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标签制度的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差异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差异化论文,海洋论文,区域论文,补偿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16)03-0402-11 DOI:10.11849/zrzyxb.20150103 修订日期：2015-05-16。 国内外早期的生态产品是指基于生态设计或生态研发的低碳、环保、节约资源的产品[1-2]。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并提出生态功能区提供生态产品的主体功能主要体现在：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清洁空气、减少噪音、吸附粉尘、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自然灾害等。《规划》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国土空间(包括陆地、陆上水域、内水、领海、领空等)开发的重要任务。随后，党的“十八大”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由此可见，《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产品，是以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3]生态系统服务为基础的生态产品。目前，在国外，生态产品仍然是指基于生态设计或生态研发的产品，与国内近期生态产品含义相似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笔者认为生态系统是生态产品制造的“机器”，生态产品是依托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产品，是指森林、海洋、草原、湿地、农田等各类生态系统以支持服务为基础，通过其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直接产品，或通过其调节服务为人类提供能恢复或维持关键环境要素(空气、水源、土壤等)质量的间接产品。 生态标签也称为绿色标签，通常是指授予一类产品的标志、象征、主题、印章等，以此来告知消费者该类产品具有较高的生态质量或者较低的环境影响；生态标签可以是强制的或自愿的，强制的生态标签只有政府支持，而自愿的生态标签由私人部门和政府支持[4]。目前，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非常令人担忧[5]。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告，全球渔业资源超过一半已被完全开发，30%已被过度开发或已枯竭[6]。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国和海产品供应商，海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由于持续关注产品质量，近年来，中国海产品的国际需求已经下降[7]。20世纪90年代，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开始使用，最早的是海豚安全标签(Dolphin-Safe Labeling)；现在，最具权威性和应用最广泛的是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s Council，MSC)的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1997年创立[5]。MSC根据FAO的指导方针确立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认证的程序和标准。海洋渔业产品被授予MSC生态标签必须满足可持续渔业的MSC环境标准：收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维护渔业赖以生存的海洋生态系统、负责有效的管理及程序监管链能防止非法捕捞行为[4]。FAO于2005年出台了促进可持续渔业的《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国际准则》[8]，这是被授予MCS生态标签的最低要求[4]。 目前，关于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的相关研究主要有：Chang[9]运用台湾渔业局2008年《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经济调查年报》中的560个家庭数据，研究得出生态标签增加了收入水平，但也增加了收入变化；生态标签对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Brécard等[5]通过随机调查欧洲国家(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的4 748位消费者，寻找生态标签海产品需求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生态标签意愿与海产品的新鲜程度、原产地、野生还是养殖等特征紧密相连；此外，生态标签与海产品的价格显著相关。Wessels等[10]通过美国1 640个家庭的意愿调查得出，成功的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计划的设计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另外，消费者消费偏好会因产品的品种、产地、消费群和认证机构的不同而有差异。Kirby等[11]比较评估了国际渔业治理的原则、标准和要求与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及其一致性，对比分析了多种海洋渔业生态标签计划的认证、监察和服从条件。Thrane等[8]分析了4种不同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的应用标准和海产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环境影响。Karlsen等[12]比较了3种海洋渔业生态标签的标准(MSC、KRAV和FOS)，研究了这些生态标签对挪威渔民收获方式的影响。目前，从这一领域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尚未发现有涉及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和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两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为例，对海洋生态产品的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差异化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1 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供给服务为人类提供食品生产，其中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属于海洋生态产品。