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世界与符号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作为现代的最新、最重要的技术创造之一，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同时，通过对计算机和通讯技术这一符号加工工具的创造及其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关系的思考，我们也可以对人的本性和人的存在这一古老的哲学主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人作为符号动物
人的本性是什么？历代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多种回答。一种回答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另一种回答则曰：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本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提出了一种新的回答：人是符号动物。卡西尔说：“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上面谈到的三种回答，虽然并不相同，但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它们也并不是互斥的。
1946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及其以后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的本性的新基点、新例证。第一台电子计机“埃尼阿克”内装18800个电子管，7万个电阻，占地170m[2]，重量30多吨，耗电150千瓦，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庞然大物”。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有理由说电子计算机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工具。电子计算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集成电路时代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的多个时代的发展，其体积己不断小型化。但计算机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在它必需有其硬件基础这一点上并无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仍然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带物质性的工具。
然而计算机又与人类以往发明的工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人类以往发明的工具或是进行物质加工的工具，或是进行能量转换的工具，而计算机却是进行符号加工的工具。
在20世纪后半叶，计算机技术大概要算是变化最快、发展最迅速的技术了。计算机的功能与技术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就其输入仍是符号输入、其输出仍是符号输出而言，就其本质仍是符号加工与处理这一点而言，并无变化。
从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来看，计算机最初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开发的领域中，即它主要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思维的辅助工具而应用和发挥作用的。可是，由于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已不断地被扩大；于是，有些人就情不自禁地要用中文里的那个形容神通广大的词——“万能”——来形容计算机了。然而这种“万能”又只是具体用途数目上的“万能”，而绝不是性质和类型上的“万能”。计算机的能力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其实质仍然只能归结和概括为符号能力。
总而言之，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虽然并不与“人是理性动物”和“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传统观点相冲突，但它却更直接、更有力地支持在20世纪提出的一种新观点——“人是符号动物”。
在卡西尔看来，人、符号、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当人们肯定“人是符号动物”时也就意味着肯定了人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动物。
符号本身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的符号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属于人的符号形式和人的符号活动与符号功能的发展史。从某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史也是一部符号世界的发展史。
现代科学技术向我们提供了计算机这种新的符号工具。现代人正在运用多媒体技术和因特网进行新形式的符号创造和符号交流活动。
二、符号的本性和符号世界的创造
在多种符号系统中，语言系统大概要算是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一种符号系统了。由于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历史照许多人的设想又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时期；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符号世界的创造了。
符号的使用和符号世界的创造不但生动地反映和体现了作为意识主体和意识性存在的人的本性，而且生动地反映和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体和类存在的人的本性。
语言这种符号系统的创造使得人类有了一种在困难、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可是，由于符号世界同实体世界在本性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又使人类在认识符号世界时出现了许多困惑，出现了语言和符号现象认识上的难解之“谜”。
在原始人的思维和认识中往往无法把符号同符号指称的对象区别开来，而是把二者混为一谈、等同起来。正如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的：“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某种具体的、实在的和常常是神圣的东西”，“涉及到谁的名字，就意味着涉及到他本人或涉及到这个名字的存在物。就意味着对他这个人施加暴力，强迫他现身”。（《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第42页）在历史上，许多地区的许多族群都曾相信和使用过咒语。而咒语的特点和“本质”就是企图和认为可以通过念咒这种在“语言符号世界”中发生变化的方法，直接地在现实世界中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咒语也是一种方法（尽管必须把它归于巫术类的方法之中）的话，那末，它的“理论基础”正是“幼稚”地把语言符号世界同现实世界混为一谈。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符号问题认识中的一个重大进展是明确地认识到符号世界自身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虚存”的世界。
