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1]2007年在《论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专题。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的是一些与中国文学发展演变有着密切关联的、有一定政治权力的、有威望的、和有影响力的人物。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他们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来把握他们在文学或政治活动中，作为读者来影响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出版发行和普通读者的阅读等现象，以及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比较、分析和研究。从读者反应出发，我们可从不同的视角对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论文在这里主要探讨和研究的是权势权威型读者，是对读者反应的再研究。这类型的读者有别于一般类型的读者。他们主要是政治或文学学术方面的权威或具有官方身份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既有一般类型读者的一些特性，更具有权势和权威的特征。本文所分析研究的权势权威型读者，主要是政治权力型与文学学术型的具有权威性的读者。在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政治权力型读者有时大于文学学术型读者。另外，这两种类型也会相互影响。甚至在一定的时期文学学术型读者会屈从于政治权力型的影响，出现政治权威下文学学术权威的无奈与尴尬的现象。从权势权威型读者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分析和探讨这种现象对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是不同于过去那些专门对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对作者和作品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的读者反映批评，从一般读者的视角来分析对作品的反映和接受美学的单项研究。这种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虽然也是从读者的反映和接受入手，来分析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但是，这类读者并不是我们所接触的一般类型的读者。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他们所处在的社会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由于权势权威型读者本身的多元化的特性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这种研究也或多或少地与上述几种研究发生一定的交叉，从多元的视角对权势权威型读者进行研究和比较分析。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涉及到多学科和多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它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融合在一个多视野多元化的研究领域。这种多元化的综合性研究，整合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所涉及到一些问题，使这种研究不囿于某一个范围，可以随着研究对象的所涉及的领域来扩展研究的空间。中国文学中的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反映出来的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凸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反映的主流政治思想和一体化体制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甚至也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后来的市场经济，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从政治层面来说，一方面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现象，而是他们所处在的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所制约下的一种整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当这种政治现象具体反映在他们身上时，当他们又拥有的一定的权力后，他们对文学思想，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评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主流文学，主流意识下的非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和多元文学等四种文学现象，也反映出权势权威型读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力演变的过程。从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也不是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广大读者，而是那些能决定整个文学的发展方向，决定作家及其作品命运的、属于政治权力型的权势权威型读者。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也是一种读者反应研究。读者反应研究的重点是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把握读者与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当文学领域里的研究从作品向读者转移的时候，也使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权势权威型读者的研究就是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对读者反应的再研究和再分析，通过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些文学现象。本文绪论和结束语外共分五章，分别对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形成和演变，他们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影响力的演变进行分析和研究。在绪论中，本论文对这篇论文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对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研究途径与方法进行了阐述，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对与本论文有关的以前的学者所作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说明了本论文在这个研究专题上的原创性。第一章是权势权威型读者的形成和演变。本章首先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读者和作者的三大特征和三大特性进行了一个概括和梳理，然后对权势权威型读者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并且对他们的身份特征，历史变化和思想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二章是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本章分别对鲁迅、毛泽东、郭沫若、巴金和周扬、姚文元等权势权威型读者一些思想特点，文学思想，影响作用和人生经历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主要是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作用，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也对政治权力型读者对文学学术型读者的影响，周扬现象与姚文元现象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第三章是权势权威型读者影响力演变分析。