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订版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5)03-0005-5
一
前些年的一个夏天，我先后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萧延中教 授的电话和手函，希望我能为他主编的《国外学者评毛泽东》撰写一篇“序言”。全书 共分10章，全4卷，洋洋160万字，可谓壮观。阅读全书目录并抽看了部分样稿后，我立 即感到，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收集国外学者毛泽东研究著述最全面的一部译著，具有较强 的文献价值，它对于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等领域，都可作 为重要的研究参考。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与延中教授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互相读过 对方的著述，但京沪两地，未曾谋面。这次延中教授的热情邀请，真是有缘。
此缘的缘起，是因为我曾写过一些介绍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文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问题提了出来 ，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历史性进步。提出这个问题，固然不易；实现这个目标，则更 困难。有人把困难归咎于学术环境，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双百方针”在贯彻中虽然受到来自“左”与右两方面错误思潮的干扰 ，但比以往要好得多。在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时候，遇到一 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研究者自身的思维定势与方法上的问题，多年来为毛泽东著作 做注释多、分析少的习惯，妨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981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该所主 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第43期上，发表了《西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情况概 述》。这篇长文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刊物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可以这样说 ，这篇文章同它之前已经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的四辑《外国研究 中国》，是国内较早介绍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的著述。我当时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 的目的，不只是要了解国外研究的情况，而且还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发现一些问题 ，以加强我们自己的研究。当时，我注意到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 很有特色，有助于加深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但同时也看到，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许 多方面受到我们国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的学者把“文化大革 命”的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不少，深深感到中国学者有必要承担起责任，加强 同国外学者的交流，澄清这些“左”的影响。因此，从那时起，我们上海社科院哲学研 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者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先后翻译、发表了百余篇国外学者的 毛泽东研究成果；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一起合作、参与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国外研 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的选、译工作；同施拉姆、魏菲德、竹内实等国外毛泽东研究 学者加强学术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工作中，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思考深入 了，获益良多。随着对国外毛泽东研究情况了解的增多，我明显地感觉到1981年写的那 篇文章显得粗疏。1992年，我和同事钱宏鸣、张彩云合作，写了《毛泽东在海外》一书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底出版。全书共5章：第一章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概论》 ，第二章为《“异端论”与“阴谋论”之争》，第三章为《“结合论”与“异端论”之 争》，第四章为《重新评价与心理历史分析之争》，第五章为《重新评价的评价：毛泽 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此书概述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轮廓，但生不逢辰，因当时学 术著作出版不景气，印数甚少，影响不大，十分可惜。当时我即把经多年考察的一些国 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3万字的介绍，作为全书的“代前言”。现在由于编 辑体例的需要，此文编在《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的第五卷第十一章中，读者可 以参考。
延中教授长期不懈的跟踪研究和系统细致的精心编著，弥补了这个遗憾。他的这项执 著和出色的研究工作，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事业，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事实证明我当 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延中教授告诉我，该书被中国学术界认为是收集国外毛泽东研 究文献最全的一部编著，引用率很高，受到了专家的好评。
在以后的几次私下讨论中，我们也共同认为该书仍存在若干缺憾。主要反映在几个方 面：其一，若干在国外毛泽东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没有收录，如美国哈佛大 学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的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一次提出“毛主义”的概念，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成为了主流 的研究范式。该书没有收录，显然不能反映这一学术领域的全貌。其二，少量论文在翻 译上存在需要进一步斟酌改易。虽然并未发现重大的误译，但至少说有些文章译得比较 生硬，表达上不尽符合中文惯例。这无意中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其三，国外著 名学者的译名需要统一，并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英文原名。由于曾经长期与国际学术 界的隔膜，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甚至也曾闹过把当代中国研究的鼻祖、美国哈佛 大学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说成是“中国著名老一辈学者”的笑话。名字是一 个人的符号，如果一人数名，就不仅失去符号存在的意义，而且也容易造成混乱。如我 曾主持翻译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科学联合 会主席、国际著名中国史学家Frederic Jr.Wakeman，在国内就有“弗里德里希·韦克 曼”和“魏菲德”等不同译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之为“教授的教父”的Benjamin I.