在中国思想史上，战国时期的学者公孙龙的《指物论》一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研究符号问题的专题论文。《指物论》云：“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这就明确地区分了实有的实物世界（“物”）和人为创造而并非实有的符号世界（“指”）。
自然，把符号世界同现实的实有世界加以区分并不是要否认与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相反，把二者加以区分乃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者的联系与关系的前提条件。
也许可以说，在20世纪所进行对符号和语言问题的哲学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项进展是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出发点和各种不同的角度都特别强调了必须从某种形式的“三元关系”中认识符号现象和符号过程。主体-符号-对象（客体）的三元性符号关系与主体-对象（客体）的二元性感知关系之间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相形之下，符号关系是一种间接性、中介性、约定性的关系，而感知关系则是一种直接性、不随意性、“现实性”（非约定性）的关系。由于客观对象是一种不依赖于主体的存在，可以借用康德的术语将其称为自在之物。
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符号时，认为语言符号是所指和能指的统一。对于口头语言即声音形式的语言来说，索绪尔认为所指就是概念，能指就是音响形象。（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索绪尔的观点若推广到书面语言即文字符号上，则所指即词义，能指就是字形和读音，而文字符号就成了形、音、义的统一体。
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所指所说的是概念，而概念仍为意识世界中的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最好还是将索绪尔的理论进行一些修正：以“音响形象、概念”的统一体（对口语而言）或形、音、义的统一体（对于书面语言而言）为能指，以相应的客观世界中的对象为所指。作为符号的能指（例如“珠穆朗玛峰”这五个汉字）同客观世界中的所指（位于西藏的那座海拔8848米的山峰）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而是一种依赖于主体、由主体所约定和规定的关系。
三元关系的符号关系与二元关系的感知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可以用黑墨汁写出“白颜色”这三个字。这时虽然字符的颜色本身是黑色的，但我们又知道它指代和表达的不是自身的黑颜色而是现实中的白颜色。这个典型的例子显示：符号在符号关系中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某种“非自在之物”了。
对于二元的感知关系来说，主体只能是一个个体，并且其感知的对象只能是极其有限的时空范围内的一些客观对象；而对于三元的符号关系来说，其主体不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承认共同约定且有特定承诺的类主体（即特定群体）了，其所用符号的指代和“映射”范围也大大扩大了，不但可用于指代不在个体感知范围内的客观对象，而且可用于指代可能对象及其它“模态对象”，甚至还可用来指代纯粹想像而实际并不存在的“对象”，即虚构对象。符号现象、符号关系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是不含而喻的。
符号现象、符号过程的复杂性不但表现在符号系统、对象系统、主体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上，更表现在这三个系统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上。
主体在使用符号进行指称或表达时，有两种必须加以区分的用法，一种是实指用法，另一种是虚指用法。前者要求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某种对象或现象（包括关系性现象）有某种对应性关系，而后者却不要求有这种真实的对应关系。符号的实指用法的基础是主体间的“实在论约定”。在运用实指用法时，说话人承诺其传出的符号同实现现实世界的某些对象有“对应”、“指称”、“映射”关系，听话人根据这个承诺“有权”依据“指称”关系是否成立来检验说话人的实指用法是否运用得正确与恰当。而在虚指用法的条件下，主体间无此“实在论约定”，说话人未作出“实在论承诺”，听话人也“无权”以“指称”关系不成立为理由来“宣布”说话人在符号的用法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符号的虚指用法，我们又可将其分为两类：指代可能对象（可能世界）的用法和指代虚构对象（想像的世界）的用法。主体在使用符号指示或表现一个可能对象时，从“可能对象”不是现实的存在这个含义来说，这是一种虚指用法。
卡西尔说：“‘现实’与‘可能’的区别，既不对低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也不对高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低于人的存在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之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人论》，第71页）
人的感觉系统只能感知现实的实在世界而不可能感知仅是一种“可能”的世界。人对可能世界的想像和认识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符号才能进行。通过符号的虚指用法去认识一个“可能世界”，是人的智力本性的根本特征之一。人类社会如果丧失了这种能力，则人类社会也就无法继续存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了。
符号的虚指用法，还可用于表现神话、虚构小说这些类型的“非存在”的对象，这是符号的虚指用法的第二类用法。
自然，我们也要承认：符号的上述不同用法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渗透和转化现象的。符号的这些不同用法各有其重要性，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人类进行符号创造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这就使符号世界成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丰富多彩”的世界。
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但在于人进行了物质的创造（此指制造汽车、建造房屋等活动），而且在于人进行了符号的创造活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类的“全部”的创造活动中，符号创造的份量和重要性不但在绝对量上大大增长，而且其“相对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之中。
计算机的发明及其发展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乃是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继文字发明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第三种强有力的进行符号创造和符号传播的工具。
由于符号本质上是一种“非自在之物”的“他在之物”，符号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符号现象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思维性的现象。对于思维现象，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限于从真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只有极少数的哲学家注意到了思维现象和思维过程中的“经济”和“效率”问题。马赫提出了著名的思维经济原则。他在《力学史评》中说，凡是有价值的知识，在人的短暂的生命及有限记忆的条件下，只能通过最高的思维经济才能达到。（参见董光璧：《马赫思想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计算机的发明及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显示的最重要的哲学含义之一就是：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了在关注真理论与认识论的同时空前关注“思维经济”与“思维效率”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了空前强大、有效与便利的进行符号创造和传播的工具，现代人正在以空前有效与便利的符号手段、以空前的“效率”创造面貌空前的符号世界。
