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观与语言多样性 *
周明朗
(马里兰大学 语言学院，美国 马里兰州 20742)
[摘 要] 文章聚焦语言价值观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认为语言价值观呈现语言意识形态，涵盖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前者生成于语言市场，凭借强势语言追逐物质利益。后者根植于对精神家园的信念，依靠母语守望精神家园。依据对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资料的分析，研究显示，物质价值观与语言的客观活力有关联，但是并不一定可以维护弱势语言的活力，因为强势语言总是享有更多资源；语言精神价值观与语言的主观活力相关，可以保护弱势语言的活力，因为健康的精神价值观可以助力个人和社区保持双语平衡。研究说明，保护语言多样性是国家、社区和个人的共同使命。只有这三者都端正语言价值观，三方合作，才可落实《岳麓宣言》达成的国际共识。
[关键词] 语言价值观；语言多样性；物质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客观活力；主观活力
一、引 言
201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政府于湖南长沙召开了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国际会议，并在会后发表了《岳麓宣言》。(1) 岳麓宣言[EB/OL].https://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yuelu_proclamation_ch.pdf. 宣言公认人们“通过语言将知识、观念、信仰和传统代代相传，这对于人类的生存、自尊、幸福、发展以及和平共处必不可少。”宣言指出“语言还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记录并传承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独特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宣言代表国际社会就保护语言多样性达成了3点共识。第一，“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第二，“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需要国际社会各方面积极作为，切实有效参与其中。”第三，“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应当与科技发展相结合。”这3点共识最终能否落实于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实践之中，还取决于各个国家和社区的主流语言价值观是否健康协调。
语言价值观是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2) Minglang Zhou.Language Ideology and Order in Rising China[M].New York and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134. 作为意识形态，语言价值观不但主导着国家和社区的社会语言生活，也规范着个人的语言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价值观对语言多样性意义深远，决定语言多样性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社区得以维护还是被侵蚀。
大豆霜霉病主要发生在东北及华北地区，以黑龙江、吉林等地最为严重。该病害危害幼苗、叶片、豆荚和籽粒。被害种子带病率可达10-50%，导致种子发芽率下降，含油量降低，大豆品质变劣，产品贬值。叶部发病可引起叶片提早脱落，造成大豆减产。
语言价值观可谓千人千面，人各有其观，社区各有其道。但是归根到底，语言价值观都源自个人和社区的语言生活实践。因此，语言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语言物质价值观和语言精神价值观。本文拟从理论上阐述这两种语言价值观的源泉和功能，从实践上审视这两种语言价值观在语言生活中的运行和影响，以求加深个人和社会对保护语言多样性的认识，以图更好地维护语言多样性。
二、语言价值观的理论问题
语言价值观理论涉及3个基本问题。第一，语言价值观跟语言意识形态有何种关系？第二，语言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第三，语言价值观何以影响社会语言生活？
语言价值观是语言意识形态的一种形态。语言意识形态在语言生活中有多种表现形式，诸如人们关于语言的信念、关于语言的观点、关于语言的认识、关于语言的态度、关于语言的价值观等等。(3) 周明朗.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与语言和谐 [A].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一语言的某一判断或态度，不一定代表他们的语言价值观，但是人们对某一语言的一系列价值判断或态度则充分地体现他们的语言价值观。(4) S.Feldman:Values,ideology,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attitudes[A].In L.Huddy,D.O.Sears,and J.S.Levy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2nd ed.)[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语言价值观可以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精神基础上。前者称为语言物质价值观，后者则称为语言精神价值观。