本章主要从权势权威型读者不同时期的身份、思想和影响力的演变来分析他们影响力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所处的不同的范围，以及与世界文学中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在本章中，本文还分析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中的一些变化特点，如政治影响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作品语言风格与关键词的演变，以及“三一律”与“三突出”的比较分析。第四章是对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反思。本章分析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中的政治意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与民主法制，文学批评和接受美学的关系，以及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历史沉浮，从这些对本论文的综合分析中反思权势权威型读者的负面影响，并从中梳理出一些历史教训和有益的启迪。在结束语中，本文对所要分析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个总结和归纳。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还是一次新的研究。它把以前中国文学研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的问题，但还没有把它们比较集中地归纳和综合地进行分析的问题，在这里从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的视角做了一次尝试。中国当代文学中，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的演变也是中国政治现象的演变，主流思想的演变，一体化政治体制的演变，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思想解放下的演变，以及民主法制体制逐渐建立和不断完善的演变。正是这种正面进步因素的增长，导致了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中负面专制因素的消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权势权威型读者现象，在今后不断发展的社会中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特点，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作用，这有待于将来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和探讨。本论文在这里希望通过对权势权威型读者研究新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点和现象。
董龙昌[2]2013年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从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获得理论灵感，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影响波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学、民俗学等十余个学科。在列维-斯特劳斯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相继出版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2卷）、《图腾制度》、《野性的思维》、《神话学》（4卷）等十余本著作，亲属关系、图腾制度、原始思维和神话学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对列维-斯特劳斯著作中艺术问题的重视程度相对不够。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代表了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一种新趋向。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人类学思想，而且能够为文学、艺术理论的发展及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提供启思和借鉴。由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独特的艺术家气质及其对艺术的偏好，他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对艺术多有谈及，他不仅专门研究过原始造型艺术，而且还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过文学和音乐作品，他甚至将神话径直看作是艺术作品，文学（以15、16世纪的欧洲长篇小说为代表）和音乐（以17、18世纪的古典音乐为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共享了神话的遗产，在他看来，就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三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由神话到文学再到音乐的演变过程，由此可见，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实际上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四个面相。虽然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学术研究过程中没能将田野调查贯彻到底，但是作为结构主义的衷心拥护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却始终贯穿着结构主义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因此，立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实际，我们可以将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构成概括为：一个方法+四个面相，即结构主义方法和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和音乐面相。另外，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把握离不开对其具体生存场域、思想生成因子的详细考察及深入发掘，这是我们了解、评判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前提，就此而言，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生成背景的考察同样是其艺术人类学思想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本选题立足于前人的既有研究成果，通过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发生学方法及比较研究方法意在系统爬梳散见于列维-斯特劳斯著作中的相关美学、艺术见解，进而达到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把握的目的。论文主要分为九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人类学及艺术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做一初步估量，进而围绕这一课题全面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最后对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及方法予以说明。第一章主要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平、著作及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进行详细论述，这是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具体研究、评价的前提。结合列维-斯特劳斯的著述情况，文章将其生平划分为知识积累期、游学流浪期、学术发轫期、学术鼎盛期和学术回顾期五个时期。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在宏观上主要源于政治上二战后殖民地人民掀起的民族解放潮流、科技上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科学思潮及文化上“语言论转向”的兴起这三方面因素；现代语言学理论、精神分析学说、地质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以涂尔干、莫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理论构成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艺术家气质及对艺术的热爱直接促成了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第二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特色。