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四论文,司空论文,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考定《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诗家一指》所收明初人怀悦《二十四品》伪造，并托名司空图。由于《二十四诗品》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拥有一批声誉卓著的研究者，因而《辨伪》一出，如石破天惊，引起学术界强烈震撼。
《辨伪》检索了大量古代典籍，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使学术界不得不认真思考《二十四诗品》真伪的问题，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加入了思考的行列。也许是出于不同的观察角度，本文对《辨伪》的某些论述尚存疑问，现试分论如下。
一、关于“二十四韵”
《辨伪》说：“我们对于《二十四诗品》的怀疑，最初即从‘二十四韵’一语引起”；“如果苏轼这段话确是就《二十四诗品》而言，因其时距唐尚近，此书也就确无可疑了”；“‘二十四韵’的实际所指揭开后，作伪的真相也就大白于世了。”《辨伪》选择“二十四韵”为突破口，自信抓住并成功地解决了关键问题。
为便于讨论，谨再录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有关“二十四韵”的一段话：
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前人认为，“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辨伪》则否定之，其理由为“‘韵’字在唐宋人诗（当为“诗题”——笔者）中极多见，一般均指近体诗之一联”，“而谓一篇为一韵，则鲜有此例。”称一联为一韵，确实常见，而且不局限于近体诗，《辨伪》所言不误；但谓鲜有以韵指篇之例，则不实。《辨伪》第三节开头所引郑鄤《题诗品》“此二十四韵”即以韵指篇之例：而且陆机《文赋》“或托言于短韵”，李善注云，“短韵，小文也。”以韵指篇之意甚明，可见这一用法并非鲜见。至于毛晋以“二十四则”称“二十四韵”，不过是同义词转换而已，未必虑及以韵指篇的不妥。再则，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文赋》“短韵“之注亦采用李善说，以韵指篇当已成为现代人可以接受的常识。倒是以韵指诗之一联，通常则限于一篇之内的计数，而鲜有以之统计不同诗作中诗联之例，也许正因为如此，胡震亨《唐音统签》（卷七百八）在统计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引诗句数目时，用的量词是“联”而不是“韵”。
《辨伪》为彻底否定“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诗品》，进而论证“二十四韵”另有所指：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引自己诗作中的二十四联。作者取《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二该文，将所引诗联逐一以阿拉伯数字编序，恰得24目，于是便引出“除了四处作者（指司空图——笔者）自注引上句以便对方理解诗意外，此书自举己作恰为二十四联，也即苏轼所云之‘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的结论。为了论证的严密，《辨伪》附带说明了两点：一，上引抄本由原抄者以北宋本校过；二，此本以外，尚存《与李生论诗书》引诗为二十三联、二十五联、二十六联的版本，并说这种差别“不影响前文的推断”。
如上述，要确指“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联”，必须有苏轼所见的《与李生论诗书》中引诗数目恰为二十四联为先决条件。而《辨伪》则说：“苏轼虽未说所见为何本，但如为集本或《唐文粹》，恰为二十四韵。如所见为《英华》，则仅为二十三韵，惟北宋时《英华》秘在内府，外间不易得见。”以如此游移的日气推测，自然得不出苏轼所见恰为引诗二十四联版本的结论，又如何能确指“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联”？
