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简况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况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学者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西方学者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纷纷研究邓小平理论。本文试予评述之。
一、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简况
某种学说或理论是否能够引起世人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取决于其创始人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以及这种理论或学说对世界发展进程所产生的作用。西方学者之所以开辟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就在于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之后，邓小平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西方学者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就在于邓小平同志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不规然蹈袭前人陈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引起西方学者研究兴趣的深刻原因。
1978年以前，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的文著不多，当时的研究热点凸显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始为西方学者所瞩目，对于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代表作有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著的《邓小平》和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著的《邓小平传》等。80年代中期以后，基于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产生的巨大影响，促使“西方学者对邓小平的改革计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专著、丛书和新闻记者的分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959页），逐渐形成了一批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学者群体。 如美国学者鲍大可、米切尔，澳大利亚学者泰韦斯，日本学者国分良成等。他们密切注视中国的改革进程，并且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C·戴维著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泰韦斯教授著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米切尔著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美国学者石池寸著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等。除此之外，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还有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伦敦大学教授施拉姆著的《毛泽东的思想》，等这些著作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研究。
综观西方学者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历程，虽然他们的研究在短短十几年中有较大进步，但还很难说其研究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在西方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文著中虽然也有不少篇目涉及到邓小平理论研究，但是这些文著并非特为研究邓小平理论而作，只是谈到相关问题时才对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因此，尚未形成完整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体系。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显得零散疏漏，其研究只能说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是我们可以肯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邓小平研究文献资料的日益开掘，随着国内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和中外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将在国外学者中日具魅力，其研究队伍不仅会愈来愈壮大，而且研究水平必将跃上一个新台阶。
二、西方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特点
如同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过程中习惯于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比较，以竭力找出二者的异同一样，他们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时，也呈现出对比研究的特点。
首先，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西方学者从理论体系、思想观点等方面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以观察、分析其一致性和差异性，竭力从共性和个性中去把握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施拉姆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别，毛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毛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着一条正确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否则一切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而邓小平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他的政策的中心，主张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施拉姆还从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群众路线方面观察不同时期实践上的异同。他指出，“‘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来的，而从1978年以后，邓小平将此纳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自力更生仍然受到尊敬，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人，打算通过与世界各国一起并向他们学习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独立，而不是脱离世界各国。作为中国共产党民主传统的一个象征的‘群众路线’也仍然常常被引证，但是比起毛的时代来，民主与其说被看作是一种‘工作方式’，不如说是一种需要制度化的东西。”施拉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为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毛泽东谈到过制订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则宁愿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今天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了极大的不同，但总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使中国富强，建设一个既是社会主义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54、256页）。
国分良成教授是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学者，他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一文中，对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时代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随着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转移。换句话说，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其结果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处于优先地位，现实的经济建设实际上被推迟了。然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和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他还指出，“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一种动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符合实际的侧面和由于教条式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致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国际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的体系”（《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247—249页）。
迈斯纳教授在研究中也进行了大量对比。他认为，“邓小平及其同伴与从前的毛泽东一样，其奉行的方针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要建立起社会主义。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意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而无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人们所处的经济条件；但他的继承人则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正统观点上。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强调，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又被视为多少是大生产发展的自然产物”（《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590页）。美国学者张大千在研究中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和邓小平二人的思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一个坚定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目标，他们都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选择、执行政策的方法和手段”（《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
其次，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性格进行比较研究。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邓小平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分析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品质、领导风格以及性格特点，并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比较，以分析邓小平成为世界著名政治人物的原因。美国学者C·戴维认为，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有的学者还从领导艺术上寻找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差异，指出，“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重塑的必要性，而邓小平则号召进行经济和技术改革；毛泽东信奉阶级斗争，而邓小平则大谈各阶级的团结；毛泽东要求经济上的自力更生，而邓小平要使中国向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开放；毛泽东教导说，增加以及由此达到的进步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因素做到，而邓小平却使用物质刺激使人们更加努力工作。”（《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第10页）。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体现出的对比研究特点，反映了其研究的思路。他们对比研究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这对于全面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无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在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的实质以及发展条件等问题上，西方学者还缺乏深刻的把握和分析。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比西方学者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龚育之同志，他曾经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作过深刻、独创的论述。他指出，“如果对这两位伟人做一番比较研究，强调‘实事求是’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大的共同点在于：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就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讲，那就是纠正、继承和发展。”这就把二者的关系讲透了，讲全了。西方学者只是从现象上看到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异同，而较少从本质上去分析原因，从而使其研究显得缺乏深度。
三、对西方学者研究的几点思考
西方学者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属于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延伸，是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热降温后的一个转折。西方学者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已经构成对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受资料限制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以其国内更多的学者重视之、研究之。
作为一名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做出重大贡献的政治家，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因此，中外学者（只要不怀有恶意和偏见）在研究其思想价值和理论观点方面拥有同样的权利。西方学者作为“局外人”，其思维方式、研究角度和方法与中国学者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又能给国内学者以新的视角，新的启迪，这就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妙蕴。然而，旁观者虽“清”，受资料、世界观等等的限制，其观点未必全然精当，更不泛谬言怪论之类。对此，我们并不惊诧，但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慎思之、明辩之。我们自信，对于研究邓小平理论，中国同志最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能够以翔实的资料和广泛深透的研究给西方学者的分析提供更多的帮助，从而使邓小平理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健康而正确地发展。这既是中国学者的拳拳服膺之责，也是中国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性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当然，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并不苛求西方学者匆忙得出我们认同的结论，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发展阶段”，“现在对邓小平时代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不匆忙得出结论正是为了得出更加慎重的结论，我们赞成西方学者的严肃态度。但是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学者毕竟正在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探索和研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此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里我们借用泰韦斯教授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讲的一段话，来说明加强对西方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研究所包容的价值和意义。泰韦斯指出，“中外学者可以从对方的著作以及双方直接的学术交流中得到启发，以利于双方学术水平的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学术分析和理论阐述而言，了解和参考各种观点，只能使中外学者均得到益处；就研究资料而言，当然中国学者更有优势，会给外国分析家更多的帮助。”“尽管中外学者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学术交流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交流中已经发现了许多共同点。由此，我对中国政治获得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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