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两极”之谜:国际金融与经济新形势分析_金融论文

破解“两极”之谜:国际金融与经济新形势分析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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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新景观:金融危机与经济奇迹并存的“两极”现象

过去,出现金融危机或发生金融风暴的国家和地区,总是与经济停滞、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等联系在一起。但是,最近一轮从东南亚引发,涉及南韩、日本、俄罗斯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区域的金融风暴,却主要发生在创造“亚洲奇迹”、经济一直发展较快、实力较雄厚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这场危机涉及范围之广、为害之烈及“多米诺效应”持续时间之长(目前还看不到它的尽头)也是罕见的。此次金融风暴的主要特点为,危机主要发生于相当长时期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并且普遍受到赞誉的国家和地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香港、台湾、韩国1985年~1995年平均GNP增长率分别为8.4%、6.0%、5.7%、4.8%、10.9%、7.7%,均为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从外汇市场开始,表现为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下滑,进而向其他经济领域扩散;先是受到国际金融投机分子攻击、继而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大暴露,然后外国资本大量抽逃、国家外债偿还能力枯竭等等。简言之,这次危机主要是由于货币和金融问题所引起,并且主要表现为货币、信用危机,这说明金融特别是货币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经济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成为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形式。

从宏观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特点还在于,一方面,它尚未演变为全球性风暴,尚未引起全球性经济瘫痪;另一方面,是另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却表现出奇特的经济繁荣,即使是处于危机的核心区域的亚洲,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仍然持续发展(如中国大陆、台湾),或受其影响相对较轻(如新加坡、香港)。这种现象更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和探究。

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中突出的“另类”、“正面”典型。据报刊资料,美国已出现二战后第二次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从1991年第二季度起迄今,其经济一直强劲增长,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处于历史“最佳”状态,而且,现在几乎还没有逆转的迹象。据最新资料,今年第一季度其经济增长拆合年率达5.4%,失业率降到4.3%,通胀率则仅为1%,股市价格在六年间上涨三倍。这些几乎都是历史最好水平。与美国比较,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总的说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今年GNP预计增长8%,人民币在周围国家一片贬值声中巍然屹立不动,物价则一直处于低迷状况。

二、“两极”现象探究之一:负面昭示及教训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看亚洲这些一贯“表现很好”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下子滑到了黑暗的深渊。笔者认为:

(一)这些国家由于“后来居上”的急切心情(赶超战略)导致的经济泡沫化。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亚洲奇迹”或“亚洲×小龙”、“×小虎”之类的赞誉,使这些国家领导人逐渐自我陶醉,越来越急切于实现超高速发展,并力争世界第一。然而,要超速发展,资本是制约瓶颈。于是,就不顾一切借外资,无节制地开放资本、货币市场,而无暇考虑借到的钱如何使用、怎样归还,以及对资本、货币市场要作哪些监督管理等问题。过多的而且以短期借款为主的外债成为潜在危机。

(二)畸型、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是导致危机的又一原因。东南亚和日本、韩国等几乎都把发展出口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和模式,而内需则严重不足。一旦国际市场上行情变化,或因种种原因使本国产品竞争力减弱,其经济便陷入困顿和萎缩。对外贸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导致本国经济自主权的丧失,并使经济结构畸型而脆弱,难以经受国际市场动荡的打击。

(三)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督不力,以及银行与大企业集团的畸型、非理性关系,使金融业与大企业行为扭曲,丧失活力与压力,使本来属于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主力军,变成耗费国家财力的黑洞。造成这种畸型关系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干预。韩国、日本不断被揭露的金融丑闻说明政府对银行的过分干预必然导致银行经营不善和金融腐败。银行贷款主要迎合政府的意愿而不管其效益和后果,结果是不良贷款越积越多,走上破产的不归路。曾经一度受到我国赞赏的韩、日主办银行制度,实际上演变成政府主导下使银行、企业穿“连裆裤”的一种“包办”制度,变成银行(其实是政府)对大企业的无原则庇护。在此情况下,大企业经营失去活力、压力,失去风险意识,结果是效益越来越差,最终连累银行一起倒台。

(四)对货币汇率和金融形势的错误判断和盲目“保护”,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炒家,加速、加深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美元对欧洲等国家的货币呈不断升值的态势,这使得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东南亚等国的货币的汇率相应高估,汇率高估使本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下赤字扩大。这时本应放弃固定汇率予以下调。但源源不断涌进的外国投资不仅弥补了贸易赤字,还有大量剩余。这便使本国决策者误认为金融形势“一片大好”,继续大量引进外资。当国际金融炒家发现其经济泡沫、货币被高估而攻击本国货币时,货币当局便试图用抛售美元、提高利率来维护本国货币币值,殊不知这时已力不从心,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为炒家提供了套利的好机会。结果本币仍然不得不大幅贬值,而以美元形式所借的外债则无形中成倍增长(如1996年末韩国所借外债占其GDP的22%,1997年末由于韩元贬值,外债占GDP升到50%),加上此时外资大肆撤离,催债之声不绝于耳。对美元的极度需求便只能寄希望于国际金融机构的紧急救援了。

