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回溯与哲学思考_可持续发展论文

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回溯与哲学思考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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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1)03-0085-06

与以往不同,跨世纪的西部开发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战略的出发点,这无论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性看还是从增长与发展的持久性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其可持续发展对整个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农业基本是依靠原始耕作方式和传统的经营方式解决人地矛盾的,结果当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谋取出现数量差时,农民本能的行为是通过砍树、开荒、垦山造田、起草皮等以扩大耕地面积来满足眼前需求,这种掠夺性的资源开发,虽在解决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上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全局和长远看,传统的农业模式使我们已经和正在付出惨重的环境代价,西部开发伊始,当我们重提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萦绕在脑际的并非是依稀可见的清澈河流与湛蓝的天空,而是要在沉重的负债中探寻人与自然开发与保护、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和谐融合点,大范围的“沙尘暴”肆虐,每年一个中等县面积的沙漠化,水患与干旱同在,人口增长与可耕地减少并行,这些必然对西部开发的理想预期产生不容轻视的影响。

一、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背反

从哲学观点看,矛盾关系包括对立与统一,它是构成事物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而背反是在同一事物内部相背而行的对立双方具有自身难以调和的性质,用背反来描述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其一为说明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困难,由于西部农业所处的特殊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及西部业已形成的发展模式,决定了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比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要大得多。其二为说明解决这一困难的迫切性、紧迫性。因为任何一点的对农业问题的忽视,却会使其成为整个西部开发的拖曳力量。

1.农业资源的有限性与开发利用的粗放性的背反。多年来,西部大部分省份是以自然资源丰富而定位的,资源导向型战略成为其经济模式的自然选择,然而,仅从资源结构看,西部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除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外,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甚至绝对地贫乏。西部虽地域辽阔,土地广袤,但大部分为山地、丘陵、戈壁、沙漠,可耕地资源仅占土地面积的4.2%,优质高产的沃土良田十分有限,1998年,东、中、西部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0.4%、38.7%、20.9%,西南和西北可耕地面积在水土流失中不断地沙漠化、荒漠化。与此同时,人口增长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半干旱地区临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人。即使如此,资源利用中的浪费现象又使人咋舌。有的地方由于水资源短缺,大片土地荒漠化无法成为有效资源,而有的地方水资源充足但传统的灌溉方式不仅浪费大量宝贵水资源又形成土地盐碱化。由于交通不便,通讯设施落后,教育水平落后,农业劳动者总体素质低下,因此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都处于落后状态,大多数地区农田耕作仍以手工和畜力为主,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仍很低,这样,有限的土地、水资源只能在粗放的耕作中白白浪费,在人地矛盾日趋突出的情况下,农民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只能通过外延型的开荒、垦山、伐木、毁草向山林要钱,向草原要粮,结果形成一系列与环境要求背反的经济行为,土地资源有限但又粗放式的耕作,水资源短缺但又大量浪费,草原生态脆弱但又超载放牧,森林覆盖率低但又滥砍乱伐。

2.农民利润目标的狭隘性与可持续发展全局性的背反。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西部地区的农民也踩入了市场大潮的“浅水区”,然而由于地域偏僻,信息不畅,经济落后,观念陈旧,使农民的经济行为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他们有朦胧的市场意识但缺乏长期的经营理念,有强烈的脱贫欲但缺乏脱贫的技术手段,在急功近利目标的驱使下,他们对社区占有或公有的自然资源采取了掠夺式的短期行为,在植树造林与毁林谋利之间、在保护草原与过度放牧之间、在合理利用水资源与随意排污或浪费灌溉之间、在滥垦乱伐与自然资源永续利用之间、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或物种平衡、生态平衡与砍尽杀绝之间等等,大多数农民意识表现出的是极狭隘的近期目标和眼前利益,即使衣食无虞的农户,在草原、森林、河流等具有绝对意义的公有产权面前,也决不会无动于衷,因此,农民利润目标的过度狭隘,经济行为的自发性,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处在极端的“二律背反”状态中,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许多边远山区的农民来讲如同天方夜谭,就连一个农田随意焚烧植物秸杆问题,各种媒体三番报导五番奉劝,农民朋友仅仅为自己方便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其环境意识淡薄可见一斑。

