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传记论文,开风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4657（2000）01—0017—08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一位现代传记文学的提倡者、实践者和开风气者。他提倡传记文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有开创意义。他本人创作的40余篇传记或者具有传记性质的文章，以《李超传》、《四十自述》、《丁文江的传记》为代表，以史学性写法为主，但也尝试用文学笔法，其得失可为后人借鉴。研究其提倡传记文学的理论和他对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显然不失有现实意义。
一、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
（一）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理论意义
1.他是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中国人。胡适于1914年9 月23日（当年23岁）在留美日记中第一次写了题为“传记文学”的札记。 [1](P1316)这是中国人最早提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
2.他认为“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学”（《四十自述·自序》），又说“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2](P186) 他希望经过他的鼓吹提倡，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发达起来。
他认为“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他在1953年1月12 日讲演中讲了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受：
近代新医学的创始人巴斯德（Pastur）的传记，是由他的女婿写的，也是一部最动人的传记。巴斯德是15世纪中法国的化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就在微菌的发现。……这一科学家的传记，使我这个外行人一直看到夜里三四点钟，使我掉下来的眼泪润湿了书叶。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2](P186)
与人格教育相联系，胡适主张通过传记宣扬崇拜英雄的风气。他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他在这篇序中又说：
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3](P328)
看来，胡适提倡传记文学与提倡崇拜英雄，进行人格教育分不开。
3.“给史家做材料”。胡适十分强调传记的真实性，真实的传记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材料。这一观点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就提出来了。他认为梁启超只活了55岁，没有留下自传，因而“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不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他曾劝梁士诒写自叙，“希望他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胡适在为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作的序言中写道：
这本传最大的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和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4](P492)
胡适以为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可以从中挖掘出可供后人研究的许多真实、不易为人知的史料来，其中最有意义的则可以算自传这一形式了。因此他积极劝他的老辈朋友写自传。
4.传记“给文学开生路”。这也是胡适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说的，只是没有加以充分的发挥。我们理解，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给文学开生路，与宣传白话文，推广白话文有联系。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为工具。传记文学便是白话文运动的对象之一。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是“文字的障碍”。他说：“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有可读的碑传。”[ 3] (P328)胡适认为，后来的“古文字”，使得“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胡适主张用白话写传记，白话文与传记互相促进，从而给文学带来生气，走上一条生路活路。正因为胡适认定中国缺乏传记文学，为了繁荣传记文学，为了进行人格教育，也为了给历史学家作史料，给新文学开一条生路，他就一生坚定地提倡传记文学。
5.对中西传记作比较。由于胡适熟悉中国传统的传记创作，到美国留学后又广泛接触西方传记， 所以有条件对中西传记进行比较。 他于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中，以“传记文学”为题， 即对中西方传记的差异作了比较：
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差异亦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东方传记之体例（大概）：（一）其人生平事略。（二）一二小节，以写其人品（如《项羽传》“垓下之围”项王悲歌起舞一节）。西方传记之体例：（一）家世。（二）时势。（三）教育（少时阅历）。（四）朋友。（五）一生之变迁。（六）著作、业绩。（七）琐事（无数，以详为贵）。（八）其人之影响。东方短传之佳处：（一）只此已足见其人人格之一斑。（二）节省读者目力。西方长传之佳处：（一）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三）琐事多而详，读之如见其人，亲聆谈论。西方长传之短处：（一）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二）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滥。东方短传之短处：（一）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或不足见其真。（二）作者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传？（三）所据多本官书，不足征信。（四）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何谓静而不动？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是也。
