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的知识体系、方法建构与发展进路（下）
黄志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摘 要] 青年学有自已独特的学理根基与知识体系。青年学的研究对象是青年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是青年及其本质；研究的学术范畴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特殊需求的发生与引导的规律。青年学这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必然要吸纳众多学科理论研究青年的成果，对青年学研究应防止故作高深的苛求，让后来者视综合性研究为畏途。青年学的研究方法也应是各种科学研究方法在青年学学科建设中的综合，在综合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应提倡在综合中创新，避免眼中只有某一种方法的单学科思维的局限。
[关键词] 青年学；学理根基；研究方法论
一、青年学的学理根基与知识体系
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都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逻辑、学理学说和知识体系。“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未成‘学’（科）之前，总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的，总是一些感性认识或部分理性知识的杂合。一旦成‘学’（科），它就是一个由不同的但却相互延伸并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各个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组成的知识系统。”[1]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2]据此，有学者指出：“青年研究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就只会是研究者个人偶然的心情表达，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青年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建构自己完整的学科框架。”[3]我国青年学的学科建设，正是循此思路不断探索，在笔者主编的《青年学》中作出了回答：青年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是青年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是青年及其本质；研究的学术范畴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特殊需求的发生与引导的规律。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自己的定义，规定本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和学术范畴，明确本学科所需要揭示的特殊规律，从而准确地定位本门学科的任务。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门类的划分越来越细，众多的学科都是根据它所要研究的特殊对象和它所需揭示的特殊规律来区分，并通过定义作准确的界定。笔者对青年学所作的定义是：青年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作整体研究的科学。它以青年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特殊需求的发生与引导的规律，从而为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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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学科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反映的是该学科的学理学说与揭示的规律的内在的逻辑联系。1988年笔者构建的《青年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是四大模块14项，具体为：青年及青年的本质（青年概念、青年本质、马克思主义青年观）、青年的身心发展（青年的生理发展、青年的心理发展）、青年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青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青年的社会化、青年的价值观、青年的社会群体 ）、青年特殊需求的发生及引导（青年的智力发展与成才、青年的劳动就业、青年的生活方式、青年的恋爱婚姻、青年的异常行为）。[4]
在此期间，相继出版的其他十几种版本的青年学，对青年学这门学科的学理学说的概括、知识体系的构建，各有一些特色，也各有一些不成熟之处，不可否认的是，都为青年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立和发展出了力，结了果。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对于《青年学》兴起的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关门造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理根基，不是自己多年的学术思想的沉淀，而是东抄西抄的‘拼盘’，因为它没有一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 算作内部使用的教科书可以，但不能称作‘专著’”，“编辑这种‘纯属编纂而无研究过程’的书不能算作科研活动，只能划入有别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外的其他类。”“倘若我们再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人那样热衷于关起门来造什么‘学’，那么我们的青年研究必将陷于穷途末路，走进‘死胡同’。”[5]“教科书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更不要说是研究的新成果了。”[6]面对这样的评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笔者也因此反躬自问地思考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没有一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