本章主要围绕“结构”范畴展开论述，着重考评其生成流变及其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中的具体所指。皮亚杰认为，结构主义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及自身调节性的特征，文章同意皮亚杰的这一概括，同时认为，结构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语言学过渡到人类学进而转向文艺理论的演变过程，它可以辨析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的“结构”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两层含义来。就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实际而言，他的结构主义具有系统性、关系性（二元对立性）、共时性、转换性、恒定不变性及无意识性六大特征，它为人类本身所固有，主要源于人类心灵的无意识运作。第三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原始造型艺术面相，着重介绍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裂分表现”法及面具艺术的研究。文章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造型艺术研究可以分为从艺术内看艺术和从艺术外看艺术两个层次：从艺术内看艺术是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原始艺术造型特征的分析；从艺术外看艺术则是从文化角度对原始造型艺术意蕴的深度发掘。这种二层次分析法在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造型艺术的“裂分表现”法及面具艺术研究中体现的极为明显。第四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神话面相，着重从列维-斯特劳斯的图腾研究、“野性的思维”研究及神话研究三个方面展开。列维-斯特劳斯将图腾视为一种语言学事实，认为图腾制度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反映。他认为野性的思维是一种同科学思维相平行的思维，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未驯化状态的思维，遵循着感性的逻辑，是理智的修补术。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解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他对俄狄浦斯神话的解读为代表，在解读策略上主要立足于神话自身对其进行结构分析；后一个阶段则以他对阿斯迪瓦尔的武功歌的解读为代表，不仅重视对神话文本进行结构分析，而且又力求将结构分析与神话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背景相联系，仔细考辨文本内外的联系，这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神话解读策略是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研究之结构主义特色的真正代表。第五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文学面相，着重从列维-斯特劳斯的诗歌研究、小说、散文及戏剧研究等方面展开。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诗歌解读方面，文章认为，真正能代表列维-斯特劳斯诗学思想的与其说是他和雅各布森联手的对《猫》的分析，毋宁说是他本人对《秋水仙》的解读，前者只是结构方法在诗歌解读上的初次尝试，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误，后者代表了其作为一名艺术人类学家在诗歌解读上的真正立场，即既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入手对诗歌本身进行形式分析，又从人类学入手对其形式分析进行进一步验证，这种内外兼修的诗学研究方法代表了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中文学面相的真正底色。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文学面相除了反映在他的诗歌研究中，还反映在他的小说、散文及戏剧研究上。他的这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不如其诗歌研究出名，但对其艺术人类学思想而言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诗歌研究代表了其文学思想的深度的话，那么他的小说、散文及戏剧研究则是其文学思想的广度之体现。第六章主要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音乐面相。列维-斯特劳斯的音乐研究不同于专业音乐批评家对音乐的读解，他主要是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视角看待音乐的。在他看来，音乐与神话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它们在本质上同属于语言，语言由音素、词和语句三个层次构成，音乐突出了语言的声音部分，它有相当于音素和语句的层次，没有相当于词的层次，神话则突出了语言的意义部分，它有相当于词和语句的层次，没有相当于音素的层次。在音乐的特性与功能上，他强调的是音乐的结构特性及音乐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所发挥的调解功能。第七章主要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学术史地位及其价值与局限做出较为全面、合理的评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艺术研究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主要体现为一种桥梁作用，它是人类学艺术研究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中间环节，在学术史上扮演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角色。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整体性、关系性和比较性的学术视野；理论阐发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四个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审美/艺术维度的缺失、在对研究对象“结构”的剖析上存在随意性和先验性、田野调查的力度不够和文风的晦涩性四个方面。结语部分在对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这是论文的主要观点。文章认为，作为一门介于美学/艺术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艺术人类学内在地具有审美和文化两大属性，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艺术人类学应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采取一种关系性的思维方式，将对艺术的考评放在审美与文化之间，在它们的双向交流互动中把握艺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化诗学方法；努力发挥其介入现实、介入生活的文化功能是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侯玲[3]2008年在《《诗经·魏风》研究》文中指出《魏风》作为《诗经》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风貌卓然自立,而历代研究者对它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论文对《诗经·魏风》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探讨。论文分五章。第一章历代经学家对《魏风》的解读。主要阐述自西汉至清代有代表性的经学家对《魏风》的解读及特色,分为四个阶段。一、两汉至隋唐时期。两汉时期解读《魏风》的代表著作是《毛序》、《毛传》和《郑笺》,主要特点是以“美”、“刺”解诗。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家对《魏风》的解读成就不高。隋唐时期以孔颖达《毛诗正义》为代表。孔颖达解读《魏风》的主要特点是尊崇《毛序》和《毛传》,并有意调和《毛序》、《毛传》和《郑笺》之间的分歧。二、宋元时期。宋代经学家对《魏风》的解读以废序尊序、阐释义理为主要特色。欧阳修首开先河,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朱熹。