一般包括空间固定、时期固定、时空固定三种效应，由于每一种效应的假设前提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模型结果会存在差异。为了方便比较，本文也报告了不存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调整后的R^2=0.719，在这几种模型中是最优的，因此本文选择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来对空间计量的结果进行分析。
式中：n代表地区总数，pi是i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又称为人口集中度，gi代指i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又称为经济集中度，Pi指i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Gi指代i地区的国民GDP总值。
一般而言，CPE越高，说明人口集聚水平越高，CPE越低，说明经济集聚水平越高。CPE的取值在（0，+∞），CPE的变动是人口与经济要素在空间分布的调整，一个合理的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体现在CPE值围绕1上下波动，且研究区域内各单元之间CPE差值较小。若研究区域内各单元之间CPE差值较大，则可以认定该区域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不合理。
（二）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因素分析
世界各国均存在人口空间集聚滞后于经济空间集聚的现象。如英国伦敦、曼彻斯特、西米特兰三地区集中了全国20.9%的人口，却生产了25.8%的GDP，又如日本东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县三地区集中了全国22.9%的人口，却生产了31.2%的GDP。早期韦伯、佩鲁、谬尔达尔、赫希曼、克鲁格曼等学者应用聚集经济学解释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地理现象[12](p9-30)。威廉姆森（Williamson）进一步指出一国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变化[13](p3-45)。其内在机制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发达地区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资本和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政府也会采取倾斜性优惠政策，从而强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区间经济差距加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对落后地区进行财政支持，发达地区形成规模经济，使得资本和劳动力流向落后地区，从而在落后地区形成一个或多个核心区，从而减少地区间经济差距。由此，人口的流动受市场和政府两股力量的驱使，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协调性主要受市场和政府两类因素的影响。
县域GDP占比增长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要素在各地区的时空集聚现象。本文将这一聚散变化分为4个层次，（1）较快集聚：add＞=0.2%；（2）缓慢集聚：0＜=add＜0.2%；（3）缓慢 扩散：-0.2%＜=add＜0；（4）较快扩散：add＜-0.2%。如图1所示，经济集聚最快的区域单元集中在武汉、宜昌、襄阳这三座区域中心城市，缓慢集聚的地区集中在以荆门为代表的江汉平原地区以及武汉周边区县，这揭示了经济集聚在区域上的连续性。而经济扩散的地区集中在鄂西南恩施自治州、鄂东、鄂南山地丘陵地带。总的来说，经济要素仍然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并且这一经济集聚趋势仍将继续，即武汉作为省会城市，仍将吸纳全省优势资源，襄阳、宜昌两市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愈发明显。
表1：指标变量名称、符合、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湖北省2009—2014年8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武汉市单列一地区，其余各市城区列为独立的一个地区单元，以此消除武汉个别城区出现奇异值的情况。本文所用的所有基础数据均来自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北各县市区统计年鉴。
由于经济现象通常存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现象同样存在着空间相关或空间依赖。如果忽视这一现象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15](p3-9)。因此，为了弥补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不足，本研究将空间效应引入模型中。充分考虑空间依存度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构建广义嵌套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16](p49-92)。
三、实证分析
（一）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的时空演变
学者们对于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增减变化量大多采用绝对增减量的变化进行描述分析，对其相对变化情况描述较少。基于此，本文以2009年湖北省各县人口占比与经济占比为基准，借助比重增量分析方法，由于该方法去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比重增量示意图能更科学的描述人口及经济在空间上的相对集聚情况。
1.空间自相关性的检验。本文借助ArcGIS软件，选取基于邻接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出湖北省各地区2009—2014年各个变量的全局自相关指数Moran’s I值（见表2）。在6个年份中，CPE指数的全局Moran’s I估计值均为正，且在检测期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说明CPE指数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性，相似的观测值趋于集中分布，且这一集中趋势愈发明显。此外，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公共服务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变量均存在较为显著地空间正自相关性。
本文选取六个指标来分别表示市场与政府因素。其中市场因素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确定，政府因素由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构成[14](p373-389)。在市场作用变量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作为市场中要素具有明显的逐利性，即向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地区转移，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这种空间上的集聚容易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由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增长，因此市场机制的这种作用使得财富得以在特定区域内迅速地累积，虽然在市场环境下人口得以自由流动，从而随着经济的集聚而集中，但由于人口流动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变化往往会加剧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不一致性。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某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量（Invest）作为衡量物质资本的指标。目前衡量地区人力资本的主要方法是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高，适用于省市级地区，在县域空间尺度难以实现。由于在校生数据易于取得，且代表了潜在的人力资本，因此本文选用每万人在校中学生数（Edu）作为衡量一地区人力资本的指标。产业结构（Sector）即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的重要部分。