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商品城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乌论文,小商品论文,中国论文,农村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各类商品市场（包括综合性商品市场和专业商品市场）在全国城乡各地迅速兴起，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在号称“市场大省”的浙江尤为突出。比较而言，浙江的商品市场起步早，发展快，且数量多，规模大，辐射广。到1996年底，全省共有各类商品市场4388个，1996年全省商品市场成交额2545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286个，超10亿元的市场57个，商品市场成交总额、超亿元市场数、单个市场成交额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商品市场的兴起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专业化，以及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商品市场是如何兴起的，它的前景如何，以及具有怎样的经济政策意义？本文拟以全国最大的工业消费品市场——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崛起为案例，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创立起步阶段（1979—1984年）。义乌向来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但义乌人有着“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世世代代，绵延不断。渐渐地，“鸡毛”和“糖”演变成各种小商品。1981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多种经营。此后，义乌稠城、廿三里等镇的农民适应市场的需求，自发地在镇的街路上摆起了地摊，出现了第一批由“鸡毛换糖”货郎担转变而来的小商品摊位，买卖日益兴旺，逐步形成了交易地址和时间相对固定的交易市场。
1982年8月，当时的义乌县委县政府领导看到了这股潮流，感受到潜伏于这股潮流下的巨大的经济动力，顺乎民意，果断地作出了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并提出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同时，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并出资在马路边沿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摆货的简陋市场设施，俗称“草帽市场”。这些，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一突破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释放了巨大的潜能，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应运而生。1982年有摊位750个，成交额392万元；1983年摊位增加到1050个，成交额增长到1444万元；1984年摊位发展到1874个，成交额上升到2321万元。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同年12月，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建成，使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1985—1991年）。1984年12月，以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建成为标志，义乌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二代市场占地20亩，全部水泥地面，水泥板固定摊位，钢架玻璃瓦，排列有序，市场中心建成四层服务大楼，结束了沿街设摊的“马路市场”，实现了“以路为市”向“以场为市”的转变。在管理上，市场内配有工商所、税收稽征组、银行分理处、个体劳协、寄存、饮食、商住、治安委员会等服务设施，开始从无序向初步有序转变。商品种类不断增多，商品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开始跨出本县区域，辐射周边市县。市场经营者和客户虽然仍以本地人为主，但外县市客商日益增多，逐步由产地市场向产地市场与销地市场相结合转变。第二代小商品市场以品种多、价格低、服务好、安全有保障等优势很快提高了市场知名度，开始吸引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更多的客商。1985年摊位增至2874个，成交额6190万元；1986年摊位5500个，成交额10029万元。
1986年，在第二代小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占地44000多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的第三代市场建成。场内有设备较齐的商业服务大楼，内设餐厅、旅馆、浴室、游艺场。场内营业场地宽敞，商品门类日趋齐全，档次不断提高，中高档商品也开始大量出现，形成多层次格局。市场经营者的构成发生了新变化，来自温州、绍兴等省内市地和福建、江苏等外省的客商进场设摊；不少乡镇集体企业乃至国有企业也进场设摊直销商品，市场主体向多元化转变，场内主体型管理服务体系初步形成。1988年，摊位增加2000多个，1989年又增加1386个，市场成交额1987年1.5亿元，1991年猛增至10.3亿元。
拓展提高阶段（1992－1996年）。1992年2月，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第一期工程建成，场内新设7000多个摊位，全部采用柜廊式，并有自动扶梯、电脑室、电视监控室、微机税务征管系统、微机信息网络系统、电视广告屏幕、大型电子显示屏、无线电寻呼台以及配电房、锅炉房等设施。1994年7月，第四代二期工程拥有7000个摊位又投入运行。市场成交额1992年为20.5亿元，1993年45.2亿元，1994年猛增至102亿元，1995年150亿元，1996年180亿元，1997年1—8月份已达100.62亿元。市场成交额至今已连续6年位居全国商品市场之首，并于1993年5月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
在这一阶段，义乌小商品市场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一是市场主体素质显著提高，多元化结构更趋合理，市场经营档次明显上升。截止1996年底，市场内经营名优新产品的经营户5900余户，品种近6000种，约占市场内全部商品种类的20%。二是商品流通范围扩展至全国。地产商品比重降到30%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比重达到70%左右，商品流向已遍及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省会城市和其他数百个中小城市及其所辐射的广大农村，初步确立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作为最大的全国性小商品流通中心的地位。三是市场组织结构裂变式发展。在新疆、北京、江苏、四川、甘肃等省市办起了分市场，输出商品、资本、人才和管理，使义乌市场的辐射能力大大增强。四是走向世界。1995年成立浙江省外贸公司义乌分公司，向国外拓展业务，目前已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市场的外向度有较大提高，小商品出口贸易有较大发展。截止1997年上半年，已开办国外分市场两家，外国贸易机构在市内设代表处三家；组织自营出口和边贸出口小商品4.2亿元。五是转轨改制，市场经营手段现代化，经营方式规模化。1993年12月，成立了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后改为“商城集团”公司），成为我国首批现代股份制市场之一。截止1997年上半年，市场实行总经销、总代理、特约经销点的经营户达3450余家，约占全部经营户的百分之十三。六是市场硬件建设迈出新的步伐，1995年11月由商城集团筹资兴建的中国小商品城宾王市场建成营业。宾王市场占地200亩，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由“专业城、特色街、专营店、大众摊”组成，是一座现代化的集商住、仓储、办公、饮食、娱乐为一体的超大型商城。七是初步建立起以中国小商品城为龙头，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为支撑，联托运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专业市场和专业街相配套，市内外市 场相呼于应的市场体系。
