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心概念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最终解答论文

从人心概念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最终解答论文

从人心概念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最终解答

郝 然

摘要: “人心”是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中的核心概念。在这部书中,他重新梳理了自己早期的思想,将理智与直觉的“二分法”改造为了理智、理性和本能的“三分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人心”的功能与其心理学三分法相比附,并以人心去参悟“宇宙之大生命”。梁漱溟这一做法的终极目的,是解决人应该以何种态度生活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能够通达宇宙大生命的哲学,儒家生活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生活。

关键词: 梁漱溟;人心;理性;直觉;儒家

《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晚年发表的一部重要著作,也被他自己视为“最珍惜的、最珍爱的一本”。〔1〕梁漱溟认为它“最完全”,其他著作把儒家思想“解释粗浅了”。〔1〕从梁漱溟对《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评价和重视程度可知,这部书代表了梁漱溟学术思想的完成,因此,对《人心与人生》的研究对于了解梁漱溟的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论是关于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还是关于《人心与人生》一书中的思想内容,学者们都有所讨论。对梁漱溟思想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梁漱溟的思想属于“文化哲学”。其二,梁漱溟的思想属于心理学或者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其三,梁漱溟的思想是由几个部分构成的,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哲学、文化、教育三部分,还有学者认为梁漱溟思想的核心是文化与哲学。而对于《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评价,则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心与人生》所表达的是关于人生哲学的内容。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心理学思想是《人心与人生》的核心。

以上这些评价,都未抓住《人心与人生》思想的实质。无论是从梁漱溟自己表达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他的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来看,梁漱溟的学术思路是一以贯之的,虽然他在内容上有所修正,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变化,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梁漱溟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让理智和理性各自发挥它们的作用,并以理性为主导,与整个宇宙大生命合而为一的状态,就是最为理想的人生态度。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他曾经表达过为了中国问题,他把人生问题搁置了。〔2〕但是从他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就是依靠人生问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想要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是解决的途径却是通过人生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在面对中国问题时,梁漱溟自觉地把人生问题融入进来,并认为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无论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中国文化要义》,又或是《人心与人生》,他的这一方法从未改变过。因此,梁漱溟所讨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前后一致的,而之前的学者们把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就是不恰当的了。梁漱溟的思想并不是文化哲学、心理学,而是站在中国传统儒学的立场上去解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虽然梁漱溟的思想属于人生哲学,但是他的出发点并不是研究作为抽象的个体的人的人生哲学,而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看待人生问题。因此,梁漱溟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解决中国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

一、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转变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思想的开端,他思想的整体脉络是在这本书中形成的,《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是对其早期思想的修正。因此,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行一番解读,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文化的区别来自于生活。而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那没尽的意欲。”〔3〕对于生活的不同的欲求引导着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而这些欲求,都来自于人类的精神。所以对于文化的分析就转向了对于人类精神的分析。

很多研究表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人际交往能力强的人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4]。对于个性内向、胆怯的学生,鼓励他们多参与到班级和集体活动中去,培养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各类社团,敢于展现自己,密切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环境中产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从而获得广泛而有力的人际心理支持。同学、朋友、家庭、社会组织、党团机构都能够为个体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

梁漱溟把人心进行三分,其目的虽然没有在书中表述出来,但是这与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思考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曾表示,世界未来应走中国文化的路向,而中国想要发展,需要秉持“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3〕但是如何变化,梁漱溟并没有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明。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他解决了这一问题。西方人的态度是只重视理智的运用而忽略了理性。中国人则只关注理性而无视理智。人心由本能、理智、理性三部分组成,因此,这三部分的作用都不应该被忽略。但是其中仍然具有主次关系。梁漱溟的态度是人心要以理性为主导,理智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让理智占据整个人心。

梁漱溟推崇直觉,与他的宇宙观有直接的关系。在梁漱溟看来,宇宙与生活是等同的。概括来说,“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3〕宇宙不是保持静止不动的宇宙,是连续不断的生活。前后相继,才是宇宙的真谛。

