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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5)01-0029-05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回避的一场社会变革。它一经 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势不可挡地渗入全球各处。作为当代世界体系中的一 员，中国的现代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自觉定向性强制发展战略。作为一种国家导向的 民族振兴战略，现代化启动成败的关键首先应从政治和制度层面上去搜寻。从发展经济 学的角度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其调整和变动决定着经济结构演变 的深度和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政治结构对于现代化之所以意义重大，乃是因为它影 响决策，影响着决定执行什么政策并作出何种选择的协调和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权力的 行使，也意味着意志的动员。”[1](p8)在任何社会，制度的存在和维系依靠权威。没 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但权威主义道路是以暂时牺牲人民的自由为发展的代 价的，它与人类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有一定的内在冲突。怎么办?当然是在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中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发展的成就!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 组的时代，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尚任重而道远。因此，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没有 过时，但为了协调权威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政治民主化的最终目标，我们不能固守权 威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模式，而是要开创新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的具体国情 出发，优化国家权威和社会民主之间的结构，从稳定政府权威出发，创造条件有步骤地 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过渡。或者说是要把权威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制度层面上 过渡性的推动力，以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地朝着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顺利 前进。
一、对权威主义的再认识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相对于“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而言的，最早由西方学者沃洛林(Eri Voegelin)提出，在20世纪60年 代以后得到广泛的研究，并曾因“东亚奇迹”而名声大振。“东亚金融危机”突然发难 后，权威主义也曾一度受到质疑。尽管中外学者对“权威主义”均有论述，但至今为止 ，“权威主义”仍并非一个界定明晰的概念，对其历史评价也褒贬不一。因此，有必要 对权威主义的论述再作一次梳理，以阐明我们对权威主义的看法和态度。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权威问题的阐述。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对权威存在的 重要性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我们把它归纳为两方面。第一，权威是大工业、大农业发展 的需要，是组织现代社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 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 织起来吗?”[2](p551-552)恩格斯以纺纱厂为例，指出：“想消灭大工业的权威，就等 于想消灭大工业本身。”[2](p552)“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 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 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须的。”[2](p553)第二，权威的应用范围因社会 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并随人类科技进步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而变化。恩格斯认为 ：“把权威原则说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 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改变的。”[2](p5 53)
2、权威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探讨权威主义对经济发展的 作用不过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已。正如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所言：“在经济 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 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3](p23)权威主义不是万能的，它“是一种‘两面可塑’ 的体制，是介乎极权专制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制度选择。它既可能向前进过渡 到现代民主，也可能向后退复辟到极权专制。”[4](p86)不可否认，政治民主化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趋向并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各国所走的道路却有所不 同。从东亚现代民主化进程看，“一般会经历由传统政治到权威政治，再由权威政治到 现代民主的‘三级跳’，是一种先经济现代化后政治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 政治民主化的渐进过程。在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权威主义立过功劳；社会向前发展， 它又存在风险。尽管有那些政治家们处心积虑地想使它永恒化(实为倒退化)。但是大势 所趋，人心所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洪流，是阻挡不住的。”[4](p88)
3、历史经验证明，匆忙丢掉权威会导致现代化走入迷途。离开权威，社会就犹如一盘 散沙，很难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但是，权威本身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和过渡过程 。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权威的内涵及其合理性基础也会发生变化 。能否利用权威的力量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及其所表现出的效力，取决于我们能否 或在多大的程度上采取适宜的权威形式。“权威，有旧的权威和新的权威，极权型的权 威和民主型的权威。现代化，就是要由旧的权威过渡到新的权威，由极权型的权威过渡 到民主型的权威。但这个过渡不是一步可及的，有一个较长的改革过程、发展过程和创 新过程，还有广大人民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在这‘方生未死’之间，即新的权威有待创 新，有待发展，尚未树立；旧的权威还有余威，还有影响，尚未退出。此时此刻，现代 化的最大忌讳就是匆忙地丢掉旧的权威，而不是利用旧权威去培育新权威。其十分糟糕 的后果，就是出现‘权威真空’、‘权力真空’。在这种真空状况下，无政府主义、胡 作非为就会泛滥成灾，最终必会毁掉现代化的进程。这在历史上已有过拉丁美洲各国的 教训，现今又加上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效的教训。”