语言物质价值观直接反映语言秩序。在现实语言生活中，语言秩序是制度化的语言等级关系。(5) 周明朗.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与语言和谐[A].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国际组织、国家和社区通过法律条例、规章制度、社会习惯等手段，规范辖区内每种语言的资源享有权。因此，在国际、国内和社区内的多语生活中，每种语言获得的资源多寡不一，进而产生不同的等级关系。获得资源越多的语言等级越高，反之，获得资源越少的语言等级越低。这些资源包括语言的法定地位、使用域、人力、财力、话语权等等。例如，法定教学用语和非教学用语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差距。法定教学用语享有在学校课堂内外必须被使用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必须花费时间、精力和财力教学的地位,在课堂上和在课本中充分表达其文化思想的话语权。反之，非教学用语则不能享受这些资源。在语言秩序的序列中，法定教学用语就比非教学用语享有更高的级别。法定教学用语成为强势语言，而非教学用语则落为弱势语言。
综上所述，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对是企业财务胜仗的保障兵，科学化提高电算化的管理水平更是是重中之重在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同时，更能够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同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内外经济环境与企业实际情况，灵活把握管控的方式方法，力求摸索出一套完善灵活的成本管理和内控体系模式。
第五，法制教育缺失。用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知识来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从小就受到守法的教育，懂得和善于履行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是学校与家庭教育的题中之义。在格鲁吉亚,大学生、中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不到位的，结果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出现了一批没有原则的年轻流氓”,“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惜去犯罪。”[6](P211)他们法制意识淡薄有多种原因，其中学校和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和弱化，应该被看着是主要原因。
显然，这个语言活力排名的主要指标是这些语言享有的资源。除宗教以外，10种资源中有9种是由国家配置。按照我们对语言秩序的定义，这个排名实际上反映了制度化的资源配置，因此这个排名可以说是对中国语言秩序的一个实况写照，未必能代表这些语言在社区的全面活力。
然而，人非简单动物，仅需物质生活。人们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亲人、朋友、乡亲和族人。因此，家庭、朋友圈、家乡和族群构成人们的“精神家园”。(8) Minglang Zhou.Language order and linguistic market:Han students’ changing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anguage use in multilingual China[A].In G.Tuttle,K.Gya,K.Dare,and J.Wilber (eds.).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Language:Proceedings of the Panels on Domains of Use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s[C].New York:Trace Foundation,2013. 精神家园是语言生活的基本单位之一。人们跟亲人、朋友、乡亲和族人交流需要语言，才能维系亲情、友情和乡情，满足精神家园的语言生活。跟亲人、朋友、乡亲和族人交流，人们要用母语，即幼年牙牙学语时的语言，因为母语是人们跟亲人、朋友、乡亲和族人建立亲情关系的初始语言。人们使用母语可以加强亲情，使用其他语言会疏远亲情，但是母语往往不是强势语言。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语言生活的认识是语言精神价值观。语言精神价值观指导人们的精神家园的语言生活，决定人们在精神家园是否使用母语，是否给后代传播母语，是否逐步用语言秩序中的强势语言取代弱势的母语，从而导致家庭和社区从母语转用强势语言，丧失语言多样性。
定义8 称A(ti+v-1)TA(ti+v)A(ti+v)=A′(ti+v)为变换φi下，关于A(ti+v)的v次传导过程元.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社区，语言多样性的维系依靠该区域内每种语言的活力。若每种语言都有活力，语言多样性就生机勃勃。若仅一、两种语言有活力，语言多样性就濒临危机。检验一种语言的活力有两个尺度，一是客观标准，二是主观标准。本节从客观标准这个角度审视语言物质价值观与语言的客观活力之间的关系。