应该承认，《青年学》的出版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但只能说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初探，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肯定会有不少的粗糙和浅薄，不能自我陶醉，不能故步自封，要有革新的意识和勇气，倾听各种学术批评，正视自己的不足，不断求得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但是，对“没有一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之说，心中不免有一丝不平。诸多青年学著作的作者，为青年学的兴起付出努力的学者，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文献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谷迎春和杨张乔、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邹学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邱伟光和罗洪铁、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秦在东、武汉大学教授熊建生、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吴焕荣、清华大学教授刘庆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近、广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洁珍、上海青年部学院教授金国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樊新民等，他们都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在青年研究领域已经积累有不少的学术成果，如果无分析地把青年学著述都贬为“没有一点自己的学术立场”，恐欠妥当，是否有一点“以偏概全”，是否还少了一点对他人付出劳动的尊重。学术界有句箴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尊重你付出的劳动。”
至于笔者所主编的《青年学》，是不是平地起高楼，毫无根基？如果了解我在中央团校多年讲授“青年和青年特点”课程所积累的讲义以及历年到各地做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还有1981年出版的《青年和青年特点》、1983年出版的《青年特点和共青团工作》、1984年出版的《共青团工作理论》等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可能会发现：在青年研究学术领域，不是没有比较明确的逻辑起点，不是没有自己的研究范畴，而且在青年发生、青年概念、青年本质、青年特点、青年时代特点、青年观、青年运动、青年需求、青年社会地位与作用、青年社会化与社会青年化、代际冲突与协同、青年文化、青年生活方式、青年异常行为等学术领域，积累有一定的学理根基。青年学学科建设正是建立在这些学理学说之上。有人说，青年学没有元理论。什么是元理论？元理论之说始于西方，元的原文为meta。它与某一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元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上述学理学说以及据此构建的逻辑形式，不正是青年学的基础理论或称元理论吗!当然不应隐讳，这门诞生不久的年轻学科，肯定会有不少的粗陋与浅薄，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不少有待匡正和深化之处，都有不小有待开拓的空间，学理学说的逻辑关系和知识体系，更有待更高层级的创新。但攻其为“关门造学”“不是自己多年的学术思想的积淀”“没有一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是否有些失准和失态！
值得弘扬的是，众多青年研究的学者，没有“酸葡萄”心理作祟，没有颐指气使的高谈阔论，而是潜心于学术，研究新问题，推出新成果。近年来，青年研究的学理学说可谓不断出新，如沈杰的世代理论研究、胡荣华的青年优先发展理论研究、邓希泉的青年发展理论研究、吴庆的政党与青年研究、汪慧的青年文化理论研究、杨雄的青年价值观演变研究、廉思的新青年群体研究、张良驯的青年发展规划与青年政策研究、石国亮的民间青年组织研究、张佳华的青少年社会政策国际比较研究、路琦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刘胜兰的青年网络文化研究、肖峰的现象学与青年研究、田杰的青年研究史学范式研究、韩伟和兰文巧的青年微博语境研究、吴鲁平的青年研究理论范式研究、樊新民的中国青年人口构成研究、陆玉林的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等，都在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成果，继续夯实青年学的学理根基，为青年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丰富与完善注入新的滋养。
第二个问题，怎么看“拼盘”的是与非？
关于“拼盘”说，笔者一直在思考，“拼”有何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如钱三强在20世纪80年代所言，已进入交叉科学新时代。他认为，交叉学科就是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并以社会数学、社会化学、社会物理学、社会心理学、生产力经济学、核生物学、核社会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新兴学科为例，断言“下世纪将是交叉学科的时代”。[7]什么是综合性科学，即以特定的客体为对象，采用众多学科理论知识或思想方法，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经济学等。什么是横断科学？即研究对象横伸到客观现实的一切领域或许多领域里的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什么是边缘学科？即两门以上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而成的学科。[8]青年学，就是一门以青年为对象运用多学科知识作整体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因此，青年学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必然要综合吸取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文化学、教育学、行为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理论研究青年的成果。这样的综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拼盘”。所以，对青年学研究中作综合努力的“拼”，应有些许包容与认可。其实，在世人的心目中，“拼盘”并非一个贬义词。宴席上色香味兼备且有艺术造型的“拼盘”，还是一道佳肴。虽然“拼盘”中也有做得简单粗陋的，可是人们的批评只是求其精美，并没有由此而将“拼盘”从餐桌上统统排除。与此同理，青年学研究中的“拼盘”，也是有层级的区别，有综合得体、合乎学术逻辑、相济相融的“拼”，也难免有简单移植的“拼”，因而不宜无分析地一概贬损。即使对某些简单移植的“拼”，是否亦应在批评的同时适当肯定其在综合上付出的努力，引导其向高层级的“拼”提升，防止故作高深的苛求，伤及作综合性研究者的积极性，让后来者视综合性研究为畏途。