问题还远不止此。除《辨伪》所及引诗数目的差异外，尚有胡震亨《唐音统签》引诗统计的二十二联之数（见卷七百八）。而且，引诗中四处司空图自注引上句（共四联），《辨伪》说是“以便对方理解诗意”，苏轼是否也这样认为？试看：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晴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书司空图诗》）
其中“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即出于第16联“远陂春早渗，犹有水禽飞”下的注文，苏轼偏偏称“此句最善”，可见苏轼所论包括注文中的诗句，并未如《辨伪》所说可以在计数时“除了”的。那末，加上注文中的四联，就更难恰合二十四联之数了。苏轼称道的另一处“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倒是正文中的第12联，不过，《辨伪》所引“静”作“闭”，“坛高”作“幢幽”，与称轼所引显然不是同一版本，二十四联之数仍无法确定。
《辨伪》还引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中有关“二十四韵”的一段文字，说洪氏看法“与本文以上的考证，若合符契”。惜其引用不全，为便于全面理解，谨照录全文如下：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坡暖冬生褂，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鵰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迥孤忱，犹自残灯照落花“。皆可称也。（《司空表圣诗》）
洪氏此文可分两部分，前者为引述苏轼语，“予读表圣《一鸣集》”后为自己对东坡论述的补充。引述部分包括《书黄子思诗集后》与《书司空图诗》两文，以“又云”示分界。这一分界，不应忽视，因为苏轼两处议论虽同由《与李生论诗书》而发，却分别有所侧重：一是说“其论诗”，即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一是说司空图“自论其诗”。《书司空图诗》专评司空图诗，故以其所定论诗标准“得味于味外”衡量，摘其佳句而称“善”、“工”，又以杜甫诗对照，指出其诗远未达“才力富健”；《书黄子思诗集后》则着重介绍司空图诗论，以其为评论黄子思诗作的标准。作如是观，则无论洪迈如何理解，苏轼笔下的，二十四韵”是否可能是司空图诗歌理论著作的代称（或筒称），而非指其具体的诗句（联）？如将苏轼转引的“得味于味外”的文字与司空图原文加以对照，怀疑就更难以避免了：
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苏轼引文）
若醛，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司空图原文）
二者差异十分明显。古人作文，凡遇引述，大率依赖平时诵读记忆，而非手持原文逐字抄录，苏轼写《书黄子思诗集后》当亦是如此。他转引上段只凭记忆径以己意写出，而对司空图诗句却对照原文逐一点数而录，恐东坡居士无复东坡居士矣。至此则知，《辨伪》作者就“二十四韵”所作的认真计数实无必要，本文之所以沿其开辟的弯路行进一过，并不惜辞费时加评点，是为让读者随山观景，加深感受，也能作出“不必要”的明确判断。
洪迈指出苏轼二文由《与李生论诗书》而发，从这点上说，确实“若合符契”，虽然洪氏转录之中也有少量的漏增和异文，却无伤大雅；而对于《辨伪》“二十四韵”即二十四联之说的确立，是无可相助的，更休说“若合符契”了。
二、关于怀悦是《二十四品》的作者
找到收录《二十四品》（全文与《二十四诗品》基本相同）的《诗家一指》，确实是《辨伪》“重要的发现”，这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中富了《二十四诗品》流传的版本（不是一个，而是一系）；二、进一步证明《二十四诗品》在诗歌理论领域的巨大影响（《诗家一指》对其他论诗著作只是摘录，惟有对《二十四诗品》照录全文）。不过，看来《辨伪》对于找到《诗家一指》所表现的惊喜，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而是认准其中的《二十四品》足以成为定《二十四诗品》为伪作的确凿证据。为使《二十四品》成为这样的证据，必须证明其作者不是司空图而是晚于司空图的另一位。《辨伪》正是这样做的。它以大量篇幅从多方面论证《二十四品》的作者即是《诗家一指》的作者（应为“编集者”——笔者）——明代人怀悦。