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是指通过合理的捕捞方式(适度捕捞和采用可持续方式捕捞)和生态养殖模式(饵料、排泄物、化学药物等对海洋污染较低，使其能自我恢复)获得的各类海产品。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以通过建立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对其进行市场化；通过计算海洋生态标签产品与传统海洋同类产品的市场差价来确立生态补偿标准。 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问卷和专项问卷设计与调查，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值、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和海洋渔业产品消耗量等基础数据；分别统计核算各客源地的基础数据，以此为基础，确立各客源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实现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的区域差异化研究。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主体主要是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的消费者，生态补偿对象主要是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的生产者。
图1 理论框架 2 案例应用 2.1 研究区域概况 舟山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共有大小岛屿1390个，现有住人岛屿140个。2013年，国内外游客总量3 067.47×10[4]人次，旅游总收入300.12×10[8]元，与GDP的比值为32.24%。舟山市旅游资源的核心区域主要位于普陀区，包括“海天佛国”普陀山、“沙雕故乡”朱家尖、“金庸笔下”桃花岛等，普陀区旅游资源在中国海岛中较具有代表性。 长岛(庙岛群岛)共有大小岛屿32个，现有住人岛屿10个。2013年，国内外游客量262.00×10[4]人次，旅游总收入27.10×10[8]元，与GDP的比值为41.93%。长岛县主要景区包括九丈崖、月牙湾、望福礁、仙境源、烽山、林海等，长岛县是我国渔家乐发展最好和发展规模最大的地方，它是除舟山群岛之外，我国海岛旅游发展最成功的海岛县。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思路 1)设置模拟市场。通过合理的捕获方式和生态养殖模式获得的海产品，既有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持续提供海产品，又有利于人体健康，这类捕获或养殖的海产品将被标有“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假设这类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比传统的海产品价格高，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购买这类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若愿意，(与传统海产品相比)愿意为带有海洋渔业生态标签的产品每公斤多支付多少(从5%至300%，设置具有20个选项的支付卡)。 2)收集基础数据。①以舟山市普陀区和烟台市长岛县海岛游客为调查对象，运用CVM，通过问卷调查分别获得两个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受访者(游客)的支付意愿值；②通过游客停留时间专项问卷调查，分别获得两个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游客的停留时间(到达及离开旅游目的地的时间)；③通过游客客源地专项问卷调查，分别获得两个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的比例；④通过游客海产品消耗专项问卷调查，获得游客在海岛型旅游目的地每人每天各类海产品的消耗量；⑤通过查阅资料，获得我国主要城市海鲜市场各类海产品的平均价格；⑥通过实地考查和部门访谈，对两个旅游目的地的总游客量进行调整，以此为基础，并结合专项问卷调查获得的不同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比例，分别获得不同客源地游客的数量。 3)确立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区域差异化。若两个旅游目的地的海洋渔业生产者为游客提供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以此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这些生产者应获得相应的生态补偿激励(同时生产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也会增加成本，生态补偿也是为了弥补新增加的成本)。依据“2)收集基础数据”中收集的我国主要城市各类海产品的平均价格、两个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游客的支付意愿值、游客每人每天各类海产品的消耗量、不同客源地游客在两个旅游目的地停留的时间、两个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的游客量等基础数据，确立两个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游客的生态补偿标准和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以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 2.2.2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 1)CVM问卷设计。以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提出的原则[13]为基础，参考国内外CVM问卷的设计经验[14-15]，采用减少各类偏差的处理方法，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设计支付卡式支付意愿调查问卷。