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的大脑机制（续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脑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 参与思维定势打破的脑机制
有关顿悟的诸种理论的一个共同点，是认为人们在解决顿悟问题时会遇到一种障碍，只有当这种障碍被有效地克服的时候，顿悟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这种障碍，就是通常所谓的思维定势。比如，在“六火柴问题”中，要求被试用六根火柴构成四个等边三角形。这个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人们一般会假设构成的等边三角形都在一个桌面或者两维的平面上，这就是思维定势。只有当人们打破了这个不正确的思维定势，在一个三维空间搭构火柴时，问题才能有效地被解决。在这方面，一个被良好地界定并被较为充分地研究的问题是Duncker的“蜡烛问题”。在“蜡烛问题”中，被试被要求利用手头的一盒图钉，火柴以及蜡烛等物将蜡烛点燃后固定在木质墙壁上。正确的做法是将图钉盒倒空，用图钉将之固定在墙壁当作烛台（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把图钉盒用作烛台）。
我们认为，以“蜡烛问题”为代表的顿悟性问题情境通常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它们包含一种不能够用常规方式顺利解决的问题情境，以“蜡烛问题”为例，通常被试会试图用熔化的蜡液将蜡烛粘在墙上，或者用图钉去固定蜡烛，而这些方法都不能奏效；其二，它包含一个关键性的物体，但这个物体的显而易见的功能却使人们不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比如，图钉盒的显而易见的功能是放置图钉，这种功能是如此“强势”以至于人们往往会忽略它的其他可能的“弱势”用途。抛开一个物体或者概念的“强势”功能或者特性，转而利用其“弱势”功能或者特性，就是一个思维定势的打破过程。为了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这种情形，我们采用了“啊哈谜语”作为实验材料。“啊哈谜语”是Auble等使用的一种谜语材料[45]，其特点是用一个含有因果关系的短句意指一种关键性的情景，例如，谜语“因为布破了，所以草垛变得至关重要”意指在跳伞过程中降落伞的布撕裂，跳伞者必须以草垛作为缓冲；谜语“因为是一位专业人士替这位老人照的相，所以看不出照的是谁”意指X光片等。与经典的顿悟问题相类似，上述的谜语情景也包含两个关键性的方面，其一，谜面中听包含的因果关系在通常意义上无法理解；其二，谜语涉及一个关键性概念，这个概念有一个主导的或者“强势”的含义，它压制了其它可能的解释。比如在上述的两个例子中，“布”的基本含义是可穿之物或者用于遮体之物，它极少被用于指称降落伞的面料，而“照片”通常是指人像的写真或摄影，X光片是一种极不典型的照片。在被试对谜语不能达成正确解释的情况下，向他们提供有关答案的关键性提示，比如“降落伞”或者“X光片”，就可以在一瞬间促成他们抛开谜语中那个关键性概念的“强势”含义，转而意识到并且去利用那个概念的“弱势”含义，从而打破思维定势。在实验中，我们还采用了另外一类项目作为基线或者参照活动的状态。这类项目比较容易，人们无须看答案凭自己的能力就能解决，比如“因为太阳光被聚焦，所以报纸就燃烧了起来”（放大镜）或者“因为白色的粉末放进咖啡里，所以咖啡变得甜了”（白糖）。对于这类谜语，人们在看到答案以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解答，因此，他们在看到答案时并不会有意外的发现，也就无所谓思维定势的打破。采用事件相关fMRI技术，我们将包含以及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两类心理事件锁定在标准答案呈现的那个时刻点上（注：Luo J,Niki K,Phillips S.The origins of insight in puzzle solving;the role of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breaking mental set.Submitted manuscripts.）。研究的结果表明：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的平均反应时间为1.87秒(SD=0.52)，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的平均反应时间为1.09秒(SD=0.17)，前者显著长于后者(