精神家园的语言若跟国际社会、国家和社区的强势语言一致，人们便可皆大欢喜，不必为语言生活犯愁。但是，在现实语言生活中，这两大语言生活圈的常用语言往往不一致，如在汉语社区有普通话与方言之别，在少数民族社区有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别。这些差别导致了语言价值观的取向差异。(9) Minglang Zhou,Language Ideology and Order in Rising China[M].New York and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137～139. 人们面临选择强势语言还是选择母语的两难。考虑到物质利益，人们趋向于选择强势语言，而面向精神家园，人们情愿选择母语。在这个困境之中，最理想的决策是保持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既不放弃母语又积极学习语言秩序中的强势语言，力争做双语人或多语人。这样就可最大化语言多样性，但是平衡双语行之不易。这种平衡需要个人和家庭的良苦用心，以及社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不懈支持。
在一个国家或社区启动大规模双语或多语生活调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而往往成为国家工程。中国也仅在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多语生活做过普查。根据2000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普查资料，我们估算出各民族民汉双语率，并做了一个排列，详见表2。(16)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125～126. 我们的估算公式是：Z =X%-(100%-Y%)，也就是说，双语率(Z)等于汉语使用者的人口百分比(X%)减去(百分之百人口比减去民族语使用者的百分比)。这只是一个大数据的估算，不是精算，就像这个估算公式不考虑从母语转用其他少数民族语的情况。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个估算是可靠的。
三、语言物质价值观与语言的客观活力
用户信息需求是参考咨询工作的第一步，用户在何种情况下提出信息需求，以何种方式提出信息需求，提出何种信息需求，都将直接影响到参考咨询工作的全过程。现代化图书馆工作重心已由原来的“以文献为中心”、“以馆员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用户的信息需求影响与制约着图书馆发展，同时也影响着用户服务策略的制定。[4]根据用户的需求去组织信息资源，提供个性化服务是图书馆转变的重心。在图书馆个性化用户服务建设中，应以图书馆用户需求为导向，为用户提供最接近其个性特征的各种信息服务，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语言物质价值观与语言的客观活力息息相关。检验一种语言活力的客观标准非常具体，也十分物质化。这个标准包括该语言的法定地位、说该语言的人数和人数的增减、社区原生体制的支持力度、社区外来体制的支持力度等等。(10) H.Giles.(2001).Ethnolinguistic vitality[A].In R.Mesthrie and R.E.Asher (eds.),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ociolinguistics.Oxford,UK:Elsevier Science & Technology,2001. 在一个社区，一种当地语言若有法定地位，意味着这个语言可以在体制内获得跟其法定地位相应的资源，如语用域、人力和财力、话语权等。使用这种语言人数的多寡很能说明该语言的活力，但是人数的增减更能动态体现该语言活力的走向。若使用者递减，该语言就面临濒危；若使用者逐增，该语言就生机勃发。社区原生体制包括家庭、宗族祠堂、寺庙教堂等等。这些传统机构若健康发展，坚持使用当地的语言，肯定会给该语言增加生机。这些机构中，家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常常决定个人和家庭的语言价值观取向。(11) 张治国,邵蒙蒙.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以山东济宁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8,(1). 社区外来体制代表着国家在社区行使治理功能，其机构包括政府部门、电视广播、新闻媒体、学校等。这些现代机构用什么语言传达国家的声音，行使国家的治理功能，显然就会深刻影响当地语言的活力。若广泛使用当地的语言，该语言就活力盎然。若广泛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当地的语言存活就只能寄望于个人和社区的语言价值观取向。
Monographic report: Advances and basic research on exosomes
按照以上客观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黄行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了10个指标：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体、文艺、宗教、经济和信息，并用这10个指标对6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进行了评估。(12) 黄行.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综合这10个指标的评估结果，黄行把这6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做了排名，详见表1。评估使用了客观标准，这个活力排名表现为语言的客观活力。
表 1中国 6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客观活力排名表 (13) 黄行 .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166～ 184.
