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入亚”与冷战后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亚太论文,战略论文,亲美入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向21世纪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东亚的崛起正重新唤醒日本的亚洲意识，日本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将作出何种选择？由此而来的“重美轻亚”、“入美入亚”、“脱美入亚”、“伴美入亚”等等的论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说。本文认为，从日本亚太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和面向21世纪日美关系的“基轴”地位，到东亚经济战略意义的确立以及朝鲜半岛的形势，日本的亚太战略选择是：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注重增强日本在亚洲的存在，既重视美国，也重视亚洲，从而去构筑巩固其亚太战略的“亲美入亚”战略。
一、亚太战略选择的历史轨迹：二重的亚洲观
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对西方国家采取从属型战略，即在从属于西方列强的条件下走向帝国主义阵营，然后转而夺取朝鲜和中国，最终完成由海洋国家向大陆国家转变的战略。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的“脱亚论”是这样来表达的：“我国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莫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1]。
在这里所指的“脱亚”是希望日本成为西方列强之一，并与西方列强一起共同侵略东方国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以后成为日本“脱亚入欧”型近代化的理论基础。
在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1885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也同年发表。“大东合邦论”认为，“为了共同防御白人帝国主义的侵略，亚洲的各民族应该团结起来，结成以日本为盟主的联盟”[2]。这一主张揭示了日本人的另一种亚洲观，即以“统一东洋”来“对抗西洋”，从而独霸远东地区。
近代日本二重的亚洲观体现了日本近代化中难以克服的两重性。其一，日本人在担心自己也许要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忧虑中开放了国门，同时又作为西方列强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去求得生存；其二，日本作为亚洲近代化的先驱者与西方帝国主义对峙，这种先驱的作用意识与前者的殖民地忧虑交错，结果导致与西方的敌对以及对亚洲的失望。以上两重性的亚洲观至今仍然困惑着日本人。
作为战后的日本亚洲观，1964年高坂正尧发表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文，代表性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主张避免向亚洲地域主义倾斜，力求拓宽视野，以海洋国家英国为蓝本，作为通商国家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事实上也是如此，战后的日本摈弃了“拘泥于亚洲主义”的亚洲观，把目标指向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从而构筑了日本繁荣的基础。
这条路线的挫折和转向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1975年高坂正尧的“通商国家日本的命运”一文，对日本的通商模式作了重新定位。他从威尼斯和荷兰的兴衰来分析日本可能发生的与此相似的前景，对于没有权力基磐的文明走势深感不安。文章中是这样阐述的：“通商国家没有战争，可是也没有付出任何营造和平的努力，仅仅是利用强国编织的国际关系……可是，日本是利用者而不是制造者，世界对日本是不会有任何期待的。”[2]这里体现了作者的一个观点：只有回归亚洲，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大国，才不会被世界所轻视。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亚洲中等国家崛起，成为世界和日本产业开拓的新目标。尤其是美国，把亚洲中等发展国家看作比日本更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到了冷战后的90年代，世界对亚洲的兴趣愈趋强烈，美国提出了与亚洲连为一体的“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美国开始越过日本向亚洲渗透。日本对“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很明确的，尤其是美国超越日本向亚洲渗透这一事实，加快了日本回归亚洲的步伐。然而，日本的“归亚”决不是“脱美入亚”，在战略上，日本对亚洲和美国给予同等的重视。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是在“归亚论”的思想推动下，走“亲美入亚”之路，即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注重增强在亚洲的存在。例如，马来西亚曾经提出过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可是日本政府没有给予支持。也就是说，日本不支持在亚太地区建立排斥美国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日本驻美国的三井物产华盛顿事务所所长寺岛实郎对“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作了如下阐述：“亚洲太平洋”这一概念作为日本的理念，其一，亚太地区中的“太平洋”这一提法，可以加强美国与亚洲的联系，如果排斥美国的话，它将阻碍亚洲的发展；其二，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把强大的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其三，对日本来说，中南美和大洋洲并不是“太平洋”的添加物，在能源和粮食方面，它将逐步成为不可缺少的构成者[2]。可见，东亚的崛起使得日本对“亚太”这一概念格外重视。在战略上，日本对亚洲和美国同等重视，在“归亚论”的思想推动下，走的是“亲美入亚”之路。
