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落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_传统农业论文

边疆落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结构_传统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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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结构的形成与扩张

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其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多重性。在常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主要是内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生现象。然而对于边疆后进民族地区来说,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却是一种非常规的、跳跃式的外延发展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我省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社会发育和整合程度较低,许多山区农村甚至远未达到传统农耕经济的发展阶段,手工业还未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根本不可能从内部形成现代产业经济结构。事实上,解放几十年来,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基本上都是从外部“移植”进去的。最典型的就是西双版纳的橡胶生产,五十年代由国家建立了一批农场,从内地招进了大批工人,一开始就是规模化的管理和生产,从种植到加工整个发展都与当地的传统农业无关。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些地区才在国营农场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发展民营橡胶。正是这种从外部引进的经济成分,为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的一元经济社会增添了新的因素,形成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我省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发生应该说从五十年代就已开始,它是随着国家对边疆建设和资源开发的投入逐步展开的。但是,由于国家的投入和开发能力有限,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几十年来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扩展相当缓慢,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很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才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反映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体的二元分离上,传统农业虽然在数量上还保留着较大的比重,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却在逐步下降,而非农产业却迅速兴起,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并且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西双版纳州的旅游业、德宏州的边境贸易,都已成为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的龙头产业。其次反映在城镇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上,以往边疆地区的城镇生活虽然与农村有明显的区别,但由于整体经济文化落后,在城镇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乡土味,城乡反差还不十分强烈,而近几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城镇生活方式已越来越接近内地,与山区农村传统的火塘文化形成了巨大反差。此外,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规模化的资源开发,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的一部分农村也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尤其在城镇周围,或者经济条件、交通条件较好的农村,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正在稳步提高,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也随着农村经济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改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我省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二、三十年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仅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但这毕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它标志着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转变,标志着边疆后进民族地区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步阶段。

二、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结构的对立及其影响

首先,我省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并非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内生现象,这些地区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是借助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甚至是直接从外部完整地移植进来的,它们与当地传统的、落后的原始山地农业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完全独立于当地农业之外。如近几年在版纳州府景洪和德宏的瑞丽、畹町等地,随着旅游业和边贸的发展,一些现代的经济开发区以及高级宾馆、饭店和其他服务、娱乐行业迅速兴起,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当地传统农业特别是山区农业毫无关系,它们既不依赖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也很难对传统的原始山地农业结构的改变产生直接的作用。

其次,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并产生大量剩余劳动为前提,而边疆后进民族地区尤其是落后的边远山区,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仍然被束缚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为其生存而不得不维持着原始山地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有可能转移出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也往往因为劳动力素质,生活习俗和观念意识等因素而难以成为现实。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思茅地区孟连县政府曾组织当地少数民族开发种植橡胶,这一措施在开始实施时相当困难,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不了长期形成的旧习惯的束缚,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此政府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使这些少数民族逐步稳定下来。类似的情况在边疆后进民族地区比比皆是。

第三,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两种经济部门之间开展贸易往来,是现代经济带动传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在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仅能维持生存的原始山地农业耕作方式仍在相当范围内占主体地位,广大农村尤其是远离城镇和交通要道的贫困山区,不可能提供很多剩余产品,同时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尚未摆脱贫困,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如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地区,至今仍有60%的粮食靠“刀耕火种”和“轮歇抛荒”的原始耕作方式获得,相当一部分村寨还普遍沿用传统的斧头、砍刀、锄头和竹木尖棒耕种土地,粮食产量增长缓慢,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很少,至今仍处于贫困之中。又如怒江州的独龙族地区,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八十年代末期人均占有粮食仅为全省平均数的71.0%,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省平均数的31.9%,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个别地区以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传统农业与现代经济部门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规模化的贸易往来,当地的集市贸易发育程度也很低,整个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度低下和普遍的贫困,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相当大的一部分传统农业,既不可能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材料,也不可能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商品市场,因此二者之间很难靠市场机制建立内在的联系。

此外,文化上的冲突和民族意识上的隔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的沟通。现代经济是一种高度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经济,而边疆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原始山地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观念意识和文化习俗,与现代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如平均主义的分配观念,以大牲畜为财富标志和杀牲祭神的传统习俗,羞于买卖、不懂得计划和积累,以及不思变革、安于现状的意识等,都不同程度地障碍和制约着边疆少数民族接受现代经济的影响。另外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使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和其他相对发达的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理隔阂,尽管解放几十年来这种心理隔阂已得到明显改变,但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接受新的、外来的东西时仍然心存疑虑,这必然影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对外交往。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使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几乎完全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它们彼此独立地发展,互不相关,这一点与一般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使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障碍,它很难象一般地区那样,随着二元经济结构扩展到一定程度便自然出现对立弱化,逐步转向趋同。相反,如果不及时地、不断地借助各种手段调整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对立就会越来越尖锐,相互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是建立在利益机制基础上的,而这种利益机制必须能够同时调整不同的经济部门,这就必然要求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整个农业的发展要达到适应市场调节的水平,否则二者之间就很难发生经济交往。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结构的对立是在逐步地扩大,一方面是集中在城镇和交通条件较好的现代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城市生活开始进入现代化的阶段;但另一方面,远离城镇、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仍然在沿袭着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展极其缓慢,人民群众还普遍处在贫困之中,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对立已越来越成为边疆后进民族地区进一步持续发展的障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对立状况,边疆后进民族地区就不可能从整体上实现现代化。

三、边疆后进民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协调问题

由于边疆后进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在整个现代化的起步之初,就必须充分考虑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协调问题。这里同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问题。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方式落后,是长期制约边疆民族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难以沟通的直接障碍。因此,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推广农业科技,改革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耕作方式的落后,与劳动力素质、农业生产性质以及落后的生活方式直接相联。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从经济性质和生活方式本身去改变主要依靠外力发展的基础,不全面提高当地劳动力的素质,就不可能在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的原始山地农业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省边疆后进民族地区改造传统农业,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变革和进步问题,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问题。

其次,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现代经济,要充分考虑产业之间的连带效益。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现代经济,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选准方向和主导产业,对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和推进作用。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较多地考虑优势资源的开发,而对产业之间的关联尤其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连带效益考虑较少,使资源开发与当地民族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显然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许多地方甚至因为经济上的对立和冲突,引发了一系列民族矛盾和纠纷。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经济,除了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优势以外,还要考虑如何最有效地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的转变,考虑现代经济怎样带动传统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上,如何处理好国家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焦点,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资源或兴办企业,必须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利益,要有利于带动整个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目前,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投入的逐步加大,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抓住机遇,加快现代经济的发展步伐,是边疆少数民族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也要注意边疆民族地区传统农业经济的改造和协调发展问题,尤其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要考虑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使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传统经济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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