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假：二律背反中的阿拉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论文,虚假论文,真实论文,二律背反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现代作家阿拉贡对于我们似乎是个难解之谜。这个二十年代法国达达派的先锋、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缘何从三十年代开始，一变而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忠实追随者、法共文化战线的发言人？他一度是那样地反传统、反现存秩序，在创作上不断地标新立异，为什么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竟能用这种带有官方意志的创作方法进行了20年的创作？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六十年代以后又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采用“谎言”的方式来写作？
其实，要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研究他的作品，因为每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表达思想感情、看法倾向之外，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的经历遭遇、性格特点、隐秘内心、甚至潜意识中的某些东西表现出来。在阿拉贡各个时期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颇不相同的作品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篇自传性的短篇小说《假假真真》。作品是在1964年发表的，在此之前，他从未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真实思想如此集中地在一部作品、一个人物身上写出来过。
《假假真真》采用的是阿拉贡常用的第一人称转换使用的方式，写“我”十一岁时的某些经历和意识活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发表后，阿拉贡以一种调侃的口气说：“有意思，这种标新立异的提法居然出自一个一生以对真实颇无所谓而著称的人，出自一个以言行颇不一致而著称的人。”（注：引自沈志明编译：《阿拉贡年表》，《阿拉贡研究》第7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言下之意，这个“一生以对真实颇无所谓”、“言行颇不一致”的人现在居然认真起来，居然说出真话来了。确实，对阿拉贡的身世有所了解的读者，都能从作品中看出真实，并感受到作者的真诚。在并不连贯有序的回忆性描述中，阿拉贡讲出了自己的出身秘密。他从小只知自己是个孤儿，“妈妈”收养了他，其实他称为“妈妈”的是他的姥姥，他称为“姐姐”的才是他的母亲。而他的“教父”是他的亲生父亲。直到年满二十岁应征入伍的时候(1917)，“教父”才责成“姐姐”告诉他真情：“原来是这个男人要让我知道我是他男性生殖力的果实”，而“姐姐”竟是他的亲生母亲！对“教父”和“姐姐”，他一直深信不疑，“即使后来长大，产生一些怀疑，也没想去弄个水落石出。”现在突然知道了自己的出身秘密，知道了自己被最亲近的人欺骗了那么多年，也就意味着知道了过去一直以为是真实的一切的虚假。此时的阿拉贡肯定震惊了，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怨忿可想而知，就在66岁上写作《假假真真》时，这种情绪还溢于言表。自然，有着那种刻骨铭心的同时知道真实和认识虚假的经历与感受，心灵受创从而导致人格扭曲异化就成为必然。作品中多处提到“我有好几个脸谱”，“一个人分成几个人”，这是企图向读者说明，在那假假真真的环境中，“我”那假假真真的分裂性格如何形成，也让读者了解，“我”的本质是非常纯洁善良的啊。如果说，阿拉贡在后来的生活和创作途程中做了一些假假真真的事情，那么，实在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真假常常分不清，道不明；真的表象下掩盖着假，假的外表中又隐藏着真；当他求真的时候碰到了假，或者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假；而当他想作假时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真。正所谓“假作真来真亦假”啊。因此，“假假真真”既是阿拉贡对自己童年生活环境、所走过的道路、以及自己性格的一种认知和反省，也是解开他一生思想和创作变化的关键。
下面，我们就抓住阿拉贡“假假真真”的特点，来分析他一生的几次转变。
一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阿拉贡以一个叛逆者的战斗姿态在法国文坛上初露头角。促使他接受达达主义反传统反现实的创作主张的，一方面固然由于结识了勃勒东等一伙厌恶战争、对现实不满的朋友，另一方面肯定和他强烈的受骗感和怨忿情绪有关。因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这个从巴黎高等住宅区走出、天性热情随和、内心充满温情、有所谓良好教养的阿拉贡，为什么会成为那群傲岸狂放的达达派，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中最易怒、最激进、最善于标新立异的一个。而他的受骗感和怨忿情绪，从他这时期发表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端倪。比如，1920年发表的小说《阿尼塞或西洋景，小说》，故事情节奇谲怪异，表现的是对现代美的看法。不过，在阿尼塞的经历中，作者总是安排被欺骗的遭遇：追求世俗爱情，被女化妆品商欺骗；追求现代美的化身迷拉陪尔，又受其利用，最后成为牺牲品。在这些作品中，强烈的受骗感转化为假假真真的意象和受骗上当的情节，阿拉贡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生活在假假真真的社会中的困惑，以及对社会虚假的认识。