昏括以言人类生命活动,则曰人心;剖之为二,则曰知与行;析之为三,则曰知、情、意。其间,感情波动以至冲动属情,意志所向坚持不挠属意,是则又就行而分别言之也。在动物本能中同样涵具知、情、意三面,麦独孤论之甚详。然其特色则在即知即行,行重于知;而人类理智反之,趋于静以观物,其所重在知焉而已。理性之所为提出,要在以代表人心之情意方面;理性与理智双举,夫岂可少乎?〔2〕

正是基于此,梁漱溟批评西方的哲学只是向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研究。究其原因,西方的精神是意欲向前的,“向前要求,就是向着自然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这时候他心理方面又是理智的活动。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混然不分的,而在这时节被他打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一直到而今,皆理智的活动为之也”。〔3〕过分地运用理智,不仅丧失了“我”,也使人与宇宙相分隔,不能体悟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到了写作《人心与人生》的时期,梁漱溟开始重新思考对于直觉和理智的二分,他认为“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关儒家思想一部分所以粗浅、不正确,……,那就是滥以本能冒充了人心……”。〔2〕因此,在《人心与人生》中,他将直觉进行了再次的划分,分为了本能与理性两部分。至此,梁漱溟又经历了“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转变。

本能,在梁漱溟看来,已经不再是人类精神的一种作用,而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生存本能。“本能是个体生命受种族遗传而与生俱来的生活能力,既不能从个体生命中除去,亦非可于其一生中而获得。”〔2〕本能属天然,不是刻意而为的。人与其他动物都有本能,但是表现出来的却并不相同,因为大脑发达的动物理智有所启蒙,对本能进行了抑制和削弱。这在人类身上的表现尤甚。本能对于动物的作用,在于完成一项项专业化的工作,不同的本能有着特定的用途。由于本能是先天的,所以它与经验无关。本能在动物身上的体现,就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这里知与行,是梁漱溟给它们赋予的特定的意义。他对知行合一的解释是:“此一活动中心一旦与其某些特定有关环境相接触,便立时地、直接地、紧切地发生其恒定不易之关系而活动起来。”〔2〕就像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一样,获得刺激并且作出反应,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前后相继、不学而能的。

何为在理智之外必增一理性?

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承认,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于人类心理学的二分法是有错误的,应该在本能和理智之外再增加一个理性。而增加理性的理由,他是这样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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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把三种本能的概念混同起来了,因此,就导致了动物性的本能和人类特有的本能不分。而理性的提出,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弊端。正如前文所述,梁漱溟把本能的概念缩小为动物性的生理机能,而把情意的部分归结于理智和理性。

“理智对于本能而说,实为后起之一种反乎本能的倾向。”〔2〕首先,本能是自然的,理智则是人为的。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于本能的第二信号系统,于是开启了人的理智。意识就是从理智开启出来的,而意识是脱离自然属于人为的范畴。其次,本能是专业化的,而理智的作用则是普遍的。按梁漱溟的话说,“动物本能中之所感知好像具体的一个点,吾人理智中之所感知好像是一个面”。〔2〕最后,理智起作用需要凭借经验,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本能不同,理智不能在刺激产生时直接对其作出反应,而是要经过整理和综合后才能产生。

数据分析采用GraphPad Prism5软件统计分析并作图,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各组之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理智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理性。理智只是人类综合感觉经验的能力,但是能够正确地运用感觉经验,还需要一个“无私的感情”〔2〕——理性。无私的感情也属于情感的范围,因此,理智和理性所获得的理是不同的。理智获得的理是“物理”,其中不能夹杂任何感情;理性则反之,它要以无私的感情为核心,所得者是“情理”。举例来说,知识是从理智而来的,但是求知之心则是从理性而来。