)，对于57.8%的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被试报告说他们在看到标准答案的瞬间有一种“啊哈”式的发现感；对于75.7%的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被试认为答案与谜面匹配良好且十分合理；对于72.9%的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被试将他们不能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这一观察从内省的层面证实了这类心理事件的确包含一个思维定势的打破过程）。脑成像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所激活的部位主要有两个，一是扣带前回（布罗德曼24区和32区）；二是位于或接近左腹侧额叶的岛叶（布罗德曼13区）和额下回（布罗德曼9区）（图3）。
扣带前回(ACC,anterior cingulate gyrus)位于大脑额叶的内侧面，在解剖上是属于边缘系统的一个部分。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揭示：在ACC中有一种大型的梭状细胞，这种细胞只有人类以及人类的最近亲——类人猿才有。这种大型的梭状细胞与大脑皮质的各个部分具有广泛的联系，可能起到调节和改变大脑活动状态的作用（综述见[46]。Vogt等人将ACC的功能概括性地总结为“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47]。目前，关于ACC的功能的一个最为普遍的看法是认为ACC参与认知冲突的解决。早先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表明，在要求被试尽快地作出反应的条件下，有一种错误相关负波(ERN,error-related negativity)在人们作出了一个错误反应之后的100到150毫秒之间被观察到，而偶极子分析表明：ERN有一个位于额叶内侧的波源，可能在ACC，这使得人们认为ACC的功能在于监控和补偿错误行为。具体的讲，ACC被假设参与一个比较的过程，它在人们心里想做的正确的反应与其真实做出的反应之间进行比较[48,49]。但是，其后的事件相关fMRI实验却表明：ACC不仅仅在错误反应之后活跃，事实上，只要有反应的冲突，无论其行为上的对错，ACC都会活跃[50]。Carter等人采用由“线索－探测项目”组成的连续操作任务(AX-CPT,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比如A（线索项目）—X（探测项目），A-Y,B-X,B-Y等。要求被试只有在探测项目为X而线索项目为A的情况下做反应，对其它情况则不作反应，A-X类项目占到全部项目数的70%，而其它各类项目只各占10%。A-Y项目和B-X项目所引起的反应冲突会比A-X项目和B-Y项目更多，因为A-Y项目和B-X项目中的A与X都与正性反应相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高冲突项目，即使被试作出了正确的选择，ACC也会有较高水平的活动[50]。除此之外，ACC的活动也在Stroop任务中被广泛地观察到[51～53]。
图3 参与思维定势打破的脑区.(1)：扣带前回(ACC)；(2)：左侧岛叶。
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与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相比较／减所获得的结果，被试数：13；差异显著水平：p＜0.001(SPM[T],random-effect analysis).
和ACC相类似，左腹侧额叶(LVPFC,lef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的功能也与认知冲突以及无关刺激的抑制有关。早期的脑成像研究在语义加工任务中经常观察到LVPFC的活动[54～57]，因此，LVPFC曾经一度被认为支持或者参与语义信息的提取。但是，其后的研究却认为LVPFC实际上参与不同语义信息之间的选择。Thompson-Schill等人令被试根据呈现给他们的工具的图片说出与此工具相关联的动词[58]，在低冲突条件下的工具只与少数动词相关，比如剪子只与“剪”相关联；而在高冲突条件下的工具往往与很多动词相关，比如绳子与“系”、“捆”、”扎”、“吊”等很多动词相关联。因此，理论上假设人们在对高冲突条件下的工具作反应时会有较多的语义选择上的冲突与竞争，因为他们必须在众多可能的动词里选择一个（行为反应指标也支持了这个假设）。