元代经学家的解读基本上沿袭朱熹《诗集传》的观点,没有什么成就与特色。三、明朝。明代前期经学家对《魏风》的解读以衍义朱熹《诗集传》为主,中后期则呈现出从文学角度解读《魏风》的特点,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戴君恩、钟惺等。四、清朝。清朝解读《魏风》的经学家可以划分为考据派和独立思考派。考据派注重文字、音训、训诂,代表人物有戴震、焦循、马瑞辰、胡承珙等。独立思考派注重自由研究,自出新意,从文学角度进行赏析,成就很高,代表人物有姚际恒、方玉润等。第二章社会视角下的《魏风》。从社会角度论述《魏风》体现出来的政治风貌、社会生活和审美意识。《魏风》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魏人的爱情与婚姻及耕织、狩猎与采桑的农业生活。《魏风》有自己独特的感情基调,郁愤、悲凉。《魏风》所体现出来的男性美和女性美,反映了魏人的审美观,独具地方色彩。第三章文化视角下的《魏风》。论述禹舜时期的文化和周代礼乐文化对《魏风》的影响及在《魏风》中的体现。禹舜时期俭朴的民俗民风在《魏风》中有所体现。周代礼乐文化中的服饰等礼仪,也同样在《魏风》中体现出来。第四章文学视角下的《魏风》。《魏风》作为《诗经》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及语言、句式、用韵、章法等方面,亦各大有特色,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同时,《魏风》总体上又表现出舒缓的语气。第五章《魏风》的影响。主要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论述《魏风》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李晓静[4]2018年在《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在高中现当代散文教学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现当代散文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尤其是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散文作品更是经典之作。现当代散文的鉴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品读散文语言,可以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赏析散文独特情感,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抒发自己的独特感悟;分析散文艺术特点,可以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高中现当代散文教学的关键则是文本解读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散文的文本解读中存在着任意性解读、缺乏对散文文学形式的深入分析等诸多问题。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理论是在分析了大量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归纳而成,具有显著的特点。第一,他的理论基础是文学创作论;第二,理论的来源包含着对多种中西方文论的接受与重构,结构主义、辩证逻辑等都对孙绍振先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还原法、比较法、替换法、矛盾分析法等解读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孙绍振先生对散文理论进行了建构,提出的审美、审丑与审智散文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理论,弥补了原有散文理论的不足。孙绍振先生大量的文本解读案例使笔者受益匪浅。笔者相信,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理论可以有效指导散文教学。笔者拟将本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选题的缘起、简述研究现状以及相关概念界定等,为论文顺利进行打下基础。正文部分首先指出现当代散文的文本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接下来介绍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理论的内容和特征,以及简要论述这一理论对散文教学的指导意义。本论文的重点内容则是笔者依据孙绍振先生的文本解读理论分别探讨了审美、审丑和审智散文的文本解读策略。最后结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散文选文,尝试在文本解读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教学设计。
王硕[5]2016年在《浓淡相宜，译在笔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辉煌灿烂和流光溢彩的华夏文明。中国书法艺术是多种元素的完美结合,点画线条的方与圆、曲与直、刚与柔,用笔的提与按、轻与重、快与慢、擒与纵,结字与章法的欹与正、疏与密、虚与实,墨色的燥与润、浓与淡等等。正是因为点画线条的灵动变幻,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风格和形式,不同流派的书体,有婉转流动、形态匀称的篆书,有体态宽博、遒劲严整的隶书,有草舞龙蛇、奔放豪迈的草书,有行云流水、飘逸隽永的行书,更有端庄典雅、规矩方正的楷书;正是因为用笔、结字和章法的合理布局和安排加之墨色的完美调和,在中国书法史中形成了一幅幅风格迥异、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作品——“碑”与“帖”。而无论是笔画线条的灵动感,还是创作过程中用笔、结字、章法的表现力,又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书法家们情感的流露与宣泄,正所谓“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通过笔墨的流动表达书家的情感和心灵,并把这种心灵的艺术展现给世界,让中国书法成为一种“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的独特艺术。实践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书法艺术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离不开中国书法文化海外传播。近几十年来,中国书法艺术海外传播主要体现在其艺术层面和学术层面两个方面,艺术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日益频繁,而学术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则相对薄弱,因此,促进中国书法艺术在学术层面上的传播与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翻译在加强国际间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又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书法名称、书体特点、书法创作过程、书法审美标准四个层面对中国书法艺术英译进行研究。在书法名称上,主要从书体名称、碑帖名称、书写工具名称、书法家名字、书法笔画名称五个方面来讨论;在书体特点上,主要分析中国书法史中五种重要书体的特点——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书体特点;在书法创作过程上,主要从书法创作过程中的三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进行探讨;在书法审美标准上,主要从书法美学术语、书法“意境美”、“山谷笔法”形式美、“五乖五合”书法创作审美标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四部分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低层面的材料美到中层面的形式美再到高层面的意境美,从而对中国书法艺术进行动态综合分析。在对其英译的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从西方阐释学视角出发,对其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两方面进行研究。在翻译批评上,我国学者朱健平从西方哲学阐释学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翻译即解释”的实质和内涵,并引申出“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和“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笔者根据朱健平的阐释学翻译研究视角,对中国书法艺术英译文本的优缺点和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在翻译实践上,我国学者王宁结合西方阐释学、雅各布森翻译的三个方面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图像转折”,提出“跨文化语符/图像阐释(翻译)”。