Scwartz，也有施瓦茨、史华、史华慈等多种译名。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著名东亚 政治文化学家Lucian W.Pye，也可译为“卢西恩·派伊”和“白鲁恂”两种，还有该书 初版曾把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译成了“王裘吾”，等等。其四，该书初版由于时间限 制，所收文献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流派也偏重于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学 派，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才被中国学术界所深刻认识的“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的 影响，则反映较少。当时我们曾感慨地想，如果该书能有机会再版，一定要在这几方面 做出新的校订。
二
现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印行《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修订版，这不仅提供了修正 上述缺憾的机会，而且还在“与时俱进”的角度上增补了若干初版中被遗漏的篇章。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20世纪举世公认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 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 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 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仅就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情况看，20世纪 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就我所接触过的国外相关主题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如何在这么多资料中摘取精华，全面反映出国外毛 泽东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历史脉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显然，这已超出了简单的 文献累积的范围，实际上体现出编者的学养、视野、境界与见识。
从新版《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整体编辑结构上看，对篇章章节目次进行了必要的调 整，结构上也由4卷变成了5卷，这是编者经过缜密筹划和精心安排的结果。全书5卷可 以看成5组研究专题。第一卷主要反映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理论渊源和毛泽东及其思想 的发展历程。其中，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 系，以及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构成了研究的主线。第二卷一部分是专业性校强 的专题论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和历史等多种学科，另一部分则是著 名学者即席性的评论和学术对话和访谈，但在生动活泼的形式背后，却体现出了深刻的 思想邃见。第三卷以“政治合法性”、“精神—心理分析”和“历史比较研究”3组相 互联系的特殊视角为内容。这部分论著较突出地体现出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路和表达风格 ，在习惯上也与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般倾向不同。在同样的问题上，国外学者之间在观 点也存在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例如，运用精神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式透视毛泽东，即 使在国外学术界也远不具有普遍性，反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甚至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实为一家之言。第四卷关涉到国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有些作品发表在“文 革”之中，有些则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体悟和引申。把这些迥异的论点置于“中国 性”的视角中进行比较，可以领略到一道奇异的学术景观。另一部分论文是国外学者对 自身研究的总结分析，特别是关于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值得重视。其中学者们的观点也呈 多元化趋势，从中还可以看到国外学术界的代际层次，后辈学者在方法论角度上对权威 学者善意的挑战和置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五卷的内容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两次影响较大的争论。一次涉及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理论与共产国际路线之间的关系，另一次则主要涉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础理论的关系，其实质都是试图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做出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东方 定位”。在这一卷中，延中教授还专门设计了第十一章“中国学者的国外毛泽东研究”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有益的学术互动。中国学者不仅直接研究故乡的伟大政治家和思想 家毛泽东，而且也研究来自异域思维对他的透视和分析。这种以中国的视角和经验反观 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蕴涵着一种独特的方法论义涵，就像中国的西 方汉学研究一样，具有“再思考”(re-thinking)的学术价值。就我所知，其中不少作 者是我国非毛泽东研究专业的著名理论专家，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都成果丰硕。当 涉及到毛泽东研究时，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多学科的广阔视域，都为专业的毛泽东研究 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启示和研究灵感。
就总体感觉而言，《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共收入研究论文130余篇(包括中国 学者的研究论文)，篇幅近200万字，并附有全面的研究资料目录，这无论在选译质量和 编纂体例方面，还是在数量规模和覆盖范围方面，都蔚为大观，是值得称道的。对于一 些技术细节，在新版中都一一作了校订。例如，在译名的选择上，据延中说，他曾当面 请教过史华慈的嫡传高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林教授告 诉他，“史华慈”才是他自己所起的中文“正宗”名字。延中也专门通过E-mail请教过 Frederic Jr.Wakeman教授和Lucian W.Pye教授，他们也证实“魏菲德”和“白鲁恂” 是他们的中文名字。而延中在阅读其他书籍时发现，原版中所收录的“王裘吾”的论文 ，其实正是名家王赓武的作品，此版也做了更正。甚至对于不少作品，编者还组织进行 了校译，而要使学术翻译完全达到“信”、“雅”、“达”的标准，则是一种学者所竭 力追求的理想“乌托邦”了。当然这不是说本书新版就再没有改进的余地了，比如，毛 泽东作为一位对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国外学者关于他国际 战略理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通篇读来，似乎一篇相关的文章也未收录。毛泽东的 军事理论也是其整体思想中较突出的一部分，而文集中仅收入一篇文章。这些都是需要 今后加强和改进的。毋庸赘言，套句俗话说叫做“瑕不掩玉”，毫不夸张地说，这项繁 重细致的编纂工作，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最后，我想简要地谈谈国外毛泽东研究对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发展的意义。