当知道勃勒东和苏波背着他搞“两人合伙自动写作”之后，阿拉贡再一次感到被欺骗。于是，抢在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之前，他发表了《一次梦幻的浪潮》，阐述超现实主义理论，这样做无疑是对他所遭受的欺骗的报复，同时表明他的独立。在随之掀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阿拉贡的言行更加激烈，他出版笔战性小册子《放荡》，向传统文学和文化挑战。他和朋友们一起，上演挑衅性的活报剧，戏谑性地审讯著名作家巴雷斯。在法朗上逝世之际，他发表一篇题为《你可曾鞭尸？》的文章，猛烈鞭挞这位亲苏的法兰西院士，结束语是：“我有时真想变成一块橡皮，把人间的污秽擦得一干二净。”其实，“人间的污秽”并不是指法朗士、巴雷斯等人，相反，阿拉贡一度对这些作家还非常喜爱，可处于强烈的受骗感和怨忿情绪中，整个世界在他看来都是真假混淆，假假真真，谁知道巴雷斯是否也和“教父”一样，“像分奶油蛋糕一样把自己让别人分享。这样，他既对所有的人严守自己的秘密，又使每个人了解他的一个侧面。”（《假假真真》）而法朗士则是他的生父酷爱的作家，鞭挞法朗士也就表达了他对生父、对虚假的痛恨和反抗。阿拉贡的这些偏激行为既是他强烈的受骗感和怨忿情绪的真实表达，又不免有些虚张声势，这真与假之间恐怕连他自己也分不清，道不明。
1926年出版的《巴黎的土包子》，是阿拉贡二十年代作品中的一部杰作。作者通过“土包子”从乡下来到巴黎的所观，剖析万花筒般光怪陆离的巴黎；也通过“土包子”观光游览所形成的直觉印象，来确定、阐明和实践超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在结尾“土包子的梦”中同时表达出要在混乱中寻求理想的愿望：“我没有迷路，我把握着自己。在一片景色中，映入眼帘的总是荒诞的东西多于本质的东西。我的观点是要有美的发现。”看来，阿拉贡已从痛苦和愤怒的发泄中摆脱出来，比较冷静地对待现实了。现实确实是假假真真，光怪陆离，“荒诞的东西多于本质的东西”，可是不能困惑于其间，要找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去发现美、创造美。这种寻求理想的思想决定了阿拉贡必然从只表达自己怪异的感觉、混乱的印象、无意识的经验那样一些”超现实“的狭窄范围中走出来，去接受新思想，探索新的创作形式。
其实，就在写《巴黎的土包子》之前，阿拉贡已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探索和寻求中，于1927年1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过，此时的阿拉贡在思想上还远远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头脑里更多装的是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他努力想从真假混淆的迷茫和困顿中走出，去发现美、获得真，可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摸索和寻找中不免歪歪倒倒，跌跌撞撞。他一边撰文《论精神的无产阶级化》；一边写一些色情小说、色情诗；另一边还积极站在超现实主义的立场，出版否定前人文化成就的小册子《风格论》。直到1928年11月认识了爱尔莎·特里奥莱，结成“永不分离”的关系之后，阿拉贡的思想才迅速明确、固定下来。
爱尔莎是在阿拉贡刚经历了爱情失败，深陷于精神危机的情况下进入他的生活的。她不仅给阿拉贡带来真诚的爱情，同时也带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思想迷乱而矛盾的阿拉贡本来对社会主义模糊不清的认识，经过爱尔莎的帮助变得清晰明确了，继而看到社会主义思想和超现实主义主张的不同。1930年，在爱尔莎的陪同下阿拉贡首次访苏，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以书面发言的形式承认错误，否定《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提出“我们唯一的愿望是根据党的指示进行最有效的工作”，“在党的监督下从事文学活动”。可见阿拉贡的思想立场在迅速转变。不过，阿拉贡的行动仍然是矛盾的，假假真真的现实无形中扭曲了他的性格，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一个人分成几个人。有些事情是为我一个人做的；有些事情是同某个朋友一起做的；另一些事情则是同另一些朋友一起做的。”（《假假真真》）在超现实主义朋友面前，他用眼泪发誓，不会背叛超现实主义；（注：参看艾吕雅：《证书》，《阿拉贡研究》第6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而在苏联，他说的写的都背离了超现实主义。在1931年发表的题为《红色阵线》的组诗中，他明显放弃了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热烈而激动地呼喊：“我高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专政……我高歌法国出现必要的红色专政”。阿拉贡的这些作品自然遭到超现实主义者的斥责，勃勒东批评他“把诗降低为宣传无产阶级政治的工具”，足见“诗的贫乏”。一些人甚至对他的人格颇有微词。
阿拉贡这时期表现出来的某些“言行不一”，假假真真，其实恰恰是他渴望真诚，追求真实的表现。他接连几次访苏，看到的是那样一种和他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截然不同的情况。那时的苏联正处于群体疯狂的年代，阿拉贡不由得被那种火热的气氛，蓬勃的表象迷住了。身临其境，他把这当做了真实，从中发现了他一直在找寻的“美”，何况这种“美”又和他的爱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他那颗动摇不定的心趋于稳定，精神有了依托，前进有了方向。阿拉贡这种思想感情的变化是他的超现实主义朋友无法理解的，他自己也清楚地感觉到了，可是在感情上，他不愿离开朋友，伤害朋友，只得用“谎言”对待朋友，正像勃勒东分析的那样：“他的精神活动是不均衡的。……他异常热情，毫无保留地倾心于友谊。他所冒的唯一危险是讨好的欲望太大。”（注：勃勒东：《令人惊异……包括对他自己》，《阿拉贡研究》第6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阿拉贡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在努力寻求真和美的时候，却没能走出那个真假混淆、真假相悖的怪圈。