除了所得之理不同外,梁漱溟还把二者作了性质上的区分。“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2〕也就是说,梁漱溟认为理智和理性所获得的内容不同,而且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体用不二。其实,理智与理性属于人心的两种不同的作用。但梁漱溟却把理性作为了人心的体,理智则为用,他的目的是强调在人心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理性而不是理智。理智只能使人获得知识,而只有理性才能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运用理智以及以何种态度来运用理智所获得的知识。

本能、理智、理性三者之间是何关系?“‘理性’的概念,既与其早期之‘直觉’在思想上具有连续性,又与‘本能’的概念有严格的区分。”〔4〕梁漱溟将直觉这一概念压缩,从而使得理性从动物式本能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不是冲动,冲动属于本能。‘理性’高于本能,本能从属于‘理性’。‘理性’作为一种无私的感情,是超然的、直觉性的感情,不是贸然、茫然的冲动。”〔5〕在梁漱溟眼中,本能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而已,因而其必须“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2〕本能是理性的发源地,却受制于理性。而理智与本能,则是相互背离的。本能为天生,理智则是后启;本能为自然,理智为人为;本能只局限于生存与繁衍两大问题,理智则跳脱出这一问题而去探索宇宙大生命。梁漱溟认为,虽然本能与理智是“性质上方式上彼此相异的生命活动”,〔2〕但它们同为一源所出,“势若相反而不相离”。〔2〕

这里主要以2008年、2011年北部湾经济区四座主要城市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为数据,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处理并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得到产业结构相似度系数如下(若是计算过程中出现负值、零则代表无相关性,则全部以0来表示):

二、人心

人心是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中的重要概念。人心不仅是理智和理性的寓所,更代表着整个宇宙大生命。对于他来说,人心不仅是人类心理学的概念,也是宇宙的本体。在论证作为人的主宰的人心时,他引用了进化论、生物解剖学、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种在当时较为流行的思想。对于梁漱溟借用现代科学思想论证人心的方式,有些学者对他提出了批评。李泽厚和张立文都认为梁漱溟这种把科学引入哲学的做法,并没有实现为儒学提供现代形态的目的。梁漱溟的这种旁征博引的确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是梁漱溟人心概念的提出对于儒学来说仍然是一种勇敢的融合中西文化的尝试,现代科学的引入也为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这一方面,人心概念应该获得我们的肯定。

早期梁漱溟把直觉与本能概念相等同。在《人心与人生》中,他把本能的概念进行了缩减,并与直觉相互区分,使得本能概念只剩下动物性的一部分。而直觉,则被他认定为人心的特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梁漱溟借用孔子的这句话来阐述直觉的意义。他认为这句话最后一个“知”字表达的就是自觉的意思。自觉是一种对内的活动,是人类内心的有觉。虽然如此,但是“自觉是随在人心任何一点活动中莫不同时而具有的”,〔2〕自觉只有强弱之分,却无有无之别,任何人的任何活动中都包含着自觉。梁漱溟还把自觉等同于用心,认为自觉与否就是用心与否的表现。虽然自觉是对内的活动,但是一切对外的活动都依靠自觉而来。意识是自觉之心对外活动的场所。意识与自觉是一心之两面,它们的二分是为了说明人心向内和向外的不同活动。自觉乃人心之特征,无自觉则无人心,人的“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2〕而全部的成就,都可以用“真”、“善”、“美”三字概括。那么证明人的成就出自自觉,只需要证明真善美这三者全部出自于人心之自觉即可。在梁漱溟看来,“求真恶伪是随着人心对外活动之同时自觉中,天然有的一种力量”,〔2〕孟子的是非之心就是人心求真恶伪的最好解读。只要做到自觉不自欺,每个人都能获得是非之心。由此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梁漱溟已经把人心的核心归为了理性,为何又要搬出一个直觉来?对此,梁漱溟的解释是:“具此无私的感情,是人类之所以伟大;而人心之有自觉,则为此无私的感情之所寄焉。”〔2〕人心的核心内容是理性,而理性的运用还需要以自觉这一特征作为自己的凭借。