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和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的主要景区进行实地考查，并在正式调查拟选取的调查点(舟山市的普陀客运中心、普陀山景区、朱家尖国际沙雕广场景区、桃花岛茅草屋码头和长岛县的长岛码头、月牙湾景区、九丈崖景区)进行预调查。通过实地考查和预调查发现并修改问卷初稿中存在的问题，最终确定正式调查问卷。正式调查问卷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①详细界定了本研究应用的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②致调查表答卷人和12个调查问题。 2)专项问卷设计。①游客停留时间。专门设置一道问题，询问游客到达和离开旅游目的地的时间。②不同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比例。专门设置一道问题，询问游客的客源地。③海产品消耗量。专门设计一份含有各类主要海产品的清单，调查人员通过访谈海岛上的渔家乐业主或采购员填写该清单。 3)调查过程。①CVM问卷调查和专项问卷调查(游客停留时间和客源地)。调查均采用面对面的形式并随机抽样；调查地点均为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和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调查对象均为游客(对于团队游客，无论旅游团队大小，每个旅游团队只抽取一个调查样本)，每一位游客只做CVM或游客停留时间其中的一种问卷；调查时间均为2014年7月30日至8月21日(样本分布参见表1)。②海产品消耗量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面对面的形式并随机抽样；调查地点为烟台市长岛县；调查对象为在长岛县旅游局注册的13个村子的渔家乐业主或采购人员；调查时间为2011年7月19日至7月26日(样本分布参见表2)。 2.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支付意愿值绘制的直方图不呈正态分布，也不规则(图2、图3)。参考国内外的研究经验[15]，总样本各因素对支付意愿值影响的相关性分析采用列联表及χ[2]独立性统计检验方法(所有统计过程是在SPSS软件下实现的)。 2.3 样本基本信息分析 2.3.1 有效样本特征 受访者的特征如表3所示。
图2 舟山支付意愿值分布
图3 长岛支付意愿值分布 2.3.2 支付意愿值分布① 在舟山市普陀区的501份有效问卷中，有93.41%的受访者愿意为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支付比普通海产品更高的价格(图2)，有6.59%的受访者不愿意支付费用，按照0支付意愿值处理；在烟台市长岛县的415份有效问卷中，有95.90%的受访者愿意为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支付比普通海产品更高的价格(图3)，有4.10%的受访者不愿意支付费用，按照0支付意愿值处理。因在调查中，首先询问受访者是否有支付意愿，所以排除了出现负支付意愿值的可能性。在舟山市普陀区具有正支付意愿值的468位受访者中和烟台市长岛县具有正支付意愿值的398位受访者中，选择投标额5%、10%、15%、20%、25%、30%和50%的人数均较多；舟山市普陀区和烟台市长岛县选择投标额在50%及以下的人数分别占其总人数的96.21%和95.66%。在舟山市普陀区和烟台市长岛县分别有33位和17位受访者不愿意支付，其不愿意支付的最主要原因均为“认为这种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方式应该由国家或当地政府出资”，分别占不愿意支付总人数的54.55%和82.35%。 2.3.3 支付意愿值影响因素 从表4列联表及
独立性检验可以得出，在舟山市普陀区和烟台市长岛县案例中，性别、年龄、收入、对海洋过度及不可持续捕捞现象的了解、对海水养殖污染程度的了解、对海鲜的喜爱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支付意愿值，两个旅游目的地均表现出：男性支付意愿值高、41岁及以上支付意愿值高、收入越高支付意愿值越高、认为过度及不可持续捕捞现象越严重支付意愿值越高、认为污染越严重支付意愿值越高、越喜欢吃海鲜支付意愿值越高。在舟山市普陀区案例中，职业、调查时间和文化程度3个因素与其支付意愿值显著相关，具体表现为：其他职业支付意愿值高、周五和周六调查样本支付意愿值高、学历越高支付意愿值越高；在烟台市长岛县案例中，文化程度和客源地两因素与其支付意愿值显著相关，具体表现为：学历越高支付意愿值越高、省外游客支付意愿值高。 2.4 生态补偿标准 2.4.1 评价模型
式中：
为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浙江省(或江苏省和上海市，或皖赣闽豫湘鄂鲁，或其他省、市、区)游客，或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山东省(或京津冀晋豫，或其他省、市、区)游客的平均支付意愿值；
为各投标额投标人数的分布频率；
为各投标数额；
为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的生态补偿标准；P为我国主要海产品的平均价格；
为各客源地游客每人次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
为海岛型旅游目的地每位游客每天海产品的平均消耗量；
为各客源地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平均停留时间；
为舟山市普陀区或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游客按照客源地划分)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
为2013年舟山市普陀区或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各客源地游客量；
为2013年舟山市普陀区或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各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比例；
为2013年舟山市普陀区或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的总游客量；
为舟山市普陀区或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
2.4.2 计算结果 1)
：通过统计2014年10月24日，东港、威海、合肥、厦门、苏州、沈阳、大连、北京、青岛、秦皇岛、福州、上海等12个城市海产品市场29种主要海产品的均价(有的海产品只有部分城市市场有，取均价时有几个城市市场有就按照几个城市取均值)，最后求出我国29种主要海产品的均价为51.18元/kg； 2)
：通过统计烟台市长岛县102户渔家乐数据计算得出，游客在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各类海产品的消耗量为0.829 4kg/(人·d)； 3)
：通过统计舟山市普陀区985份有效问卷和烟台市长岛县610份有效问卷，计算得出游客在两个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 4)