二、经济主义——“亲美入亚”的深层原因
1955年形成的日本自民党与社会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即“55年体制”，是保守势力的自民党与革新势力的社会党之间的政治对峙，这一斗争与国际上美苏冷战相适应，持续了38年。保革斗争的焦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修改宪法还是维护宪法、坚持日美同盟还是反对日美同盟。其中，日美同盟和日美安全保障是斗争的重点。自民党主张依靠“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依靠美国的核保护，通过扩大解释宪法和修改宪法的方法发展军事力量。社会党则认为，日本在总体上从属于美国，是形式上的独立国家，所以应签订包括日美中苏在内的集体的安全保障条约，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社会党与自民党的对峙达到顶点。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在众议院强行通过了经修改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社会党为此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由新的冷战转为缓和，社会党逐渐调整其对美政策。1989年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在该党的全国政策会议上说，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联合政权，联合政权要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是社会党第一次承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此，社会党的对美政策开始了它的根本转换。1991年1月，社会党在全国定期大会上通过了新安全保障政策，主张缔结日美和平友好条约来代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认为，自卫队尽管“违宪”，但是“合法”。1993年自民党下台，“55年体制”结束，社会党开始进入联合政权。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士任首相的村山内阁是社会党政坛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党变革最彻底的时期。其一，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即社民党，这标志着社会党政策的全面转换。其二，村山内阁通过了新防卫大纲。新大纲与旧大纲比较，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加强日美之间的防卫合作，如日美间的政策协议、共同研究、共同演习、装备技术方面的互相交流等等。其三，不顾冲绳居民的强烈反对，村山内阁强行通过了冲绳美军基地继续使用的法律程序。至此，作为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旗手的社会党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政治主张，保守与革新的价值坐标最终走向均质化、同质化。
保革对峙的融解，其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经济主义”。从历史的轨迹来看，过去的50多年，从战后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巧妙地利用了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从而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在东西方激烈的对抗中，把日本看作是稳定亚洲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不仅否决了联合国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反而给予资金援助。日本通过“日美通商条约”得到了粮食、石油等生存所必需的基础原料，而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业品被允许出口美国，这一点恰恰是日本在战前的企图，也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要因之一。然而，战败的日本，在战后日美安保条约的惠顾下，这一目的得以实现。另外，美国积极支持和帮助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结果迎来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日本的GNP达到世界第二。
当然，就经济利益来说，美日两国是互助而共享的。美国在战后两次大的战争都是在亚洲进行，如果没有日本工业品的调剂，美国将面临巨大困难。80年代冷战进一步激化，美国进行大规模军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银行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日贸易赤字剧增，美国主要企业陷入困境。可是，来自金融方面的日本长期资金通过债券、股票等方式流向美国，支持了美国经济。
现在的日本，对“保革对立”记忆犹新的人来说，联合政权居然会在日本产生，这的确是难以想像的。保革价值目标的趋同和融解，其深层原因，可以说是战后日本人共同的、居于深层意识的“经济主义”。当“经济主义”给日本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时，当日本经济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重新定位时，作为日本保守与革新的价值坐标便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三、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论——日美安全保障的重新定义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里，同盟理论不是一种体系的理论，一般是把势力均衡论、组织论、制度论等政治学的方法和模式，应用于同盟并加以研究的。所谓势力均衡论，它是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总是会优先考虑本国的安全和繁荣，总是会去寻求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安全的优势，这被称作“优势的安全”。然而，各国即便是为了增强安全感而加强防御，也同样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安和恐惧，使这些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对抗政策，最终损害了两国的安全。这被称作“安全的双刃剑”。国际关系中很容易产生这种“安全”和“不安”的螺旋状循环，“不安”就要增强实力，可是被资源所限制，转而依存于同盟，从而寻求新的均衡势力。均衡有实力的均衡和威胁的均衡两种，前者表示实力弱的一方通过同盟来防止别国的威胁；后者表示为了与威胁抗衡，与没有威胁的一方联合起来。日美同盟就是这种势力均衡论的体现。
