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一五”档案学科发展的调查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若干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发展规划论文,学科论文,二五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档案学科发展的重要成就、重要进展和重要成果
1.1 学术研究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在某些领域形成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1.1.1 在巩固档案学学科特色领域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系统化、体系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或取得重大进展。基于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总库中档案学的期刊论文分析，对2006年至2009年档案学研究重点与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1]根据关键词对发文数量加以分析，档案开发利用、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法制建设研究是档案学的研究重点，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档案史料、档案鉴定等仍保持活跃。从档案学科角度对电子政务、知识管理、元数据等领域的研究已开始，但成果数量还比较有限。对2006-2009年《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两种核心期刊的发文统计表明，在主题分布上与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总库中基本一致。
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专业协会会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是扩大我国学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学者在国际期刊和专业协会会刊上的发文量跨出了一大步，2005-2009年间我国学者在国际性档案文件期刊和外国档案或文件专业协会主办会刊共发表学术论文22篇，被SCI/SSCI期刊收录1篇，被EI/ISTP收录4篇，主题内容集中在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教育等方面，有关研究成果开始融入国际学术交流通道之中。[2]
近五年来取得较为重大理论成果的主题领域有：
一是档案开放与开发、档案利用与服务成为档案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研究对象也扩展到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后保管时代档案工作中心从“档案保管”转移到“档案利用”上，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角色从单纯的档案保管者扩展为同时作为知识和概念的提供者，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有了更多的新途径与新方法。[3]同时，伴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现行文件开放服务、政府信息资源开发也得到了持续推进。这一研究方向上的代表性成果有：冯惠玲的《档案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力》、陈永生的《档案合理利用研究：从档案部门的角度》（博士论文）、周毅的《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的现行文件开放研究》、彭远明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方法论研究》（博士论文）等。代表性观点是：①将档案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力概括为国家利益的捍卫力、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社会进步的保障力、科技创新与文化繁荣的促进力等，突破了原有档案学理论中关于档案作用范围、作用程度和作用层面的认识。②基于合理性与合规律角度，从档案利用的数量、质量和均衡利用、长远利用等方面对档案合理利用问题进行了分析。③各级档案馆依法承担现行文件公开任务，需要在相关制度上做出调整与创新。“十一五”以来，有关政府信息资源开放与开发的代表性成果有：何振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研究》、杨霞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条件研究》（博士论文）、蒋冠的《政府信息公开目标取向研究》（博士论文）、唐思慧的《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信息公平保障研究》（博士论文）等。有学者认为这是档案学研究的泛化倾向，也有学者认为在档案学科背景下对政府信息资源开放、开发、共享和服务等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转换学界看“档案”的角度，同时这也表明对档案学科范围和边界进行科学界定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二是有关电子文件管理机制与体制、电子文件管理流程与方法的研究产生了系统化和有深度的成果，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的核心团队已经形成。“十五”期间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主要着眼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在电子文件管理流程、机制、体制、标准和管理战略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冯惠玲等的《电子文件风险管理》、《中国电子文件管理：问题与对策》，刘越男的《建立新秩序：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研究》，金波的《电子文件管理学》，丁海斌等的《电子文件管理基础》，章燕华的《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的保障体系研究》（博士论文）等。代表性观点是：①借鉴和运用风险管理流程，探寻电子文件风险管理规划、风险分析（识别与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控的路径和内在逻辑。②将电子文件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对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提出重要的对策建议。主要观点有：根据文件全程管理的客观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建议适度扩展国家档案局职能，全面负责文件和档案管理方面的宏观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法》制订工作；将电子文件管理列入信息化战略专项，尽快规划并实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工程”。③系统研究和梳理了电子文件管理的流程与方法，对相关标准规范、关键技术的研究也有所深入。