笔者以“跨文化语符/图像阐释(翻译)”为视角,对其英译实践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试图为中国书法艺术英译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随着“汉语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与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书法文化在国际文化和艺术交流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同与喜爱。书法艺术已不再仅局限于中国文化语境之内,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中国书法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功能和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同时,为了使中国书法艺术在国际社会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更好地发展,提升中国书法文化软实力和书法国际话语权地位,避免在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需要提高翻译质量。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采用合适的理论视角来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工作者既要积极主动地将中国书法艺术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和独特魅力表现出来,又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反应效果。因此,对中国书法艺术英译的研究不仅对促进中国书法文化海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对中国其他文化或艺术外译具有深远影响。
曹书杰[6]2003年在《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这一论题内在的文化因素决定了本文不是撰写后稷的信史，只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曾经传播的后稷传说及其流变，研究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稷祀现象及其形态。 后稷是一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具特殊意义的人、神叠合的传说人物。作为人——后稷是姬姓周人认同的始祖被司马迁等历史学家载录于史卷，作为神——后稷是华夏先民崇拜的稷神被君王庶民世代顶礼膜拜于神坛。所以，后稷不仅是周人认同的始祖，他已经衍生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底层社会的民俗生活、文学艺术的审美心理，乃至中华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后稷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人物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后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农业精神、农业丰收、农业经济、民生富庶、国家太平的象征。 后稷传说、稷祀文化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中国古史研究的对象，也为当代诸多社会学科——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社会学、神话学、原始宗教学、民族历史学、古代文学、美学等所关注，已经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后稷文化。后稷文化如同炎黄文化、关公文化等一样，它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从文化侧面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而农业文明则是后稷文化的灵魂，稷祀文化、后稷神话、后稷历史则是后稷文化的三大主体。稷祀作为西周社会祭祀的主体，作为封建国家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王权的象征，也是追求农业发展的宣言，而作为民间的稷祀更是先民企盼农业丰收的精神寄托。与其说是人们对后稷的崇拜，不如说是人们对所依赖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价值的认同。这才是后稷传说、稷祀文化、后稷文化生成、发展、延续的深厚土壤，才是后稷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 后稷、后稷文化的研究探索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历史学、人类学、 东北帅范人学中国古代史博十学位论文——内容搞妻（中丈）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的相继介入，更呈现出与古代的后稷研究大不相同的学术面貌。但是，其所涉及到的许多重大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极大分歧，对古来流传的后稷传说的文本资料尚有待全面的、完整的考察和辨识，对古今研究中的学术分歧及其演变过程尚有待系统的、综合的归纳和概括，对稷把文化尚有待独立的、深入的研究和总结。鉴于上述认识，本论文主要遵循以下五个原则： 1．对后稷传说的文本资料全面爬梳，辨别“真”伪，分出时代层次； 2．对后稷传说的具体内容归纳分类，突出个案演变，考镜传说源流； 3．对后稷研究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分析诸家观点，辨彰学术分歧； 4．对稷把文化的历史特征加以考察，介绍稷把形态，揭示历史过程； 5．借助考据学和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努力重新认识，提出一己之见。 由于前人未曾对后稷传说加以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末曾对稷把文化加以独立的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所以本文在章节的分类设置上不无可商或纷繁之处，兹将各章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导言：历史与神话之间：说明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思路方法，简单回顾研究的历史，其中特别阐述了神话传说与历史传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认为后稷本身就是一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传说人物，他是周人情感记忆中的一位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重大贡献的农业英雄或部落酋长，关于他的自先周以来的传说材料大都包含一定的“历史化”的因素，在传播过程中衍生递增了诸多的后代文化因子，但是后稷传说的主要内容大都形成于先周时代，其原型的基本特征并未消失，通过后稷传说的特征、演变的考察分析以为证明，并特别提出了自古以来后稷传说就有着不同的传说系统的论点。 上编：后稷传说的考察：本编分5章，具体考察了见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关后稷的全部传说故事，并尽可能对每一具体的传说内容的原创、流变、研究认识上的分歧以及其隐含的社会背景加以探讨说明。对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后稷起源、“三封”、感生、农事等则分别设专章加以探讨，对其他的传说则合为一章略加考辨。 第一章后稷起源的传说：起源即后稷的传说时代、地望、族属等。前3节主要是揭示典籍记述中的异同，辨析古今研究上的分歧。最后一节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我们个人的体会，认为《尧典》记载的后稷与二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论文——内庄摘妻（中文）尧舜禹的时代关系大致是可信的；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不密之前的先周人当生成于“夏区”（晋南）；根据文献和民族调查资料，他们是夏区内某一共同崇拜后稷为农业英雄的社会共同体或由后稷开创的氏族（部落）组织中的成员，大约在夏木商初之际，当不密一支西迁径渭流域开始独立发展后，其故有社会组织共同崇奉的祖先深深保留在他们的情感记忆中，同时也保留在其他支系中，所以，周人的血缘祖先是不密，周人的“信史”应该从不密