美国把同盟当作维持全球化势力均衡的一种手段。然而，对于势力均衡理论，美国是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美国曾经反对过势力均衡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以反对势力均衡的姿态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中国结成同盟来反对德日意轴心国。二战以后，为了对付苏联，美国与包括原轴心国的西欧组成同盟；在亚洲，通过日美同盟来制止苏联的军事力量对亚太地区的渗透。冷战结束以后，战略的核心由对苏联的防御向地域纷争的防御转换。对美国来说，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尤其是冲绳基地，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来考虑，日本是一个无法取代的同盟国。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就日美同盟曾提出过三点：(1)日美两国间更紧密的防卫合作；(2)对地域纷争作出更大贡献；(3)面向地球规模的安全保障[3]。佩里这一认识，在重视经济的克林顿政权中是相当牢固的。
现实主义势力均衡论的最初表述是与缔结日美安保条约关系密切的G·凯南，他在阐述日美安保必要性的同时，对日美同盟又作了现实主义的表述。他认为，实力虽然产生威胁，假如不存在维持现状的不安的话，同盟亦就不必要了。作为当代的现实主义均衡论的代表人物是K·奥洛茨，他在1993年的论文中说：“从近期来看，北约的功能是良好的，可是从长期来看，北约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4]克林顿政府对日美同盟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他们认为，日美安保是稳定亚太的关键，是进入亚洲市场的“入场券”。
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是弱的一方，它通过同盟来防止别国的威胁，从而达到实力的均衡。从历史上来看，不管是日英同盟和日德意同盟，或者是日美同盟，日本都是以本国战略的脆弱为出发点的。对日本来说，同盟首先是弥补本国的脆弱，通过日美同盟，同较低的成本获得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从而达到势力的均衡。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然而，日本的现实主义比美国更加实用。日本的势力均衡理论，更侧重于一种集体安全优势的均衡，日本把它称作是“骑上一匹获胜的马”。大国通过均衡竞争国之间的力量而相互抗衡，而日本这一后发的准大国，与其说是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取得均衡，不如说是为了“骑上一匹获胜的马”而组织同盟。这时的日本，它是站在同盟对方国（所谓“敌方”）的背后，作为“后门的虎”来发挥作用，对于同盟国正面的均衡，给予间接的帮助。
1996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以及“日美同盟共同宣言”的发表，以及在此以前的“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均衡观的写照。从日美安全保障来看，日美双方可以体现为两种责任分担关系：一是盟友的一方拿着剑，另一方拿着盾；二是同盟双方一起拿着剑与敌人作战。日美安保体制是典型的剑与盾的分担关系。“日美同盟共同宣言”明确提出了责任分担，也就是说，日本把安全保障体制运用的主导权委托给美国，与此交换的是获得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入场券”。“新防卫合作指针”与旧的防卫合作指针相比，关键在于“周边有事”和“日本有事”的区别。旧的防卫合作指针局限于“日本有事”，即发生威胁日本安全的事态时，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来处理这一事态；“新防卫合作指针”是面向日本的“周边事态”而强化日美合作体制。日美两国把“剑与盾”的分担关系延伸到了亚太地区。1999年8月，“周边事态法”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已经实施。2000年9月18日，日本首相森喜朗决定设立“有事法制”，即日本认为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时，可以依法调动自卫队部队，运输物质，构造阵地等等，目的使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实行更具有法律依据。
然而，作为“亲美入亚”的选择，日本方面认为，仅以现在的日美安保为基轴继续维护日美同盟是不合适的。经过战后55年的日本，国内仍有4.7万的美国驻军，其中在冲绳有2.61万人，占在日美军的2/3。面积只占国土1%的冲绳，美军专用基地面积有237平方公里，占日本美军基地面积的74%[5]。在冲绳归还日本后的28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美军犯罪、基地飞机事故、噪音公害、环境污染、土地所有权问题等等，困扰着冲绳基地。以环境污染为例，根据冲绳县的资料统计，1972-1994年，水质污染事件发生65起，主要是基地的飞机燃料、冲洗剂给地下水、河流、土地造成的污染。尤其是1995年12月至1996年1月之间，美海军部队发射1520发劣质的URAN弹，给环境造成严重的放射污染[6]。日本方面认为，以上所述的情况不改变，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一种耻辱。对日本来说，日美安全保障的现实意义在于构筑今后20年的安全保障框架。第一阶段是今后的10年：一方面仍然以现在的日美安保体制为前提，维护日本以及亚洲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应去研究日本如何分担美军的军事力量，从而阶段性地缩小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包括基地的整理、缩小、转移，最终实现美军从日本的撤退。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意缩小冲绳的美军基地，与其相交换的是，一旦远东有非常事件，日本要积极参与。第二阶段，即再一个10年：日本以日美军事合作关系作为亚太地域安保的主轴，像欧洲安全保障机构(OSCE)一样，在亚太建立地域安全保障机构，实现集体安全保障体制。