鉴于《诗家一指》的性质，它不可能全部是出自编集者笔下的文字。《辨伪》亦深明此理，将其分为作者（即编集者）自撰和摘录他人论诗法之精要议论两部分，《二十四品》自然必须归于自撰之列。不过，也许是《辨伪》的百密一疏，致使产生论述细节上的自相矛盾，令人对怀悦的《二十四品》作者身份产生怀疑。
《辨伪》在第五部分中，引述有关《二十四品》的三条注文，即表现了显然自相矛盾的态度：
二为《二十四品》下之原注，称此部分为“动荡性情“的“发思篇”可知各品非仅关乎风格，且欲感发情思，启迪作者。今人研究《二十四诗品》，多指出其非仅言诗歌风格，且有关于创作者之修养、主体与自然的关系等论述，于此自注可得证明。
这条不仅指明“自注”，且作了阐发。
另注中“中篇秘本”何所指，也有待研究。这条与上条同属题注中文字，自然也是“自注”却“有待研究”了。
颇疑各品名下之原注，为刊书者补入，未必为怀悦所注。
这条虽也是谈《二十四品》的注，只是与上两条地位不同，不在题目下而在品名下，《辨伪》已有意将其从自撰部分剔除。
从这三条引述，可以看出《辨伪》力图行文严密。试看：
“动荡性情”、“发思篇”一条，于证怀悦撰《二十四品》无碍而有益，故指明“自注”而阐发之。
“中篇秘本”一条，于怀悦撰《二十四品》之论证有所不利，故不提“自注（《辨伪》明知是自注）”，取委蛇而“待研究”之。
“颇疑”一条，被剔除出自撰部分之外，《辨伪》述其原因为：“颇无伦序，又与原注（指题下注：其实品名下注亦是“原注”——笔者）所云不合，且《一指》惟言诗法，不涉具体作者、作品之批评。”其实问题并不在此，且看《辨伪》多次引用过的许学夷《诗源辨体》的一段文字：
《二十四品》：以典雅归揭曼硕，绮丽归赵松雪，洗炼、清奇归范德机，其卑浅不足言矣。
这里的的“卑浅”当不会指《二十四品》本身，因为正如《辨伪》所指出的，《二十四品》是《诗家一指》中”最具艺术见解的”部分。许氏“以典雅归揭曼硕”云云，是说把某品归在某作家名下。显然是针对写出作家之名的注文而发，其”卑浅”之评是针对注文的。许氏指出有关注文的失当到了“卑浅”的程度，根据的是什么标准？且看下表
未评"卑浅" 评为"卑浅"
《选》诗 孟浩然 杜少陵 孟郊 赵松雪 (赵虞) 范德机 揭曼硕
1 2 4 1 1
1 2 1
表中将注中所及作家、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中“赵虞”为赵孟钴（号松雪）、虞集的合称，故归于“赵松雪”旁，加括号以示特例（若“赵虞”分开，“虞”当排在“揭曼硕”后）；阿拉伯数字对应注文涉及的品数。许氏的“卑浅”只加于“赵松雪”以下诸人，而绝不涉及“孟郊”以上作品、作家，表明其评论是根据某一时间标准而发。即：《二十四品》只能对出现于基一时间之前的作品、作家进行评论，而绝无对出现于某一时间之后的作家进行评论的可能。“卑浅”之评正是对注文所犯类似关公战秦琼的低级错误的鄙视与嘲讽；而“不足言”三字，是否表明不仅许氏而且当时的一般读者都清楚，《二十四品》产生于孟郊之后、赵孟钴之前这一时间段呢？写出那样被许学夷无情嘲弄且又令《辨伪》为难的蹩脚注文的怀悦，同时又写出“最具艺术见解的”《二十四品》以供自我糟蹋，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如果《二十四品》确为怀悦所创作，那末，它应是源，而不是流。然而从《辨伪》所作《历代诗话》本与《诗家一指》本的对校中，却发现了如下的异文：
《缜密》“水流花开”，《诗家一指》作“水流花门”。
虽属形近而误，然不辞之甚：
《旷达》“日往烟萝”，《诗家一指》作“日住烟梦”。
不仅形近而误，而且失韵。
创作原本不可能出现以上的失误，因此《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不会是源，而只是流，并且是较源头产生了讹变的拙劣的流。《历代诗话》中的《二十四诗品》是比它更晚出现的流，却显而易见地较接近于原本。
三、关于胡震亨未知有《二十四诗品》
《辨伪》认为：“万历前此书尚未传世，或此前尚无人知司空图撰有此书。”它列举了明代一批饱学之士为证据，其中包括明末学者胡震亨。《辨伪》分别在第二、第六节中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签》后作出论析：
胡氏罄毕生精力，搜罗唐诗及有关资料，故其所见唐人诗格一类著作，远富于稍前之胡应麟。对一些仅见书目和史传之书名，尚搜罗无遗，而后人推崇备至的《二十四诗品》却绝不叙及，实在于情理上说不过去。