产生结构对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影响主要作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改善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人口流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是体现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不仅能通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高的收入会吸引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迁入从而影响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在政府作用变量中，财政支出（Finance）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决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而政府干预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财政支出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对地区的人口流动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公共服务（Public）是政府行政改革的核心理念，强调了政府的服务性。公共服务的完善不仅能够通过提高居民幸福感、降低生活成本对人口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而且能够提升地区福利水平，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来表示地区公共服务情况。
图1：湖北省2014年县域GDP占比增减图 单位（%）
图2：湖北省2014年县域常住人口占比增减图 单位（%）
由于各地区常住人口与湖北省总人口的比值增长这一指标剔除了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所以能够更好地反映人口在空间上的聚散现象。将这一聚散变化分为4个层次：（1）较快集聚：add＞=0.2%；（2）缓慢集聚：0＜=add＜0.2%；（3）缓慢扩散：-0.2%＜=add＜0；（4）较快扩散：add＜-0.2%。如图2所示，人口集聚相对较快的区域集中的武汉市、孝感市区、宜昌市区、襄阳市区及十堰市区，总的来说，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市区集中，以武汉最具代表性。其余各区县、直管市人口占比基本为负值，人口相对扩散。宜昌、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仍然有较大空间吸纳外来人口。可以预见以武汉—宜昌—襄阳为中心的三角形式的分布格局正在形成，这有利于实现城市体系化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2.空间效应模型的选择。对于空间效应模型的选择，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似然比检验以及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来确定空间效应模型的具体形式。本文借鉴埃尔霍斯特（Elhorst）的研究对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模型进行拉格朗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从整体来看，LMlag与LMerr在统计上均显著，R_LMlag则比R_LMerr更加显著，无论是空间固定、时间固定还是时空固定，空间滞后模型在统计上均显著于空间误差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杜宾模型既包括内生交互效应，又包括外生交互效应，表2结果显示出自变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关系，因此本文也加入空间杜宾模型对湖北省县域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综合图1、图2可以得出湖北省人口集聚慢于经济集聚的结论，这与学者们研究中国不同区域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结果相似。即造成目前湖北省人口经济空间分布不协调的直接原因是人口集聚的速度慢于经济集聚的速度，由此带来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相对集聚，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相对集聚，总体上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协调的现象。
（二）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
依据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公式，分别计算出湖北省2009年以及2014年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用来定义湖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的空间耦合度。借鉴学者们对鄱阳湖地区的研究成果[17](p195-200)，将其划分5个等级。分别是经济超前型（0.00，0.50）、经济发展型（0.50，0.80）、协调发展型（0.80，1.20）、经济滞后型（1.20，1.50）和经济落后型（＞1.50），见图3。
因此，该研究结果将为工业化乳酸菌固态发酵仔猪配合饲料的工艺提供试验与理论支撑，但是仍需要进行放大试验、中试等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好地应用实际生产。
回归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负，以经济滞后地区为例，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带来规模效应，提高了地区生产率，使得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改善了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然而，物质资本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人力资本的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固定资本的投资在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人力资本对临近地区人口经济协调分布起抑制作用，这与卢臣泰（Rosenthal）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相吻合[14](p373-385)，即人力资本在一定距离内存在外溢效应，超过这一界限，外溢效应不明显。
从2009年到2014年的对比情况来看。这种“圈层式”现象有向“三角式”发展的趋势，未来甚至可以演变为“网络式”的格局，即以武汉为中心，襄阳、宜昌为副中心的多维体系分布。从地域来看，鄂西地区、鄂东北大别山地区以及鄂东南低山丘陵地带的人口经济空间分布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善，这种情况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人均收入低、城市化率低、经济增长模式单一以及资源损耗严重。襄阳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更加合理，宜昌市人口集聚水平低于经济集聚水平，武汉市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值略有提升。从系数极值来看，2009年的系数范围为0.36～3.63，2014年的是0.37～3.60，最小值稍有增加，最大值略微减少，显示出近年来湖北省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改善，协调性增强。
图3：湖北省县域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时空变化图
表2：各年份各变量的Moran'I值
（三）人口集聚空间滞后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已生效实施的46个RTA在传统WTO+领域的协议覆盖范围及法律承诺率明显高于新一代WTO-X领域。WTO+条款覆盖率达到了76%，同时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法定承诺率超过了70%)，而在WTO-X领域，46个RTA的覆盖率和承诺率均不高，总体条款覆盖率仅为31.9%，法定承诺率不超过15%。
文中提出了一种使用反射型电介质超表面的毫米波宽带电磁涡旋发生器。介绍了该结构的详细设计方法和工作原理。通过实验测试的相位分布，振幅分布和模式频谱来证明生成的具有不同模式数的电磁涡旋波束的高质量。
表3：固定效应结果检验表