[5](p12)权威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 视具体情况而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所选择的权威形式的合法性应得到该国人民正式的 认可或者默认。并且，从权威的执行效果来看，它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4、权威主义有多样化的实现形式。目前被人们所广泛应用的最有说服力的权威主义的 实现形式，当首推马克斯·韦伯(Weber Max)。韦伯提出了权威的三个理想模式以说明 为什么自古以来个人会服从他们的统治者。(1)“传统的权威”，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 仰之上，即认为替那些行使权威的人提供地位和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由于统治 者的家族一直是进行统治的，所以他们便是公正、正确而且应该得到拥护的。时间、前 例以及权威的传统，在被统治者看来，都赋予统治者以合法地位，从而构成该权威模式 的合法性原则。(2)“超凡魅力的权威”(也译成“卡里斯马的权威”)。它以领袖个人 的特质和吸引力为基础，军事领袖、武士首领、深得民心的党派首脑，以及宗教的创立 者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多自封为领袖，并且由于他们异乎寻常与几乎超群脱俗的适用 于运用权威的资格而迫使人们产生信仰。这种模式的合法性原则为英雄的业绩，领袖的 气质与风范以及他们的神奇轶事。(3)“法律和理性权威”。该权威赖以存在的信念是 对于标准统治法规的模式以及那些上升到权威地位的人物的权利，相信其具有合法性， 而这些人正是按照这些统治法规来发布命令的。合法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程序以及 由其规定的职位是使人们服从的合法性原则。韦伯认为这种模式可算作现代文明的基石 ，构成了他的官僚制度理论的基础。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宏著《 经济史理论》中，把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形式。( 注：可参阅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章。)我们认为 ，这三种社会形态便分别是以传统的权威、超凡魅力的权威和法律和理性权威为维系其 运行的基础的。
5、从权威主义向现代民主过渡的重要社会学前提是足够数量中产阶级的形成。中产阶 级的发展壮大对于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和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 ，日益壮大的新中产阶级提高了自身为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活动的产生提供主要资 源和机会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将现代化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这个结论，我们可由中产 阶级的职业特征及其政治倾向看出端倪。新中产阶级的成员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训练 ，拥有知识和技术以及现代意识观念，从事现代化、产业化中最领先、最重要的职业， 如科学家、教师、工程师、律师、政府和企业的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在大多数情况 下，中产阶级属于利益集团，而且他们视野较为开阔，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不轻易 皈依极端主义学说，倾向于支持温和的、民主的政党和组织。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 明。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将会有越来越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权威主义的选择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 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 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6](p131)抽象地评价权威主义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并无多大的意义。问题的关键是看它是否能够与我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相适应，对其提 供正面的动力。从时间的维度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现代化。对于一个后发国家 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 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7](p7) 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我们把权威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制度层面的过渡性推动力， 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中国现代建设的理论需要和现实要求，也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习惯势力的支持。
1、国家权威的缺失延缓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表明，国家权 威在现代化的初始时期已呈现出弱化状态。晚清中央集权明显地衰微；继之而起的北洋 军阀政权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倾轧与争斗而彰显分散无力之状；南京国民党政权尽管表 面上处于大一统的领袖权威之下，但其内部派系林立使得中央权威实际上是一种软政权 。此外，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地方基本上游离于基层国家权力之外，使得 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行动能力大打折扣。这种国家权威的缺失，使得各个时期的中央 政府无力有效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专注投入早期现代化的运作之 中，延缓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令人欣慰的是，部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领袖们在痛 定思痛后，也逐步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可行的现代化战略。如孙中山先生 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循序渐进的民权方案。
2、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用权威的力量提供制度保障。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义，“从现代化理论来看，这不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自然形式，更不 是一种‘强过渡’，而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 种国家赶超型现代化。通过政治革命来推动经济革命与工业化，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模 式创新——非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8](p428)邓小平同志曾讲到：“我们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 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9](p322)追 赶，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依赖经济的 自然演变；追赶，还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国家是一种短期巨变。这种现代化 是一个“被压缩了的过程”，它意味着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要完成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经 历300余年才得以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 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就是说中 国要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自上而下依靠“看得见的手”提供制度保障，强化 政府的权威，发挥领导、组织、干预、扶植、推动等由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促进经 济快速发展。