可知胡氏曾通检《一指》全书，包括《二十四品》。但胡氏《唐音癸签》中多次引及司空图论诗语，又曾备载唐人诗学著作之总目，但均不云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之著，其所辑《唐音癸（当为“统”——笔者）签》中的司空图诗集也不收《二十四诗品》，是胡氏不以为《一指·二十四品》为图撰。
两处论析后邢加了胡氏生前《二十四诗品》虽已出世，可能因流布未广而未得见的说明。
胡氏真的未见《二十四诗品》吗？恐怕未必。我们至少可以举出胡氏可能知其问世并得睹该书的两处书证，都与汲古阁主人毛晋相关。
一是《津逮秘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二”《津逮秘书》提要云：
卷首有胡震亨序。震享初刻所藏古笈为《秘册汇函》，未成而毁于火，因以残版归晋，晋增为此编。凡版心书名在鱼尾下用宋本旧式者，皆震亨之旧；书名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者，皆晋所增也。
证之以毛晋祟祯庚午（三年，1630）七夕后一日《津逮秘书序》，可知提要所言不虚：
迩盐官胡孝辕氏复以秘册二十余函相属，惜半烬于玉林辛酉之火，予为之补亡，并合予旧刻，不啻百有余种，皆玉珧紫教，非寻常菽粟也。
而检崇祯本《津逮秘书》，版式亦如提要所言，胡藏毛刻区别分明。如八集中《诗品二十四则》为毛刻，书名即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同集中宋祁《益部方物略记》一卷，书名在鱼尾下，卷首有“明胡震亨毛晋同订”字双行，卷末有胡震亨题识。由此可知，《津逮秘书》乃毛晋与胡震亨合作出版的丛书，排除胡氏见及收入其中的《诗品二十四则》（尤其是同集中收有胡氏藏版的品种）的可能性，恐怕情理上说不过去。惟提要中所言“卷首有胡震亨序”，崇祯本题为“小引”。
二是《隐湖题跋》。卷首有胡震亨《毛子晋诸刻题跋引》，照录如下：
子晋既刻其所藏书若干种，各为之题辞行世矣。友人爱其书，尤爱其题辞，劝子晋盍单行之，于是又有题辞之刻。书之有题辞也，(feng)刘向较上叙录，以数言言作者著书大意，惟筒质精确为得体。后世若晁公武《读书志》、陈直斋《书录解题》稍近之；若曾子固诸书录，汪洋辨博如序论然，既失之；其他苏、黄书传跋，寥寥韵致，言取自适，未必尽中于其书，尤去叙录远矣。今子晋语虽多隽，不为苏、黄之佻；辨虽多详，不为曾氏之冗。大抵原本晁、陈两家，以持论为主，而微傅之沮绩，以合于都水氏序录之遗，则信之传者，宜同调之多爱也。世人嗜高文大篇，往往不如其嗜短行小藻，击节吟咀不能已，虽俗好之偏有然，乃吾谓子晋自雅足当之。友弟海盐胡震亨识。（《虞山丛刻》）
《隐湖题跋》二卷一百五十二篇，为毛晋自利，《表圣诗品》即列其中，胡震亨作引当能见之。
据上引二书有关资料，胡震亨在世时应已知《二十四诗品》其书，并曾得睹；而《隐湖题跋》卷首尚有陈继儒、李毅、孙房、王象晋、摩诃衍人正止、夏树芳等人六篇叙、引、题词，则当时知其书者已有包括释徒在内的相当范围，而此范围内的人物在当时的学术界亦具相当的影响。
四、关于《四库全书》本《二十四诗品》
在《辨伪》列举的《二十四诗品》版本中（当包括抄本——笔者）有“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影印本）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一”于“本事诗一卷”、“六一诗话一卷”之间有“诗品一卷《内府藏本》”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曾引录其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新一版）在“诗品一卷”条下亦有“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的著录。
但是，在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后发现，集部诗文评类中《本事诗》与《六一诗话》直接相连，其间并无《诗品》一卷。现存《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溯阁本诗文评类中亦不见《诗品》一卷，惟文澜阁本诗文评类有丁氏兄弟补抄本《诗品》一卷，然并非原帙。
这一意外情节，笔者已另撰《司空图诗品在四库全书中的失收与重复》试加论述，此处不赘。
五、关于《艺圃搜奇》本《二十四诗品》
