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4-0041-06
20世纪30年代伊始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魏晋南北朝部曲的研究，现代史家唐长孺等对此也有精研（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杨中一《部曲沿革略考》（《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3期）；鞠清远《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12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柯友根《南朝部曲初探》（《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得出不少颇具启迪意义的见解。本文在先贤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通人。
“部曲”一词最先见于《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后又见于《汉书·李广传》、《司马相如传》、《赵充国传》和《王莽传》，均指军队而言。《后汉书·百官志》记述汉代兵制时曰：“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但部曲在西汉专指军队的概念到东汉时发生了变化。东汉以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为了维护其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许多豪强地主将其家丁和依附民武装起来，也叫部曲。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的来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涵义进一步泛化，专指正规军队的时候较少，指私家武装和其他依附者的场合逐渐增加，部曲的来源及组成出现颇为复杂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主要源自于宗族，以宗族为核心向外扩展。这种现象愈在动乱时期表现就愈明显。个体小农的脆弱性决定了其在战乱中根本无法自保，只有依附宗族或其他势力的庇护方能求生存，图发展，这是部曲产生的重要诱因。如汉末，天下大乱，许褚聚“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注：《三国志》卷18《许褚传》。）；田畴“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注：《三国志》卷11《田畴传》。）。永嘉之乱爆发后，未及迁移的北方豪宗大族纷纷结堡自据，在黄河流域形成大大小小的众多坞堡和宗族共同体，此现象在《十六国春秋辑补》中大量有载，无须多说。而向南迁的北方许多弱势民众也以家族或宗族为依托，在宗族共同体的庇护下徙于江南。如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这些人都成为祖逖的部曲。祖逖对这些“宾客义徒”，“遇之如子弟”。当准备北伐时，司马睿任其为豫州刺史，仅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不给铠仗，“使自招募”。祖逖“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以此百余家部曲为基础，“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注：《晋书》卷62《祖逖传》。）。从《晋书》将祖逖最初所率的数百家亲党又称为部曲也能看出部曲的构成是以宗族为核心。而宗主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也会将这些依附者武装起来，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军事组织。如孙坚起兵时，其弟孙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注：《三国志》卷51《孙静传》。）。霍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注：《三国志》卷41《霍峻传》。）。建元二年，北魏举兵南下，萧道成命王广之镇淮上，“广之家在彭、沛，启上求招诱乡里部曲，北取彭城”（注：《南齐书》卷29《王广之传》。）。宋明帝泰始初，青州刺史沈文秀举兵反叛，刘善明“密契收集门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注：《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高欢讨伐尔朱兆时，高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参加战斗（注：《北齐书》卷21《高乾传附弟昂传》。）。高乾弟高慎，太昌初，“时天下初定，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注：《北齐书》卷21《高乾传附弟慎传》。）。这种以宗法关系为核心形成的依附阶层，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内部的剥削关系被宗法关系所掩盖，剥削性质不明显，往往以宗族部曲、门宗部曲或乡曲并称。