脑成像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低冲突条件的项目而言，高冲突条件的项目伴随有明显的LVPFC的活动。在我们所采用的三词判断实验中[27]，当下面的两个词都与上面的词无关或者都与上面的词有关时（如上面的词为“土地”，下面的词为“钟表”和“音乐”［0关系］，或者如上面的词为“土地”，下面的词为“建筑”和“田野”［2关系］），语义冲突与选择较多，因而较之只有一个下面的词与上面的词相关的情形（如上面的词为“土地”，下面的词为“建筑”和“音乐”［1关系］）伴随有较多的LVPFC的活动。除参与语义信息的冲突与选择之外，LVPFC还参与工作记忆中的冲突与抑制，在Jonides等的脑成像实验中[59]，要求被试在记住一张含有四个英文辅音字母的卡片之后，判断随后出现的探测刺激是否是学过的四个英文字母中的一个，关键性地，他们比较了两类不同的负性（即引起“否”判断的）探测字母所引起的脑活动。其中，“重复”的负性探测字母，虽然它并没有在刚刚学过的卡片中出现，但却在上一轮的“学习－测验”单元中出现过，因此，被试在对它作否定判断时不得不压制对它的熟悉感，从而导致一个抑制过程。而“控制”的负性探测字母则并未在临近的“学习－测验”单元中出现，因此，被试在对它作否定判断时就不需要特别的抑制过程的参与。通过比较“重复”的负性探测字母与“控制”的负性探测字母，Jonides等人确定了参与抑制的关键性脑区在LVPFC（相关的研究见[60]）。我们采用汉字材料，比如，在工作记忆任务中令被试学习过“指”字之后，或用与此字音型相似的“脂”字作为探测项目（音型冲突）、或用与此字意义相关的“手”字作为探测项目（语义冲突）、或用一个无关字“全”作为探测项目，结果发现，与最后一种情形相比较，前面的两种条件伴随有明显的LVPFC的活动[61]。Petrides将LVPFC的功能概括为对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进行比较和挑选[62]。
根据上述证据，我们认为，相对于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所激活的ACC与LVPFC与思维定势打破过程中所产生的认知冲突有关，是思维定势打破过程中的认知冲突导致了这两个区域的活动。
尽管ACC与LVPFC都参与认知冲突的协调，但它们的作用却并不相同。Smith和Jonides(1999)认为：ACC参与较为初级的“前编码反应”(preprogrammed responses)的抑制，而LVPFC则参与较为次级的信息加工过程早期的注意与抑制[63]。比如，ACC参与Stroop任务，而在Stroop任务中，信息加工的冲突来源于一个颜色字（比如“蓝”）的字义与这个字本身的颜色（比如用红墨水写的“蓝”字），这种冲突发生在信息加工的初级阶段，换言之，对字义以及字的颜色的加工是人们的固有知识的一部分，是被写进一个“硬性”的程序之中的；而LVPFC参与工作记忆水平的抑制，比如在学习过“指”字以后对“脂”作判断，此时，信息加工的冲突来源于工作记忆的“内存”，亦即：人们对于“指”字的存储是暂时写在一个“软性”的程序之中的。这个差别就好像计算机中的“Microsoft Word”软件，普通的用户无权修改这个软件本身的某些程序，他们只能建立、修改和存储利用这个软件所作成的文件，在这里，软件本身的程序特性是“硬性”的，它相当于“前编码”阶段的信息加工，而利用这个软件所作的文件则相对是“软性”的，它相当于较为次级的工作记忆与注意水平的信息加工。上述差别的关键在于，它假设ACC参与的是那些被试的自主控制的加工策略所无法左右的信息加工过程，而LVPFC则参与的是那些被试可以自主控制的信息加工过程。换言之，ACC的作用在于调节那些预料之外的、突发性的认知冲突；而左腹侧额叶的作用，则在于调节那些预料之内的、常规的认知冲突。
目前，有两个方面的证据支持上述的设想。其一，在Stroop任务中，当被试的加工策略性控制较高时，ACC的活动水平较低；而当被试的加工策略性控制较低时，ACC的活动水平较高[64]。在Carter等人的这项研究中，他们改变了在一个区组中“一致性项目”（用红墨水写的“红”字）与“不一致性项目”的比例。理论上认为，如果“不一致性项目”在一个区组的全部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越高，被试的警觉性就越高，因此他们的加工策略性控制就越强；而“一致性项目”所占的比例越高，被试的警觉性就越低，因此他们的加工策略性控制就越弱。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不一致性项目”所占的比例高的情况下，被试对“不一致性项目”的反应时较短，而ACC的活动水平较低；而在“一致性项目”比例高的情况下，被试对“不一致性项目”的反应时较长，而ACC的活动水平较强。这说明了ACC的作用在于调节那些预料之外的、突发性的认知冲突。