从语言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语言秩序，不同语言是价值不等的资本，享有的市场也有大小之别，可以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价值的交换，于是就产生大小不一的经济权力和象征性权力。(6) P.Bourdieu.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J].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1977,(6). 语言秩序中等级越高的语言越有价值，越有市场，越有权力。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语言秩序，语言是个人和社区语码库之总和(包括语言、方言、语体等形式)；语言市场是由若干语用域组成；语言交换是人们日常的语言交流，包括私下交流和公共交流。(7) Minglang Zhou,Language Ideology and Order in Rising China[M].New York and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134～137. 个人追求社区内共享的语码，以便提高交流效果；个人和社区都寻求覆盖语用域最广泛的共享语码，如普通话和英语等强势语码，以求达到最佳交际目的。人们对不同语码交换所产生的不同物质利益的认识就是语言物质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导并且规范个人和社区的语言行为，以便获得最佳物质利益，如为高收入的工作而学习和使用语言秩序中的强势语言，或者通过学习强势语言而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等等。
语言的客观活力反映语言秩序。以上这个排名说明社区的语言行为主要以语言物质价值观为指南，人们按语言资本的多寡，市场的大小使用语言。在当地语言排名靠前的社区，当地人应该倾向广泛地使用当地语言。在当地语言排名靠后的社区，人们很可能不愿意使用物质价值很小的当地语言。根据这个逻辑，排名靠前的少数民族语言应该没有濒危问题，而排名靠后的语言有很大可能遭遇濒危。当然，这个逻辑建立在语言秩序之上，而且默认了语言物质价值观对语言客观活力的主导作用。
四、语言精神价值观与语言的主观活力
在一个社区，人们可能对语言的客观活力视而不见，只关注语言的主观活力，或者只注重语言的客观活力，而无视语言的主观活力。当然，人们也可能在处理语言关系中把主观活力和客观活力这碗水端平。语言的主观活力来自人们对母语的信念，包括自信、规范信念、目标信念等。(14) R.Allard and R.Landry.Subjectiv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viewed as a belief system[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86,(1). 这些信念都源自人们的精神家园。对母语和母文化的自信来自健康的家庭和社区语言生活。在这个语言生活圈，母语得到尊重，并为家人、亲朋好友和族人广为使用，让人们感觉到使用母语交流的亲切性和必然性，促使母语与精神家园融为一体。规范信念也出于家庭和社区语言生活。人们看到家人、亲戚朋友和族人都使用母语交流，看到榜样的力量，觉得有义务效仿他们。目标信念最具体，正如人们为了跟兄弟姊妹保持亲情坚持说母语而不说强势语言。毫无疑问，语言的主观活力与语言精神价值观环环相扣。人们对一种语言的精神信念越强，该语言的主观活力就越强。
显而易见，根据上面这个定义评估语言的主观活力有一定的难度，不像评估客观活力那么容易确定评估指标。学界通常采用两种方法评估语言的主观活力。第一种是对语言态度进行评估。例如，我们早期评估了大学生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态度，也评估了少数民族学生对普通话和母语的态度，发现学生母语自信力强则可以较好地保持双语能力的平衡，反之母语的能力有可能降低。(15) Minglang Zhou.Language attitudes of two contrasting ethnic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The “model” Koreans and the “rebellious” Tibeta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00,(1);Minglang Zhou.The spread of Putonghua and language attitude change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China[J].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2001,(2). 第二种评估语言主观活力的方法是检测个人和社区的实际双语能力。社区的语言市场若有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的竞争，社区的弱势母语的主观活力强，社区就能保持比较平衡的双语能力；社区母语的主观活力弱，社区就失去这个平衡，其结果就会出现从弱势母语到强势语言的大面积转用。因此，弱势母语能否妥善应对强势语言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反映母语的主观活力，所以双语率是检验弱势语言主观活力的指标。
12月1日上午，中铁二十局五公司“长安七号”盾构机从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河尾村站右线成功始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区间掘进施工阶段。该标段主要工程为怡心桥站、广福路站，盾构区间全长3058.8米。
表 2各民族民汉双语率排列 (17) 表 2不包括高山族和回族。另外，表中信息资料是以民族为统计单位，而个别民族(如景颇族)可能有一种以上的民族语，见表 3。
表2显示京族、景颇族、德昂族、傣族、阿昌族、黎族、普米族、佤族和锡伯族9个少数民族保持了80%以上的民汉双语率。这些社区保持的民汉双语平衡说明，他们对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都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正视物质价值观，积极学习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入国家语言生活圈。同时。他们也仰仗精神价值观主导社区的语言行为，在精神家园语言生活圈生动地使用母语，给予了母语极大的主观活力。