：通过统计舟山市普陀区2 503份有效问卷和烟台市长岛县1 702份有效问卷，计算得出各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比例； 5)
：旅游部门公布的(城市)游客量数据存在重复统计现象，计算时对游客量进行了调整，舟山市普陀区游客量取5A级景区普陀山游客量作为调整后的总游客量，即2013年游客量为594.68×
人次(其中海外游客量为4.52×
人次，因海外游客量所占比例较小，将其划归到了国内游客量中)；烟台市长岛县游客量取总游客量的一半(长岛县九丈崖和月牙湾两个最好的景区是联票，所以，取一半较为合理；这一调整结果与笔者到长岛县旅游局访谈的结果较相似)，即2013年游客量为131×
人次(海外游客量划归到了国内游客量中)。 运用公式(1)至(6)计算得出结果如表5所示。 3 结论 1)舟山市普陀区和烟台市长岛县分别有93.41%和95.90%的受访者愿意为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支付比普通海产品更高的价格，由此可见，两个旅游目的地游客对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接受程度非常高(支持率非常高，这可能与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和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有关)。运用列联表及
独立性检验方法分析得出总样本各因素对支付意愿值的影响，两个旅游目的地结果均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对海洋过度及不可持续捕捞现象的了解、对海水养殖污染程度的了解、对海鲜的喜爱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支付意愿值。 2)计算得出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0.82元/kg，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7.43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获得1.036 4×
元的生态补偿资金；将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按照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皖赣闽豫湘鄂鲁及其他省(市、区)划分，计算得出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53、10.98、11.03和11.18元/kg，各客源地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4.39、17.59、20.54和22.87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获得1.035 8×
元的生态补偿资金；通过对比发现，将游客统一核算和分客源地核算得出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差异较小，但是，按照各客源地核算得出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各客源地游客人均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差异均较大。
3)计算得出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2.18元/kg，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5.75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获得0.206 4×
元的生态补偿资金；将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按照山东省、京津冀晋豫及其他省(市、区)划分，计算得出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86、12.85和13.70元/kg，各客源地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3.26、17.57和17.56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可获得0.207 0×
元的生态补偿资金；通过对比发现，在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得出了和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相同的结论，即按照游客统一核算和分客源地核算得出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差异较小，但按照各客源地核算得出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游客人均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差异较大。 4 结语 游客因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从事旅游活动类型及个人意愿偏好等不同，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或保护)具有差异性。本文从旅游目的地不同客源地游客停留时间和个人意愿偏好两方面考虑了生态补偿标准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游客不同类型的旅游活动(如观光、宗教、休闲等)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及生态补偿标准的差异性。同时，本文在核算生态补偿总量时，样本的总体范围只扩展为核心景区的游客量，进一步的研究可考虑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将总体范围扩展到包含当地居民、外地消耗目的地海产品的居民等。 ①因篇幅限制，省略了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皖赣闽豫湘鄂鲁及其他省(市、区)等客源地游客和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山东省、京津冀晋豫及其他省(市、区)等客源地游客的支付意愿值分布图和相关分析。
标签：渔业论文; 生态补偿论文; 海洋污染论文; 海鲜论文; 长岛论文; 问卷论文;
基于生态标签体系的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分异研究_渔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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