二
怀着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信念，阿拉贡和超现实主义彻底决裂，很快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给自己确定了两条至高无上的原则：一是对爱尔莎的无条件忠诚；二是对党的无条件忠诚，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对爱尔莎的忠诚和爱，使阿拉贡成为二十世纪著名的爱情歌手。而对党的无条件忠诚，却使阿拉贡走上了紧紧追随苏联，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道路。
从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末，阿拉贡作为法共在文化战线的发言人，积极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竭力鼓吹日丹诺夫提出的“党的艺术”的理论。他的言论越来越左，甚至说出“党说哪个人有罪，他就有罪”的话。而对斯大林和苏共，又有不少颂谀之辞。这些做法，被党内党外的不少人斥为虚虚假假、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或许，人们的指责自有道理，但阿拉贡这样做，确实是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真诚信仰，以及对党的无条件忠诚。一旦信仰确定，他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他所信仰的苏联社会主义朝越来越左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也紧紧追随其后，在他来说，这是真诚与忠实的表现，可在历史的迷误中，他却真诚而忠实地扮演了一个盲目服从者的角色。
随着三十年代初开始的思想转变，阿拉贡创作的内容形式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内容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社会主义的观念成为他表达的主题；在形式上，则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1931年出版的以《现实世界》为总题的第一部小说《巴塞尔的钟声》，被研究者们认为是阿拉贡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主要描写了三个不同的妇女。迪安娜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妇女的代表，卡特琳娜是觉醒起来，并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资产阶级妇女。在作品的“尾声”中，阿拉贡写出了克拉拉·蔡特金，着笔不多，却是把她作为觉醒的妇女代表，“属于未来的女性”加以歌颂。不难看出，通过三个妇女形象，阿拉贡企图从现实生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中，写出未来的图景，并指出妇女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道路。作品结尾，他用充满情感的笔调高声宣布：“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字里行间，充溢着真诚和自信，显示出对自己所抱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乐观态度。
在阿拉贡以《现实世界》为总题的五部小说中，最能表现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是写于1949年至1951年的《共产党人》。这部作品一共六卷，两千多页，不过小说内容的时间跨度不大，从1939年2月到1940年6月，这段时期正是法国，也是欧洲的一个“多事之秋”。作品就以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经，以虚构的情节人物为纬，把这个时期法国社会政治的情况全面加以展现，其中特别描写了法国共产党人在这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的活动。阿拉贡写这部作品，是按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具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进行创作的。具体表现为，他完全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来解说历史、描写历史。厚厚的六册书中，围绕着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一边揭露法国政府的反动本质，一边展示法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同时写出许许多多男女老少——法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或正在向党告拢，从而预示，尽管法国失败，被德军占领，但共产党人和法国人民一定会风雨同舟，去赢得胜利。而全书又以一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少奶奶赛西尔和她的情人，医科学生让·特·蒙塞的爱情为情节线索。作者描写两个主人公的恋爱过程，是一个不断觉悟，走向人民，靠近共产党的过程，从这个过程的描写中也鲜明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思想，即一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在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中会逐步与人民大众接近，背叛自己所从属的阶级，最后完全与人民结合在一起，走向光明。由此可见，阿拉贡确实极尽所能，真诚地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在作品中表达出来。