表2还显示塔吉克族、土家族、赫哲族、畲族和满族5个民族双语率保持在10%以下。双语率低下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市场因素，与语言物质价值观有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还没有在这些社区形成完整的语言市场，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明显的物质价值优势，也没有充分的学习条件。塔吉克族社区就是实例，社区只有少数人具备汉语能力。第二个因素是语言精神价值观，即个人和社区不十分认可母语的精神价值，让母语丧失了主观活力。土家族、赫哲族、畲族和满族就是实例，这些社区大多都转用汉语，失去了母语能力。
通过分析表2的资料，我们看到，在社区语言市场上强势语言占主导时，人们是否能坚持同时使用弱势母语，主要依靠母语的精神价值，即维护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功用。因此，语言精神价值观是保持母语的主观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保持双语或多语个人和社区的动力。
五、语言的客观活力与主观活力的关系
语言的客观活力基本上反映了语言秩序，代表着语言的资源享有权，显示语言在市场上的资本价值。因此，语言的客观活力跟语言物质价值观互动，影响着语言物质价值观，同时后者又进一步巩固语言的客观活力。相反，语言的主观活力跟语言秩序和语言享有的资源无直接关系，而跟精神家园密切相连，依靠与语言精神价值观互动，互助。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种语言的主观活力只有跟强势语言在市场上竞争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因为在语言市场上人们面临着是选择“有用”的语言还是选择“亲切”的语言。个人和社区若选择有用的强势语言，放弃亲切的弱势语言，这说明语言物质价值观主导了他们的选择。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若能持平，个人和社区会选择“有用”的语言，过“有用”的语言生活，同时选择“亲切”的语言，过“亲切”的语言生活。这样，个人和社区则能有效地保持双语，让弱势母语跟强势语言一样具有活力，分别享有主观活力和客观活力。
双语社区有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竞争，弱势语言能否抗衡强势语言一边倒的优势主要依靠其主观活力，所以双语社区的双语使用率能较有效地反映弱势语言的主观活力。为此，我们根据表1和表2分别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客观活力及少数民族双语使用率的前20强列表整合如下(见表3)，并根据表1和表2的排名差，把主观活力前20强与其客观活力的差别统计如下(见表3最后一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客观活力与主观活力的非对称性变化。
表 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主客观活力各前 20强排名表
如表3所示，比较两个排名，我们发现，客观活力前20名中只有10种语言进入了主观活力前20强。这10种语言中，有的主观活力排名提高了，如佤语提升了9个名次，有的语言则降低了，如壮语下降了10个名次。同时，客观活力排名的前20强中，也有10种语言没有进入主观活力前20名。这10种语言应该有两种情况：一是汉语还没有在当地形成强大的语言市场，还没有充分体现其物质价值，如维吾尔语社区和藏语社区；二是汉语成了当地语言市场的强势语言，随之发生从弱势母语向强势汉语的转用，失去了双语平衡，如苗语和侗语社区。
这些数据显示，语言的客观活力与主观活力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不是客观活力强，主观活力就一定强，或者主观活力强，客观活力就一定强。客观活力依靠语言秩序，以其语言享有的资源为本。主观活力依赖亲情、友情、乡情，以精神家园为纲。例如，佤语享受的国家配置的资源远远不如壮语，因此佤语的客观活力比壮语的客观活力排名低了7个名次，但是佤语的主观活力排名却比壮语的高12个名次。这说明，相比壮语社区，佤语社区能更好地处理佤语与汉语的关系，一边努力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速融入国家语言生活圈，一边坚持在精神家园语言生活圈使用母语，依赖母语维系亲情、友情和乡情。佤族社区保持了语言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的平衡，因而保持了双语平衡，取得了双赢。
六、结 语
在21世纪，语言多样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政府关注的问题，这个事实说明语言多样性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迫切性。语言价值观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维度深入审视这个问题。我们把语言价值观分为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通过对中国2000年语言生活普查大数据的分析，看到了语言物质价值观与语言的客观活力的关联，也看到了语言精神价值观与语言的主观活力的捆绑效应。
语言的客观活力以语言的资源配置为根基，同时语言物质价值观也以使用语言获益获利为本。语言物质价值观与语言的客观活力互动、互促。语言的资源配置属于语言秩序范畴，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手段。国家在制订语言规划中第一需要考虑国家建设的整体需要，即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国家认同；第二需要考虑国家治理的需要，即保持多语和谐，加强与各少数民族沟通。国家如何考虑每个语言社区具体语言生活的需要，如何合理合法地给每个语言配置适当资源以维护这些语言的客观活力，这对保护语言多样性至关重要。每种语言有合理合法的资源配置，有益于客观活力，有利于健康的语言物质价值观。同样，健康的物质价值观也可以促进语言的客观活力。语言规划保持以上这两点的平衡，最终有助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和谐共处，维护语言多样性。