首先，毛泽东是20世纪国际公认的伟大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和大诗人。 在西方社会往往被称为“超凡魅力型领袖”(charisma)。一般来说，这样的历史人物是 稀有和罕见的。这在21世纪的今天，在他逝世近30年之后，人们对他的关注程度和研究 兴趣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愈加深入，就直接反映出这位政治伟人不可替代的历史地 位。不仅如此，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格局愈来愈明显的趋势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 愈来愈超越国界而具有了国际化特征。在国外，只要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就不能不 涉及毛泽东。所以我们说，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 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正因 为有差异才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讨论的对象。那种企望国外和国内 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一个模式，这不仅是不客观和不现实的，而且在学理上更谈不上是明 智和开放的构想。至于我们会不会受到国外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其关键不在人家而在 我们自己有没有主心骨。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和分析国外学者与我国通常思维角度和分析 方法不同的观点，学会在一般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和外国学术界进行有益的对话。在这方 面，《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的编纂，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其次，尽管国外毛泽东研究在史料发掘上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如施拉姆教授主持翻 译的10卷本《毛泽东文集》(1992年以来已陆续出版了5卷，第6、7两卷也已出样稿)和 塞奇(Anthony Saich)教授关于中共党史史料学发掘和利用的研究，就颇值得国内学者 参考，但是，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还主要地体现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由 于国外学者与我们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练不同，所以从异域的角度看问题，往往会得出 我们通常意想不到的结论。这里只举一例。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素有独到见解。他的大部分著作都 已译成中文，被中国学界所熟知。就在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 邦主义》一书中，迈斯纳教授认为，“如果说毛泽东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 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马克思要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 的指令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泽东 最后或许可以被认定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1]他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出了 许多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迈斯纳教授还通过自己独特、清晰 的思想史分析，透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注意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巨大的历 史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诸如政治腐败和两极分化等十分令人忧虑的现象。其本质是对 西方世界普遍的“现代性”症候的深刻透视。在以后的许多论文和辩论中，迈斯纳教授 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并反复声明他自己的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本人理论原 理的真正理解和时代解读。现在看来，迈斯纳教授的“问题意识”是深刻的，并且他当 年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受到了中国社会上下的高度重视。在研究方法上，迈斯纳教授 广泛运用的比较研究法也是值得赞许的。他以马克思、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作为参 照系审视毛泽东的观点和思路，确实有助于人们拓展思维空间和理论视野，深化对问题 的思考，值得国内理论界借鉴。
毛泽东曾反复告诫人们，理论决不是纸上空谈的文字游戏。而要使人文社会科学真正 促进“先进文化”发展，加强研究方法论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最后是关于“批判性阅读”的问题。与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论同样重要的 是，我们在研究域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成果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思想路线。那 种认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具有“价值中立”色彩，因而一定就比中国学者的研究深刻的 看法，是很片面的。其实，外国学者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是无意识的，其研究成果也存 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地意识到。所以，我提倡在研究国外毛泽东研究 的著作时，要采取一种“批判性阅读”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与他们展开高质量的学术对话，而不是不假思索的盲目赞同。我在为魏菲德教授的《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曾说：“但我们必须指 出，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主客观方面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作者的研究视野 必定会受到很大局限。从主观方面看，多年来，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存在一 种倾向，即力求从思想史的角度，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轨迹和深层结构中挖掘出必然导 致‘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定势’或内在逻辑。魏菲德教授虽不满足于某些粗浅的解释 ，想通过对毛泽东知识环境的剖析拓宽研究的视界，但他的基本意图仍旧是从毛泽东思 想本身寻找‘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没有超脱出上述一般倾向的窠臼。更重要的局 限是在客观方面。本书出版于1973年。当时，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 。置身其中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普遍把它当成社会主义 革命深化的合规律性现象，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发展 的新阶段。在这种氛围中，根本不可能形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来的科学认识。置身局外且处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外国 学者，当然更难以窥透底蕴。应当说，这是历史进程本身给人们的认识造成的障碍。我 们不想因此而苛求作者。”[2]我的这些观点不仅仅只是针对魏菲德教授的著作而言的 ，我想对于其他国外学者的著述也应当采取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
总而言之，《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出版事业逐 渐市场化，出版学术著作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推出这样大部头的 学术译著，也是十分可贵和应当受到赞许的。祝愿《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能给研 究者带来工作上的便利，祝愿中国的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