但是,在侦查工作中,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并不能完全保持一致,当侦查决策方案出现误差时,随着侦查工作的不断推进,侦查成本也随着增加;而此时侦查效益并没有按照侦查人员所期望的那样,反而会出现效益下降的情况(如图3)。比如当侦查方向确定错误时,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必然是不能实现侦查目的的。

大学生作为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社会责任意识如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要一分为二客观地分析,不能高唱赞歌,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全盘否定。

但梁漱溟在其思想后期,又依据“三分法”对人心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人心可以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而理智和理性,则分别承担人心“知”的方面和“情意”的方面。理智和理性都属于人心,只是二者负责的方面不同。梁漱溟又以体用关系形容理智与理性的二分。“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2〕只有拥有理性这一“体”,才能有理智这一“用”,在二者之间,理性更为根本。梁漱溟认为,谈到人,必提及人心。人心是人生命的主宰。但是人心并非有形之物,要求得人心,只能从人类生命中去求,生命必然要进行活动,所以人心要从人生中去求。人心,是生命的理想状态;人生,是生命的现实状态:“人心,人生,非二也。理想要必合乎于事实。”〔2〕“在梁漱溟看来,‘人’‘人生’与‘人心’三者是统一的,……但在人、人生与人心三者之间,人心又最为重要。因为,只有人心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也只有人心才是人类区别于世间其他物类的标志。”〔6〕

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提到:“普通心理学所研究的人心,是在现前实际生活上起作用的人心,吾书自当亦由此入手。然吾书虽在起首,即不能不有哲学意味。……此即是说:吾书言人心,将从知识引入超知识、反知识,亦即从科学归到形而上学,从现实生活上起作用的人心归到宇宙本体。”〔2〕人类心理的“三分法”,是人心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内容。而除此之外,还有一哲学上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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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借用了佛教唯识论的概念来说明人类心理的作用。他把理智称为比量,“我们构成知识第一须凭借现量,但如单凭现量——感觉——所得的仍不过是杂多零乱的影象,毫没有一点头绪,所以必须还有比量智将种种感觉综合其所同、简别其所异,然后才能构成正确明了的概念”。〔3〕但是在梁漱溟看来,除了感觉和理智之外,人类认识事物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是直觉,也就是非量。“但是在现量(感觉,笔者注)与比量之间还应当有一种作用,单靠现量和比量是不成功的。……所以在现量与比量中间,另外有一种作用,就是附于感觉——心王——之‘受’、‘想’二心所。……‘受’、‘想’二心所对于意味的认识就是直觉。……凡直觉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3〕

所谓哲学上的人心,是与宇宙大生命相通的本体论上的人心。“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2〕生物界的万千生命,看上去并无关联,但每一个生命的生存,都不能只依靠其自身机体,生命与其生存的环境密不可分。所有生命共享着一个大环境,因而生命之间是相通不隔的。“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隔,从乎心则虽分而不隔。”〔2〕梁漱溟以孟子的“孺子入井”一例来说明人心具有相同的感情,彼此是相互关切的。不仅人与人之间,人与整个宇宙之间都是不隔的。人类从众多生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拥有理智的高等动物。但是理智的运用让人们突出了自己个体的存在,而忽视了与自身生命相通的宇宙大生命。直待理性崛起,人们才又亲切体认到与宇宙大生命的一体性。理智不足的动物生活于本能之中,仿佛完全融入于宇宙大生命之中,其实不然:“理性之情感表现,是无限向上的‘通’,是与宇宙生命的‘无对’和通而无隔;而‘本能’的情感表现不能脱离身体性,故仍是‘局’和‘隔’。”〔4〕动物完全依靠本能生存,生命的目的也只有生存和繁衍两件事。“动物难以从其机体的本能中解放出来,而人类因为具有心的自觉,从而能够超越简单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自己的行为。”〔7〕人类依靠人心跳脱出了关于生存的问题,直接体会到了宇宙大生命。因而人心与宇宙大生命是相通不隔的。