近日读郑长忠文《青年+哲学社科：青年学发展的方向》，[9]他提出：“在研究范式上，应该开放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而不是追求所谓单一的学科范式。”由此联想，对所谓“拼盘”的反对，是否与有某单一学科背景者仍囿于单学科的思维定式有关，如果只习惯于本学科的单学科研究，往往容易对从单学科向多学科发展的研究趋势缺乏深知，对多学科的综合型研究不太适应。看来，从多种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研究青年，推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还有必要转变单学科研究的思维定式，树立以多维视野为特征的新型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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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独特研究方法”说，如今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如洪守义基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青年学是不是必须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而是是否有一套适合青年学科建设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来看，许多学科的原理、研究的方法是接近的，相同的。”“如果每门学科都必须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前提的话，那么大多数的分支学科、边缘性学科便不复存在了。在实际的研究中，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方式，收集资料方法、比较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完全适合青年研究和青年学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有门户之见，更不能拘泥于单一的方法，今天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跨学科的研究日趋广泛，研究方法交叉和渗透，不仅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特点，而且给分支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青年学只有在众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博采众长，去粗取精，同时吸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电子技术手段，加强学科的综合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才能不断地走向成熟。”[20]
关于教材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于教学时，才算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10]编写教材有没有学术研究，应该说教育界最有发言权，教育部历来都是把教材建设，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教材编写列为重要的科研项目。无分析地把教科书一概贬为“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是否反映了对教育的缺识少知。对于这样的轻率妄言，但愿教育界能大度宽容。
至于《青年学》这部教材，听听多方面的声音，也许更有助于做出有说服力的评价。“《青年学》这部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编著者深入到青年中去研究青年，认真总结党和团组织团结教育青年的实践经验，汇集国内的青年研究成果，有分析地汲取国外青年研究中对我有用的部分，还召开了青年学研讨会，广泛听取了意见，偕同诸多同行，切磋琢磨；曾六易提纲，三易文稿。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向读者献出今天这样一部青年学专著。”这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评论。[11]
陶瓷运用到室内设计已经成为每个家庭里必李熙寰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对室内空间环境的艺术化审美需求也越来越高，如今室内更加关注潮流文化，高新技术，时代精神的感观体现，同时生活装饰陶瓷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古代陶瓷的实用而制作的目的，它既可以表现也可以实用，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层面的。大大地促进了陶瓷对室内设计的运用发展而产生，其运用表现价值也体现在很多地方。
“《青年学》一书，内容相当丰富，从青年这个概念讲起，研究了青年的本质和生理、心理的发展，涉及青年走向社会的过程和社会作用，探讨了青年群体、青年个体及青年就业、生活、婚恋等社会问题及青年价值观、异常行为，可以说能够包容的东西都集纳进去了。有些章节在某些问题上论述相当深刻，读后令人受益匪浅。”这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评论。[12]
第一，应当制定新法律来界定这种新的雇佣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企业平台也应承担起相应责任，积极解决零工经济中出现的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反馈机制，为劳动供给者提供基本的保障机制，通过与第三方保险公司合作，降低用工风险。第二，应当加强监管，明确劳动供给者和企业平台的相应责任，并且对此进行长期跟踪访查，坚决杜绝零工经济中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第三，企业平台应当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应当在与劳动供给者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杜绝劳动供给者损害自身利益的现象。
“青年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是青年学科水平的标志。今天当我们反思青年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不足和青年研究的局限时，首先应该对那些青年学科的开拓者表示深深的敬意。今天的研究是建立在昨天的基础上。对青年学教材的评价关系到青年学地位的确立。青年学作为我国起步不久的年轻学科，要求我们不能用西方确立的经典的学科标准和在我国已经完全成熟的学科标准来要求青年学科和青年学教材，根据我国青年学科建设的实际状况，多一点宽容，多一点扶植，也许更有利于一门年轻学科的成长。”这是教育界学者的评论。[13]
“《青年学》教材，充分体现纵横互构的知识层面和新颖敏锐的时代感。它以十二章、三十四万字的鸿篇巨制扫描了青年命运的面面：从‘青年’的学科定义入手，率先研究了青年的生理发展与心理并分析了他的‘社会化过程’，这大体属于纵向范围。接下来，通过对其‘社会作用’‘价值观’‘社会群体’的宏观探索，确立了横断面的剖析。然后就青年成长周期中必然面对的社会选择，作出了定性定量的科学研讨：关于劳动就业（经济学的引入）、关于生活方式（文化学的引入）关于恋爱婚姻（心理学与医学的引入），等等。凡此，都属当代青年与其他年龄层人士（如做父母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之间为达成有效的互谅而不可不读的。最后，《青年学》对‘青年的异常行为’作了切实的论述，尤其是有关犯罪问题、自杀问题、社会冲突行为、人格违常行为、性变态行为的研究，对人们全面把握青年问题的症结，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文化界学者的评论。[14]
“从学科角度看，黄志坚教授1988年的《青年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第一本专著。因为黄研究的是青年，而文献检索显示，Key、Hall、Stern及其他西方学者，还包括Mahler，他们论述的是儿童、青春期和青少年。至于Mahler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原著名实为《少年学导论》，现名使用‘青年学’则是译者陆象淦的主意。”这是社会科学界学者的评论。[15]