保护语言多样性不只是国家的责任，也是个人和社区的使命。以上数据分析说明，少数民族语言仅享有资源配置和客观活力并不足以维护语言多样性。在语言市场的竞争中，个人和社区也需要培养健康的语言精神价值观，才能保证语言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的平衡，最终才能取得双语平衡。双语平衡就是双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可以更好地保障个人和社区的权利和物质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国家认同。少数民族语言和母语能力最适合促进个人和社区的亲情、友情和乡情，保持人们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治理，可以有效地把国家的声音传播到每个社区的每个人，而且让他们产生亲近感，使国家进入他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岳麓宣言》达成的共识是否能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得到落实，语言多样性是否得到保护，都取决于国际社会、国家、社区和个人能否培养健康的语言价值观。保持语言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的平衡，以达到双语或者多语平衡，产生更多的双语或多语个人、社区和国家。这应该是全球化时代保护语言多样性的唯一有效途径。
通常情况下，SIS无联锁触发时输出电路触点为闭合状态。故而在安全电路中安全失效状态为输出电路存在不正常的开路，危险状态为输出电路存在不正常的短路。如图1所示，电路只存在1个输出电路，当发生安全失效时输出电路存在不正常的开路，使电路无法正常输出，系统处于安全失效状态。当发生危险失效时输出电路存在不正常的短路，使得电路无法正常输出，系统处于危险失效状态。因此，“1oo1”模型无法容忍危险失效。
Languag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ZHOU Ming -lang
(School of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20742,USA )
Abstract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It proposes that,as ideology,language value orientations are classified as material and spiritual.The material value orientation is based on the material gains that a linguistic code may provide in the linguistic market (a system of domains of use).The spiritual value orientation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spiritual home (family,friends,members of the clan,etc.) that a linguistic code may consolidat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language survey data,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material value orie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objective vitality of a minority language,but does not guarante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because the majority language enjoys more resources.It has also found that the spiritual value orientation is closely allied with the subjective vitality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promotes linguistic diversity because it facilitates a healthy bilingualism.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needs shared efforts from the state,communities,and individuals.Only when the three collaborate closely with balanced language value orientations,could the consensuses reached in Yuelu Proclamation be materialized.
Key words : language value orientation;linguistic diversity;material value;spiritual value;objective vitality;subjective vitality
*[作者简介] 周明朗，男，湖南湘潭人，美国马里兰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汉语国际教育。
[中图分类号] H0-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 2019) 05-0057-08
[责任编辑: 杨 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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