由于整个宇宙是相通为一的,而人正是整个大生命中唯一能与“宇宙大生命”相通的物种,因而关于宇宙的问题,就是关于人心的问题。宇宙无限宽广辽阔,人类生命也是如此。宇宙万有,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与己无关之事,而是人类生命之内事。梁漱溟曾言:“宇宙之大,万有之繁,一若不出吾了了之一心。”〔2〕其实不难发现,他的这一观点与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思想非常吻合。在《人心与人生》中,他说:“生命至大无外;代表此至大无外之生命本性者今惟人类耳。古人有言‘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2〕这也证明了他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并试图重新对其进行证明。既然整个宇宙都在人心之内,而对于人心最好的实践,在梁漱溟看来,就是道德。“人在生活中能实践乎此生命本性便是道德。‘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把道德视作对生命本性的实践,得益于梁漱溟人心内求的哲学主张,更得益于梁漱溟对孟子心性论的继承。

三、《人心与人生》对人生态度问题的最后回答以及儒学的现代化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人心与人生》,梁漱溟的目的只有一个:解决人应该以何种态度生活的问题。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把东西方路向的区别归结为人生态度的不同,并且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取决于态度的改变。梁漱溟给中国指出了三条出路:其一,完全抛弃中国的态度而全部学习西方。其二,继续保持在中国的道路上完全不做改变。其三,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改变西方的态度。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断定中国要选择第三种道路。换言之就是,人只运用自己的理智而生活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让人与宇宙生命相对,从而无法体会宇宙生命之理。虽然梁漱溟明确表达了仅仅运用理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但是如何改变西方这一态度,梁漱溟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直到《人心与人生》,理智与理性的不同作用才解决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没有完成的问题。而从梁漱溟对人类心理学的构建可以看出,梁漱溟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途径就是通过人生态度,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用理智来发展科学,而用理性来健全人的精神生活。

由人类心理理智和直觉的二分,梁漱溟重新解读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区别。他把哲学研究分为了两部分,“向外的研究和向内的研究;有对于自然的研究,也有对于人事的研究;有对于静体的研究,也有对于变化的研究”。〔3〕向外的研究,对应的是对于自然和静体的研究,而向内的研究对应的是对人事的研究和对于变化的研究。西方哲学,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向外的研究,而儒学研究,则是向内的研究。向外的研究凭借的是人的理智,而忽略了人的直觉;相反,向内的研究依靠的则是人的直觉,这也正是儒学的高明之处。

通过对梁漱溟人类心理学的重新梳理,不难看出梁漱溟在他的人类心理学背后所蕴含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宇宙大生命合二为一的境界。人的生命本来与宇宙大生命是没有分隔的,这是人生应有的状态也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本能和理智的运用让人与这个大生命产生了间隔。人在运用理智时,整个宇宙就成为了理智所作用的对象,于是就把宇宙对象化了。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与宇宙相对的意识。可是这种状态是人与宇宙分离的状态。因此,理性的作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理性的主导下,人不仅能够认识事物,产生科学知识,还能够体会自己与宇宙大生命浑然一体的状态。

他的心理学想要解决的并不是人类的心理是如何起作用的这种问题,他真正关注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如何让人们自觉地去实践这种关系。因此,与其说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是关于心理学的问题,不如说是梁漱溟提倡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人类在运用自己的智慧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时时刻刻意识到宇宙对人来说并不是有对的客体,而是与人合二为一的宇宙大生命。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梁漱溟解决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以及如何学习西方,而是以何种人生态度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

用这一套心理学的概念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是梁漱溟重新解读“人心”概念的最终目的。在梁漱溟看来,理性运用得最好的,就是儒家。因此,梁漱溟对于人类心理学三分法以及对人心与宇宙大生命关系的构建都是为了表达一个内容:儒家的生活态度才是我们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态度。