(五)在造成金融危机诸因素中,政治体制不健全、官员腐败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韩两国在这方面特别突出。从理论上讲,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之不足,不失为一种理想模式。但事实上,由于政治制度不健全,透明度差和监督措施跟不上,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必然导致企业行为扭曲、失范。其结果使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被不断放大并火上加油;反过来,政治丑闻又更加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使政府的各种政策失效,使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

三、“两极”现象探究之二:正面昭示及其理论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如前文所述,美国作为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极,其出现和发生的情况令人深思,并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表面来看,美国的经济制度与陷入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很相似,它的经济、金融开放度更高,更彻底,而且,近年来在各种货币不断对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美元事实上存在价值被高估的情况,股票、证券市场也存在“过热”的迹象;美国吸收的外资也是全球最多的。但是,为什么它非但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反而创造出经济“奇迹”呢?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是美国科技不断创新、进步,并得益于经济日益全球化的结果。在七、八十年代,美国就已经为科技和产业更新、换代积蓄力量,到了九十年代,这些新技术已经成熟并不断运用于商业竞争,从而大大提高了其经济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而八十年代在某些实用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日本,却因科技根底不牢,创新跟不上,终于退居次位而让美国牢牢地执掌世界先进技术之牛耳。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贸组织的发展、扩大便是一例),也为美国的商品、技术进入各国市场开了方便之门。因特网、微软公司的软件、个人电脑,乃至可口可乐、好莱坞的电影等,无不风靡全球。质言之,美国的经济奇迹是与其在科技、教育领域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大投入分不开的,是与其高素质的国民和雄厚的科技实力,以及较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的进取精神分不开的。正是这一切,使它最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美国“改写”了某些传统经济学“定理”,从根本上说,也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以就业率和物价的关系而论,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是以经济结构、技术水准不变或没有大的变化为前提的,因而当就业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社会有效需求有较大增长时,物价便会跟着上涨。特别是按照传统经济观点,一些新产品、新产业的出现,往往需要较大的投入,其产品价格也较昂贵,从而会拉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但现代科技改变了这种情况,由于现代科技进步快、产品更新周期(科技创新运用于生产实际的周期)短,劳动生产率提高快,所以新产品和工艺的不断更新换代并不意味着价格的不断上涨,反而意味着价格下降。因此,在就业、经济增长和物价之间就没有传统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了。此外,由于美元的坚挺使得进口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也对抑制美国国内物价起到一定作用。

再从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此处主要指货币资金,即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要素)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的原理并未过时。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吸收外资,所以美国作为当今头号经济大国同时又是头号负债大国并没有什么不合逻辑。但是,这与传统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多或过快),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原理不是同一回事。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物价(通胀)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是建立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或作为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获得实际价值回报的预付(垫支)资金的基础上的。但是,就美国的现实看,这两点都已发生了变化。首先,虽然九十年代以来美国货币供应量猛增,但它们并非随意增加的“纯价值符号”,而是主要代表着实际投入的生产要素;虽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作为预付资金使用(即暂时还没有新的使用价值与它们对应),但由于预付、即投入产出的周期缩短,所以,与物价上涨不会产生必然联系。另外,由于金融创新和各种电子货币的出现,如各种信用卡、储蓄卡、借记卡和各种专用帐户等的出现,使“货币供应量”本身成为了一个模糊概念,成为一组难以准确统计的弹性数据。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监控通货膨胀的中介目标了。也因此,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就失去传统的因果关系了。

在美元价值同样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它却并未被投机者攻击,并未出现金融危机反而带来经济繁荣,是我们需要破译的另一个“谜”。

首先,这是因为美国市场机制和法制较健全,对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监管较规范,透明度较高,这就避免了资金使用上的盲目、无效以及其他非理性行为,从而不可能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型,也不存在如亚洲国家那类钱权勾结等丑闻。其次,由于美国经济形势总体看很好,这又加固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这种信心反过来促使人们把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到美国去,这就形成在低利率下的美元坚挺。对金融投机分子来说,这种货币自然不可能成为“攻击”对象。其三,坚挺的或被相对高估的美元使美国进口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又有利于其国内物价的稳定,并有利于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从而维持经济的繁荣。其四,还有一个较特殊的原因是,由于欧洲统一的货币“欧元”即将启动,然而欧洲的富豪们对这种未来的货币尚不放心,必存疑虑,于是宁愿将本国货币换成美元,或将手中已有之美元投资美国。这便使得即使美国实行低利率而国外资本也不断涌入,大量的外资又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最后,也是一个独特的因素,是美元拥有作为“世界通货”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它背后强大的国家实力。这些都使美元即使高估人们仍然愿意接受,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原因。