其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WCST,Wisconsin Card Sorting Task)只需要LVPFC的参与，不需要ACC的参与。WCST要求被试根据图形的数量、或者形状、或者颜色的维度来对卡片进行分类。但是分类的维度是由主试控制而随时变换的，被试并不知道这种变换何时会发生，因此，他们只能在得到反馈时调整分类的方式。在WCST中也包含着思维定势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有别于顿悟中所发生的改变，因为在WCST中，被试明确地知道他将根据图形的数量／形状／颜色来分类，并不会有别的可能性，所以，在WCST中思维定势的改变只能算作一种“转移”而非“打破”。Monchi等人对于WCST的事件相关fMRI研究表明[65]：相对于收到正反馈而言，当被试收到负反馈并不得不改变其分类策略时，LVPFC就活跃。尽管与基线水平相比较，当被试收到负反馈时也会有ACC的活动，但ACC活动的水平与收到正反馈时一样强，这说明ACC在其中的作用仅是无特异性的注意性控制加工而已，并非WCST中思维定势“转移”的关键神经结构。
先前的认知心理学实验表明：顿悟问题的解决是在被试的认知加工策略控制范围之外发生的。Metcalfe的一系列研究证明，与普通推理问题的解决有所不同，顿悟问题的解决在元认知监控(FOK,feeling-of-knowing)的范围之外，换言之，人们不能监控顿悟问题的解决[32～34]。基于以上的证据，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思维定势改变的一般假设，即：对于在人们的信息加工策略的控制范围之内的思维定势的“转移”（比如WCST）而言，有LVPFC的参与就足够了；但对于在人们的加工策略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思维定势的“打破”（比如顿悟）而言，则需要ACC与LVPFC的协同参与。上述假设包含如下的理论预期：一，它预期ACC活跃于思维定势打破的早期阶段，起到一个“早期预警系统”(early warning system)的作用；二，它预期当问题解决者了解了顿悟问题的结构或者经过反复练习摸清了顿悟问题的构成规律并且发展出一般性的信息加工控制策略的时候，ACC的活动会降低。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四个证据支持上述预测：
第一，对于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而言，项目理解的难易程度只会影响LVPFC的活动，但并不影响ACC的活动。我们比较了两类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即谜语的答案），对于一类谜语的答案，被试评价比较容易理解，认为其意义显而易见；而对于另一类谜语的答案，被试认为可以理解，但是颇费周折。相对于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而言，无论是较难的还是较易的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都伴随有ACC和LVPFC的活动；但是，相对于较易的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而言，较难项目的反应时较长，而且伴随有更多的LVPFC的活动。这个结果说明：只有LVPFC参与了较难的答案的理解，ACC并未参与其中；换言之，只有LVPFC对于任务的难度有反应。这一结果与ACC活跃于思维定势打破的早期阶段的设想是一致的。在被试看到标准答案的一瞬间，原有的思维定势被摆脱，这是思维定势的“打破”过程，而在被试确定了正确的思路之后，他们沿着这条思路在几种可能的解释之间加以选择和评价，并最终达成理解，这是思维定势的“转移”过程。相对于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而言，无论是较难的还是较易的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都伴随有ACC的活动，这说明了两类项目都包含有“打破”过程，而较难的项目与较易的项目之间的差别是“后打破性”(post-breaking)的，它们发生于思维定势的“转移”阶段，因而较难的项目与较易的项目之间的差别就只存在于LVPFC。