三是将档案立法与政策放在信息立法与政策体系中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了对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档案政策进行修改的具体思路和方法。由于社会进步和档案事业发展，《档案法》的修订和有关档案政策的完善已经提上日程，对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要求十分突出。这一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和资助项目有：周毅的《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的现行文件开放研究》和《信息权利全面保护背景下档案资源开放与开发问题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项目）、陈忠海的《档案立法思想与原则研究》（2007年国家社科项目）、张世林的《档案所有权理论与实践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项目）、李扬新的《我国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研究》（博士论文）等。其中代表性观点有：①将现行文件开放置于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我国档案管理制度进行调整重构。②档案法的修改应在信息法律体系总体框架内进行，核心问题是各种不同主体信息权利的平衡和保护。③档案立法应遵循以人为本、保障公益、均衡协调、公平公正等基本要求，注重立法效益与立法效果。④档案法修改应充分反映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变化，将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所有权、档案公共服务等纳入法律调控范围。⑤档案政策的制定应基于责任和权利两个价值导向，对档案馆的开放责任和公众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具体政策设计。
四是在数字档案馆建设、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电子政务和档案信息化建设是近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十五”时期对此领域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粗浅空泛，有的研究视角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本身。近年来这种苗头虽仍存在，但本学科研究的特色逐步彰显出来。“十一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此领域的课题有：傅荣校的《作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模式研究》（2006年）、张照余的《基于VPN技术的全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网络的构建》（2006年）、金波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2008年）、刘越男的《我国地方政府数字档案集中管理策略与模式研究》（2009年）、赵豪迈的《数字档案集中管理模式与策略研究》（2009年）。这些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研究观点有：①探讨了数字档案馆的基本功能，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应该包括原生电子文件管理和数字化档案管理两大部分，长期保存和方便利用是其两大基本功能。②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中心的建设应纳入电子政务建设的总体框架中进行。③要注意吸取国际经验，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开展管理实践。
五是在档案学科发展及其规律性研究上继续取得进展。“十五”期间，我国档案学史与档案学科评价均取得了一定进展，“十一五”期间在该领域内又有重要成果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是：胡鸿杰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陈祖芬的《档案学范式论》，王协舟的《基于学术评价视域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等。上述成果的研究内容集中在：①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探讨了我国档案学科的条件、标志，梳理了我国档案学发展史，提出并论证了档案学“范式”中科学共同体的特性及其任务。②对我国档案学评价理论的范畴体系和基本要素进行了分析，对档案学科奠基人吴宝康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评价分析。③对我国档案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脉络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档案编研学等学科内容的建构思路和变化趋势。④对档案学科发展中若干有争议的重大理论与学术观点进行了评述，对档案学原创性的标准、困境及成因等进行了分析。[4]
在档案学科一些传统研究领域仍保持一定的创造力，诸如中外档案事业、文书学、档案史料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档案鉴定与整理、档案高等教育等。[5]代表性成果有朱玉媛的《档案学基础》（2008年）、傅荣校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透视》（2007年）、赵彦昌等的《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2009年）、徐拥军的《企业档案知识管理模式研究》（2008年）、吴品才的《电子时代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2009年）等。
1.1.2 档案学研究项目的立项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从2006年至今，档案学科在国家和省部级科研立项中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9项，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项。近年来档案学科的科研立项工作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国家社科项目立项指南的导向作用明显，重点研究领域获得了特别资助。近五年来，围绕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建设，以及因社会转型和信息立法变化而引发的档案法律与政策建设正成为各类项目立项资助的重点。以电子文件管理专题的课题立项为例，2006年至2009年进入高峰期和收获期，与此有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共有12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9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约计958篇。
二是档案学研究的中心出现了由面向政府、企事业档案管理扩展至面向社会、面向民生档案管理的变化。受档案工作实践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中心是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活动。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公众逐步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档案局提出了“两个体系”（覆盖全社会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的建设目标，不少地方将档案管理定位于维护城市记忆和社会记忆的高度扩展领域。适应这种转型需要，面向公众的档案资源建设以及档案开放与开发服务等方面的研究迅速升温。
1.2 我国档案学研究沿着面向理论与面向应用两个路径良性运行，在取得重大理论研究进展的同时，为决策服务、为实践服务的意识得到了较大提高，服务成效显著
“十一五”期间，档案学科的很多重大理论成果都是来源于管理实践，并直接指导档案管理实践。这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