付文军[7]2016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事业,这意味着他既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性分析,又要对国民经济学展开理论省思。得益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透过对一切存在的实践批判、辩证批判、历史批判、内在批判和总体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得以凸显。深谙“批判之道”,是马克思思想得以持续发力的关键。批判乃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此即聚焦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所在。从哲学批判而政治批判,从政治批判而经济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路向。借由“资本之思”而实现实践的“革命性变革”,最终达至“自由王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藉此,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完整画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早期,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私有制”、“异化劳动”、“实践”和“生产关系”等社会经济范畴的理论省察,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主题的转换。具体而言,从“天上迷雾”到“市民社会”、从“财产权”到“私有制”、从“对象化劳动”到“异化劳动”、从“感性直观”到实践、从“生产活动”到“生产关系”、从“批判的批判”到“哲学的贫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社会实践的转变,即是马克思在研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批判思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时期,借助于之前的学术积淀,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劳动致富和劳动者贫困、工作日的控制和延长、减少人数和增加产量、节约和浪费、价值的增殖和丧失——的论说。同时,马克思还展开了对“商品”、“货币”、“劳动”和“资本”的批判性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体系由此生成。作为一部现代性“诊断说明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我们展示了商品、货币、劳动和资本的多维意蕴,并先后破解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人类之谜和资本拜物教的秘密。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市场”和“时空”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范畴的全面考量,道出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总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本真面相得以确证,各种掩盖于物物关系之下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澄明。通过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马克思做着借思想触及社会现实的伟大尝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面对变化发展了的环境(主要是新世纪之初的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再次受到追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在场”,充分表明了这一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理论之于时代的意义。在我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也反过来印证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力。
李诗白[8]2017年在《民国杜诗学研究》文中提出杜诗学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流泽深远,近代以来,清朝衰亡,民国肇造,社会巨变,学术替嬗,杜诗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新旧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作为杜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关捩点,古典杜诗学日渐衰落,现代杜诗学逐步开启,随着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吴芳吉、闻一多、钱锺书等此期诸多著名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深入研究,杜甫研究逐渐成为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成果丰厚,众多相关文献资料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杜诗学思想。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内容、结语三大部分,拟从梳理民国杜诗学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对此期杜诗学的深入讨论。本论文的导论部分,阐述本论题的选题意义;综述研究现状与研究动态,如有关民国时期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的综述、民国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杜诗对近现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杜诗学”、研究阶段“民国时期”,以及本论题研究的可行性;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分析本论的价值,创新与不足。正文第一章展开民国时期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简介民国时期的杜诗学发展概况,如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发展情况与杜诗学文献的基本概况,对民国时期的杜诗学文献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介绍,将文献分为此期与杜诗学相关的文献情况和专门的杜诗学文献情况来讨论,深入考察民国学人对杜诗学研究形式的创新、对杜诗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以及民国学人的杜诗选本注本的特点。并从民国学人的杜甫思想研究、杜甫评价研究、杜甫卒年及死因研究、“李杜”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民国学人的杜甫研究概况,深入讨论此期学者对杜甫的“诗史”、“诗圣”地位、人格、诗歌作品、诗歌思想性、诗歌艺术性的评价。正文第二章讨论民国学人对杜甫的接受与阐释。分别以民国学人对杜甫思想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两个角度为研究出发点。在对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此期学人对传统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以及对杜甫爱民与反抗思想的挖掘,紧紧围绕平民诗人杜甫、杜甫的爱民思想和杜甫的反抗精神等话题展开论述分析,深入探究民国学者对杜甫思想的激烈讨论与争议之因。而在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这一问题上,本文以此期学者对杜诗艺术手法、杜诗语言特色、杜诗题材类型、杜诗风格,以及对“诗史”地位的探讨等诸问题为研究视点,系统论述了民国学人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诗歌思想等的接受与阐释概况。