第二，ERP技术可以记录大脑进行信息加工时的电活动，因而有可能精确记录顿悟过程的脑活动的时间特征。我们做了一个与上述的fMRI实验平行的ERP实验[66]，实验的结果表明：与不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答案相比较，包含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答案显示一个波峰为380毫秒的差异负波(N380)。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对这个N380，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实验所观察到的N380是N2，N2成分在Eriksen Flanker任务中被观察到[67]，它反映认知加工的冲突，其反应的潜伏期为340～380毫秒，其波源在ACC；其二，实验所观察到的N380是ERN[48,49]。ERN在人们作出了一个错误反应之后的100到150毫秒之间被观察到，其波源也在ACC，ERN反映了错误行为的监控和补偿。其三，实验所观察到的N380是N400[68]，N400在人们加工与一个句子的语境不相符合的信息时被观察到（比如，对于句子“他在咖啡里加入了——”，“糖”是符合语境预期的信息，而“袜子”则不是），一般认为，N400的波源在颞叶[69～71]。根据我们在实验中所观察到的N380的强度分布状况以及其他特征，我们初步认为N380是N2或者ERN，而不是N400。我们进一步利用偶极子分析方法研究了N380的波源，结果证实了原先的设想，即在顿悟中观察到的N380的波源在ACC。考虑到整个的顿悟过程从启动到完成需要约2000毫秒左右的时间，因此，ACC的活动是发生在顿悟过程启动的初级阶段，在思维定势的打破中起到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
第三，我们的假设预期：当问题解决者了解了顿悟性问题的结构或者经过反复练习摸清了顿悟性问题的构成规律并且发展出一般性的信息加工控制策略的时候，ACC的活动会降低。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比较了两类不同的谜语，对于这两类谜语，我们都通过了一个事先的筛选过程，保留那些被试能够很好地理解其谜面、但却并不知道答案的项目，并在fMRI扫描时给其提供标准答案（注：Luo J,Niki K.Unpublished observations.）。实验的关键设计是：对于其中的一组谜语，被试知道其构成方式，而对于另外一组谜语，被试不知道其构成方式。对于前者，我们采用了日本传统的“同音谜语”(homophone riddles)，这类谜语的特点是用同音字法构成谜语，比如“横纲若乃花（最著名的相扑士）去神社祈祷，但却只获得15战12胜的赛绩，为什么？”答案是“参拜”（日语中“参拜”与“三败”同音），再比如“屋子的什么地方人们去了会变得衰老？”答案是“廊下”（“廊下”与“老化”同音）等。而对于后者，我们采用脑筋急转弯问题作为材料，但由于这类问题千变万化，所以被试并不知道谜语的结构。结果表明，相对于静息水平而言，LVPFC在两类谜语的解决中的参与程度相当，其阈限以上的兴奋的体积均为1000个像素左右（voxel,1个像素相当于2 mm×2 mm×2 mm的体积；“同音谜语”：1072 voxel；“脑筋急转弯问题”：1262 voxel），但是ACC在“脑的体操谜语”的解决中的活动却明显高于“同音谜语”的解决（“同音谜语”：24 voxel；“脑筋急转弯问题”：912 voxel）。这说明：如果在猜谜者知道谜语的构成方式的情况下，解谜过程主要依靠LVPFC而不是ACC。
第四，在上述以“啊哈谜语”作为实验材料的实验中，我们将每个被试解决谜语的全部过程均等地分为早期的三分之一、中期的三分之一和后期的三分之一三个阶段／区组，并且分别在这三个阶段之间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相对于安静休息的参照状态而言，早、中、后三个阶段都伴随有明显的ACC的活动。但是，相对于中期和后期两个阶段而言，早期阶段所激发的ACC的活动明显地要多。这种差异不是由于在早、中、后三个阶段中的谜语项目的性质或者组成不同所造成的，事实上，这三个阶段中所包含的思维定势打破的项目的比例相当，且全部项目的呈现顺序在各个不同的被试是随机的。我们认为，虽然在正式的实验之前，被试作了足够数量的谜语练习，但仍有可能在该类谜语解决的早期（前三分之一）阶段，被试对谜语的构成规律所知相对较少，因而没有办法采取一般的信息加工策略来控制局面，所以每当谜语的答案呈现，就需要ACC来控制最初的信息加工的流向。但是，随着所做项目的增加，被试逐渐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获得了一些有关谜语构成规律的知识，这使得他们有能力采取一定的信息加工策略来控制局面，从而降低了对于ACC的依赖。但这并不是说，由于练习的作用使得被试获得了某种问题解决的技能，因为目前已知的对于认知技能的获得较为敏感的区域，比如前部的前额叶和背外侧的额叶[72]，在上述的三个阶段中的参与程度并无明显差别。