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卡富丁峡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设想与建设_卡夫丁峡谷论文

资本主义“卡富丁峡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设想与建设_卡夫丁峡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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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是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结晶。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马克思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持续已达十多年之久的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这些亚洲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且为之欢欣鼓舞;特别是当时被称为是典型的东方大国——俄国是一个“既保持专制制度又有农村公社和土地国有”的三位一体的状况引起了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极大的兴趣。他经过一段时期的广泛收集材料和潜心研究之后,形成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在这理论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设想:由于俄国村社的公有性质,以及它是和西欧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东西”,所以具有从原始公有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不必经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但要吸取它的一切“肯定成就”。也就是说,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内在的动因。那么,是什么动因促使马克思去进行研究和提出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关于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设想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可以纳入马克思的动因范围之内:

第一,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欧洲理论界流行着一种“欧洲中心论”,而另一些理论家则对“欧洲中心论”进行着煞有介事的批判。这种情况对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不能说没有起到某种推动作用。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1877 年《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致俄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及复信草稿中看出,当时马克思被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忧心如焚的情绪所困扰,其中包括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马克思本来希望这次革命能对欧洲的革命运动有所推动,但却事与愿违。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处境和条件比过去更为严酷;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对稳定。因而,无产阶级想要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看来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所以,马克思转而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就实性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二,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及提出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设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出于无限同情东方社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使东方社会各国人民不再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以及避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也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仅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苦难。

第三,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不仅仅是限于探索东方国家和民族的特点,以解决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另一方面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即试图通过东方社会各国各民族社会和人类社会原生态的研究,用以解决社会形态更迭过程中私有制、阶级的历史地位,即私有制在历史上是如何从公有制演化而来的问题,用以论证私有制和阶段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最后必然重新被公有制所替代和出现无阶级的社会。

在上述情绪和动因的驱动下,马克思对东方社会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研究结果表明,在他原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把东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形式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认识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复信草稿中认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至此,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就已经提了出来。这是他长期研究东方社会和具体分析俄国村社而得出的一种科学设想。更是他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认识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即由原来认为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能连接奴隶社会,而现在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也能和社会主义相衔接了。马克思还在1881年给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进而指出:俄国村社“正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2〕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也曾预言:落后国家走上缩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这在俄国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3〕因此在这里,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关于东方国家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中发现两个应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观点:⑴俄国之所以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有其恰当的外部条件——和俄国村社制度“同时代的东西”,即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存在,否则“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是毫无疑问的”。〔4〕⑵东方社会为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一切可怕的波折,就必须“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否则,东方社会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诚然,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且已被历史证明它在很多方面是很不完善的,但这一“设想”却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宗师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的初衷和良苦用心。“设想”也反映了马克思寻求人类解放的博大胸怀、一贯的探索求实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在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设想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设想”加以反复推敲, 认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1.必须用多样化思维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一元化的,而是呈现出复线式的、多元化的。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欧社会,亚非拉地区不同于西欧北美;即使是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完全是相同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设想”就是运用多元化历史观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体现。多元化发展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2.东方社会要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恰当的外部条件。马克思说: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很显然,俄国之所以“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其外部条件就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存在。恩格斯也指出:“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归公有之后”,“而仍然保全了氏族或氏族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应的人民风俗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5〕

(二)

历史进展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沿,既高瞻远瞩又深思熟虑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他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下简称“理论”。)。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又把它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党章之中。笔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其理论源头来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

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应验。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这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但是,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上述方面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也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已经达到的水平。客观的事实是:在这些领域中,与之相比,东方社会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之后,在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要达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还须用较长的时间和花较大的气力。谁不承认这些,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指出:要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6〕,“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7〕“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科学技术“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8〕在上述领域中, 要达到和超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首要的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勇于实践、大胆实践。邓小平就是勇于在这些领域中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3年,作为已经“被打倒”、尚有希望站出来的中央主要领导干部的邓小平在沉思着:如何使社会主义中国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走下去的问题。他重新站出来工作之后,不顾有再被打倒的可能和个人的得失、安危,大力抓整顿,一时间,中国大地出现了盎然生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力挽狂澜、排众议,提出了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主张和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强调必须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以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既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能搞以往那种“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可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既要吸取外国一切对我有用的管理方法、经营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此种情况与当年马克思既极力排除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干扰又精心思考如何使俄国保存村社土地公有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相似之处。

马克思和邓小平虽然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领袖人物,但是他们两人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上却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有着十分明显的承先启后的关系。这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设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真可以说“设想”和“理论”互相辉映。

1.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要具体分析历史环境”,“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9〕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种“历史环境”也就是国内外条件。也就是说,当时对俄国来说,其国内条件就是村社制度的存在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其外部条件就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存在。邓小平审时度势,紧紧抓住20世纪后期对中国十分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国内环境来说,经过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之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国际上和平的环境出现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而这种条件在50、60、70年代是不具备的或者说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党正是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十多年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上踏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2.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回答的是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是解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设想,当然很不系统很不完善。邓小平则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形成为完整的科学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且在中国已经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我们可以说,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3.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否则,即使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也是难以巩固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有一系列的科学阐述。关于如何吸取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切肯定成就”,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10〕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这里,我们犹如看到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设计出了一道极有分量、有相当难度的题目交由自己的学生们去完成,邓小平作为马克思的忠实学生,按题目反复思考认真去做,终于写出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4.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及其“设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出于无限同情东方社会各民族,并企图为之探索出一条既有利于东方社会的发展又造福于人民的通向胜利的光明之路。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矢志。邓小平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热爱人民、尊重群众,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愿望。正如江总书记所评价的那样;邓小平同志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和采取重大措施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中国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提出来的,但这一“理论”又不仅仅是从中国角度提出的,也是从世界角度来考虑问题。毋庸讳言,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确实处于低谷。但只要我们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十二亿中国人民,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这样,世界上起码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邓小平预言:社会主义将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了,“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1〕

5.马克思上述“设想”中的“社会主义”很显然是低级的社会主义,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东方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它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以后实现的社会主义明显地不同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即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邓小平曾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笔者理解,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12〕由此可见, 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了社会主义之后,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也是一致的。邓小平还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没有提出过的、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难度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和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乃至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长期争论而未得到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3〕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邓小平上述一系列思想指引下,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创举。“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全面系统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的“设想”和邓小平的“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设想”是源,“理论”是流,“为有源头活水来”。“设想”包含着真理的颗粒,但有其局限性,且未变成现实;“理论”却内含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正反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经验,因而有着更大的历史积淀和历史含量。

注释:

〔1〕〔2〕〔3〕〔4〕〔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437—438页、第22卷第502页、第19卷第435、444页、第22卷502、503页。

〔6〕〔7〕〔8〕〔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09、130、183、44、225、252、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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