三
是什么原因使阿拉贡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做，而突然中止了《共产党人》的写作，直到1958年才拿出另一部小说《受难周》，（这中间只有很少的几部诗集问世）？阿拉贡自己没有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政治上，他仍然坚定地站在法共一边，紧紧追随苏联。但可以推断，在思想上他肯定对自己真诚信仰，赖以安身立命的社会主义有了不同的认识；对自己无条件忠诚的行为有了某种自觉；对自己坚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产生了动摇。他在1956年发表的自传性诗集《未完成的小说》中写道：“我身后拖着太多的挫折或失误，我像快淹死的人那样凶猛搏斗。”这里的“搏斗”无疑指的是和导致“挫折或失误”的自身弱点斗争。“搏斗”的结果是，阿拉贡战胜了自己，一部在内容上明显挣脱社会主义观念束缚的作品出现。
《受难周》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表达，写的是1815年拿破仑从囚禁地逃出。在法国登陆后一周，国王路易十八和贵族们的逃窜。作品没有贯穿首尾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对画家籍里柯描写稍微完整一点。24岁的籍里柯在那动乱的社会中失去了生活信念，本想跟国王逃遁而放弃艺术，不料反而更离不开艺术。经过逃亡的风雨，他发现艺术寓于生活之中。这样一部作品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对此阿拉贡有一点简单的说明：“也许这本假借过去，只表面上借用过去的书在我是对未来的深入探求。”的确，这部小说从题材到主题，甚而某些表达方式，都开始了“对未来的深入探求”。探求的问题是，历史的变迁以及历史的过客们在这变迁中的生活意义。籍里柯的经历就具有典型性，他经过一番风风雨雨之后对生活和艺术的认识，蕴含着阿拉贡的思考与反省。既然认识到艺术是一种表达和深化现实的方式，“一个人，当他受创、流血、呻吟时，灵感就从伤口出现”，因此，要善于在伤口处抓住现实的灵魂，在表象破裂时抓住本质的奥秘。看来，阿拉贡在自我搏斗中伤得不轻，而他却从伤口处抓住了灵魂和本质，即真实的自我，从此他的创作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从《处死》(1964)开始，到最后写出的《戏剧／小说》(1974)，完全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写法，作品的情节都是虚构的、荒诞的，有的几乎没什么情节；作品中的人物也是虚构的、非真实的人物，以此来表达对自我及人生的一些难题的思考。
如果说，《假假真真》是阿拉贡对自己童年生活环境、一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以及自己性格的一种认知和反省，那么，与此同时写出的《处死》，则用“谎言”的形式对自己假假真真的存在状况作了最形象、最深刻的描写和揭示。小说的主人公是作家昂图瓦纳，原名阿尔弗雷德，由于热情歌颂情侣芙热尔而声名日隆。可是，他身上的另一个“我”阿尔弗雷德却越来越嫉妒不满，不断提醒他说，芙热尔过去爱的是阿尔弗雷德，而不是日趋衰老的昂图瓦纳，两人怒目相视，剑拔弩张，阿尔弗雷德决定处死昂图瓦纳。最后，一场猛烈的格斗在两人之间发生，阿尔弗雷德被打败。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写，可这个“我”经常分不清是昂图瓦纳，还是阿尔弗雷德，有时他们似乎是在一个形体之内，有时似乎是分开的。阿拉贡有意造成这样一种模糊状况，以此表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两重性——真实与虚假，这两个“我”兼于一身，又往往互不相容，互相斗争。真实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我”在文学生涯中描绘塑造了公开场合出现的、虚假的“我”，反过来，假“我”却取代了真“我”在一个人身上占上风，这就使人不能把握自己，抓不住自己的本质。可见《处死》是和《假假真真》互为表里的作品，阿拉贡既揭示了自己、乃至人性的普遍特性，又表明了对虚假的深刻认识与反省、向真实的艰难寻求与回归。
在《假假真真》与《处死》中严厉而深刻地反省过去、剖析自己之后，阿拉贡在后来的作品中都保持着这种真诚的自我认识和反省。向真实的回归也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态度有所改变。不过，他的改变不是反叛，不是180度的转向，而是改变了那种机械僵硬的“无条件忠诚”，脱掉许多时候不得不佩戴的假面，真实而公正地来对待事物。1966年，他第一次在《人道报》上公开谴责苏联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968年8月，获悉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对爱尔莎说：“我给党四十八小时的期限，让我公开反对苏军武装干涉，否则我将自杀。”他的抗议书登在了《人道报》上。阿拉贡终于敢于坦言直陈，抨击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维护真理和正义。晚年的阿拉贡以真诚和勇气，直面自己，直面现实，力求去假存真，这不仅使他在创作上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实现了人格的统一。
阿拉贡不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