3、大国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以权威的力量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作为一个发展中的 大国，其改革无论是从难度还是从深度而言，都与小国有本质的区别。对于大国来说， 首要的任务莫过于维持社会的稳定。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依 赖于权威的力量。对于大国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可从两方面举例说明：一是从地理特征 看，我国地大物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地民间习俗也风格迥异，要在全国实施统一 的发展政策是很难的。但过分放权又易造成地方分割势力的抬头。因此，处理好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是任何一届中央政府必须得高度重视的事情。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央 政府力量强大，什么时候全国就繁荣稳定，反之，整个社会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二是 从中国的人口看。以人口发展史的角度看，我国人口的特殊性在于在我国实现经济起飞 前，人口已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如何消化数量众多的过剩人口，已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 。改革必将造成就业市场的变化，许多劳动力不得不转岗。如果由市场来解决劳动力的 转移，很可能造成劳动力无序流动，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如果不发挥权威性的力量， 就连每年春节的民工潮就足以让中国的交通瘫痪，更不用说维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了!
4、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权威思想有一种潜在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儒家 文化中。儒家社会伦理和思想构成我国政治模式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央集权政治的传统 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直客观地存在，这些因素在现代的环境下，仍然表现出顽强的韧 性和适应性。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只不过经过一定的改造和重塑，已成为我国不 同于西方特性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皇权主义、清 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威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 要求实行中央集权。这表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个人不是社会和民主的中心角色，要求 人们尊重和服从权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东亚并不存在反对国家的人权传 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权利被承认，但它被看作是由国家创造的”，这种文化把维 持秩序和尊重官僚机构看作是核心的观念，对仁慈的家长式权威有一种认同心理。长期 以来，我国民众早已形成依靠群体生活的习惯，依附权势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浓厚的心理 基础。例如，在农村，由于中间组织缺乏，基于血缘关系的义务和便利，很容易使农民 把信任转移到同宗、同姓的强人身上，指望这些人保护自己，为自己和全家带来安全感 和某些经济利益。这也可能是我国私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带有浓厚家族性的一个文化基础 。
三、当务之急是在稳定政府权威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过渡
一个文明的国度首先最需要的是秩序。没有秩序和稳定就不能有任何社会或经济生活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权威存在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有生存的土壤 和成长的空间。我们强调权威主义主要是出于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但这种 需要并不是无代价的。尽管以权威的力量来维持秩序是追求人类文明的必要条件，但过 度强调权威可能退化到专制，其结果反而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多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转 轨之路所付出的代价便是明证。毕竟，秩序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它也是社会发展的 一种途径。谁也不会否认，人类政治文明的终极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我们强调权威主义 ，是否逆时代潮流呢?显然不是!能否扬长避短地利用权威主义工具来促进和加快我国的 现代化进程，关键在于谁具有权威来执掌中国现代化的“总舵盘”，以及他如何发挥好 一名“总舵手”的职能。以政府权威的力量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变革中的政治秩 序并不与我们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努力相矛盾。因为权威主义本身也在进化，我们强 调的是向民主型权威过渡，在民主化的框架下来优化对权威的运用。当务之急就在于要 在稳定政府权威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过渡，主要的一些工作包括 ：
第一，首要的是优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对于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要有领导、有秩序 地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现代化运动的客观规律的 反映。前苏联的瓦解，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由于中央政府 缺乏足够的权威来控制和引导各联盟共和国，以致各联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 ，最终导致联盟解体。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优化中央政府权威也是一个大趋势。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展开了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一个国家要在激烈 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全国全民族协调一致，统一行动。因此，一 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于后发展国家是十分必要的。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决不是强 调中央集权、专制，也不是要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长期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 的处理上，一直过分强调中央利益，强调“大而公”的整体利益，忽视和挫伤了地方自 主建设、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途 径和手段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政策和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管理体 制上的漏洞，以致出现了许多违背中央决策的混乱现象。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搞“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诸侯经济”、“条块经济”等，干扰了中央政府权威的 加强。所以，当前提出优化中央政府权威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决不是要走回头路，回到 旧体制，而是在强调中央的权威的同时，优化权威与民主之间的结构。不仅中央权威要 优化，地方政府的权威性也要优化，这就要求在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 代民主。