3.农业投资周期长、成本高与资本收益回报趋向的背反。说到底,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落实到农、林、牧、副、渔及农业相关产业领域,从产业发展的支持系统看,一定的要素投入是合理产出的前提。农业属弱质产业,投资风险大,周期长,回报低,尤其在自然条件、基础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资金、技术、管理等在要素投入后其使用的边际成本相对较高回报则相对较低。这样,有资金能力的农户,大多不愿投资治沙、治水、造林、种草等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工程,西部积累资金仍遵循着投资回报的市场规律,近年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在短短时间内,在西部的西安、成都等大城市形成引人注目的支柱产业,但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关产业的投资却十分有限,这一方面说明当今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在投资方向选择上更加理性化、谨慎化,另一方面说明农业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投资缺乏回报的吸引力。从产业链条看,如果没有农产品深加工和相关产业链的共同拉动,农业投资仍属上游产业,而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远远低于下游产业,加之西部长期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经营者的自身积累十分有限,即使依靠多种经营起步较早的农户,对积累资金的再投资也很少选择农业,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更缺乏热情。从资金引进上看,西部的交通条件、自然条件、市场秩序及政府效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相关要素向这些地区的流动与聚集。由于西部长期资源型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利益损失、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而环境问题又成为吸引投资的障碍,结果,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对投资的期望和资本受投资回报驱动的方向又在另一角度形成一种强烈的背反。

4.农业要素供给的低质性、参差性与使用中浪费、低效率的背反。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处于大陆西北灾害带及青藏高原灾害带之中,形成高寒区与干旱区相依并存,自然灾害频发与生态脆弱共在,由于水资源稀缺且利用率低,许多地方仍无法走出靠天吃饭的窘态,加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恶劣,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要素供给的人力资源看,西部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指标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生态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许多边、远、穷地区陈腐的人口观念和高出生率一直是计划生育的一大难题,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落后的教育水平使大量的人口资源无法转化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无法成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动要素。由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破坏的典型案例,秦岭山区森林的哄砍,参与者竟达数千人之多,宁夏、内蒙出现数起滥挖药材,起草皮大面积毁草事件。从农业资源的基本要素看,其供给是质量较低且参差不齐,它和对稀缺性资源使用要求的高效化形成强烈的背反。

二、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背反关系成因浅析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理论需要很大的篇幅才能勾绘出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蓝图的话,那么,只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思维去分析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诸多背反关系的成因,其形成的机理和结论就要简单得多了。从理论上讲,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系统的“链头”。我们知道,人口、资源、环境产生于经济过程之中,也要解决于经济过程之中,任何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它客观地要求各种要素资源在和谐关系下相安共存,自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与环境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成为谋求人与自然协调和维持地球生态平衡新思想的重要里程碑。90年代,世界范围内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可谓精彩纷呈,特别是《21世纪议程》第14章把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和优先领域,从而使人类征服自然升华为保护自然的伟大实践。