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Consistenc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简称CPE，是由某地区常住人口占比与经济占比的比值确定（见式1），它是衡量某一区域内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耦合程度的重要指标。
在具有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中，滞后项W*dep.var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代表湖北省县域人口经济协调性的一致性系数受临近地区相应值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若忽视了这一集聚性的影响，就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由表4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这七个自变量中，市场因素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政府因素中公共服务和财政支出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不仅证实了市场对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影响，也证实了政府对这一分布格局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4：空间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表
从总体分布状态来看，湖北省县域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有着明显的以武汉市为中心向外增大的“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整体差异较大，呈现出明显的分布不协调性。经济超前型集中在武汉市、宜昌市，经济发展型则是在武汉、宜昌周边区域。这些区域大多依托大城市，依托产业、政策及人才优势，具有较强的经济集聚力。而经济滞后型及经济落后型则主要在湖北西部山区及东北部大别山区、鄂东南低山丘陵区域。这些区域由于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较高，经济基础薄弱，缺少二、三产业的支撑，产业规模效应难以凸显，导致经济集聚水平远远低于人口集聚水平。其中，从2009年到2014年，经济极化型的地区由3个增加到4个、经济超前型的地区由5个增加到10个，协调发展型的地区由16个增加到17个，经济滞后型的地区由13个减少到7个，而经济落后型的地区由43个减少为42个，经济集聚的地区数目增多。
产业结构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临近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张浩然在研究产业结构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一文中结果类似[18](p61-67)，由于湖北省县域经济普遍工业发展滞后，服务业比重虚高，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缓解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压力。另外，虽然居民收入为负且不显著，但其空间外溢效应却显著为正，这表明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会抑制临近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改善。
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调解，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把握纠纷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并带动和促进其他矛盾的解决。同时，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调解，能够掌控纠纷的发展和变化，抓住主动权，并有针对性地化解纠纷，提高效率。否则，就会使调解工作无所适从，不知从何下手，或者不分轻重缓急，被动应付。可见，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调解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
常见的钻孔灌注桩的问题有：①断桩问题，造成的原因有：浇筑混凝土的配比问题；泥浆的指标不达标，钻机不平稳；搅拌设备问题导致混凝土浇筑时间长；浇筑的间歇时间超过了初凝时间导致断桩；导管埋设深度小，管内压力太小，过着导管深度过大，浇筑过程中管口的混凝土已经凝固；施工中把泥浆混入混凝土。②桩体混凝土出现蜂窝等现象，主要因为有混凝土本身的问题，水平承载桩布筋过密。③出现扩径和缩径的问题，比如在施工过程中钻锥磨损、焊补不及时等原因导致。
政府财政支出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李豫新对新疆地区的研究结论相吻合[7](p69-75)，这是因为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会促进人口集聚，同时社会性支出存在低度的空间竞争，抑制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增长。公共服务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公共服务水平的增加，人口集聚快于经济集聚，这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候慧丽关于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影响力的研究[19](p118-125)。此外公共服务还具有正向的外部溢出效应，且外部溢出效应要大于对本地区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以促进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时要兼顾空间上的相互联系。
从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结果对比来看，杜宾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以及log-L值都有所扩大，证明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的合理性（表5）。在杜宾模型中，物质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有所扩大，这说明若不考虑自变量的外生交互效应，会高估物质资本与产业结构对调整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作用。人力资本、居民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公共服务的回归系数有所减少，如果不考虑自变量的外生交互效应，就会低估人力资本、居民收入以及公共服务对促进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协调性的作用，高估政府财政支出调整区域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表5：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分解
4.空间滞后效应分解：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如表5所示，本文进一步对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1）固定资本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即固定资本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而间接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固定资本的积累对其他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并未明显的空间外溢影响；总效应为正，这说明从整体来看，固定资本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加剧了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不协调性，并且这一影响主要由直接效应而非间接效应导致的。（2）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对于经济滞后地区而言，人力资本的集聚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由此提升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即一地区的人力资本的集聚对其他地区有明显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这一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人口的相对流动上；与公共服务相同，人力资本的总效应不显著。