部曲的第二个来源是所谓的门生故吏。世族势力的发展，不仅使其荫附了众多依附民，许多高门大族也拥有为数众多的门生义故。如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注：《宋书》卷71《徐湛之传》。）；汝南袁氏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这种门生并非授业弟子，而是人身依附者，对此，清代学者赵翼指出：“六朝时所谓门生则非门弟子也，其时仕宦者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其在门下亲侍者，则谓之门生，如今门子之类耳”，“其与僮仆稍异者，僮仆则在私家，此盖在官人役，与胥史同”（注：赵翼《陔余从考》卷36《门生》条。）。赵翼之说言之有理。由于门生故吏和宗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主仆观念根植于内心深处，一有召唤就可能“请死相报”（注：《北齐书》卷32《王琳传》。）。《三国志·满宠传》载，汝南是袁绍家族的势力所在，袁绍起兵之际，其“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徐湛之叛乱时，曾谓范晔曰：“已报（臧）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注：《宋书》卷69《范晔传》。）。这些门生义故一旦在动乱之际就会被武装起来，成为颇具战斗力的私兵。刘怀珍是北州著名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注：《南齐书》卷27《刘怀珍传》。）。刘怀珍数千门生中的武勇者实际上就是部曲。沈众在侯景之乱时，“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录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顿于小航，对贼东府置阵，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注：《陈书》卷18《沈众传》。）。梁将王琳“部曲故义多在扬州（注：《北齐书》卷42《卢潜传》。）。如是等等，说明门生故吏成为部曲的重要一源。
部曲的第三个来源是招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许多将帅为扩展自己的实力，采取招募与胁迫相结合的方式使走投无路的流民成为自己的部曲。如董卓之乱结束后，关中部分流民重返故土，“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在给荀彧的书信中谈到此事时言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注：《三国志》卷21《卫觊传》。）。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最后竟然发展到二千余人（注：《三国志》卷58《陆逊传》。）。可见在南朝，“将帅已下，各募部曲”的现象颇为普遍（注：《南齐书》卷27《李安民传》。）。如宋明帝刘彧宠信阮佃夫等人，阮佃夫“广募义勇，置为部曲”（注：《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陈后主统治时期，乱象尽现，陈后主还“敕遣（蔡）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旬月之间，众近一万”，数量很是庞大，尽成为私家依附民（注：《陈书》卷29《蔡征传》。）。由于部曲可以复除赋役，许多不堪重役的民众也将投充部曲作为避役的一种手段，“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注：《南史》卷70《郭祖深传》。）。尔朱容以“正光中，四方兵起”为契机，“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壮大自己的势力。这些招合来的“义勇”就成为尔朱容的部曲。尔朱容对其部曲加以严密操控的同时又披上温情的面纱，“严勒部曲，广召义男”（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奠定了其日后控制北魏政权的军事基础。
部曲的第四个来源是赏赐所得和其他各种依附者。如高欢“以
本预义旗”，一次就赐给崔“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注：《北齐书》卷23《崔传》。）。窦荣定之妻是杨坚长姊安成长公主，颇受恩宠，杨坚赐给窦荣定“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不久窦荣定因“坐事除名”，安成公主颇有怨辞：“天子姊乃作田舍儿妻”（注：《北史》卷61《窦炽传》。）。这时的部曲已完全变成从事农业生产的依附者了。作为部曲的其他依附者虽然来源不明，但和宗主有某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不会有误。张孝秀辞去建安王别驾一职后，“遂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注：《梁书》卷51《张孝秀传》。）。竟陵人张兴世，少时家贫，依宗珍为客，“随王玄谟伐蛮，每战辄有禽获，玄谟旧部曲诸将不及也”（注：《宋书》卷50《张兴世传》。）。北魏宁远将军鲁爽南投刘宋时，“率部曲及愿从合千余家奔汝南”。后鲁爽镇守义阳，“北来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注：《宋书》卷74《鲁爽传》。）。这些部曲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就是原来的宗族成员。
可以看出，部曲成份颇为复杂，主要有宗族乡曲、亲党门生、故义附从等，其中以宗族乡曲为基本来源。这说明了部曲与宗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其关系的基础，这为部曲进一步演化为私家依附者提供了可能。
二、部曲的职能与地位
部曲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实质上是豪强和将领的私兵或私从者，其数目的多寡决定着宗主实力的大小。因此许多豪宗强将在获取部曲之时孜孜以求，拥有为数不少的部曲。李典徙居邺时，随其一同迁徙的部曲有一万三千余口（注：《三国志》卷18《李典传》。）。庐江太守李术因有“部曲三万余人”，就不肯屈从于孙权（注：《三国志》卷47《孙权传》注引《江表传》。）。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时，有部曲二千余人。张承“领部曲五千人”（注：《三国志》卷52《张昭传附子承传》。）。孟达在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注：《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略》。）。