三、符号的异化
黑格尔最早从哲学上研究了异化现象。马克思也对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本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异化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不但许多哲学家，而且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也卷入了对异化问题的讨论之中。
异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随着工业化后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或所谓信息社会的来临，异化的新形式的出现应该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种种符号异化现象接踵而至，人们亦对其不再陌生。在这种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对符号异化的研究之应该进入异化研究的焦点区也实在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也许是值得首先予以特别关注和认真分析研究的。
（一）符号异化同历史中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具体地说同信息社会——的关系问题。
也许可以一般地说，在工业社会中物的异化（更具体地说是机器等人造物）是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在信息社会中则是符号异化现象成了最主要的异化表现形式。
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机器异化这一主题得到了令人终生难忘的艺术典型表现和深刻揭露与批判。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机器异化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但至少可以说比一个世纪前大大缓解了。旧的机器异化现象缓解了，新的符号异化现象却逐渐突出起来了。看来，异化现象的产生确实有其深刻的内在社会原因，需要深入研究。
（二）符号异化与物的异化相比，二者的主要相同点和主要不同点是什么？
在物的异化的现象中，主体（人）的创造物本来是主体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是达到人的特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达到人的某种控制性目的而使用的工具，可是，在异化现象中，物却反过来成了奴役人、控制人的力量，主体成了被动的、可怜的、受制于物的“成份”。本来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而“设计”的人-物关系，在异化现象中变成了以物的尺度为标准的人-物关系。可以看出，物的异化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了目的性。
虽然符号异化现象是与物的异化现象有颇大不同的另一类异化现象，但二者在都以“反客为主和工具性压倒目的性”为基本特点方面却又是相同的。
我们知道，所谓电脑控制实质上乃是一种符号控制。电脑控制本是主体（人）控制的一种辅助工具。可是，当有些人盲目迷信电脑、放弃了人的“最终控制和判断权”、把电脑控制权当成“最终控制权”时，这就难免要出现符号异化现象了。
许多人都读过尼葛洛庞帝那本名为《数字化生存》的书。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技术条件下，为了便于进行电话通讯、网络交流、货币存取及其它社会交往，人们常常需要利用各种号码或代码：电话号码、网址、帐号及其它形形色色的代码或密码。使用这些号码或密码往往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当我们遗忘和搞错了自己的有关号码时，当我们遇到那种种“只认号码不认人”的烦恼时，我们不是也分明地感到了符号异化的阴影了吗？
至于说到符号异化与物的异化的不同点，我想符号异化在这方面的最主要的表现很可能要算是其所表现出的真假易位和虚实不辨的特征了。
在物的异化现象，例如机器异化现象中，是真实的机器发挥真实的作用，这里没有什么真假易位或虚实混淆的问题。
可是，在符号异化现象中，真假易位和虚实不辨既可能表现在符号异化的形成原因方面，又可能表现在其形式特点或造成的后果方面。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太虚幻境”。“太虚幻境”有一副对联，文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真实的人本来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真实的人又可以用多种方式“创造”出一个“符号世界”。但真实的人知道如何分辨真实的世界与符号的世界。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创造和运用符号时作出了什么样的本体论约定和承诺；可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在本体论约定和承诺方面，在符号的用法上胡涂起来了，有时以真为假，有时又以假为真，这就造成了符号异化现象。
符号异化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更表现在人们有时甚至是在故意地去制造真假易位的现象。
互联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其初衷而言，应是为了使真实的人与真实的人的相互交往更方便，更有效，更简捷。应该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可是，也出现了另外的现象。
有人说：“几乎所有网员在网上都不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只有用英文拼写的化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网名’”。“许多人问我初次上网的感觉，我说，很有意思，有点像做地下工作似的，也有点像与一帮蒙面人交谈。我的回答得到了许多人的附和，他们说他们也有大致一样的感觉。”（李河：《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于是出现了一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还假，似假还真，半真半假，半假半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乃至无法辨其真假的“故事”。在这种条件和情况之下（当然也只是针对这种现象而言），网络简直成了一个热闹的“假面舞会”。举办一个假面舞会在现实生活之中往往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和一次“浪漫”的活动和体验。
可是，如果人们竟然“自投罗网”地生活在一场漫长的“假面舞会”中，人人都戴上一个面具，人际交往变成了“假面人”的交往，则这种异化的生活与工业化社会中异化的生活相比，岂不更令人悲哀！
至于所谓虚拟实在技术，则其社会后果就更加复杂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了。
符号世界的创造和符号异化的问题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如果能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目的也就算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