在创建中国青年学之初，笔者在整理青年研究的学理学说、构建知识体系的同时，对青年学研究方法有一番艰辛的探究。在《青年学》教材的绪论中，专设有一节“青年学研究方法论”，作了五点论述：置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作考察；在共性与特性的联结中研究青年的特性；把青年的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动态研究相结合；坚持具体分析和阶级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连并重；具体研究方法多样化，如观察法、参与法、交谈法、日记书信分析法、典型解剖法、个案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法。[18]
二、青年学研究方法论
科学发展史证明，科学与方法同生共长。“一门学科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由于应用了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16]任何一门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都有赖于方法运用的正确，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何谓方法论？英国社会学家邓肯·米肯尔的解释：“指一门特定学科用以处理资料和获得知识的技术。”“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大多是确立社会科学各学科得以成立的资格。”[17]在青年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必然十分关心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方法论。
（一）青年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1988年的这部教材，笔者一直看作是个初探，并一直在为从稚嫩走向成熟继续努力，在笔者2004年出版的专著《青年学新论》中就有不少改进和补充。共青团界、教育界、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学者在青年学兴起之初的这些评论，一是深为感动，二是愧不敢当。本文所以不惜篇幅摘引这些评论，有借以回答某些质疑之意，更有感激众多学者对青年学这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的呵护、扶持与包容之情。这对青年学在社会科学园地茁壮成长是何等可贵的推力！这对耕耘于这片学术园地的劳作者是多么可贵的鼓励和引导！然而，还有愧疚之心。对照这些评论反省自省，深知这部《青年学》教材，虽然凝聚了我们全体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浇灌有全体作者艰辛开拓的汗水，有些许的社会影响，但终究是青年研究学科化道路上的一个初探，无论是学理的提升、规律的揭示和体系的构建，颇多不成熟之处，要像一些老学科那样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还有很长的路程，也许需要历经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回顾我们当年的初衷，只不过是想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时地提供一册专业课教材；从未奢望这部《青年学》一出版在学术上就是十全十美、滴水不漏，更未敢奢望这部《青年学》一出版，立即就能在学术界一致叫好，立即就能得到社会公认，立即就能得到政府首肯，立即就会被列入教育部的专业学科目录。至于后来在教育界、社会科学界、文化界、新闻界和政府产生的那些影响，实在是始料未及，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因此，对所谓“七拼八凑的‘拼盘’”的批评，对所谓“没有一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的批评，对所谓“关起门来造学，不能算是学术研究”的批评，尽管少了一些对事实的尊重，少了一点对他人劳动的尊重，都能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待之，都能以谦恭之心作自我反省反思，找出差距，努力再前进。
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原则和方法。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原则是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道理，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则是价值观教育时采取的行为方式和手段。原则和方法制约着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成效，是青年价值观教育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
青年学要不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多年来笔者对此作了苦苦的求索，考察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市场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许多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搜寻阅读了尼科·雅赫尔的《科学社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周易忠的《科学研究的方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陈衡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吴元樑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吴岱明的《科学研究方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哲学研究》编辑部的《科学方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邓肯·米肯尔的《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陈波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方华、刘大椿主编的《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国内外十多种版本的社会科学方法著作，逐渐有了领悟：交叉和渗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特点。这既表现在理论知识上，又贯穿于研究方法中。研究方法的交叉和渗透，不仅存在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而且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也日趋广泛。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能绝对化、凝固化，尤其是在交叉学科蜂起的当今时代，更不能拘于一格而排斥多种方法的运用，更不应去刻意臆造一种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需要根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运用多种方法，进而在综合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二）怎么看“独特的研究方法”