（3）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其他地区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并无明显作用；产业结构的总效应显著为负，这说明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同，加剧了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不协调性，并且主要是由直接效应作用产生的。（4）居民收入的间接效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一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其他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产生作用，最直接表现就是该地区收入的增加会吸引周围地区人口的流入；其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不显著。（5）公共服务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对于经济超前型地区而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会明显促进人口的流入，从而有利于实现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分布的协调；公共服务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即一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对其他地区有明显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总效应不显著。（6）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其中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系数大致相等，这表明财政支出不仅对协调本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显著作用。
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作为评价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代理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与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由此造成人口与经济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协调。通过对总效应的分解，我们发现，对于经济落后以及经济滞后地区来说，地区固定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结构的改善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对于经济超前以及经济发展地区来说，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提高会吸引流动人口，人口的流入又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高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协调性。基于总效应来分析，由于物质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负向作用以及其本身具有难以降低的属性，而政府财政支出属于可控要素，因此从长期来看，湖北省经济滞后地区将会进一步减少，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增多，政府财政支出在协调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上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讨论与结语
本文将人口经济一致性系数作为评价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度量指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分析了湖北省2009—2014年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规律，解释了影响这一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湖北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区域差距较大，尤其是武汉市与鄂西的差距尤为明显。目前湖北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布局仍不合理，湖北省人口与经济要素仍然集中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宜昌、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承载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从长期来看，湖北省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将会得到改善。
从市场与政府两个层面分析了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的因素，并充分考虑空间效应的作用。研究表明，不同的地区在调整人口与经济空间布局时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经济滞后型的地区而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对于经济超前型的地区而言，政府财政支出的提高会促进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分布的耦合程度。基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湖北省需要加强城市群、经济带建设，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促进多个核心区的成长，且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能有力的支持多核心发展模式。
湖北省县域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若忽视了这一集聚性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就会产生估计结果的误差。另外，各个地区在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引导人口流动时，要充分考虑地区间的空间联系，区分影响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否则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按照“平战一体、专司主营”的原则，各级装备保障部门要加快理顺领导指挥关系。平时，军以上装备保障部门应以核心骨干力量为主，领导组织部队的装备采购、管理、维护以及供应等工作；军以下联勤保障部门要主动适应新体制架构，实现联勤保障部门内部各级与相同职能的军以上装备部门的业务衔接。战时，军以上装备部门应以装备保障指挥机关的角色纳入一体化联合指挥部，指挥协调装备保障行动；军以下联勤保障部门应根据战区联指的指令，迅速进入战时装备保障指挥模式。各级装备保障机构平时应按照“常态运行、精干高效”的原则要求，简化装备保障组织实施流程，以便战时能够快速释放装备保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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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16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6-0114-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劳瑞修正模型的城市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就业空间时空演化：以武汉市为例”（41201152）。
作者简介： 向华丽（1977—），女，湖北公安人，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秦尊文（1961—），男，湖北荆门人，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付宇（1995—），男，河南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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