胡适对中西方传记的长短处的概括大体是正确的。中西方文化有差异，可以互补。中西方传记差异也是客观事实，如果能吸取双方的长处，避免双方的短处，那么对新的传记创作会起促进作用。胡适的评论中很重要一点是看到中西方传记写人物人格的不同。中国的古典传记也写人物的人格，但对人格的形成及变化缺乏阐释。西方传记不独传人物的人格，而且进一步写人物人格的历史。胡适要强调的即传记作品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也就是说对人格要作出阐释性描写。这是胡适在传记理论上的一个贡献。
（二）提倡传记文学的方式
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大致可归为4种。
1.发表讲演。胡适曾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他又是个喜欢讲演又善于讲演的名人。他以传记文学为题先后在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多次发表讲演，真可谓不遗余力。现据资料可查实的举以下两次讲演。一次是1933年12月26日，他在北大史学系以“中国的传记文学”为题发表讲演。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传记文学的重要性，他希望大家去收集整理，写袁世凯、曾国藩等人的传记。他说：如果传记文学不发达，历史就不会发达。他坚定地说，你们只有就近代的活材料去研究才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将来对历史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就是研究文学的同学也走这条路，我想一定能够给我们产生几部丰富的传记文学。
1953年1月12日， 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又以“传记文学”为题讲演。他提出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两部传记：《罗壮勇公年谱》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1960年3月22 日他在谈话中称中国自传写好的只有两部书，也同样指上述两部书。
2.劝人写传记。为了使传记文学逐步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胡适积极劝人写作传记，尤其极力劝人写自传，或作一些新传。他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说：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最可悲的一个例子是林长民先生……
受他劝告写自传的林长民、梁启超等人因没有抓紧时间，结果人死了，自传没有留下来。胡适还劝告过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都叫他们写自传。
胡适于1953年1月12日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时也说：
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以前，我在北平、上海曾演讲过几次，提倡传记文学；并且在平常谈话的时候，也曾劝过老一辈的朋友们多保留传记的材料。……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又要来宣传传记文学了！我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蒐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
胡适还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3](P328) 胡适看到为这些人物作传记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希望更多的作家看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从而加入到传记创作的行列中来。
3.为别人传记作序。胡适从20年代到50年代，曾为20余种传记或年谱写过序言，著名的有《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师门五年记序》等。胡适的传记序言一方面对被介绍的作品作了较公允的评价，一方面也提出了他自己对传记的看法。如在《师门五年记序》说：
我是提倡传记文学的，常常劝朋友写自传。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一副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4.自己进行传记写作实践。这也是一种有力的提倡，关于他的传记创作待下文评述。
（三）提倡的效果
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特别是提倡写自传，在30年代前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说：
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有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
事实上在30年代前后一段时间，中国几乎出现了一个写自传的小高潮。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都是著名的作品。只是当时自传的一度繁荣还与整个时代有关，如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受西方传记卢梭《忏悔录》的启示有关。不过胡适对传记文学，尤其对自传写作的提倡至少起了开风气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强调：“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这“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一句，是一种新的传记主张。胡适的自传没有做到，但郁达夫、郭沫若的自传真正实践了这一主张。受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影响，当时还出了一本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二、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实践
胡适在现代学术史上，成就是多方面的，如在哲学、历史、古代文学的研究上名气都颇大。传记文学创作相对说有被掩盖的倾向。按其创作成绩说，他应该称得上是现代著名的传记作家。
胡适的传记可以说多种多样，传主从最古老的老子到同时代朋友丁文江，由古代的美女王昭君到“五四”时代的女学生李超，从美国的大学校长康奈尔到当代教育家张百苓，从历史上的名人神会和尚、文学家吴敬梓、学者章学诚到他本人和他的年青寡母，包括了多样的人物。以传记体裁而论，既有长篇的传记和年谱，也有短篇传略和小传、片断的回忆。大部分具有史学价值，其中也不乏有较高的传记文学价值。从发表的时间说，早在1908年就在《竞业旬报》发表《姚烈士传》、《杨斯盛传》，1911年在美国写了《康奈尔君传》，1919年写了《李超传》，1929年完成《荷泽大师神会传》，1930年开始作《四十自述》，1956年完成《丁文江的传记》，直至晚年口述自传，传记创作连绵半个世纪的时间。以下对他的三个较著名的传记作一评述。
（一）《李超传》
