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毛泽东民族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各自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两代不同的领导集体，两位伟人先后处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因而，在他们共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中，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各自的理论特点。为了更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十分有必要将其与毛泽东理论加以比较。
一、邓小平与毛泽东同志共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创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和观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同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样重视民族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所以，邓小平与毛泽东同志一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共同性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里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合著的主要有：《论波兰》、《共产党宣言》、《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列宁著《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斯大林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在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基本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伊始就写有《批判大汉族主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选自《论十大关系》）、《少数民族问题》（选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同时还有刘少奇的《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周恩来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有《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建设》等文章。这些重要著作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反映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二）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列宁对此都有重要论述。毛泽东同志把这一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运用于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他十分强调加强民族团结，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2页。）同时，他结合批判大汉族主义， 强调民族平等，从此确定了民族平等和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总政策。邓小平同志仍然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在他所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指出：“改善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二大则更进一步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建国几十年来，党和国家紧紧围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行了大量民族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对政党、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单一制民主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列宁根据俄国的民族实际，建立了联邦制的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既没有生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没有完全采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形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国体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单一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从此，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这一完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制度。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肯定了这一基本制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需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又强调指出：“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中联邦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56～257页。）
（四）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如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都把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起来。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同样坚持把民族问题解决与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总目标结合起来。1979年6月， 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说：“我们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5页。 ）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
（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和民族平等思想确立了经济文化发达的民族要无条件帮助发展落后的民族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始终坚持和强调这一思想和原则，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形势下，进一步重申：“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
（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同志根据俄国、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要彻度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对西北民族工作的指示》，《民族团结》1958年第二期。）我国确立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政策。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少数民族干部快速成长起来，目前已达到200余万。
（七）宗教信仰自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党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也如此。毛泽东同志曾对西藏人员明确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注：毛泽东：《1952年接见西藏致敬团人员时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他所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我党“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我国历次宪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总之，邓小平同志在解决现时期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同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民族观，以此来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指导民族工作。
二、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崭新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民族理论，形成邓小平理论特色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反复探索，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所创立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要将马列主义结合中国新的历史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这样新的课题。邓小平民族理论正是邓小平同志在坚持毛泽东民族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民族理论，形成邓小平民族理论特色。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确立了我国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观点，澄清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少数民族问题》，要求对不同性质的民族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在“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党在民族问题上出现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说法，造成严重思想混乱。邓小平同志在进行拨乱反正过程中，于1979年6月15 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指出我国民族关系的实质，即：“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186页。）对认清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实质确定了主基调。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1980年4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第15页。）紧接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次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确立了我国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观点，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民族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同时也是邓小平民族理论形成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和思想。
（二）提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的观点，明确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探索中，首先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因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在民族问题上，解决好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同样离不开发展。邓小平同志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应用于民族理论上，明确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提出了“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标准。1987年6 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讲话中，以加快西藏发展为例，强调说：“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同时他又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5～247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仅坚持了毛泽东同志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观点，而且，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就是说，党和国家要千方百计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帮助他们发展。但少数民族地区要利用好这些帮助和扶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将本地区、本民族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以生产力为标准，强调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是他民族理论的重要特色。
（三）实行改革开放，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怎样才能使中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邓小平同志经过反复探索后的回答是“改革开放”！他认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
开放与改革紧密相联，因为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发展的历史上，要开门搞建设，首先必需对外开放。而实现对外开放的前提是要改革。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时，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开放”，将“改革”“开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点。基于这一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途径时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88页。）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了开放的特殊含义：“我们确定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5页。）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各民族互相学习，包括向国外先进民族进行学习。最终目的是各民族发展进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总结为“改革开放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注：江泽民：一九九二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几年来，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民族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四）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定了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邓小平同志曾给予充分肯定。但怎样才能将这一适合中国民族实际的好制度坚持和完善下去，使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达到“真正”实行区域自治。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首先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着手。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需加强法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 ）他还说：“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39页。 ）邓小平同志就是依据民主和法制不可分的思想，提出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以达到“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篇进话中就明确指出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必需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同时他也指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9页。）即只有将民主制度法制化， 才能够真正的操作行使。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指出：“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这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建设，明文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是邓小平同志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毛泽东同志民族问题理论的又一重大发展。对我国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984年，我国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将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目前，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民族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有利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和自治地方的民主权利。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1979年6月15日， 他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说：“我们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5～186页。）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又说：“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页。）邓小平同志认为，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需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它已经写进了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需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59页。 ）四项基本原则对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保证作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保证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保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环境；三是保证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多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始终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总结为：“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6页。 ）民族问题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是邓小平民族理论发展的基本思想。
总之，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在坚持毛泽东民族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坚持”体现了邓小平民族理论与毛泽东民族理论的共同性，“发展”则体现了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特点。这两代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共同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民族理论特点形成的原因探索
探索邓小平与毛泽东理论特点形成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学习和领会邓小平民族理论。笔者认为大致有如下四种原因：
（一）两位伟人的个人经历不同，对理论特点形成产生一定影响。邓小平与毛泽东都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都在青少年时代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然而，在共同的奋斗中，两位伟人却有着不同的经历。邓小平同志年仅16岁时，在出国学习的浪潮推动下，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既体会到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和黑暗，也目睹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在法国的日子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决心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既没有剥削，生产力又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1975年他担任总理以后又再一次访问法国，看到法国在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的翻天覆地变化，感受颇深。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这位伟人亲身体会后的决心和目标。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等，无不折射出他个人的特殊经历。
毛泽东同志的经历与邓小平同志则完全不同。他年长于邓小平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曾熟读中国传统典籍，从孔子、孟子到三皇五帝，刘邦、项羽、陈胜与吴广……。他是在对中国旧制度深恶痛绝的批判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到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时，他却独道的认为，中国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出国，仍然留在中国。此后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去过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以外，没有到过其他任何国家。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刻了解，奠定了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基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消极因素却成为他晚年所犯错误滋生的土壤，如，个人专制，忽视法制建设等。许多做法完全背离毛泽东思想，我党早已奠定和确立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毛泽东同志个人特殊经历产生一定影响。
（二）两位伟人所处历史时代不同，对理论特点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任何理论的产生与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受时代特点所制约。毛泽东思想产生于战争与和平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问题上，主要任务是争取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国际环境来看，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便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强烈敌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产生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之间尖锐对立，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封锁中国，企图扼杀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我党与苏联的关系又彻度破裂，进一步受到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在这种国际和国内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必然具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属于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理论，也如此。建国前，在民族理论政策方面，毛泽东同志突出强调民族平等问题；建国后，毛泽东同志突出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毛泽东民族理论正是在解决这些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中创立和发展的。
邓小平民族理论形成的历史时代则完全不同，它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和平与对话。两种制度的竞争转为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形式的竞争，在共处中交往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形势的改变，从世界现实出发，阐明了争得较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果断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民族理论正是在坚持毛泽东民族理论基本思想基础上，根据时代主题发展变化形成的，其核心内容强调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显示其民族理论的时代特点。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认识和探索，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特点形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深刻的分析与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理论上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亲身实践。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刚刚开始，列宁不幸与世长辞。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后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留下了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课题。正是在后来的探索中各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者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制定了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政策。同此也形成了不同特点的民族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总结建国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也奠定了邓小平民族理论特点的理论基础。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4页。）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 将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纠正了过去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同时也明确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二是关于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经过探索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对于认清我国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十分重要。我党对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处于不完全清醒状态。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另一较长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这种认识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前者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重要性和复杂性；后者否定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两者的共同点是，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实际去认识民族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思想准备。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确定工作原则和方法有了正确认识。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阶级社会中革命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就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党由于对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认识不清，曾经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结果遭到了严重挫折。这种错误认识给民族地区造成的危害更严重。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改革开放”，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也为民族地区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找到了正确途径。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和政治保证。同时也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政治保证。
除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外，邓小平同志还有关于战略步骤、祖国统一、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也奠定了他的民族理论特点。
（四）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民族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因而首要前提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曾做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坚持与肯定。例如，他曾讲到：“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肯定了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五七年以后，则专门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这两篇好文章，不搞“一刀切”。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主要反映在这两篇光辉著作中，至今仍为邓小平民族理论所坚持。
由于邓小平同志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民族理论，使我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江泽民同志对此总结时指出：“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政策。这主要是：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都对祖国的文明作出了贡献，都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民族要互相帮助，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还要注意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江泽民同志的概括，准确地表达了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民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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