《辨伪》以吴永辑《续百川学海》（刊行于崇祯年间）为《二十四诗品》现存最早之收录。陈先行《〈说郛 〉再考证》〔2〕指出，明末盛行以剜板重印手法辑丛书之风，所举丛书品种即包括《续百川学海》，而其中所收《二十四诗品》首题“唐司空图撰，汪嘉嗣阅”，正说明是利用前人刊行过的旧版印制而成，则《二十四诗品》刻版时间当早于《续百川学海》的刊行，只是一时尚无法确指其刊用的版源，只能留待日后进一步查考。
还有一部收录《二十四诗品》的丛书，《辨伪》未予列举，即：《艺圃搜奇》。
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傅增湘《藏园订补嗵亭知见传本书目》，在“诗品一卷”（即《二十四诗品》）条下分别作如下著录：
津逮秘书本 龙威秘书本 学津讨原本 续百用学海水 夷门广牍本 艺圃搜奇本历代诗话本（《标注》） 续百川本 艺圃本 夷门本 历代诗话本 津逮本 学津本 （《书目》）
二者均著录了《夷门广牍》本和《艺圃搜奇》本。其中周履靖《夷门广牍》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荆山书林所刊，明显早于《续百川学海》，但目前所存之本，未见收有《二十四诗晶》。按其“艺苑”一门，收有钟嵘《诗品》，继则《文录》（题宋唐庚撰），其间未见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艺圃搜奇》情况则颇为特殊，《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一一”云
旧本题徐一夔撰，……是书前有至正戊申自序，称：“钱塘陈子彦高避兵携李，惠子之五车，茂先之三十乘，携以俱来。适余亦栖止是邦，尝得借观，兹编皆古今名人杂著之小者，从无刊版。彦高检有副本，悉以赠余。装成若干册，名之曰《艺圃搜奇》。”云云。彦高，陈世隆字也、故是书或亦题世隆所编，凡一百三种。其中舛谬颠倒，不可缕举，其最甚者，如：褚少孙补《史记》，自前代即附刊《文记》 中，并非秘笈，而取为压卷，名曰《史记外编》，又佚其《平津侯列传》、《建元以来侯年表》二篇：挚虞《文章流别论》乃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文，犹有所本也；至《谷神子》即《博异记》，《醴泉笔录》即江休复《嘉钓杂志》，苏轼《格物粗谈》即伪本《物类相感志》，俞琬《月下偶谈》即《席上腐谈），杨万里《诚斋挥麈录》即王明清《挥麈录》，晁说之《墨经》即晁子一《墨经》，大抵改易书名人名以售其欺：至镏绩虽元明间人。而《霏雪录》成于洪武中，此编既辑于至正戊申，犹顺帝之末年，何以预载其书？且所录《灌畦暇语》，与李东阳重编残阙之本一字不易，岂元人所及见邪？其为近时所赝托，不同可知矣。原本有录无书者凡十三种。国朝曹寅为补录之，厘为二卷，盖寅亦为奸黠书贺所给也。
不仅指其“舛谬颠倒”，且斥其为“赝托”。钱大昕《艺圃搜奇跋》则云：
右《艺圃搜奇》二十册。元末钱墉陈世隆彦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槁李，相善。彦高箧中携秘书数十种，检有副本，悉以赠大章，大章汇而编之。此书世无刊本，黄虞稷《志》、《明史·艺文》亦未著录，故知之者鲜。曹子清巡盐扬州时尝抄以进御，好事者始得购其副录之。岁己丑，予如京师，道出吴门，从朱文游假得，舟中无事，取读之。其中如《文昌杂录》、《韵语阳秋》、《默记），皆非足本；《谈薮》所纪多宋南渡事，而误以为庞元英著。元英撰《文昌杂录》，见《宋史·志》，而此编转阙其名、皆不免千虑之失。书成于至正末，而所收镏绩《霏雪录》。多言洪武间事，盖大章仕明之后别有增人矣。（《潜研堂文集》卷三十）
也批评《艺圃搜奇》取材编纂的失当，程度却较提要大为减轻，只说“不免千虑之失”；同样指出所收镏绩《霏雪录》已入洪武年间，却并不就此指斥其伪、而采取“盖大章仕明之后别有增入”的宽容态度。跋中提及的朱文游，即著名藏书家朱奂，顾广圻《题清河书画舫后》云：
藏书有常熟派，钱遵王、毛子晋父子诸公为极盛，至席玉照（名栳）而殿，一时嗜手抄者如陆敕先、冯定远为极盛，至曹彬侯亦殿之(彬侯名炎、即席氏客也）。各家书散出，予见之最早最多，往往收其一二。乾隆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书贾钱听默，皆甚重常熟派，能视装订签题根脚上字，便晓是某家某人之物矣。（《思适斋集》卷十五）
潘祖荫《稽瑞楼书目序》亦云：
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玉照殿之；一专收精抄，亦始于毛氏、钱氏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乾嘉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白堤书贾钱听默，能视装潢线订，即知某氏藏本。