上述的四点观察为我们有关思维定势打破的脑神经过程的假设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Kounios等人根据其最新的ERP研究结果，认为ACC的活动与人们在问题解决中所遇到的“障碍”(block)有关[73]，但我们却认为：ACC的活动与“障碍”状态无关，而与“障碍的解决”过程有关。“障碍”状态是指被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遇到明显的困难，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而“障碍的解决”过程则是指被试成功地找到了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从理论上讲，“障碍”状态是一种思维的“停顿”或者“终止”状态，不应该激活伴随高水平认知活动发生的ACC。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进一步比较了被试在加工两种类型的句子时的大脑活动，一类是被试（无须看答案就）能够理解简单的“啊哈谜语”（比如“因为太阳光被聚焦，所以报纸就燃烧了起来”——放大镜），另一类是被试（不看答案就）不能理解的困难的“啊哈谜语”（比如“因为是一位专业人士替这位老人照的相，所以看不出照的是谁”——X光片）。由于被试在加工困难的“啊哈谜语”时，经历了“障碍”状态，因此，我们预期，如果ACC参与“障碍”状态的话，那么，ACC在被试读那些不能理解的困难的句子时的活动将会更加强烈。反之，如果ACC参与“障碍的解决”过程的话，那么它将在被试读那些可以理解的简单的句子时的活动得更多（即使是简单的“啊哈谜语”，亦包含一种间接含糊的表达，因而，被试在阅读这类句子时也需要克服某种障碍——尽管这种障碍没有困难的“啊哈谜语”中的障碍强大）。研究结果表明：在谜面的呈现阶段，不能理解的困难的“啊哈谜语”相对于能够理解简单的“啊哈谜语”激活左侧的颞中回以及右侧的额中回；而能够理解简单的“啊哈谜语”相对于不能理解的困难的“啊哈谜语”则激活ACC以及额叶内侧面的区域。这说明ACC的活动与“障碍”状态无关，而与“障碍的解决”过程有关。
5 顿悟与创造性思维
研究顿悟的大脑机制的更为一般性的目的，是探讨创造性思维的本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创造性思维变得非常重要。顿悟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对顿悟的研究，可以澄清目前创造性思维理论中的许多含糊不清的基本问题。
目前，有关创造型思维的脑过程的设想主要涉及左右大脑半球的功能区分，认为左侧大脑参与常规性的思维，而右侧大脑则参与创造性的思维。其证据主要来自脑损伤病人以及一些视觉呈现技术（比如将视觉刺激呈现到单侧的视野上）[74～76]。但显而易见，上述方法过于粗略而无法使探索变得深入和具体。脑成像技术可以以很高的空间分辨率记录大脑在瞬间的信息加工活动，因而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加详细的有关顿悟的脑活动状况，并将研究的焦点转移至更加精确的脑结构上。例如，有研究表明，海马在人做梦的时候会活动[77]，而亦有经验的观察表明，梦境与创造性思维有关；这样，就有可能意味着海马的活动与创造性思维有关。利用脑成像技术，我们研究和比较了对于梦境的回忆与对于现实生活情景的回忆的大脑区域（注：Luo J,Niki K.Unpublished observations.），一个主要的发现是，相对于现实生活情景的回忆，梦境的回忆会激活海马与左侧额叶，考虑到该实验结果是在小心地控制了那些已知有可能导致海马活动的无关的变量——特别是记忆时程的长短、记忆内容的空间特征以及记忆细节的丰富性等[78]——的情况下获得的，因此我们认为海马在回忆梦境中的活动可能与梦境中那些奇异的想象有关系，而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这些想象则可能源于梦者内心的某种需要。