在西部开发中,农业是资源供给和环境状况的主要承担者,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现有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潜在经济资源合理开发的双重过程,农业生产者离不开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和水,无论是大农业的农、林、牧、副、渔,还是农业内部的各种种植业,农业资源的利用既有个性特点又有内在联系,但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看,它们无一不处在持续农业的大系统之中,无一不处在社会、人口、资源协调发展的总链条中。当我们把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放在整个农业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系统中时,我们不难发现,西部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独特而敏感,一旦人地和谐关系被一系列过度行为所打破,对整个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绝非是局部性的。从现实看,只要我们正视西部农业的现状,一系列背反关系的成因也显而易见。其一,贫穷。仅从近年来各种农业资源破坏的案例看,无一不和贫穷相联系,如屡植屡砍林木、过度垦荒造田、超载放牧、野生动物偷猎偷捕等,重要根源之一是贫穷。贫穷一方面导致其经济行为非理性化,另一方面又陷入人与自然的恶性循环中:干旱、洪涝、沙进人退、人畜缺水、环境恶化。其二,愚昧。西部许多边、远、穷地区自然环境复杂恶劣,基础教育落后,是我国文盲、半文盲的集中区,封闭愚昧导致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识淡薄,许多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把自己的经济行为定位在靠山吃山、依草放牧、近林砍树,而他们并不考虑其行为所造成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其三,自私。贫困加愚昧的结果只能是自私。我们并不否认农民善良勤劳的本性,但狭隘的自私性必然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发性表现出来,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越是公有的产权越具有非排他性,如林木、草原、水、大气等,当有人向其跨出侵占的第一步,其他人绝不会坐失“良机”,这种环境产权的侵占完全是建立在随心所欲的自私性上的。正因为如此,由贫—愚—私结成的非理性怪圈,使我们经常在“按下葫芦浮起瓢”中惊叹不已,而这种低水平生产活动必然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历史地看,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长期演变的结果,在近代又叠加了人类活动的相当影响,使农业及农业相关资源的开发难以建立起自身良性循环的生态机制,也无法使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真正意义的经济优势,而且许多不可再生的农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其产品本身的开发成本必然逐年递增,如果我们津津乐道于以往“淘金”的误区中,将会在持续农业的道路上栽下无数难以清除的荆棘。客观地看,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对西部省区特别是农业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一过程中的损失在时空上有一段差距,两者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在同一个重叠线上。固然,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然而,东部和沿海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猛发展并骤然拉大了和西部地区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效益倒流”结果,这不免使西部人产生某种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由此引致的一系列非可持续发展效应又是这种不平衡的社会后果。

三、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哲思

1.重塑西部资源观,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西部的能源、原材料资源富有而质优,如陕北的煤、天然气、青海的钾、新疆的石油等,但优质、平坦、肥沃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却十分有限且分布不均。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当现存资源的数量与质量超过了自身的“阈值”后,意味着该资源不再具备自我壮大的能力,而表现为自我萎缩,这样,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付出更多,而资源利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将出现极大的不经济。重塑西部资源观,旨在保护中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必须立足于国土资源的富有性和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的现实,必须看到西部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现实,必须正视西部人地矛盾及人力资源素质的现实,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中央有关部门和西部各省区,必须对现有农业资源进行详细的普查分类,对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进行科学的划分与评估,对资源利用潜力进行合理的测算,作出超前的资源利用的“行动计划”,给投资者和开发者明确的资源信息,使各种农业经营活动在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展开。

2.加大农业投资,处理好农业发展与多业并举的关系

如果说完善市场法规是西部开发制度动力,那么加大农业投资则是其发展的物质动力。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有限,乡镇经济、民营经济不发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很难依靠自身积累变成一种自觉行动。从西部以开发促发展的战略出发,应该在加大农业投资中,加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向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倾斜,如“三通”工程、“三农”工程、节水灌溉工程,创造农民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和鼓励各种投资主体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西部交通条件、自然条件较差,投资成本较大,只有通过较大的政策优惠和灵活的经营方式给予一定投资诱导,使其在治沙、治水、治荒方面有所作为,使其在西部农副产品的开发、加工与贸易上形成农、工、贸一体化的开放式农业格局。西部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特点各异,名贵特产丰泽富有,许多农副产品开发价值极高,在资金和新技术同时注入的情况下,不难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产品产业链,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企业治沙之先河,斥巨资,坚持数年治理沙漠,开发沙产业,不仅使亘古荒沙变成具有生态意义的万顷绿洲,而且开创了一条农业种植业和深加工结合的产业链,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投资问题,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保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一条将生态环境建设和投资者利益、农民利益紧密结合的动力机制,通过机制内部协调运作产生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约束与自觉行动。