1.2.1 电子文件管理机制、体制和战略等的系统研究，催生了国家有关电子文件管理政策的出台。以冯惠玲教授为首的中国档案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团队2007年获得中国科协重点决策咨询课题的立项资助。课题组成员在深入调查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的现状，大范围追踪国外电子文件管理经验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加强我国电子文件科学管理的报告》。该报告经中国科协上报中央领导，获得温家宝总理的专门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参考、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档案局、国家保密局、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研究相关对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发了《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电子文件全程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说，档案学者面向实践、面向决策的意识和对实践问题的跟踪探索，对于催生我国多部门协作制定电子文件管理政策产生了积极作用。
1.2.2 在对相关信息法规和《档案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文本分析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档案法修订的思路、方法和技术。“十一五”期间档案学界围绕档案法制建设的发文量超过了700篇，其中代表性作者有周毅、陈忠海、李伯富、张世林、章燕华等。对《档案法》修改提出的有益观点是：档案法应以确立和保护社会公众的档案利用权利为中心，而不是以强调档案保护义务为中心；档案法修改应在兼顾和平衡不同信息权利基础上进行统筹设计，而不能仅局限于具体条款的修改；档案法修改应体现“大档案”的理念，包含纸质文件、档案与电子文件的管理和利用，并将文件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纳入调整范围。
1.2.3 重大事件档案管理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十一五”期间，我国经历或参与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重大事件，如成功举办奥运会、筹备世博会等，围绕社会重大事件，在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文化宣传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活动。档案学界对此开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围绕着重大事件建档、档案管理、档案宣传和利用、相关历史档案的挖掘等均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1.2.4 档案学理论与政策研究并重的特点更加突出，为决策服务、为民生服务的意识有所增强。“十一五”期间，档案学界开展政策研究的典型个案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等提交的《关于抗震救灾中档案工作的建议》的报告。该报告为抗震救灾中档案工作和档案部门建立灾害预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受到国家档案局领导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办秘书局信息综合室以《信息综合专报》将报告摘编转发国务院有关部门，温家宝总理对该报告作出批示，国务院和四川省省委、省政府领导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批示，要求有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部门“认真研究专家建议，积极采纳，切实加强档案抢救收集工作”。应四川省档案局领导的要求，冯惠玲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对四川省有关灾区档案清理抢救保护方面的法规草稿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地震灾区档案馆的恢复重建列入其中。课题组关于“实行跨区域省份互相备份制度，即两个距离较远的、处于不同地震带、不同电网、不同流域的省级档案馆相互建立备份中心”的建议得到国家档案局采纳，列入2009年全国档案工作部署之中。
1.3 档案学教育保持了适度的发展规模，档案学科在国家教育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上取得重大成就，在重拓展与强内涵基础上，专业竞争力得到了一定提升
1.3.1 在保持档案学专业教育基本规模的前提下，档案专业教育层次及其空间布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学本科学科点保持在28-31个之间。值得关注的是，西藏民族学院和新疆财经大学创办了档案学专业并开始招生，极大地弥补了西部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不足。硕士学科点已由“十五”末期的17个增至25个（23所高校设有档案学硕士点，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招收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此外，天津师范大学在情报学硕士点下招收档案学方向研究生），实际招生的博士学科点增至4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云南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档案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了2个含档案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应该说，“十一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的办学体系又向合理化和高端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1.3.2 档案学科的实验教学和提高国际化水平问题已经被高度重视。“十一五”期间，面对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档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与签约率一直处于高位，表明社会对档案专业人才的需求。在教育部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下，各高校专题研讨了档案学科实验教学与提高专业教育国际化水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路。
1.3.3 档案师资队伍的规模有小幅增长，学历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据统计，目前全国31所院校档案学专业教师约311名（与“十五”期末的300名相比有小幅增长），其中正高级职称84人，约占教师总数的27%；副高级职称121人，约占教师总数的39%；中级及其以下教师109人，约占教师总数的34%。具有博士学位（含在读）的教师129人，占教师总数的41%；硕士学位教师104人，占教师总数的33%。[6]
1.3.4 在国家教育改革与质量工程建设中成绩显著。为了推进本科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十一五”期间教育部启动了本科教育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学科，档案学科在这一轮的“质量工程”建设中成绩显著。至2009年末，档案学科取得的“国”字号建设成果有：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国家级精品课程5个，它们是：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管理学（广西民族学院）、文书学（黑龙江大学）、档案学导论（上海大学）、电子文件管理（武汉大学）。此外，还获得省级精品课程12个、校级精品课程14个，并建成网络课程24个。