笔者所论述的青年学研究方法论，其依据和特征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二是广泛吸纳有益于研究青年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三是总结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研究青年的途径与方法，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的经验，有一定的实践根基和中国本土特色。然而，在青年学发展过程中也有人不认同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认为“一门学科的成立，需要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方法”，“青年学难于成学是因为没有自己独特研究方法”。 为此，笔者又做了一些反思。
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下发《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1号），提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分解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要把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数量作为重要测算指标，逐年减少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多和处置不力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排。要明确各地区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具体任务和奖惩要求，对两项任务均完成的省份，国家安排下一年度计划时，将在因素法测算结果基础上，再奖励10%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任一项任务未完成的，核减20%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发展史来看，社会科学首先是从各门学科中借用方法的历史。”方华、刘大椿主编的《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中作如是说。
“现代科学的生长点，就恰恰是在这种交叉渗透的地带。”吴岱明教授在《科学研究方法学》中作如是说。
“学科成立标准需要研究方法这项指标，但无须讲究方法的独特性，独特的研究方法已不符合现代科学和学科发展需要。”“现代学科的交叉现象促使各种理论和方法在不同学科內交流和互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往往意味着单一的方法，从而只能是对研究对象某一侧面进行研究，这不利于全面考察研究对象并探索其复杂性。”教育界学者方泽强在《高等教育学学科辨析——学科标准的视角》中作如是说
“社会科学方法不应受人为的科目分界所划割和局限，许多学科是原理相通，方法相近。不同学科的倾向只可容忍在研究初期出现，此后方法的选择，则应视题材和条件而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沛良在《社会科学研究法》中作如是说。
关于青年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一种将实证研究定于一尊的观点，认为“实证研究才是青年研究的立身之本”，“青年研究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必须把实证研究作为认识青年社会现象的基本工具”。[22]甚至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把青年研究方法定于一尊的观点仍在流行，还有人断言：引入实证研究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有份青年研究期刊，在栏目设置中还专设有“实证研究”栏，为什么在心理研究、社会研究、人类学研究、文化学研究等众多研究方法中专树这个栏目？恐怕客观上容易让读者有“独尊实证”之感，以至于时至今日，青年研究方法应否“独尊实证”的讨论，仍在继续。
从东晋皇家讲经、诵习之制看，东晋皇族教育内容显系为儒家经传，诸子却勿须为皇族所通览，这与汉末三国不同：“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7](P90)“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7](P891)。即便东晋之初的太子教育曾短暂出现过法家典籍，也多不为世人认同而加以排斥：“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庾)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2](P1915)
由上可见，“独特研究方法”，在历史上学科分类初始期，有此要求。但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交叉学科、搭界学科等新兴学科大量涌现，关于研究方法也有了发展，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已成不可阻挡的新趋势。不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众多新兴学科形成的新特点，仍以要有“独特研究方法”来评价青年学的学科建设，是否属于不合时尚的苛求？是否属于落后于时代的观念陈旧？
第三个问题，教科书能不能算是学术研究？
还有学者以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例，做比较分析指出：“青年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像有的人主张的独立研究方法。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的情况不是某一学科采用某个特定研究方法，而是不同的学科共同采用一些方法。目前，我国有数以百计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如果每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那么，现在就应该有几百个研究方法。可事实不是如此。也就是说，并非一个学科都存在一个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研究法、规范分析法、演绎归纳法等，而这些方法早已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使用，并不是经济学独创的。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验法，但实验法最早是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青年学的研究方法，如果说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就是年龄分析方法，从特定年龄阶段研究人。其实这也不独特，老年学、少年学也采用年龄分析法。当然，青年学还要采用文献分析、社会调查、典型解剖、逻辑分析等定量实证方法和定性思辨方法。”[21]
