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知识创新，迎接未来挑战——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科学院论文,院长论文,未来论文,知识论文,路甬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两院”院士大会召开期间，本报和中央其它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就中国科学院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本人对当前中国科技工作的思考，联合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记者：这次您代表中国科学院在第九次院士大会上提出，要把中国科学院学部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科学思想库，这个科学思想库的概念是什么？
路甬祥：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是要遵循自然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及其政策研究提供咨询服务，为国家提供决策的依据。国家重大的战略性工程决策，包括教育体制改革等，都需要经过科学的论证，思想库就是通过科学论证为之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某些重大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实施，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自然生态效益，也要进行权威的科学评议。
记者：学部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咨询评议，现在为何要提出“思想库”这个概念呢？
路甬祥：的确，咨询评议本身就是科学思想库应当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我们用“科学思想库”来表达，则更深刻，更具内涵。这因为，科学思想库的人员构成不仅是数百名我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指导并带领的众多的优秀的科研人员队伍。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具有群体的优势，不是单个院士一加一的作用，而是所有院士智慧和力量的集成。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不断地前进和发展。科学思想库也迥然不同于知识库，它是动态的而不是像知识库那样静态的；它还包括对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通过院士们的科学普及，变成通俗易懂、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接受的事物，如我们和有关单位联合，从1996年开始，在全国近20个中心城市组织的“百名院士百场科技系列报告”，以达到弘扬科学精神和传播科学知识的目的。
其实，不仅是我们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设科学思想库，外国的科学院也有类似的说法，有些研究性较强的大学也称自己是思想库。其中也有比较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美国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项目，没有经过他们的论证，国会就很难批准，这些科学组织，以其公正性、科学性，成为国家战略项目必须经过它来论证的权威机构。英国、法国等国家科学院也有类似的工作。当然，我国要像美国那样，凡重大的战略项目都要经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来论证才能通过，这恐怕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需要立法，但是现在的确有许多部委的重大项目都已经在请我们论证和评议了。今年，我们科学院编撰的《世界科学发展报告》、《社会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工程院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前沿》，都是在加强作为科学思想库作用的工作。
记者：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设国家思想库与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以及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有何内在的、必要的联系？
路甬祥：工业经济时代迄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却创造了农业经济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物质文明。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是资本、自然资源、机器与掌握工业生产知识或技能的人员，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之后新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明显特征。我们国家工业经济的道路都还没有走完，又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所以，中国科学家肩负着历史的光荣使命，任重而道远。所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是，科技已成为知识经济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包括科学管理知识等在内，它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今后，无论立法、政策制定及社会发展规划等，都离不开科技，离不开对自然客观规律的认知，科学思想库的巨大作用也将呈现出来，被更加重视和依赖。
区别于国家科学思想库，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宏观的、综合层面的体系，它是个网络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单元组成，分若干个子系统。从功能结构上分，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知识传播系统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人才；知识应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和社会化的平台，促进科技转变成现实生产力。这三个子系统和一个社会应用平台各有分工和侧重又互相交叉合作，构成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其中，知识创新主要靠国家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做前瞻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其投入主要靠政府部门；技术创新主要靠政府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和企业密切联系，在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交互合作，共享知识产权，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主要来自企业；知识传播主要靠大学教育和新闻媒体，投入是多方面的，不仅国家、企业，也包括家庭和个人，为了提高就业竞争的能力，现在我国不少家庭都愿意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必须指出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来自同一层面，知识创新的源头是国家的科研院所和大学，技术创新则是企业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等，以期使产品更新换代，满足市场的需求，两者的目标不全一样，重点也不一样。迎击未来挑战，中国科学院将积极开展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工作。
记者：中国科学院要如何像江泽民主席在“两院”大会开幕式前会见部分院士所说的那样，“大量培养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适应我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建立知识创新的激励机制呢？
路甬祥：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与科学的诞生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惊异”，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困惑与惊奇，激励了好奇心和求知欲；二是“闲暇”，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奴隶制为贵族和自由民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空间和时间，从事理性思辩；三是“自由”，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为哲学和科学的自由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为哲学与科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依据两千多年来科学发展的史实来考察科学的源泉、动力和条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大体上仍然是正确的。差别在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对于科学发展产生不同的推动力。现代社会和国家对科学的支持能力、推动能力、组织能力变得更为强大。
我们现在培养的高层次的人才，在结构方面不尽合理，一些社会需要的如高级会计、律师和心理学等方面的人才奇缺，自然科学前沿的如神经生物、信息管理、数据开采等交叉科学的人才也供不应求。高等教育要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抓紧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搞基础研究，我认为是有所不为，有所为，我代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工作报告里就是这样提的。如美国搞远地空间，我们就可以有所不为，让美国先去探探路，我们有所为的是近地空间，先搞好日地空间的研究；如生命科学，要把所有植物的基因谱都搞清楚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就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是要重点研究杂交水稻和攻克小麦的病虫害防治难题等；如地学研究，我们对他们美国的地理研究可以有所不为，而对长江三角洲，对青藏高原的研究我们就得有所为。
目前的大学办公司，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产物。大学主要是搞教学，培养人才；搞科研，知识创新。大学里的科研成果可以、也必须进行转化，但却应该转化给企业，自己获得知识产权，让企业去经营，而不是自己去经营企业。不然的话就不是公平竞争，因为大学毕竟是国家投资、财政补贴的。除非这些愿意办公司的人完全从大学脱钩或剥离出来。科学院办的企业，也同样必须成为面向市场的自主的法人。
记者：您在工作报告里说，中国科学院的国家科研机构，“其组织体系是开放的”，“其人员是流动的”，应该怎样更好地理解？
路甬祥：这里的“开放”，指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体系是开放的。我们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中国科学院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广泛的，如信息人员之间的交流，成果的转移等；方式也是多样的，如产学研结合，与高校和企业间人员的互派和兼职，我们欢迎企业进来，也愿意到企业中去，实验室的对外开放等，这里包括对国内外的交流与开放。我们要改变并克服过去中国科学院计划经济条件下自我封闭的弊端。这里的“流动”，指的是过去中国科学院进来的人，没有特殊情况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这个状况今后要改变，进来的人要采取聘任制度，合同可能签四年，合同期满后再签四年，然后再考虑留在科学院，对博士后也是这样。保证全国最有科学创造力的人才有机会在我们这里进行知识创新，同时保证中国科学院能将知识、成果和人才输送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