第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维护政府权威提供强大的执政党支持和保障。由于我 国制度化程度还较低，政府权威的确立与维护需要强大的党来维系。现代化过程中秩序 的调整与转化，可能出现秩序转化的无序状态与“真空地带”，强大的党成为维系秩序 的中坚力量。那么，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与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如果没有党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一切都是空谈!这种血肉联系，在当今社会，只能表现为民主政治。现 代化进程是一个动员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过程，党提出目标，动员社会大众广泛参与 现代化，以实现党的目标。这种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既是一 个广泛发扬民主的过程，也是新的政府权威确立的过程。总而言之，急剧推进现代化进 程需要有稳定的动态平衡的“秩序”，而“秩序”的维护又需政府权威来保障，政府权 威又根植于强大的党。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性 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 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与制度化程度。那些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 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同样，暴力，骚乱及其它形式 的政治动荡在没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制下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7](p377-378)当 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加强反腐败力度，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提高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增强党的内聚力；促进党的团结；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而以上这一切，都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有密切联系。只有首先 建立与改善党内民主制度，而后以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民主，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
第三，强调集体权威、开明权威而非个人权威。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摆脱 危机、走向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政治家身上，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一人是不现实 的。因此，我们强调优化集体权威——这也是避免退化到极权型权威的一个有效办法。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 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 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10](p298-299)在我国现代化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开明的权威通过渐进式的变革和进步来保护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因为，开明的权威政府能有效地协调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由于经济、社会转轨所带来的 冲突。并且，开明权威所具有的理解、宽容和尊重不同意见的习惯，正是我们最终迈向 民主化进程中所必须融入的政治文化。苏珊·邓恩在分析美国、英国为什么能经受20世 纪的各种灾难，当世界其它地方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能仍旧保持沉稳、有序的作风时， 指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容忍、化解和吸纳矛盾冲突的能力。”[11](p 250)
第四，提高政府执政效率。政府权威受支持的程度取决于政府效率的高低。提高政府 执政效率，必须解决三大前提：第一，要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当前主要是强化人民代表 大会对政府的监督(包括质询、弹劾和罢免)。第二，减轻政府的负担，即在保证社会稳 定的条件下，逐步加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使政府得以从那些“不该管”的领 域中抽出身来抓大事。第三，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在此前提下，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其一，抓紧制定各项经济法规，如“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等，确保经济主体 的行为规范化。其二，加强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的立法活动，如制定“政府行为 法”、“反腐败法”等等。其三，完善行政执法，克服行政处罚力度不够，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现象。提高政府执政效率还要标准化工作程序，养成按规矩办事的习惯。
第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善政府形象。政府权威性的高低，直接表现为人民认同 、拥护、执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程度。如果政府有一个良好的形象，那么人民 对政府就有较强的认同感，就会发自内心地自愿服从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政 策也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全面的贯彻、执行，政府的作用也就会发挥得更充分。塑造 良好的政府形象关键是政府的每一级领导和行政人员都要以政府的崇高宗旨——权为民 所用、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行动指南，做使人民满意的事情。我们认为， 目前提升政府形象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提高其运行效率。人民群众 对党组织的感性认识和自我的主人翁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 ，因而他们对党和政府权威性的认可程度与党的基层组织在他们心目的形象息息相关。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性任务。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结构 的快速变化，产生了各种新的矛盾，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也 给基层党建带来了全新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调整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 ，不断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特别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民主素 质，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的组织 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从而把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各种组织凝聚到党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