1.3.5 继续更新档案学专业教学内容。“十一五”期间档案学科在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中继续创新，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重视并修订档案学科的经典教材。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组织校内外力量对《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等核心课程教材加以修订，充实新的理论方法，兼收并蓄各种学术观点，扩展学术视野；二是普遍增设信息法规、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课程，改善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1.4 在把握学科发展规律、社会实际需要和保持档案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将档案学科放在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背景下进行规划和发展
“十一五”期间档案学科在保持既有研究方向的同时，逐步将触角延伸到政府信息管理、公共信息开发等领域；专业培养方向也在保持档案学专业特色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相邻与相近专业，新创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等专业方向。目前学界对这种扩展尚存争议，也看到这种打开发展思路和发展空间的做法和开放态势有其可取性，其直接贡献就是档案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得到了改善。代表性成就有：
1.4.1 档案学科学位点建设有了明显进展。“十五”期末和“十一五”之初，以档案学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获得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云南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获得了档案学博士点，5所院校获得档案学硕士点，2所院校获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1.4.2 在国家有关重大研究项目申报中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和2010年，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家为核心的课题组分别获得中国科协决策咨询重点课题“电子文件管理机制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公共政策体系的优化发展研究”的立项资助，其立项选题的显著特征是瞄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如果不是具备了近十年来的档案学科发展转型，要获得上述两项资助是很难想象的。
1.4.3 在若干“学术论坛”建设上初步形成了品牌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在保持“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和“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两个传统品牌论坛的基础上，在2004年创办了“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十一五”期间该论坛连续举办了4次会议，议题突破了档案学科本身，吸纳了众多相关学科专家参与。这些品牌论坛引导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方向，也扩大了档案学科在图情档学科群及其他学科中的影响。
1.4.4 在人才培养方向上进一步明确多层次、宽口径的发展方向。虽然学界对一级学科更名问题存在分歧，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一个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为核心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部分高等学校利用办学自主权在本科（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硕士、博士层次（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开设了“自主型”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教育，相当一部分高校开设了信息资源管理课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与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题目已占据重要位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门类划分中，已经把信息资源管理作为独立门类；每年全国申请信息资源管理类科研项目的人数和批准立项数都在增长。档案学科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保持自身的专业特色；二是在保证档案学科核心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各地区各院校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加强对专业与课程体系的特色设计，并注意与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相关专业的关联性及错位发展；三是继续拓宽专业口径。
1.5 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多样，学科交流平台建设有了新起色
“十一五”期间，着力打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学术交流平台，它们是：
1.5.1 加强档案学术网络平台建设。“十一五”期间，档案学术网络平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目前点击率较高的档案学术网站主要有：档案学通讯网站（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网站（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界网站（河南省档案管理杂志社主办）、档案学术交流网（中国档案学会主办）等。上述网络交流平台的创办改善了档案学术交流的状况。
1.5.2 中外档案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近五年来中外档案学术交流十分活跃，一方面，积极组织并参加多种国际性档案学术会议，发表相关报告，展开丰富的专业和学术交流活动。“十一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电子文件管理国际研讨会我国学者参与的主要国际会议有：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办国际档案大会、国际文件管理者协会年会、国际标准化组织档案文件管理分技术委员会会议。此外之外，中国学者还参与了国际档案理事会(ICA)档案圆桌会议、第二届亚太地区档案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档案理事会教育培训处(ICA/SAE)会议、韩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加拿大国际合作项目等国际会议。在参与国际档案交流活动中，中国人民大学起到了龙头作用。[7]。