正文第三章谈论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分别从现代研究方法在民国杜甫研究中的运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传记撰写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三个主要方面的对民国杜诗学展开考究,并在研究中具体讨论了民国前后,学人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及运用情况,着重对H·A·丹纳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深入探讨,并对民国前后的传记写作概况特点以及对传记作者的研究态度、写作视角等的思考分析,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手段。正文第四章主要考察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民国始建,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新思想之流风涌开来,杜诗学研究界正值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传统杜诗学研究方法继续被部分民国学者运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的政治思想环境和学术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现代传播方式的直接推动下,新兴诗学思想迅速渗透古典文学研究,并流行于“整理国故”运动之际,此期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卓识之士纷纷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进行创世纪的探索和研究标准的提出,开启了此期杜诗学研究的新风气,别具源远流长之影响作用。正文第五章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分别论述了民国著名学者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范式、闻一多的杜诗学研究范式,以及陈寅恪的杜甫研究范式和钱锺书的杜甫研究范式的建构。并对诸学者研究杜甫之原由、得失、转变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梳理,进而充分考察和肯定了吴芳吉、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四位学者所建构的杜诗学研究范式在杜诗学史上的学术史价值与借鉴意义。结语则对民国时期的杜甫及其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客观评价与论述,并梳理和总结了这一时期杜诗学的特点,及此期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提出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建树上对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对当代杜甫及杜诗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朱小明[9]2014年在《关系视域下的儒耶对话及其现代阐释》文中指出在全球一体化与世界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下,人类已经迈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全球意识、跨文化意识、多元文化意识、对话意识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和宗教对话运动的兴起,儒学与基督教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核心主体,二者之间的对话也终于能够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进入了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历程。儒耶对话中,独断论、排他论的对话模式渐趋被包容论、多元论、融合论所取代,儒耶之间从彼此之间的碰撞、冲突、对抗、甚至仇视逐渐走向了理解、对话、沟通、甚至融会。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契机下,对于儒耶对话的研究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现代化或者后现代的时代背景下,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有何意义可言?儒学与基督教之间有何异同会通之处?儒耶之间如何实现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对话和融合?以人文、道德为主要特色的儒学对于基督教有何意义可言?它又可以从基督教的真理中学习到什么?以神学、启示为主要基调的基督教对于儒学有何价值可言?它又能够从儒学的智慧中借鉴什么?如何在儒耶对话中实现彼此理论体系的更新和完善?儒耶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可以对现代社会的信仰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以及生态危机起到何种启迪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本选题产生的缘由,同时又是本论文的主要论旨所在。本论文在充分吸纳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种领域的相关知识,积极借鉴了经典文化诠释学、存在主义哲学和宗教比较学等研究方法,并充分采用了古今对照与中外比较彼此对照的论证方式,尝试对于以上论旨进行条贯而系统的论释。追本溯源,本文主要以孟子和保罗作为儒耶对话的核心代表人物,以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时期和西方历史上的罗马和平年代作为历史脉络,以原始儒学和早期基督教的哲学突破为主要文本依据,以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作为基本理论框架,既紧扣经典著作,遵守原始含义,又充分吸纳多种参考文献,挖掘时代新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阐幽表微地论述了儒耶哲学各自的思想优越性和历史局限性,多视角、多维度地阐述了彼此之间的异同和融会之处,并积极探讨了儒耶对话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启示。就论文架构而言,本文是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是本论文的提纲性介绍和概括性说明,以及相关学术背景的介绍,具体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理由及其意义和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同时简要论述了孟子和保罗各自的时代背景、生平简历、思想来源和思想架构。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人与神圣者之关系”,本章主要涉及宗教学,是整篇论文的本体论,也是论文其他部分的神圣来源和根本根据。详细分析了孟子言下之天和保罗笔下之上帝,解读出二者神圣者的共性以及各自的不同特质；细致论证了天和上帝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孟子的人禽之辨和保罗的神人之辩所体现的人性观的不同视角;结合儒耶对话的热点话题,深入探讨了天和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儒耶哲学对于神圣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不同侧重；结合宗教学的相关理论,仔细辨析出儒学与基督教各自不同的宗教特质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参照之处。第二章“人与自我之关系”,这一章重在探讨人自身的身心、灵肉之间的关系,即人的内圣部分。详细解读了孟子的大体、小体之别以及保罗的灵肉之争,总结出二者对于生命本真的共同诉求；深入阐释了孟子的性命之辨和保罗的德福关系,解读出二者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哲学思考；详细比较了孟子的仁与礼和保罗的信心与行为,总结出二者思想中外在规范与内在精神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孟子的成圣观和保罗的成圣观,论析出二者对于自我实现的共同关注以及实现自我超越的不同路径。第三章“人与社群之关系”,这一章主要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问题,即内圣之后的外王部分。具体解读了孟子思想中“仁”的观念与保罗思想中的“爱”的观念及其各自的宗教性来源,解读出这两个概念所共同蕴含的关系内涵；从政治关系的视角详细阐述了孟子的王霸之辨和保罗的“罗马和平”与“基督和平”所蕴含了政治理念,总结出孟子的道德政治与保罗的神学政治各自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性,以及二者的政治理念对于现实政治的借鉴意义；从家庭关系的视角具体解读了孟子之孝与保罗之孝,分析出孟子之孝的亲情性、血缘性和道德性含义以及保罗之孝的启示性、契约性和神学性特征,并积极探讨了二者孝道观之间的相互对照与借鉴之处；从经济关系的视角详细阐述了孟子的义利之辨和保罗的上帝与玛门之别,总结出孟子经济思想中表现出的重义轻利特征以及保罗经济思想中所隐含的出世性、禁欲主义倾向,并且指出各自的经济思想和价值倾向对于各种传统的不同影响。