东晋咸康以后，江陵诸将“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注：《晋书》卷28《五行志》中。）。桓谦“部曲遍于荆楚”（注：《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泰始二年，郑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义于陈郡城，有众一万”（注：《宋书》卷87《殷琰传》。）。侯景之乱，荀朗“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赈赡，众至数万人。侯景败于巴陵，朗出自濡须，截景，破其后军。王僧辩东讨，朗遣其将范宝胜及弟晓领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后，又别破齐将郭元建于踟蹰山。梁承圣二年，率部曲万余家济江，入宣城郡界立顿”（注：《陈书》卷13《荀朗传》。）。这说明在南朝，“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已成为普遍现象（注：《陈书》卷31《鲁广达传》。）。
部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宗主政治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更成为将帅大族分割国家财税资源的一种手段。无论是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还是西晋的占田荫客制抑或北魏的均田制，都规定了官僚贵族拥有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的佃客，这就使豪强大族不仅荫有一定数量的合法客户，许多不堪重役的自由民也投充到大族的庇护下，使得豪宗大族占有更多的非法依附民。这些依附民在战乱之际，就会很快被宗主武装起来成为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因此大量部曲掌握在大族强帅手中后，无论是从军还是务农，都和宗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名义上招募来的部曲，对外公开身份是合法的士兵，不承担国家赋役，对内则是“率以力田”的劳动人手，具有佃客的性质。因此有人将其称为“佃客化的部曲”有一定道理（注：简修炜、夏毅辉《魏晋南北朝庄园社会的阶级结构述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赵翼说部曲“与僮仆稍异者，僮仆则在私家，此盖在官人役，与胥史同”，仅看到部曲的表象职能，没有看到隐藏在其后的经济关系。如李雄称帝后，任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李雄“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注：《晋书》卷121《李雄载记》。）。众多部曲的存在，不仅造成政权的不稳，而且使国穷民富的现象更加突出。统治者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一旦时局平稳，封建政权就要采取措施限制部曲的数量。如孙权就曾拒绝了骠骑将军步骘“求召募诸郡以增兵”的要求，其原因就是“豪将在民间，耗乱为害”（注：《三国志》卷61《潘濬传》注引《吴书》。）。萧齐初，李安民上书萧道成，建议将部曲“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此议被萧道成采纳，“故诏断众募”（注：《南齐书》卷27《李安民传》。）。
汉代部曲主要以战斗为职事，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文献的检索，“部曲”一词共出现494次，其中364次指军队，130次指其他依附民，统计数字也说明这些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主要以战斗为职能。该时期的史料中有“部曲将”、“部曲督”、“部曲督护”诸官职，进一步证明其主要职能以战斗为主。如在东晋咸康初，“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注：《宋书》卷31《五行志》。）。刘裕在起兵时，镇北参军王元德“并率部曲，保据石头”（注：《宋书》卷1《武帝纪》上。）。夏侯夔为豫州刺史，“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注：《梁书》卷28《夏侯亶传》。）。萧纪举兵反陈时，柳猛率“部曲三十余人，蒙盾横戈，直登纪舟，瞑目大呼，纪侍卫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动”（注：《陈书》卷31《柳毅传附弟猛传》。）。济州刺史高季式，多次平息内乱，“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注：《北齐书》卷21《高乾传附弟季式传》。）。这些部曲显然都是以战斗为职事的军队。
部曲的另一种职能是从事生产劳动，即使在动乱时期，部曲中的一部分兵士也在战争间隙从事生产劳动。如侯景之乱时，“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唯临川周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耕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注：《陈书》卷35《周迪传》。）。鲁悉达“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注：《陈书》卷13《鲁悉达传》。），这些是且战且耕的部曲。但当部曲完全以劳动为职事时，则主要是指依附民。该方面资料虽不多见，但仍有线索可寻。前述田畴率部曲在徐无山中，躬耕以养父母；张孝秀辞去建安王别驾一职后，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永定二年陈南豫州刺史沈泰叛陈归齐，陈霸先在诏书中指斥沈泰“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但在处置沈泰的家属食客时却规定“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悉皆听许”（注：《陈书》卷2《高祖纪》下。）。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推测这里的“部曲”应是为沈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食客和部曲在此是同义语。再如前文所述高欢赐给崔“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杨坚赏赐窦荣定“部曲八十户”等部曲则是纯粹的劳动者。我们从“天子姊乃作田舍儿妻”一语中也可以清楚看出这些部曲已完全变成生产者了，但这种职能和其军事职能相较仍居于次要地位。