《李超传》作于1919年底，发表于当年12月1日《新潮》2卷2， 收入《胡适文存》卷4。 这是胡适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学生写的长达七千多字的传记。作品产生的背景是“五四”运动刚发生的同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提倡妇女解放是这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胡适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曾发表《贞操问题》，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封建道德对妇女的压迫。在《易卜生主义》、《美国的妇人》、《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等译介或议论文章中，提倡女子自立、参政。
李超的一生遭遇是封建礼教之下无数中国女子的写照。胡适为她作传，就是要借此向全社会控诉，提出强烈的责难和批判。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胡适参考她的行状和她的信稿，写出她的真实的一生。李超是广西梧州人，父母早死。她家本是一个大家，家产也算丰厚。因父母无子，承继了胞叔的一个儿子，这位堂兄即是她的继兄。继兄待她很不好。她为了自己的理想，冲破封建家庭的威胁与压迫，于民国七年（1918）来北京，进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家中又以断绝经济来源相威胁，逼她中途辍学。冬天便得了病，至1919年8月病死。死时约二十三四岁。李超死后， 她的朋友搜集她的遗稿和与亲友来往信件，胡适读到这些信稿，引起他为其作传的动机。胡适在《李超传》中说：
我得读这些信稿，觉得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传的价值，不但她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所以我觉得替一个女子作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胡适在传中共引用李超来往信件16封，在传的最后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的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他请读者读了这篇传记，对这种制度进行思考。
《李超传》发表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人们通过妇女被逼而死的事实，深刻认识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这种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更加同情妇女们的悲惨命运，更加支持妇女求解放的斗争。”“胡适撰写了《李超传》，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妇女反封建、要求解放的愿望。”[5](P236)
《李超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胡适刻划了一个“20世纪的中国的失败的娜拉”。[6](P108) 提出了对个人主体被压迫状况的批判性思考，使这个作品指向当时“人的解放”的宏大目标，因而具有现代性的文化意义。为普通人立传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李超传》对传记写作在选材上也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引导。
（二）《四十自述》
《四十自述》是胡适最重要的代表性传记作品。 全书约8 万字，1933年出版。书的开头是“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下分六章：（一）九年的家乡教育；（二）从拜神到无神；（三）在上海一；（四）在上海二；（五）我怎样到国外去；（六）逼上梁山。所记内容从父母结婚，自己的童年，到上海读书，去美国留学，一直写到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参加文学革命开始为止。这篇自传是胡适在40岁左右陆续写成，书中写到自己的经历实际只限26岁前的情况。所以《四十自述》顶多只能说是胡适的半部自传。
这部自传从史学价值说，它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徽徽州地区农村的种种习俗，记述了一个年青寡妇支撑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的种种苦恼和矛盾，同时写出了胡适本人在母亲教育下成长的历史。这些对了解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情况和胡适早期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有参考价值。
这部自传从传记文学价值说，首先应肯定在“序幕”篇中运用文学笔法的尝试。“序幕”把人物完全纳入一个小说式的情境。作者一开始写家乡皖南农村秋天举行一种叫太子会的神会。这一年的太子会使许多人失望，全为着一个三先生。作者用一连串的悬念牵引着来看神会的农村姑娘顺弟对三先生的关心，也牵引着读者关注三先生何许人。然后才让三先生登场：
前面走来了两个人。一个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邻人不敢正视他；他穿着苎布大袖短衫，苎布大脚管的裤子，脚下穿着麻布鞋子，手里拿着一杆旱烟管。和他同行的是一个老年人，瘦身材，花白胡子，也穿着短衣，拿着旱烟管。
接着写来看太子会的农村姑娘顺弟的姑妈低低说：“那个黑面的，是三先生；那边是月吉先生。”作者对三先生的出场，用了大笔的勾勒，小说式的肖像描写。这种似乎以旁观者的视角写与作者直接有关的人物，在以往的自传中是少有的。接下去写顺弟的婚事，再加一波三折，最终点出三先生便是“我”父亲，顺弟便是“我”母亲。序幕最后用父亲的日记作结尾，从小说的结构中跳出来，增强了自传的真实氛围。“序幕”从写人物，到结构都采用了小说的技巧，增加了传记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但作者在以后几章放弃了文学笔法，仍习惯用史学的笔法，使文学笔法在这部自传中只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其次，这部自传体现了传主经历和感情的部分真实，但尚未完全做到他自己主张的“赤裸裸”的真实。作者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说：“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部自传写作者的少年生活，写母子之间相互感情，确实做到一定程度的真实，令人可信可感。作者写自传时已是全国知名人士，但记述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仍是非常认真，且不掩饰自己“堕落”的事。如该传第五章，写到作者在1908年参加中国公学闹风潮的事，写成后怕记载有误，把原稿送给20多年前被学生反对过的学校干事之一王敬芳，请他批评修改。此事受到王敬芳的极端佩服。又如写到1909年，在上海时作者心情忧愁烦闷，曾与人打牌、喝酒，甚至到窑子吃花酒。有一个晚上他喝醉酒，在雨水中与巡捕打起来，被抓进巡捕房关了一夜。从巡捕房出来，作者这样写自己的懊悔心情：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万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这是作者把自己懊悔与对不起母亲的心情联系起来，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而且能感动人。但自传中关于他与未婚妻江冬秀的事，以及他到美国留学与美国女友韦廉司（H·S· Willims）的密切交往和爱慕之心，都没有写，所以胡适还没有把自己当时的生活、情感完全“赤裸裸”的写出来。