1.5.3 《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等重点学术期刊改版。《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是我国档案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其发文导向、发文水平与质量等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科的现实水平，[8]但它们也存在选题分散、学术规范不够、引用率较低等问题。为切实提高档案学术刊物质量，两种刊物相继改版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2 档案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档案学的学科边界及其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中的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档案学科在学科群中的“话语”有待加强
“十一五”时期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调整和充实主要表现在：从重点研究档案的运动与管理扩展到研究文件运动的全过程及其管理；从重点研究文件与档案信息管理扩展到同时关注各种有形信息（主要是公共信息或政府信息）并进而关注档案部门的知识管理；从研究文件信息流的管理扩展到对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业务流程的研究。上述变化反映出档案学科“坚守与拓展”的矛盾日益显现，[9]这一点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学校的档案学科博士生论文选题变化中有所表现（表1）。
从表1的统计分布中可见，电子文件和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以情报学方向为主）、档案管理和编研方面的论文几乎四分天下。档案学科发展及其评价研究受到关注，在档案学专业博士论文题目中不见“档案”二字的趋势有增加趋势。近年来，由于数字环境中文件运行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系统的密切关联，一些档案学者纷纷转向研究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在这种渗透发展中，档案学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如何处理好拓宽领域、发挥优势和保持特色的关系等？这都有待进一步形成具体思路。此外，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中，由于历史原因，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相比较，档案学科的话语声音相对弱小，需要档案学人进一步努力。
2.2 档案学研究水平提升仍有相当大的空间，档案学术成果质量亟待提高
据统计，从2005年1月至2008年10月，仅高校档案学专业教师（他们是档案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就发表论文2232篇，出版专业著作87部，编写教材73本，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76项。[10]从近五年我国档案学科高产论文作者统计分布看，核心作者也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11]值得探讨的是，上述科研成果中究竟有多少在档案管理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从近年来档案学理论研究热点看，一些热点主题新意不多，一些作者的发文数量较多，但被引用频次却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研究成果质量和影响力有待提高。
此外，从有关部门提供的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看，档案学刊物办刊水平（一定程度上也是档案学科研究水平、规范等方面的反映）不容乐观。
2.3 学术力量较为分散，有组织和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队尚不多见，中国风格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尚需发展
目前我国各高校在研究方向上已经表现出不同特色，同时也表现出研究主题的分散性、多样性和随机性。[12]即使是同一作者在近十年中的研究也在多变而少有持续性。因此，围绕特定主题的稳定学术研究团队在我国较为稀缺。目前除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团队外，其他稳定的具有重大问题攻关能力的有影响力的群体尚未形成，培育学术团队、拓展研究视野、保持学科特色、创造学术精品、形成学术流派是档案学界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3 档案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思路与重点研究领域
结合上文关于近五年学科发展态势的基本估计，我们认为，在“十二五”时期档案学科应着重关注以下发展趋势和重要领域：
3.1 信息化进程和社会管理变化所引发的档案学理论创新
在信息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档案学未曾遇到的全新理论与实践问题：如网络信息归档及其档案化管理、数字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
3.2 档案学科与相关学科在交叉或边缘地带产生的全新问题研究
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框架下，档案学科必须主动关注和研究与相关学科交叉或边缘地带孕育和产生的新问题。如公共信息资产管理与开发服务问题、信息增值服务与信息内容产业（含档案数据库产业）发展政策问题等。
3.3 继续强化对档案学传统课题的深度挖掘
档案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有进一步深度挖掘的需要。如随着人类利用信息技术掌控文件与档案资源能力的提高，档案鉴定理论以及工作重点与难点出现新变化；在网络环境下，用户对档案的检索和利用多是自助式的，保证档案的易获得性和档案检索可视化、便捷化等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3.4 从文明城市建设、文化产业建设和数宇遗产保护等高度加强档案文化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改造的迅速推进，网络信息的大量生成，如何从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高度主动建档，如何从数字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主动捕获有存档价值的信息资源并对其进行档案化管理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重要领域。
3.5 重视研究档案专业课程建设的现状和趋势
如何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框架下开展档案专业课程建设，如何在保持档案学学科特征、专业品格的前提下，给档案学科和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与厚实的平台值得深入探讨。
在上述重要领域和方向范围中，建议重点关注下列研究课题：
3.5.1 信息立法趋势与档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配套建设研究。
3.5.2 面向社会的档案信息资源规划研究。
3.5.3 网络环境下文件、档案管理体制与模式研究。
3.5.4 电子文件管理理论、方法与战略研究。
3.5.5 数字档案资源的认知、界定与管理对策研究。
3.5.6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与技术研究。
3.5.7 文件、档案工作管理纳入政务运行和业务管理体系，电子文件管理纳入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体系研究。
3.5.8 中国档案事业史、档案学史的补白与开掘。
3.5.9 珍贵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
3.5.10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档案应急机制研究。
3.5.11 信息资源管理背景下档案学科课程体系与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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