综合考虑灯桩建设周期(通常1年)、总投资、勘察设计时间及成本等因素,结合灯桩建设选址位置,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地质类型进行勘察,同类型灯桩勘察设计互相借鉴,以此类推,编制灯桩标准化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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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心理学概念对儒学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人生哲学都是围绕着“生”展开的。儒学关注生命、宇宙,因而追求的是与宇宙的合一,并非相对。“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动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3〕那么儒学又是如何做到与宇宙互通为一的呢?梁漱溟指出,儒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他们是“任直觉”的。西方思想的过失就在于太重视计算,每做一步都要细细考量,路却还总是走不通。而儒家思想则要求人率性而为,随感而应,这样路自然就通了。梁漱溟用孟子的良知良能去比附直觉,“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3〕但是在梁漱溟这里,直觉的范围要远比良知良能大得多。孔子的“仁”,也被梁漱溟等同于直觉。他以孔子和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作为证据,论证儒家的“求仁”就是要完全听凭直觉。但直觉还不止于此。连性善论,在梁漱溟眼中也是依据直觉来的。孔子的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被解释为人的心理都是相同的,即善。而只有背离了直觉,养成习惯之偏,才远离了善。也就是说,只有发自直觉的美德才算是真正的美德,后天的修习与美德无关。梁漱溟把儒家思想的内容都归结为顺应直觉而获得的。

但是到了《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把本能、理性与直觉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且用这些概念对儒学进行了重新说明。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人心与人生》,直觉概念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人类心理的一种作用变成了人心的特征。按照理想的状态来说,这一特征应该无时无刻不起着作用。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直觉虽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如何发挥作用,梁漱溟并没有详细地说明。而到了《人心与人生》一书,直觉被赋予了详细的说明。梁漱溟认为,“人类一切长处均从人心内蕴之自觉而来,从乎自觉就有一切,没有自觉(自觉贫乏无力)就没有一切(没有一切创造)”。〔2〕直觉发挥作用,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当自觉向外发挥时,起作用的就是理智,这时人与宇宙就是相对的。当直觉向内发挥时,起作用的则是理性,这时人就有可能转向为与宇宙的无对。“无对者,谓超离乎利用与反抗而归于浑全之宇宙一体也。”〔2〕儒家值得肯定的原因,就在于“识乎自觉而兢兢业业正面向着大门而生活,由有对通向无对,直从当下自觉以开拓去者”。〔2〕

虽然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都把儒学中的“良知”比作直觉,但是前后仍有变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侧重于用孟子的良知良能来解释直觉,而在《人心与人生》中,他则用王阳明“致良知”中的良知来解释直觉。人身虽然有限,但人心无限,能够体会到人与宇宙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关系,就是儒学对直觉的最好发挥。

通过把直觉与儒学中良知的概念相互比附,梁漱溟完成了儒学现代化的任务。由于儒学对直觉的良好发挥使得理性在人心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正符合了梁漱溟所推崇的人生态度,因此,对于儒学的肯定和复兴就是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中的应有之义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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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干春松.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J].文史哲,2018(1):128.

From the Concept “Human Mind” of Liang Shuming to See the Fin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Life

Hao Ran

Abstract: “Human mind” is the core concept in Liang Shuming’s later years.He reorganized his early thoughts and transformed the dichotomy between reason and intuition into trichotomy which include intuition,intellect and rationality.On this basis,he compared the function of “ human mind” with its trichotomy,and wanted to realize “the big life of the universe” with human mind.Liang Shuming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practice,is the problem of human being should live with what attitude.In his opinion,Confucianism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real philosophy that can reach the big life of the universe,and Confucian life is the life we should choose.

Key words: Liang Shuming,human mind,rationality,intuition,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09-0027-08

[作者简介] 郝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白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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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心概念看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最终解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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