关于柯勒的顿悟的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背景是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在与柯勒同时代的德国学者中，还有另外一位从一个更加广泛的人类学和宗教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理念，这个人就是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79]。就像柯勒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桑代克的尝试－错误理论一样，卡西尔反对传统的语言和概念的产生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原始语言或者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由特殊到普遍的过程，即一个抽象的过程，比如，人们在品食了各种水果之后，就会逐渐抛弃其特殊性，保留其普遍性，从而形成一个关于“水果”的概念。卡西尔认为，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因为抽象乃是语言的功能，而在语言尚未产生的条件下，人们并不具有这种能力。卡西尔将原始语言的产生与原始神话的产生联系起来，假设了一个由“伴随强烈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高度注意状态”，到“瞬息神(momentary deities)的崇拜”，到“原始概念的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认为，原始人会对那些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的事物产生原始宗教式的崇拜，这种崇拜以高度的注意集中为特征并把瞬息万变的“意识之流”固化在一个点上，而这种固化的意识形态，就是原始概念的雏形。卡西尔的这一假设的主要证据，来源于有关原始部落瞬息神崇拜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原始部落的人会把那些极大的满足过自己的需要的事物遵奉为瞬息神，比如，一眼在当事人极度干渴时发掘出来的泉水，一个曾经在猛兽出现的时刻供其藏身的山洞，或者一棵他们在其簌簌的枝叶之下突然感觉敬畏的树等。这种崇拜与其后才发展起来多神崇拜（比如佛教）与到再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统一神崇拜（比如基督教）有所不同，是宗教崇拜的最原始的形式，因其往往源于一种瞬间的心理体验，故而被称为瞬息神。卡西尔设想的这一发现过程与柯勒的顿悟过程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它们都假设了一个瞬间的、意识高度集中的状态；第二，它们都假设了在这个状态中，人们的生理的或心理的需要被满足，亦即任务相关性；第三，它们都假设人们在这个状态中所获得的意识与体验被深刻地保存在记忆之中，并对其以后的认知与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例子是，那句名言“我找到了！”（Eureka或“I have found it”）有两重的意指，一是指阿基米德对皇冠问题的顿悟性解决，二是指美国早期的淘金者发现金矿）。而目前我们已经知道，海马的功能至少与其中的两个特征有关，一是它在任务相关性联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反应，二是它是支持长时记忆的关键的脑结构。
将“卡西尔过程”与顿悟联系起来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将顿悟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使顿悟有可能延伸到概念形成甚至宗教心理学的领域。例如，目前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人们如何通过一个抽象过程，逐步将不同的个例的一般特征抽取出来，并最终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而顿悟理论则假设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它假设概念的形成是一个突发的过程，人们透过个例，在瞬间窥见事物的某种本质联系，并逐步将这种领悟推广于其他事物——这是一个类似于科学规律的发现与推广过程，这个过程强调领悟与概念形成的突然发生的特性与一蹴而就的特性。
6 小结
尽管目前对于顿悟的大脑机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利用脑成像技术以及谜语材料我们业已获得了一个粗略的有关顿悟的脑过程框架，这个框架假设顿悟过程是由作为早期预警系统的ACC所发动，并由负责新异有效联系（任务相关联系）形成的海马、负责思维定势转换和语言加工的LVPFC以及负责思考的背景或参照框架切换的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网络协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