可朱免具有很强的鉴别版本能力，他借给钱大听《艺圃搜奇》时，当未言其伪，否则钱氏不会不加引述。钱氏观书于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较《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为早，然提要易见而钱跋流传不及其广，故一般受提要指伪的影响，将《艺圃搜奇》成书时间定得很晚，不仅在明末的《津逮秘书》、《续百川学海》、《说郛》一百二十卷本之后，甚至清初编成的《学海类编》亦列于其前。这一成书时间的推断是否合乎实情，请看以下《艺圃搜奇》流传的逆向探寻。
曹寅是拥有《艺圃搜奇》的，除了前引记载之外，尚有其所编刊《栋亭藏书十二种》（康熙四十五年扬州诗局刻本）收有《艺圃搜奇》本《墨经》一证，该书题下署“宋晁说之以道著”，与提要所载正同。曹寅曾以朱彝尊处钞有大量古书，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
栋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坨 ，曝书亭之书。栋亭皆抄有副本。
而朱彝尊又从曾获得曹溶大量藏书，何琪《法书考跋）云：先生（指曹溶——笔者）殁后，将旧抄宋元版书五百册质于高江村，竹槂先生倍其质而有之。
是朱氏不惜重金在竞争中战胜高士奇而购得曹溶的藏书。曹溶为浙江秀水人，称“欎李曹氏”，与徐一夔至正戊申序文“避兵檇李”语中地望正合（朱彝尊亦秀水人），有可能获得成于其地的《艺圃搜奇》。这一推测尚有如下的证据。《学海类编》是曹溶编辑（门人陶越增订）的丛书，其中收有提要所载《艺圃搜奇》改易书名人名的品种：
醴泉笔录（余集四）
苏轼格物粗谈（余集四）
俞琬月下偶谈（余集五）
杨万里诚斋挥鏖录（余集五）
至此，可知（艺圃搜奇）成书当早于《学海类编》。而从曹溶利用《艺圃搜奇》中的若干品种作《学海类编》部分底本，可知《艺圃搜奇》自成书至曹溶时一直在欎李流传。如果同意前引钱大昕跋文对《艺圃搜奇》收入至正戊申后著作的宽容态度，即认为《霏雪录》为徐一夔仕明后补入，则其成书可提前至明初，那末，同是秀水人的怀悦从中取《二
十四诗品》编入《诗家一指》，并非没有可能。至于李东阳辑录本《灌畦暇语》的收入，进而宽容，可认为是后人补抄增入（或调换原来更残阙之本）：不宽容，则认为《艺圃搜奇》至少是李东阳之后的“赝托”，与怀悦无涉了。
《艺圃搜奇》后来流传到与钱大听（1728—1804）同时的朱奂手中，又为更晚的邵懿辰（1810—1861）、莫友芝（1811—1871）所及见，至傅增湘（1872—1950）时则恐已不见其书（《藏园群书经眼录》未见著录）。有清一代，宫廷所及不止一部，至少有过曹寅进献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汪如藻家藏本；私家有曹溶《学海类编》依据本，朱奂藏本，邵懿辰、莫友芝所见本：公私均有见藏，南北均有流传，可知抄本有一定数量。但目前已罕有提及此书者。进一步考明《艺圃搜奇》的成书与流传，最好是发现其尚存的传本，对于讨论《二十四诗品》的真伪，当不失为一条有益的线索。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辨伪》确有多处可圈可点，但仍存在论据欠确凿、论证欠严密之处，有些甚至存在于它自己所选定的关键部位。在失去了“二十四韵”即《与李生论诗书）所引二十四（？）联、怀悦即《二十四品》的作者这两个根据之后，《辨伪》所作《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伪造的结论一时恐还难以确立。
既然还未能作出最终结论，因而一切从事《二十四诗品》研究（把它看做司空图之作而研究）的学者，似乎大可不必因《辨伪》出现即改弦更辙，尽可继续进行研究，不受影响：自然也不妨从《辨伪）的启示中引入新的活力。这也是本文的真诚愿望。
注释：
〔1〕《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以下简称《辨伪》。
〔2〕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辨伪》论《说郛》—百二十卷 本时曾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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