3.明确政府职责,处理好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西部经济结构的计划色彩比较浓厚,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远离市场游戏规则的传统式管理模式,集中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且机构臃肿(青海省西宁市一私营企业家申办一家批发市场,前后耗时一年半,盖公章112枚)(注:《经济参考报》2000-10-30。),管理手段落后,人浮于事。在西部开发中,各种投资主体既考虑外部环境、市场潜力,又考虑政府办事效率及政府行为规范程度,尤其在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上,地方政府往往是地方形象的代表。因此,公平、高效、廉洁、规范的政府机构是西部开发的必要保证。我们以为,政府的作为应首先注重市场失效层面,如公共产品供给、环境问题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方案设计等,在投资主体的行为自觉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之前,政府必须通过专门机构和专家队伍对关系到环境资源的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考证,以防借开发之机转移污染,同时在农业各种资源开发中,必须建立科学完整的监督程序和法规,引导农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打击破坏资源的违法行为。环境问题是不能交给市场的,政府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特别在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上,合理开发永续利用不仅关系到西部人自己的生存环境与长远发展,而且关系长江黄河中下游乃至更大范围的生态安全。各级政府政绩的评价指标,不应以制止多少毁林事件或植树造林多少为标准,而应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制定一套“未雨绸缪”工程,在环境保护上明确公民的个人行为、企业的经济行为和政府的管理行为,使生态意识和环境理念成为人们的主流思维和自觉行动。其次,政府作为应通过更远视野和更大范围的信息集聚,向农户反馈各种经济信息。由于西部开发面临的一个典型事实是市场空间的变化和全面性的买方市场形成,还有即将加入WTO对农产品的冲击,这样,政府应在服务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上有所为。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户长期处在较为封闭的市场状态下,他们既缺乏资金又缺乏市场经验,政府的作为应定位在为农民提供各种技术培训和市场服务,帮助农民完成其商品“惊险的跳跃”,对农民的“从众”行为予以及时引导,避免农民在各种“卖难”面前无所适从。

4.建立消除贫困的社会机制,处理好农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主体是农民,要使农民从可持续发展认识的“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必须处理好农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真正持久的资源保护应建立在消除贫困的基础上。消除贫困的基本方式有两种:即通过提高自身素质自觉脱贫和通过减负帮助脱贫。一般来讲,贫与愚如同孪生兄弟,当他们为温饱问题而奔波时,资源保护理念几近零值,因此,治贫先治愚。治愚的基本途径是教育,加大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是西部开发的当务之急。西部教育投资的短缺直接以校舍的简陋或少桌缺凳表现出来,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教育水平的落后,建立消除贫困的社会机制首先必须抓教育,一方面通过师资队伍的培训、考核、淘汰提高其整体素质,同时,通过利益激励机制,吸引立志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进入落后地区,形成一种“鲶鱼效应”,激活教师的教育投入热情,使欠发达地区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的基础上用知识和技术脱贫。脱贫的另一方式是减负,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其脱贫的外在力量,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但地方政府各种税费仍使农民不堪重负,特别是西部农户在极差的自然条件下经营农业,税费过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脱贫,影响到他们的农业投入与教育投资。同时,应当看到,长期持久的资源开发保护目标必须与社会发展、农民近期利益结合,近期利益是开发开放带来的,是农民在不长的时间内可直接感觉到的开发成果或投资回报,而长远利益是探索一条将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利益紧密结合的机制,把农民的投资行为与开发理念引导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把退耕还林还草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5.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支撑与保障。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是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催化剂,说到底,科技成果只有在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用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改造传统农业,发展高效、优质、高产、节水等生态农业,发展良态林业、牧业、副业,在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中解决好西部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必须看到,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必然会引起对农产品的加工与深加工,这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加快西部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起了极大推动的作用,随着农业资源利用与加工链条的延长,特色各异的现代农业必将成为西部开发的新亮点。

[收稿日期]200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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