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布伦制度经济学述评_制度经济学论文

维布伦制度经济学述评_制度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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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年)是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学派,它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哲学和职能主义心理学的本能说相互融合的产物,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移入美国的演变形式。

一、凡勃伦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特点

美国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南部奴隶主种植园制度。制度变迁促使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最后30年迅速增长,工业总产量在19世纪80年代超过了英国,到19世纪末跃居世界第一位。农业上,由于开发西部广阔土地,资本主义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随后,美国的生产集中和垄断组织发展很快,铁路、钢铁、石油、化工等托拉斯组织控制了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每年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的劳工大众数量猛增,美国成为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国家。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工人罢工时有发生。适应美国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和缓和劳资矛盾的需要,凡勃伦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

凡勃伦出生于美国中部农村挪威移民家庭,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院,1890—1922年先后任教于康奈尔、芝加哥、密苏里各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他在大学期间曾就教于约翰·贝茨·克拉克,并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考古学、生物学等领域,这些对他后来经济思想的形成均有深刻影响。他的老师克拉克虽然是美国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但曾留学德国,师承德国旧历史学派晚期代表卡尔·克尼斯·克拉克返回美国后,在大学里教授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凡勃伦从克拉克那里受到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之熏陶,把它运用于对各种具体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分析,得出了“制度演进”、“制度趋势”的研究方法,用来说明社会经济各种制度的发展,写作出版了《有闲阶级》、《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等著作,创立了制度经济学,并以他为首形成了美国制度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说有以下主要特点。

1.他们以“职能主义”(或“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本能心理学说为理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行为习惯及其对社会各种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影响,认为人类本能心理支配其行为,是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本源。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几乎都以边沁功利主义苦乐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强调理智心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支配作用,认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受其有意识的利害权衡的功利动机所支配,而以凡勃伦为首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则放弃了这种功利主义的理智心理,代之以“职能主义”的本能心理来解释人类一切经济行为,并由此来论证社会各种经济制度演进。

2.他们用“历史演进”、“历史趋势”和“历史起源方法”研究经济中各种制度从远古以来的各种形态及其历史进化过程,说明这些制度的变化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当前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劣及其变动趋势。同德国历史学派一样,他们也主张研究各国具体的历史经验材料,探讨每一历史时期、每一经济体系的各种经济问题,把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相对性看作具体经济制度持续演进的表现。

3.他们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哲学来说明制度变迁,强调经济学是一门进化论的科学。他们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规律用于说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生理和心理本能自然淘汰和自然适应的过程,即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反映过程。他们断定,社会发展如同生物界一样,是一个只有渐进演变,没有飞跃突变,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演进过程。

4.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说是一种“激进”的经济学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和缺陷,主张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改良资本主义。他们的“制度趋势”研究就是其社会改良政策的理论论证。他们批评以往经济学家只是论证资本主义的公正、合理、自然、和谐,不能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存在许多矛盾和弊病而必须不断改革。他们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对私有经济进行干预,特别重视国家运用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调节经济生活、调解和仲裁劳资争端,以缓和阶级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

二、凡勃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

1.凡勃伦从社会进化论出发,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经济方面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源于同经济有关的各种制度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由不同阶段组成的历史过程。在他看来,制度的形态是相对的、不断进行的,从而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也都具有相对性,因此必须从制度发展过程来了解当前社会经济及其未来发展趋向。他认为,“发展”是个“过程”,他把“过程”和“正常”看作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认为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也就排除了“正常”状态的可能性,因而不能说符合某一发展阶段的人为分类现象和范畴是自然的,而另一些不符合这一阶段的人为分类现象和范畴是不自然的。由此他指出,根本不存在适合一切发展阶段的自然规律,以往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寻求不变的自然规律作为研究目的。

2.凡勃伦把“制度”定义为“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结构”等;而“经济制度”则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所形成的“社会习惯”。他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①]他认为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法律、谋利行为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都是“制度”。这样,在其“经济制度”中不仅包含经济事物,而也包含某些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他指出,“社会习惯”是逐渐形成的,从而“制度”本身也就有一个历史进化过程,有其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现代一切制度都是从远古时代它们的“历史胚胎”中产生、发展、不断演进为现在的各种形态的,因此要了解现存各种制度就必须系统考察以往各种制度的历史演化过程。他还指出,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会受到各种阻碍。在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中,旧的制度会同新的环境(人口、知识和技能的增长)发生矛盾,逐渐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保守因素和惰性力量。凡勃伦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包含着新与旧的矛盾,这是正确的。