从最近一两年的发展态势看，中国小商品城的的发展已跨过了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质量提高阶段。
在今后一个阶段，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特点或趋势是：格局上局部调整，塑造新特色；品种上更新换代，质量上整体提高，形成新优势；服务管理上进一步规范、完善化，营造新环境，挖掘新潜力；重点是力求在市 场组织结构上的创新与优化，经营方式上的转变和拓展，促进市场效率上的再提高。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及其意义
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义乌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专业化及现代化。
中国小商品城的发展促进了义乌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1996年，全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08亿元，财政收入2.8亿元；年底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76亿元，资金净回笼32.8亿元，占全省的31%；农民人均纯收入4196元。1995年在全国百强县评比中，名列全国第47位，全省第7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存款等多项指标居全省第1位。城区面积已从1980年的2.8平方公里扩展到1996年的15.7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达20万至25万人。
义乌通过实行“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同时注重“以商促工”、“以商强农”、“科教兴商”，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农村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义乌模式”的起点是“鸡毛换糖”，通过“鸡毛换糖”不断积累资本和扩大经营，使规模日益扩大，辐射范围愈益深广，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在此过程中，逐渐促进了农村工业、城镇建设、第三产业以及其它专业市场和要素市场等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概括地说，“义乌模式”的特点是：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和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要素市场和第三产业相配套，以现代交通通讯为媒介，“买全国人，卖全国人”；同时，以商强农，以商促工，工商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
从“义乌模式”的形成过程看，其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客观形势的促成；二是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三是政府的正确决策和直接参与；四是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机遇。
“义乌模式”显然不同于由集体经济起步的苏南模式，更不同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模式。与温州模式相比，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的经济背景都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基础薄弱，国家投资极少；两者的原始资本积累都是：通过个体经营走南闯北经营所得；两者的运行机制都是：以个体家庭经营者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在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中，通过较为充分、自由的竟争而发展起来。
“义乌模式”与温州模式最大的不同则在于：第一，温州模式基本上以家庭工业起步，也以家庭工业为支撑，而义乌模式则以商品市场起步，并一直以商品市场为龙头。因而，商品市场在温州主要是实现经济发展，连接家庭工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一个桥梁或中介，而在义乌则成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第二，温州模式的形成机制是由民间推动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为而治”；而义乌模式虽然也是由民间诱致的，但后来则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参与、引导”，因而属于政府参与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且多少带有政府强制性的色彩。第三，从形式上看，温州模式涉及到家庭工业、推销员、专业市场、雇工与挂户经营等多方面，色彩比较丰富；而义乌模式则以个体经营的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特征，显得比较单纯。
“义乌模式”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由于受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江模式的影响，在很多人看来，发展农村经济首要的在于发展农村工业，因为“无工不富”，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也不例外。但我们知道，当初东部农村工业发展的一些初始条件，如东南沿海城市密集，技术水平高且较集中，农村与城市市场较贴近；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市场容量大；东部地区集体经济基础相对较强等优势，都是现在的中西部地区所不具备的。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深化改革，其与乡镇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迫于竞争压力，乡镇企业的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必然加快，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必要资本量（进入门槛）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市场缝隙也已不复存在。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珠江模式搬到中西部去，在中西部地区先发展乡镇工业，由此带动经济发展，这条路是否普遍可行，很值得怀疑。
“义乌模式”则为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之路：即从第三产业开始入手。从义乌的经验看，第三产业（特别是小商品贸易等较低层次的第三产业）的进入门槛低，且风险小，比较效益高（“无商不活”），资本积累快，而且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条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制约也远远低于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也就是说，发展第三产业对起始条件的要求较低。从最近几年，义乌人在新疆、甘肃、四川、海南等地开办分市场，从而带动当地小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事实看（近年来，江苏、浙江等地的很多大型市场都在中西部地区开办过分市场，但最成功的是义乌人办的小商品分市场），选择“义乌模式”对中西部农村来说也许是更可行的。
从实际条件看，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中西部地区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不缺乏市场意识，而且由于各种示范和学习效应，中西部地区群众的经商才能将不断提高。其次，由于市场不发达、群众消费水平低，以及地处偏远，远离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开发中西部市场的交易费用较高，因此，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不少市场缝隙和空白，这就为发展本地的小商品市场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前景。最后，现在的中西部地区要走“义乌模式”之路，可以从较高的起点开始，而不必经过义乌那么艰难、漫长的探索过程，可以节省很大的“学习成本”，并且获得很大的后发展优势。