简言之,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造就了美国的经济“奇迹”和美元坚挺。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自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使美元贬值。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之所以未被卷入此次亚洲金融风暴,首先应归功于1993年下半年对当时我国经济及时、有力的调控,从而基本上制止了当时金融秩序、经济过热和泡沫化倾向,使我国这艘经济巨轮驶入了正常、高速轨道。回想一下当年我国的情况,与金融危机前夕的东亚、东南亚诸国何其相似乃尔!如果不是中央英明、果断决策,今日中国经济便很难脱离这场金融“风暴区”。其次,我国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健全的,我们虽然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总的说仍以内需为主,对外部的依赖不是很大。加上经济总量庞大、内部调节余地较宽。这些,都是那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难以比拟的。再次,我们谨慎的金融政策在此次危机中对我国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我国的金融改革既是积极的,又是稳重的,我们把金融改革主要任务放在国有银行商业化上,对金融市场开放则采取较谨慎、循序渐进的策略。迄今未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外资进入中国受到严格限制;人民币只可在经常项目下兑换而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引进外资主要采取外商直接投资或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借中、长贷款的形式,如此等等。都有效地防御了国际金融投机者可能的扰乱,从而为我国金融、经济构筑了一道保护墙。加上我国长期外汇顺差,外汇储备丰厚,通胀率和利率不断趋低,经济发展前景看好,并且,我国领导人一再表明不让人民币贬值的负责态度。这些,都增强了人们对我国的信心,有效地维护了我国金融的稳定。

四、结论: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要抓紧消除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九十年代初期那场席卷我国的经济狂热,其影响和后遗症至今尚未消除,例如,大量房地产仍然空置;诸多的“开发区”开而不发,白白占据耕地;社会金融秩序依然存在诸多混乱现象,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非法经营存、贷款业务,已经或将要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种种原因形成的银行巨额烂帐尚未解决,新的不良贷款和逃债、废债行为又在不断发生……凡此等等,都应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逐一解决,决不能任其蔓延、发展。此外,更重要的是直接受教训,切实防止曾多次反复出现的各地各自为政、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盲目建设,以及只顾外延扩张、不讲效益、投资决策和使用均无责任的做法。

(二)坚决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将我国经济发展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我国要在二十一世纪崛起并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要在动荡的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在教育、科研创新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上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只有建立在先进科技基础上的经济体系,才能抗拒任何金融风暴和市场风暴。“科教兴国”要当作一项长期、基本战略,要在人才、经费、体制、方式上具体落实。

(三)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其基本之点应是:(1)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坚持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和基点。(2)在重点发展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同时,更广泛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以吸纳众多的劳动力。(3)加快农村发展,尽快淡化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村广阔、巨大的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的市场,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此,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国家、地方政府、城市及发达地区向农业和农村小城镇注入资金、技术,加快它们的发展。(4)对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让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优胜劣汰。要吸取韩、日等国的有关教训,不人为拉郎配式地拼凑企业集团。要通过机制转换,让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

(四)坚持金融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逐步全面放开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同时加强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切实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从发展上看,我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实行金融全面开放(包括开放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期货和期权市场等)是必须、必由之路。正常情况下,健全的资本、货币市场可以增强资本的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分散风险,减少短期融资价格波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可以吸收更多的外资为我所用。总之是利大于弊。当然,这方面要谨慎从事,逐步实施。在目前主要是健全金融机构,提高贷款质量,整顿社会金融秩序。在资本市场方面,目前可利用香港证券市场代行部分大陆资本市场的功能,待条件具备后再行放开内地市场。在汇率制度方面,既不宜坚持僵化的固定汇率制,也不宜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而是应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定期或不定期对汇率作适当调整。人民币应适当扩大兑换范围,例如,首先满足个人各种非经营性的外汇需求。待时机成熟后再完全放开。

(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为经济改革提供伊朗、配套的环境。政治与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给人突出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训,事实证明,政、经(金)是不可能绝对分开的。有人评论“亚洲模式”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和弊端就是,在实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的同时,过多地保留了以集体主义和集权思想为特点的政治制度,很多问题便是由于这两者的矛盾、摩擦所产生。这值得我们深思。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前应着重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真正做到政企、政金分开,让企业和银行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让它们按经济规律在市场竞争中博击,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和照章收税。因此要大力收缩政府机构并削减政府部门对人、财、物等资源的直接支配权。二是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坚决铲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企业提供平等、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三是大力推进反腐倡廉斗争,惩处和遏制权力“寻租”行为,防止权力市场化和“金权政治”的滋生和蔓延。如此,我国经济才能走上长期、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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