四、以自由的制度论为框架的日美经济同盟——“日美自由贸易协定”
作为自由的制度论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J·纳依。自由的制度论认为，国际关系的维持，靠的不仅仅是实力，而是制度，这不仅仅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尤其重要。例如，在贸易等某些特定的、有争议的领域，有制约利益和国家行动的种种规范、规则，并且还有决策程序等等的约束，这就是制度。所谓制度，一般有组织、人、并且还加上预算。在国际经济方面，作为制度的典型，例如在贸易领域的有关关税与贸易协定(GATT)；在环境问题方面有削减二氧化碳的种种规则。这些不一定通过政治实力便能达到目的，而应该靠制度。因为制度可以减轻国家间合作的不确定性，它可以缓和因政治实力引起的不稳定。
制度论认为，经济同盟或者经济合作协定首先是一种制度。作为制度的经济同盟，其基本要素有两点：第一，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如果一方伤害了对方的话，那么自己也将受到伤害，这被称作“相互确证破坏”。第二，它是作为制度的经济同盟，对双方的规范和认知结构（对外认识的方法）来说，不管国际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只要维持同盟，就是安全的。然而，日美同盟由于贸易摩擦变得动荡不安。199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日美汽车谈判，似乎像冷战下的美苏军备交涉。在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的贸易摩擦和纷争，日美关系在1995年6月一度陷入50年来最恶的状态。
经济摩擦激化引起国际关系恶化，在历史上并不少见。19世纪末的德国与美国，由于产业竞争力的强大与英国发生贸易摩擦，结果促使德国去筹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与英国抗衡，而英国又与以往关系不佳的美国结成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与欧美贸易摩擦的激化，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抢夺市场和原料而推出的大陆政策，导致与美国关系恶化，最终引发太平洋战争。战后的日美贸易摩擦，20世纪50年代首先在纤维制品领域发生，以后逐步渗透到钢铁、电视、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知识密集型产业一度被日本垄断，而美国对日本产品的依附性也随之增强。对此美国认为，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安全保障问题。可是在冷战的格局下，为了维护日美安保体制，在经济问题上，美国对日本是适当让步的。冷战结束后，日美在经济问题上开始对立。克林顿总统指出，贸易也是安全保障问题，并重视扩大出口。然而，美国的贸易赤字中，日本占了很大比重，从而引发激烈的贸易摩擦。日美贸易结构协议会议经常召开，其原因就在于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走入低迷，可是美国依然向日本的汽车和半导体市场发动攻击，要求导入进口的数值目标，而日本以民间的自主对策与此抗衡。
日美贸易摩擦引起双方对日美安保的怀疑。从日本的立场来看，美国在日本驻军，基地经费的70%以上由日本来承担，这好比花钱雇了一个监视自己的人。美国人则认为，为什么世界第一债务国要去保护世界第一个债权国？从而主张废弃日美安保。1995年夏，美国的外交专业报刊围绕日美安保展开讨论。美国的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约翰·切尔马斯发表了题为“国防部僵化的战略”一文，文中提出，“东亚的美军是否有驻守的必要”？[7]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日美安保废弃论。
日美关系如何向健康的方面发展？早在1987年，美国驻日大使万斯菲路就提出“日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7月的东京七国首脑会议上，宫泽喜一首相和克林顿总统一致表示，要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核心是以协调两国经济关系为基础，维护两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日本经济学家、曾任美国三井物产华盛顿事务所所长的寺岛实郎把“新型伙伴关系”表述为“作为综合战略的车”，它的两轮就是“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洲地域的安全保障”[2]。2000年7月发达国家八国首脑会议在日本冲绳举行，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把会议的地点设在东京以外，其目的就是通过振兴冲绳经济来冲淡日美安保对冲绳的阴影，以经济改变政治。
从总体上看，日美经济同盟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在继续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建立以“日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内容的日美经济同盟；第二步，与上述的日美安保二阶段论相适应，作为亚洲的主权国家，随着无美国驻军的逐步实现，将来通过“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去促成建立平等的“日美军事合作关系”，从而逐步取代“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通过以上经济和政治两同盟，把美国吸引到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内，在这基础上推进日本与亚洲的合作。另外，“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又是一个处理日美经济纠纷的体系。日本方面认为，日美之间的贸易纠纷，要有一个第三者的仲裁机关，“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一仲裁机关。这样，形成一个制度的日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制度框架内，解决日美贸易摩擦，从而促成健康的日美经济和政治关系。