只有当低层次的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能够跨过发展工业的门槛，工业和较高层次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有可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才可能步人常规发展的轨道。可见，我们强调义乌模式对中西部的借鉴意义，并不是主张在中西部地区全盘z照搬“义乌模式”，而是可以“义乌模式”作为一个起点，启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目前实际看，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难就难在“启动”上。
三、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与对策
对“义乌模式”及小商品市场的生命力与前途，目前有悲观、乐观两种不同观点。笔者更倾向于乐观态度。理由是：其一，义乌小商品市场高中低档商品齐备、以中低档商品为主，薄利多销，逐步提高商品质量、档次的市场定位与经营方针比较适合国情、市情；其二，市场前景广阔。义乌的商品不仅在我国“三北”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其工艺品、日用品等已远销到南美、非洲、东南亚乃至北美、欧洲；其三，在集贸市场和小商品交易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必然会而且事实上也正在适应客观经济形式的变化而逐步改进自己的经营形式和经营方法；其四，义乌市领导层及小商品市场的决策者也已意识到并致力于市场在生产、经营、技术、体制等方面的创新，以适应面临的经济环境变化与挑战。
然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市场竞争及市场均衡的存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已经跨过了数量扩张阶段，而进入相对稳定和成熟阶段。而且，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小商品城及类似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不进行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结构创新，其逐步走向衰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从国外市场发展过程看，集贸型的、现货交易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或专业批发市场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低级的交易方式，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市场交易活动的契约化，交易活动中货币与货物的分离，这种看得见、面对面的钱货交易的批发贸易方式也必将日渐衰退，取而代之的将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和利用现代贸易工具而进行的远距离的、看不见的交易方式，与这种交易方式相对应的则是看不见的无形市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在我国特别是在浙江出现的无数的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与其说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产物（只能说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是如此），不如说是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表现（相对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而言）。
很显然，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随着技术、经济、交通等的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其他专业批发市场必然会逐步失去赖以存在的优势和前提。当然，这一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这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微观经济发展状况，现在还难以准确判定，但这一长期趋势是必然存在的。从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看，目前一些专业市场、专业街、专卖店、精品店等从小商品城分化、独立出来，实质上就是小商品城面临巨大的历史性选择的一个前兆，只是目前还不很明显。
有形批发市场的衰落和无形批发市场的壮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义乌的市场和整个经济结构也正处于不断发展、创新和变革之中。因此，我们不仅没有任何理由悲观，而且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新的机遇并紧紧抓住，争取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对义乌而言，中国小商品城批发市场以及其它的专业批发市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宽思路，进行创新：第一，深化体制改革，营造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化的体制环境。实际上，目前义乌出现的所谓的（有的义乌人称之为）“泛市场”现象，即有些经营户从市场撤出来，直接在家里通过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而进行交易的现象，正是无形市场的刍形，对此要创造条件，积极支持，正确引导。第二，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无形市场是现代交易方式的体现，它必然要求相应的人才。以目前大多数义乌市场经营户的素质，是很难适应这种交易方式的。第三，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要发展科技含量较高、产业链较长的产品的生产，以防止有形市场衰落带来的消极影响。第四，大力发展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很多要素市场实质上属于无形市场，具有无形市场的特点与要求，并且能带动无形商品市场的发展。
其实，上述分析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含义。其一，对于地处市场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地区而言，要避免盲目发展市场，造成浪费。事实上，由于中国小商品城等的巨大示范效应，近年来在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持续不退的兴办市场热，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很多地方花巨资盲目建设成的商品市场，有场无市，成了空壳市场，造成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即使在市场大省的浙江，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其二，对于那些商品市场很发达，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地区而言，面临着与中国小商品城同样的挑战，因此也必须及时调整战略，把握机遇，从培育无形市场、引进和造就人才、发展工业和要素市场等几方面着手，促进市场结构的创新与转型，保持经济的稳定繁荣。其三，对于那些正在大力开办专业市场的城市而言，一方面要合理布局，慎重发展；另一方面，要及时调整已办市场的方向，以适应新的挑战。城市专业市场的蓬勃兴起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的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城市专业市场与农村综合性小商品市场有相似的成因和运行机制，实际上，专业市场正是在综合性小商品市场的示范下形成的。因此，虽然城市专业市场具有与小商品市场不同的某些新特点，但它面临的挑战和约束与农村小商品市场是相似的，随着现代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很多城市专业市场与前景堪忧。因此，上述就农村小商品市场分析的大部分，对于城市专业市场也具有相近的意义。
收稿日期 1997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