部曲在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中起着重要作用。萧衍起兵时，曹景宗“聚众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注：《南史》卷55《曹景宗传》。），全力支持萧衍。尤其在政权更迭过程中，部曲的作用更不可小觑。梁雍州刺史萧察“蓄聚货财，折节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数千人”，准备“图大功”（注：《资治通鉴》卷159《梁纪》15，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条。），夺取政权。就是帝王有时为达到某种目的也要私置部曲。北魏孝武帝为摆脱高欢挟持，采纳斛斯椿建议，“置阁内都督部曲”，“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注：《魏书》卷80《斛斯椿传》。）。元脩“置部曲”（注：《北齐书》卷21《高乾传》。）之事虽然无果而终，但也反映着部曲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斗中所起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的地位是颇为重要的问题。由于部曲来自于宗族乡里和招募，部曲和宗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甚至还掩盖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面纱下，因此，早期部曲与宗主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不明显，甚至宗主还会对他们“遇之如子弟”，格外优容。羊侃因抗击侯景叛乱有功，萧衍赏其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羊侃坚辞不受，但却对自己的“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赉”（注：《梁书》卷39《羊侃传》。）。部曲有时也会借宗主之势为非作歹，颇为骄悍。祖逖北伐期间，其“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注：［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3《后赵录三》。）。梁郢州刺史曹景宗的“部曲残横，民颇厌之”（注：《梁书》卷9《曹景宗传》。）。陈豫章内史陈方泰，“屡放部曲为劫，又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注：《陈书》卷14《南康愍王昙朗传附子方泰传》。）。魏齐州刺史李元护，“多有部曲，时为侵扰，城邑苦之”（注：《魏书》卷71《李元护传》。）。部曲有时也因宗主之势而加官进爵。如孙奂部曲“仕进朝廷者数十人”（注：《三国志》卷51《孙静传附子奂传》。）。苻洪“部曲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注：《十六国春秋别本》卷4《前秦录》。）。因此许多部曲颇为骄悍，有时甚至骄悍到杀旧主立新主的地步。孙皓凤凰三年，临海太守奚熙妖言惑众，“熙部曲杀熙，送首建业”（注：《三国志》卷48《孙皓传》。）。沈充与王敦构逆，“为部曲将吴儒所杀”（注：《晋书》卷89《沈劲传》。）。晋冀州刺史邵续被石季龙杀后，“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缉为营主”（注：《晋书》卷63《邵续传》。）。侯景之乱时，周续起兵于临川，“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族，稍骄横，续颇禁之，渠帅等并怨望，乃相率杀续，推迪为主”（注：《陈书》卷35《周迪传》。）。宗主一旦失势，这些部曲或树倒猢狲散，或另投新主，但更多的还是被作为赏赐品另行赐给新主。陈立国之初，反陈势力颇大。广州刺史萧勃起兵反陈，陈霸先遣周文育平乱，擒获余公飏，“以其部曲分隶众军”（注：《陈书》卷8《周文余传》。）。刘昶投奔北魏时，“部曲皆散”。邓元起死后，也落了个“部曲皆散”的下场（注：《梁书》卷47《庾黔娄传》。）。陈建国初期，起兵围临海，张彪兵败后，“世祖尽收其部曲家累”（注：《陈书》卷3《世祖纪》。）。
由于部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豪强将帅的私兵，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一些将帅往往以部曲为政治资本，必要时可以举兵威胁封建统治，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就是如此（注：《三国志》卷28《邓艾传》。）。当皇权尚不强大时，最高统治者就以罢“质任”的方式笼络部曲拥有者。如司马炎在即位之初为笼络豪强部帅，曾“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降除部曲督以下质任”（注：《晋书》卷3《武帝纪》。）。但这只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宜之计，当皇权一旦稳固，为加强皇权，削弱宗主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最高统治者就会严令禁募部曲，“听限人数”，“诏断众募”（注：《南齐书》卷27《李安民传》。）。有的官僚甚至还会因招纳部曲而遭横祸（注：《魏书》卷71《裴叔业传》。）。因此许多权臣为避免君主的猜忌，往往解散部曲以示其心无贰。萧衍为司州刺史时，“领四厢直，出镇石头”，为避免齐明帝猜忌，乃“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勖励朝臣”（注：《南史》卷6《武帝纪》上。）。刘宋末年，前废帝政治昏暗，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注：《南史》卷29《蔡廓传附子兴宗传》。）。可见部曲虽为臣将的政治资本，但如果招致皇帝的猜忌，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三、南北朝隋唐时期部曲的演进