笔者在《青年学》中确立的青年研究方法论，体现的正是各种研究科学方法的综合。现在看来，总体上还是立得住的，当然还有待周全。推进青年学学科发展，自然包含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还要继续在综合上下功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坚持广泛吸收和运用社会科学各种有助于揭示青年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的方法，努力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努力学习运用现代新技术手段，在进一步深化多种方法的交叉渗透中，完善青年学研究的科学的方法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1994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的主旨发言中，以《青年研究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为题，又进一步论述了七个问题：多样化和主旋律问题；研究青年和研究青年工作问题；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问题；直接经验和间拉经验问题；研究成果的转化和评估问题；应用理论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问题；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19]
（三）关于“实证研究”的讨论
“社会研究法，寻源不拘格。宏观跨时地，微观暗参察。”这是美国波士顿大学钟伦博士在《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法》中的观点。他不赞同某门学科垄断某些方法和主张，认为某门学科可以从“其他社会科学现成知识中引申，也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各种适当的研究方法。”
骨外黏液样软骨肉瘤（extraskeletal myxiod chondrosarcoma，EMC）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具有多向分化的潜能，2013版WHO软组织肿瘤分类将其归为分化不确定的软组织肿瘤[1]。其发病率约占软组织肉瘤的2.3%，发病年龄谱系较广，但以35岁以上成年人为主，发病高峰年龄50～70岁，男女比例2：1[2][3]。多数患者表现为缓慢生长的肿块，多发生于深部软组织，可伴有局部疼痛，近关节处肿物可致活动受限，可发生转移[4]。目前国内外关于EMC的影像学资料较少，大部分为个例报道，其CT表现主要为分叶状黏液丰富肿瘤，常不伴有钙化且不侵犯骨组织[4][5]。
(四)非独立的尖翎鸟纹。反山遗址出土玉琮、玉钺上的神人兽面纹上神人的上臂靠近肘部左右各有一个尖翎鸟纹，神人兽面纹的下部左右下腿近爪处也有一个尖翎鸟纹。
赵宪生在《正视问题，找出差距，再创辉煌——谈我国青年研究的现状》一文中，批评那种“在青年研究中，似只有实证研究的成果才真正有价值，而定性分析和思辨性的理论研究则‘统统可以扔掉’”。他认为：“青年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一样，需要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思辨研究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局部的调查研究上升到整体的普遍意义，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在青年研究中‘罢黜百术，独尊实证’，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偏差，而且更可怕的是会将青年研究引入一个狭小的、自我封闭的天地。”[23]刘宏森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在他2012年发表的《“数据当家”和实证研究》一文中引述了赵宪生的这个观点，认为这对“青年研究的方向起着一定的误导作用”。[24]
方巍在《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思考》一文中，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做比较，分析了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优势，认为“同样是人类社会现象，实证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外在行为，而人文主义研究的则是具有主观属性和意义的人类社会行动”。他“不赞成两种方法势不两立，主张两种方法和平共处，甚至在一项具体研究中实现不同程度的结合”。结论是：“多元主义综合研究方法目前愈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25]
一旦自动制动手柄放置在此位置，列车管迅速减压到零，均衡风缸以常用制动速率减压到零，16CP模块响应列车管减压变化，迅速给作用管（16#管）充风到最大允许压力，BCCP模块响应作用管压力增加，给机车制动缸充风产生紧急制动作用；同时车辆副风缸给车辆制动缸充风，车辆制动机制动。
张良训在《青年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依据》一文中更鲜明地不赞同把某一种方法定于一尊，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在学科研究方法上画地为牢。不同学科可以使用同一种研究方法，一门学科也可以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不能简单地从研究方法上判断学科之不同。一种研究不能拘泥于似乎是自己的单一方法，而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好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形成本学科的研究方法群。研究方法具有共享性，这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突出特点，也符合青年研究的实际情况。在青年学的研究方法中，不能拘于一格而排斥多种方法的运用”，“青年研究是一种复杂的研究，需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常见的有哲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26]
实施睦邻友好行动。以自愿原则为主，建立社区“睦邻点”。策划开展聊天议事、读书讨论、健康养生、书法绘画、矛盾调解等小型多样的邻里活动，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贫病相扶”的传统邻里文化得到有效传承与弘扬。通过“睦邻点”打造，让陌生的邻居熟悉起来，让疏远的邻居亲近起来，让寂寞的楼道热闹起来，让困难的邻居幸福起来，让睦邻点逐步成为社区建设的议事园、邻里互助的温馨园、精神慰藉的开心园、文化娱乐的快乐园、体育活动的健身园、科普教育的学习园。
方泽强在《高等教育学学科辨析》一文中，不赞成将某一方法作为某一学科独有，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学科使用同一种方法和每门学科使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已格外普遍，某方法不再为某学科所独有，从方法上比较上亦难判断某一学科的方法的独特性。”[27]
陆玉林在《论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一文中，以文化学为例，认为“没有定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无论运用什么样的方法，都需要严格按照所用方法的要求来做，都需要遵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28]还有何绍辉、徐淅宁等都提出，青年研究要借用、移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倡综合，避免仅用一种方法的局限。