3.凡勃伦认为,社会经济各种制度演进的动力是人类的心理和生理因素。因为各种经济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社会风俗习惯形成的,而风俗习惯又决定于人们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本能。他指出,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达此目的而做出种种努力。本能是天赋的、不变的,制度的本质也是不变的,所变化的只是制度的形态,而其变化过程也是渐进的、逐步演变的。他指出,社会发展是由许多主观的和外在的各种因素的微小和偶然变化积累的结果,制度就是这些变化积累的产物,所以制度不可能发生根本变革,对其中的矛盾和缺陷也只能依其发展过程及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加以探索,寻求改进,以促进其进化。

4.凡勃伦认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两大主要制度,这就是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两大制度都是由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而形成,都是以人类的本能为基础。前者起源于原始人类的“工艺本能”或“制作本能”,后者 起源于原始人类的“获取本能”,起源于原始人类爱好虚荣和自尊的社会心理和本能。这些人类天赋本能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就基于这两大制度的发展演变,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两大制度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草莽、野蛮、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四个时代,机器工业时代就是当今的资本主义时代。

三、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析及其改革方案

1.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两个基本制度构成的。这两个制度是由原始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演进而来的,是它们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存在形式。“机器利用制度”亦即“机械操作制度”,“企业经营制度”亦即“企业主制度”。他把这两个制度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以构成的两个主要制度,认为它们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分别以人类改进工艺的本能和获取利益的本能为基础和根源。这是凡勃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他以“机械操作”来表示大机器生产起决定作用的“现代工业体系”;以“企业经营”来表示资本的所有权,表示企业主通过资本投放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进行运筹和控制。据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阶级:物质生产者阶级和老板、经理阶级。后者依靠所有权控制工业,获得优厚的利润。

2.凡勃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实际是“企业经营”支配下的“机器利用”、“企业主”控制着“机械操作”。他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叫做“价格体系”,认为价格是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的枢纽,价格问题不是生产问题,而是经营问题。他认为,“价格体系”的基础是“机器利用”,而其控制力量则是“企业经营”,所以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企业经营”统治着“机器利用”。由此,这两种制度之间便发生了矛盾,其表现是:“机器利用”的全部目的是无限地扩大商品生产,而“企业经营”的目的则是使企业主获得最大化的利润。他指出,“机械操作制度”追求效率和产品的适用性,要求在经济活动各个领域保持高度的连续性、计划性和规则性,要求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而“企业主制度”则追求金钱利益和财富积累,筹划钱货交易,策划竞争和组成垄断,甚至故意缩减生产以谋求有利的价格。这同机械操作的本性和要求格格不入。

3.凡勃伦认为,“企业经营”同“机器利用”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和基础。正是这一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经济危机。自19世纪初以来,“机器利用”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而市场规模却远远落后,企业之间为抢占市场而展开激烈竞争,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深地陷入商品生产过剩、利润下降的长期“慢性萧条”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主的心理缺陷,在竞争和经济不稳定状态下,他们常常低估自己的资产和股票价值,从而引起信用紊乱,物价暴跌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4.凡勃伦对19世纪末出现的“垄断组织”提出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并且否认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垄断组织”是“企业经营”的新形式,是一些“既得利益”和“不在所有者”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对投资、产量和价格等进行有计划控制和调节,保证利润增长,也常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维持某种稳定和繁荣,但这是以限制生产力充分利用,使一部分机器设备和劳动力闲置为代价的,因而也造成生产力巨大浪费和停滞不前。他认为,“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控制生产,造成“稀少价格”,谋求高额利润。凡勃伦把工会也看作一种“垄断组织”,它同“企业经营”方面的“垄断组织”一起参与控制和减少生产,以垄断技术工人的方式为他们谋取“稀少价格”的高工资。这两种“垄断组织”共同造成了20世纪初以来的机器设备和劳动力的长期局部闲置和局部失业。所以,在他看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之间只存在心理、本能和习惯上的差别。资本主义“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技术人员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包含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的利益已由技术人员所代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只是技术人员同企业主之间矛盾的一个构成部分。