从上述内容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在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是部曲逐渐成为私家的依附民，为宗主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地位逐渐等同于客户。南朝后期，部曲中的一部分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范云为南齐始兴内史时，“旧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货去，买银输官。云乃先听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注：《南史》卷57《范云传》。）。范云“听百姓志之”之义，到底是针对部曲还是奴婢，语焉不详，而指部曲的可能性更大。“部曲即货去”说明在南齐时部曲和奴婢一样是有主人的，明显反映了部曲地位的下降。高欢为了瓦解尔朱兆的势力，“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注：《北齐书》卷1《神武纪》上。）。六镇人众不愿降为受契胡奴役的依附民，所以愁怨。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六年平齐后，“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无论是范云还是宇文邕，他们都把部曲视为仅高于奴婢的贱民。至迟从此时起，部曲中的一部分等同于客户的身份最终确立。到隋唐初期，再也见不到“佃客”之名了，代之而起的就是“部曲”。通过对隋唐文献的检索也证明了这一点，佃客与部曲最终合二为一，完成了演变的过程。
隋唐时期部曲更多时候是指依附民，并承担国家赋役剥削。“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注：《隋书》卷24《食货志》。）。说明此前部曲是要担负赋役的。
唐初，部曲地位继续下降，统治者有时甚至把部曲与徒隶等同。李渊攻破霍邑后，“攻战人等有勋者，并依格受赏”，而“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本来徒隶等因身份低微，不能授勋，部曲也是如此。李渊这样做的目的虽是要鼓励下属奋勇作战，但此令恰恰反映了部曲的地位等同于徒隶的事实。唐代有时也将部曲与“奴”等同。如崔皎为长安令，“邠王守礼部曲数辈盗马，承前以上长令不敢按问，奴辈愈甚，府县莫敢言者。皎设法擒捕，群奴潜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惧，尽缢杀悬于街树，境内肃然”（注：《大唐新语》卷4《政能》第八。）。这里部曲又被称为“奴辈”，可见其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此点在《唐律疏议》中更为明确。唐律中有大量规范部曲地位的律文，如“若犯恶逆已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一覆奏”（注：《旧唐书》卷43《职官志》2。）。从部曲杀主可见其已完全成为依附者了，“部曲，谓私家所有”（注：《唐律疏议》卷第6《名例》。），“部曲与奴婢不等”（注：《唐律释文·序》。），“奴婢、部曲不同良人之例”；“殴伤部曲，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注：《唐律疏议》卷第2《名例》。）。就是依附于寺院的部曲也和世俗部曲身份完全一样，在法律上同样属于低贱者。“观寺部曲，殴当观寺余道士、女官、僧、尼等，各合徒一年。伤重，各加凡人一等；若殴道士等折一齿，即徒二年。奴婢殴，又加一等，徒二年半”（注：《唐律疏议》卷第6《名例》。）。《唐律疏议·贼盗》条就有“奴婢部曲，身系于主”的令文，如果部曲要从良，须经主人同意，并给放书。《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放部曲为良”，“给放书”。如唐高宗在显庆二年规定：“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注：《唐会要》卷36《奴婢》。）。《唐律疏议》从法律上确立了部曲的依附地位——仅仅高于奴婢。由此可见部曲已成为仅略高于奴婢的另一类贱民了。
部曲演变的另一道路就是仍作为军队的代称，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虽指军队，但这种军队和正规军已有明显区别，完全成为将帅的私兵。并且父死子继，如李元真迁为衡州刺史后，“留迁哲本乡，监统部曲事”，将自己原有部曲传由儿子代管，李迁哲也能做到“抚驭群下，甚得其情”（注：《周书》卷44《李迁哲传》。）。到隋唐时期部曲在既指军队的同时部分部曲又进而向亲兵乃至牙兵的性质发展。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安南军乱，“杀都护李象古，并家属、部曲千余人皆遇害”（注：《旧唐书》卷15下《宪宗纪》下。）。安禄山反叛之初，“禄山从牙门部曲百余骑次城北，祭先冢而行”（注：《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叛乱，德宗狂奔凤翔，准备收复京师，但凤翔守将张镒“所管劲卒皆朱泚部曲，本渔阳突骑凶众”，随时可能生变（注：《奉天录》卷1。），德宗无奈，又奔奉天。从安禄山所统“牙门部曲”和“朱泚部曲，本渔阳突骑凶众”可见在中唐以后作为私兵的部曲进一步发展到和节度使的“牙兵”几无二致了。
［收稿日期］200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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