提出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是美国已经与一系列国家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85年美国与以色列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89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美国又与墨西哥实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外，美国与智利、美国与欧盟(EU)之间的贸易自由协定也在酝酿制成之中。上述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给美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很大收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美洲、欧洲二大自由贸易区域。所以，日本认为，为了形成美洲、欧洲、亚洲三大自由贸易区，在亚洲建立日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可能的。
在1995年的APEC大阪会议上，美国推出的自由化政策被亚洲的“自主的自由化”所否定，为此，日本提出：作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化的先行模式，首先在经济成熟的日美之间实现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在检验其成果的过程中，阶段性地推进APEC全体的自由贸易化。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趋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对在亚太地区建立排斥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不予支持的。例如“亚洲的亚洲化”是排除美国的马哈蒂尔的EAEC构想，日本表示反对。澳大利亚提出的“亚太经济圈”，日本主张美国也一同加入。日本持“没有美国，便没有亚洲”这一观点回归亚洲。
五、亚洲外交中心构图
日本的亚洲观是“亲美入亚”的亚洲观，日本的“归亚”是企图充当亚洲盟主的归亚。日本的亚洲外交中心构图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构筑亚太政策规划机构；其二，联合国亚太总部。
有关亚太政策规划机构的筹建，实际上是日本对二十多年来日本外交基础设施的反思。日本认为，尽管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可是近二十多年来，有关亚太地区的信息搜集和分析体系尚未确立，也就是说，亚太地区还没有像欧美那样，具有独立的政策规划机构，即外交政策的智囊团。例如像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王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等等，这些外交政策智囊团在外交政策的立案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作为具体的战略，建立亚太地区政策规划组织，即亚太战略研究所，培养国际级的政策智囊人才。作为方法，第一，人员结构：不以日本研究人员为主，招聘亚太地区的年轻研究人员；第二，财政结构：不依赖政府的投入，建立一个民间企业和个人的多极的财政支援体系；第三，亚太政策规划组织的目的是加强日本对亚太地区的作用，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体系的研究和政策的建议。具体地说，日本对亚太地区的贡献是作为优先课题提出的，以此来保障亚太的能源和安全保障。
联合国亚太总部的构想，是日本企图充当亚洲盟主的寄托。闻名世界的瑞士西面日内瓦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联合国的15个机构设在那里，如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UNCTAD)、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劳动机关(ILO)，等等。每年因工作访问日内瓦的人有40多万。高昂的宾馆收入支撑着瑞士的财政收入，然而其意义不仅仅是这些。由于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瓦的设置，日内瓦积聚着国际关系的各种信息，使得瑞士这一国家的文化更具有国际化。可是，亚洲的联合国机关，只有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名古屋的联合国地域开发中心、泰国曼谷的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所以，日本的构想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日本的联合国亚太总部这三位一体的结构构想。这一提案的酝酿开始于日本“首都搬迁”计划，也就是说，新首都的设计必须从“联合国亚太总部”这一构思出发，使它具有更高的国际性。日本希望通过联合国亚太总部这一构想，使日本成为亚洲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最终充当亚洲盟主。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亚太战略逐步向“亲美入亚”转换。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以及责任分担，必将涉及到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正；“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和将来的实现，对亚洲的经济安全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联合国亚太总部这一构想一旦如愿，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用更优势的地位。对以上日本亚太战略的这一走向，中国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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