再次，这部自传突出的是第六章“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偏重论证，缺少文学气息。为论证文学革命的开始，作者引用了自己的日记、诗词、与朋友来往信件的有关段落，史料虽丰富，但作者自己的性格和形象却体现不出来。这种倾向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更严重。有人批评说：“胡适自传提供了书面和口述的两种样本，其中又分‘纪事’和‘论述’两体。大致上，胡适一讲家庭身世，便愿述说事实，一旦谈到自身，特别是谈到学成归来，走上社会，他的考证癖、学究气便发作起来，人事，家庭，经历，都湮没下去，单剩了干巴巴的几条筋。”[7](P343) 这里所批评的即主要指口述自传中的重议论少文学的倾向。
（三）《丁文江的传记》
《丁文江的传记》是胡适为他已故的好友丁文江作的传记， 全文12万字，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部传记。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1887年，死于1936年。早年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在英国葛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同年回国，从事地质矿产研究、调查、教学工作，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1926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淞泸商埠总办。后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晚年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对丁文江的一生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对他的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思想和事迹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
丁文江在政治倾向上与胡适一样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胡适在该传“北票煤矿公司”题下叙述了丁文江在1922年至1923年倡办《努力周报》，在该报第2期登出“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表明他和胡适等人都主张“改良政治”，把希望寄托在“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主张在旧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丁文江在晚年主张国家首领实行“新式的独裁”，更是错误的。
丁文江作为一个地质科学家，胡适在传记中称赞他“自己不辞劳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胡适引用翁咏霓的话说：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翁咏霓还说丁文江是“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这种以身作则，不怕吃苦的精神确是可贵的。胡适称评说：“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胡适在传记中还记叙了丁文江的不少美德。如宁可自己克服困难，而要为他人着想。传记引用丁文江四弟文渊写的“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记述了丁文江不赞成在国外留学的四弟通过丁文江的人事关系在国内争取一个官费名额。丁文江给文渊的回信说：“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丁文江劝四弟不必为争官费事而费心，表示自己会节省筹款，担负学费，只要四弟安心读书就行。这事发生在民国八年（1919），在那个时代丁文江有如此的品德，确应受赞扬。
胡适在传记中对丁文江在1926年任淞沪商埠督办事，作了具体辩解，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力图塑造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的人的成长”，是“对理想人性的写照”，是对“个人主体”的肯定。[6](P109)从现代文学发展的角度考察是有意义的。 但整本传记是用史学笔法写的，虽搜集了尽可能找到的资料，因缺少文学的加工，看上去似资料汇编，可读性欠佳。
（四）胡适传记创作的总体特点
1.在传记内容上注意宣扬爱国精神。胡适早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在《竞业旬报》第34期上发表《爱国》一文，阐述其爱国主张。他早年的传记创作也贯彻了爱国的主题。发表于《竞业旬报》第23期的《姚烈士传》，记述了为办中国公学而投江自杀的姚弘业，介绍他献身教育事业，说他把办教育看作是自己对国家的大责任，而这个责任比生命还重要。发表于《竞业旬报》第27期的《贞德传》，介绍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为反对外国侵略而光荣牺牲的革命事迹。胡适称赞她为世界第一女杰，并希望中国的同胞快些起来救国。后来在第32期《竞业旬报》上，胡适又写了《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叙述历史上王昭君的爱国事迹，赞扬王昭君自愿出使匈奴和亲的爱国苦心。胡适宣传爱国的主题同样也体现在《丁文江的传记》中。
2.传记创作与白话运动直接有关。胡适的传记作品除早期的《康奈尔君传》、《先母引述》用文言写的，其余多用白话文写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果之一。从传记的语言文体发展说，梁启超的传记有的用文言，而多用半文半白的新文体，起了从古代传记发展为现代传记的桥梁作用；而胡适已完成了这个过渡，他的多数传记已用彻底的白话文写作，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
3.传主选择范围比前人（如同梁启超比）更为扩大。古今中外，名人平民都可作为传主。老子、王昭君、神会和尚、吴敬梓等为古人；贞德、康南尔（今译康奈尔）为外国人；丁文江、辜鸿铭（胡适曾作《记辜鸿铭》）等属名人；李超为普通女学生。
4.勇于对传记体裁及写作方法作各种尝试。《四十自述》、《丁文江的传记》算得上是长篇，而如《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只2000字的小传。从传记写作方法说，前面已评述他在《四十自述》的“序幕”采用了文学笔法，小说式的技巧，而多数传记则还是用史学笔法，以叙为主，或边叙边议。
总之，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努力提倡传记文学，且自己勇于实践，不仅是现代传记文学的提倡者，而且也是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开风气者，对发展与推动现代传记文学功不可没。
[收稿日期]199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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