关于实证研究，笔者也是思考已久。为此，我还追本溯源地对提出实证论的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论述作了一些研究。孔德主张，社会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他认为，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就是“关于社会现象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实证方法的根本点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按照他的定义，“证实”，就是“现实的”“有用的”“明确的”“积极的”“相对的”。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实的”和“精确的”。孔德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强调实证的确实和精确，是有合理因素的。但国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孔德把社会与自然界齐观，机械地把自然科学理论作为僵死的模式和范例，套用到社会研究。他们批评实证论把科学说成只是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的描写和记录，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也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超乎感觉经验之外，是不可能认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以超乎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因而都是“不确实的”“不科学的”等理论观点，并将其归结为是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三条路线。[29]
当我们对实证研究的来龙去脉有个大致的了解，可能比较容易达成下述两点共识：第一，孔德提出的实证研究，虽然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但作为观察“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的一种方法，有合理的因素，对青年研究是有一定的价值的。第二，实证研究只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且其包含的合理因素，在我国历来倡导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调查研究中并非没有体现，我国的青年研究历来有重视通过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的传统，由此取得的青年研究优秀成果更不在少。何况，如今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又已将青年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因而把实证研究抬到一个“独尊”的地位并不适宜。笔者的这些认识写进了前述的那篇论文《青年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时隔20余年，到了当今时代，青年研究中多样化方法综合运用已相当普遍，如果还来宣扬“独尊实证”，还将实证研究作为评判青年研究是否堪称科学研究的至高标准，不能不让人质疑，这是对我国青年研究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的现实缺乏认知，或许是“囿于某一单学科立场的固执与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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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ystem, Method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Youth Study (Part Two)
Huang Zhijian
(China Youth Research Center)
Abstract: Youth study hasits own unique academic foundation and knowledge system. The research object of youth study is youth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 is youth and its essence;the academic category of research is to reveal the laws of youth’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 law of interaction between youth and society, and the occurrence and guidance of youth’s special needs.The emerging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of youth study must inevitably absorb the results of many disciplines and theories. There should be some tolerance and recognition, so as to promote it to a higher level and prevent it from being overly demanding, so that later generations may regard comprehensive studies as a fearful way.The research method of youth study should also be the synthesis of various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science disciplines, and form their own methodology in synthesi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youth study advocates innovation in synthesis and avoids the limitation of single-disciplinary thinking in which only one method is seen.
Key words: Youth Study; Academic Found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中图分类号] D4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1-0012-08
[收稿日期] 2018-12-12
[作者简介] 黄志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学、青少年教育、青年工作理论。
责任编辑 杨 毅
标签：青年学论文; 学理根基论文; 研究方法论论文;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