第四章“人与自然之关系”,这一章主要探析人与自然之问的相互关系,即外王之中的生态伦理部分。本章深入解读了孟子的生态思想以及保罗的生态神学,解读出孟子生态思想对于道德、政治的附属性以及保罗生态思想对于神学的依赖性,并指出各自生态思想对于各自传统的生态观、消费观、科技观的不同影响,进-步通过梳理和判析当今学术界对于儒家和基督教生态伦理观的不同程度的误读和偏见,指出儒家和基督教的生态伦理观之间的异同与融合之处。第五章“理想国度”,这一章主要阐述了孟子和保罗思想中关于理想国度的一种终极图景。详细解读了孟子理想中的“大同之世”与保罗盼望中的“新天新地”,分析出孟子大同之世中所体现出的尚古传统以及一治一乱的历史观与保罗末世论天国的末世论传统以及直线型的历史观,并藉此指出孟子理想国度的道德性、政治性特色以及保罗理想国度的神学性、启示性特征,总结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参照和互补之处。论文的结语部分是对于仝篇论文的归纳性总结以及对于儒耶对话的未来远景的展望。结语总结道,儒耶之间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二者之间的会通是可能的。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是精神内容的差异,而是描述精神的语言的差异。儒学是一种伦理的言说,而基督教则是一种神学的言说。二者都是真理之言的聆听者,彼此之间应该透过象征性语言的差异去领略精神深处的会通,二者应该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中积极建立起一种“你——我”的相互关系,在与对方的相互见证、启迪、激发中实现自我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在彼此的相遇、开放和会通中共同追求终极真理的奥秘。
孙泊[10]2016年在《道德榜样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道德国度的美誉。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为内核,道德建设从古至今,走过几千年的求索之旅,依然在路上。中国传统社会,崇拜道德理性,道德人格盈满理想主义色调。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彰显道德理想,自成独特体系,塑造核心价值,成就中华民族道德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发展性,对于现代性道德建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理论参照意义和实践示范价值。无论是道德批判基础上的道德解构重建论调还是唯物史观基石上的道德转型升级逻辑,都可以从中华传统道德榜样思想史的长河中找寻到认识问题的理念、解决问题的路径。超越传统,映照现实,继往开来,这或许就是中华传统道德榜样思想史的真正价值所在。道德榜样研究既要传承历史宝贵的精神财富,更要直面现实道德领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历史的终极意蕴是为了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人类的文明和幸福。现代性意义上的道德建设,就是以社会转型为特定生态语境,以榜样疏离为问题境域,以榜样认同提升、彰显道德力量为价值旨归,以建构中华民族道德信仰、构建国家道德共同体为发展愿景。研究坚持“一个指导观”研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全文贯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全面梳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演进史,全面分析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价值观念和实践指向,努力探寻中华传统道德榜样观与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机制;以唯物史观科学探析现代道德榜样观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契合机制,有力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研究秉承“两大方法论”一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围绕“塑造人、提升人、发展人”的教育理念,整体上采用多学科视域交融,加强文献查阅与实证调研相结合,把研究从现象上升为本质,从理论分析延伸到实践运用,秉持强烈厚重的人文精神。全面梳理古代道德榜样思想精华,深层思考社会转型的道德困境,多维剖析榜样疏离的动因机制,努力建构榜样认同的实践路径。二是坚持以整体发展观为研究视野,拓展道德榜样的研究论域。将道德榜样理论研究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中,探讨道德榜样的演进逻辑和文化特性;将道德榜样实践研究择取在社会转型期的特定形态之中,探索道德榜样的现代意义和时代困惑;将道德榜样承接传统道德修养,探析传统道德修养模式的文化特质和现代转型;将道德榜样契合社会转型,探望社会整体道德秩序的建构和完善。研究抓住“三大着力点”一是基本厘清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演进谱系,提炼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价值观念,明晰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实践导向,梳理了中华传统道德榜样的现实关照。二是多维描述了现代意义道德榜样的出场境域,洞察了社会转型道德榜样的疏离困境,建构了社会转型道德榜样的认同路径。三是科学阐释了传统道德修养模式的逻辑进路,推动了传统道德修养模式的现代转型,展望了社会转型道德秩序的全面建构。研究凸显“四个问题域”一是对道德榜样疏离与认同从道德动因视域探究,有利于夯实道德榜样问题的理论之基,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榜样认同问题;有利于厘清道德榜样问题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社会转型期道德榜样应肯定的内容、应防止的倾向、应消解的问题,梳理出社会转型期道德榜样生成和培育的着力点。二是对道德动因的多元透析和解读,可以为道德榜样认同提升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实践准则、实践路向提供有针对性的理性支撑;更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路径的有益探索。三是全面系统深入挖掘社会转型期道德榜样疏离的时代困境,探析道德榜样疏离的时代表征、原因机理、影响危害、矫正对策,为进一步提升和彰显道德榜样影响力和作用力提供参照和路径;有利于彰显道德榜样的“三个自信”即道德榜样研究的理论自信,道德榜样示范的道路自信,道德榜样教育的制度自信。四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研究道德榜样论,坚持问题导向,寻求治理之道,实现时代转换和社会转型,以整体研究逻辑架构道德榜样学的立论之基,全面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德榜样的历史演进和理论体系,系统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史,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道德榜样文化资源,形成道德榜样思想理论体系,用科学的理论有力指导和不断推动当代道德实践的良性发展。总之,现代性道德建构,面对的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危机,关怀的是人类发展的终极价值,唤醒的是被欲望遮蔽的人文情怀。在道德信仰建构的争论和反思中,我们既不能无限迷恋自身的道德文化传统,又不能彻底否定我们的时代精神而加以深刻批判,而应该始终秉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一贯性、连续性、发展性和超越性姿态,以传承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进入一个全新的道德天地,建构一种以感性生命和人文精神的现代性道德,在厚重深邃的历史传统道德基础之上,不断彰显榜样的道德力,提升公民的道德感,塑造社会的道德风尚,建构国家的道德意识,培育民族的道德信仰,努力开发人的本真精神世界,弘扬人性的完整和丰富;全面建构社会优美和谐的道德秩序,助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积极培育民族的共同道德信仰,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这就是我们的道德理想,也是我们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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