5.凡勃伦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矛盾的上述分析,提出了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改革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就是以“技术人员委员会”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他说,“机器利用制度”和“企业经营制度”都是在历史演进中产生的,二者的矛盾也将在历史演进中得到解决。“机器利用”是“企业经营”的物质基础,而“企业经营”对“机器利用”的统治却不断破坏这个基础。这样就使“企业经营”不能永远维持其绝对统治地位,二者的相对地位不能不逐渐改变,到一定时候,“企业经营”的统治权必然受到限制甚至被取消,以便解放工业体系的生产力。于是改革将是不可避免的,而改革的途径就是建立一种新制度代替“企业经营”的旧制度。这种新制度就是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他认为,技术专家同企业主及工人组织不同,他们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是社会物质福利的保卫者,他们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能以共同的和集体的计划推动和指导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和繁荣。不过,凡勃伦只是把这种改革方案作为一种设想,而不准备立即实行,因为他认为现在人们的思想、习惯尚不适应这种改革。凡勃伦的改革方案表现了一种“激进主义”思想,包含了“计划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他同他的追随者都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产生了实行经济计划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反对自由主义旧传统,论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于是提出了“计划资本主义”,给垄断资本主义增添了新内容,为资本主义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出了一剂新药方。

凡勃伦制度经济学曾对美国经济政策发生过一定影响。在罗斯福“新政”初期,一些制度经济学者参与政治,成为罗斯福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协助筹划反萧条的种种经济措施。“新政”中的一些不以盈利为目标的政府企业,就是他们推进社会经济控制主张的体现。

四、凡勃伦制度经济学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凡勃伦创立的旧制度经济学同科斯创立的当代新制度经济学,虽都称做“制度经济学”,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区别。这种区别不在于他们各自对“制度”、“产权”、“交易费用”等概念在解释上的差异,而在于二者之间在理论方面存在某些性质上的不同。

1.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担当的历史任务也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基本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极其尖锐化、工人运动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产生或刚刚产生的时期。所以旧制度经济学的任务是抵御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流行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体已代替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缓和了内在矛盾,而其外在矛盾即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突出起来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期。所以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任务是表现资本主义的“美好”,影射社会主义的弊端。

2.二者思想渊源不同,理论脱壳的原体不同。旧制度经济学脱壳于德国历史学派,是从历史学派演变过来的。当代新制度经济学脱壳于新古典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躯体上的延伸或分支,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灵魂附在了制度经济学的躯体上,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而形成的特殊新古典经济学说和特殊制度经济学说。它是新古典经济学同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

3.二者对社会经济运作主体的认识不同。旧制度主义者的社会观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哲学为基础,把社会经济运作主体看作是具有本能心理的自然人,从人类本能心理习惯的进化出发来分析社会经济各种制度的演变。当代新制度主义者的社会观同新古典主义者一样,是以功利主义效用哲学为基础,把经济运作的主体看作是具有理智心理的经济人,从每个人或每个社会团体追求自身利益(包括财富利益和非财富利益)最大化的理智心理选择出发分析社会经济各种制度的变迁。虽然当代新制度主义者有时也抽象地谈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机对个人行为的作用,但这些动机在他们那里也是为实现个人价值追求的最大化而起作用的。

4.二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识不同。旧制度经济学把生产技术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认为生产技术制度的演变是财产制度及各种其它经济制度演变的基础,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强调制度应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制度变迁决定着技术变革,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或结果。

5.二者对经济干预和经济自由各持不同态度。旧制度经济学发扬历史学派的基本经济思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国家干预来改良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甚至提出实行“计划资本主义”。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则贯彻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经济思想,主张经济自由,认为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经济自由。当代新制度主义者对国家持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认为国家统治者也是追求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国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可以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们主张国家的基本职责应是界定产权,为经济博弈提供基本规则,保证自由博弈的秩序、安全和公正,而不应是直接掌握产权和参与经济博弈。这同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一致。

6.二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持的态度不同。旧制度经济学能有意识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利于论证其改良政策。凡勃伦对资本主义“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矛盾的分析实际已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他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把这种目的看作是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运营的主导因素,强调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同大机器生产的本性和要求相抵触。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而是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能使产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能激励制度创新等优越性。

上述可见,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只是承袭了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客体,而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神髓改造了旧制度经济学。二者的理论实质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

注释:

①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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