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对话：“创造”与“建构”
——基于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分析
宋阿沛 任重远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福建 厦门 310004）
摘要： 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在综合考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而提出的发展方案。如何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统一？马克思主义视野为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支持？首先基于20世纪初的经典文献分析，认为现有的研究缺乏对中层理论的建设和对物质实体层面的考量，然后结合理论和“匠人”发展的实践，阐释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建构”的两种意义，尤其是对文化秩序、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建构意义。
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性 “创造”与“建构” 马克思主义
文化作为国民根基性的存在，始终影响着公民的行为准则、社会搭建的秩序与国家的政治哲学。民族国家如何重塑文化自信，如何树立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基于此，传统文化因其独特性、区域性特点而逐渐被社会与政治所关注，成为社会秩序塑造、国民性培养中重要的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路径，包括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工作，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生产生活及文艺创作中（习近平,2014）。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中的关键是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也就是文化层面上传统与本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是矛盾而统一的，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需要考量“创造”和“建构”的两种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消逝与复兴：传统文化的存续
传统文化的研究自西方文明殖民的前期一直到现代化乃至后现代时期都备受关注，面对西方的扩张、西方化和现代化对社会的冲击，非西方社会主要采取三种回应：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与改良主义（Huntington,1993）。在这三种回应的背后，重要的考量问题便是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现代化之中的位置和生存问题，这种思考从未停止，冷战前以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为主；冷战后各个文明开始思考现代化的影响。虽然西方文化积蓄上世纪的力量成为重要的文明力量，在国际秩序中具有强大的权力（Huntington,1993），但是，随着时至21世纪，多个文明极力量的崛起正在抑制西方力量。
谈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实质上需要辨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存续的可能（创新是一种实现生存的路径）。现代性绝不是西方化的意味，而是指多元的现代性，传统文化要面对的第一对立面是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西方文化。如果不能理清楚辨析双方，会产生杜绝西方文化为传统文化提供生存空间的片面认识。
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能够成为解决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危机的文化资本基础。在基马尔主义妥协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时刻，东亚诉求于自身文化的伸张（Huntington,1993）以思考社会、经济、政治重现繁荣的可能，这是一种本土化现象，罗纳德·多尔称其为第二代本土化①。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亨廷顿发现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纷纷提出了自身文化的社会主题，并坚决提倡本土化，以此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日益衰落（Huntington,1993），基于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的多种文明，正跨入一个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适应的时代。
20世纪末，东亚的经济飞速发展，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国家本身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东亚将这种成功归因于文化的独特性和一种迥异却优于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汤米·高大使称之为“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Huntington,1993）。东亚各国日益强调独特的文化和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共性，尤其是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造。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与韦伯得出一致的看法，将儒教视为落后的根源，而20世纪末，儒教又称为中国进步的根源、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儒教被李光耀推崇看作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中国政府也推崇儒教的“主流”文化地位（杜维明,1995）。华人领导者在维护或巩固政治合法性上，不约而同选择传统的中华文化作为根基而非西方观念，同一时期，日本也有着同样的一种文化认同过程。20世纪80和90年代除了是经济增长时期，也是“亚洲的自我肯定”时期。传统文化因为这样的世界背景和政治需要，重新被挖掘出来以此作为基础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我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尝试：缺乏中层理论
20世纪末期，华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曾经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进行了宏观理论层面的构想，王沪宁、朱高正、林毓生等均对传统文化创造性一题进行过研究；自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政治意味的重申之后，关于传统文化的实践和微观研究开始丰富起来。
王沪宁在1991年曾发表《创造性再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地位》一文，阐释面对20世纪末世界之变与物质力量增强，传统文化的地位将不仅仅是留存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和人类的创造性发展问题（王沪宁,1991）。传统文化创造性便是在这种复杂社会背景中再生产的产物，王沪宁认为首要工作之一是对传统文化留存下来的整体进行解构，分析其各个部分再正本溯源，返璞归真（王沪宁,1991）。这意味着需要理解传统文化最根源的原初精神，是对人的向度、理性的向度、实践的向度、合自然的向度, 都关照的深远起源（王沪宁,1991）。原本精神成为王沪宁研究中的中心，并以之进行扬弃和价值取舍的判断。21世纪也将更其是人类完善自我和完善世界的过程，用时也是一个更加人化的世纪，这对鼎新以人为中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契机。
王沪宁构想了一种抽象的原初精神的简化和创造，这是基于意识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性的发展。朱高正于1996年从重建“文化主体意识”角度分析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朱高正认为“文化主体意识”的建立涵括了认知主体对自我的“回顾（Retension）与“反省（Reflection）”，从而产生自觉（朱高正,1996）。“文化主体意识”能培养出有自信、有自尊的现代化国民。朱高正认为林文说明“创造性转化”理论时，指出的“选择性继承”实际上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同时林文以“有利于自由民主”和“传统的质素在创造性转化中不可丧失纯正性”两个条件局限了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操作空间。朱高正的视野同王沪宁是存在共性的，他们均从意识而非物质的层面思考传统文化所处的结构压迫，并讨论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
1.重建“文化—道德秩序”
时至21世纪，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一步发展，十八大之后学者的实践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大致分为三个角度的深入讨论，其一从某种文化深入阐释创造的可能、审视传统孝文化创造性的可能（郑晨,1994）、推动中华宗教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张祎娜,2018）。其二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设想、探讨发展的方略（黄钊,刘社欣,2019）；将“双创”视为关键（周长民,2019）；分析其与当代文化的相协调情况（尚丽娟,2019）；实现路径的分析（宋小霞,2019）。其三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一种视角分析文化现象高效推进的可能性（刘娟,吴立红,李婧,2019）；分析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中的创造性历史基础（邵安华,2019）。这些实践研究，细致来看有较高的同质性，扬弃成为最终创造性实践的核心路径，但是这种路径并没有足够清晰和细致。这些实践研究虽然遵循基础的政治预设，但是无法和既有的宏观层面理论建设联系在一起。弥补两者间割裂的方式是将实践的细致案例进行理论化的抽象分析。从中层理论的维度进行概念和理论的提炼。
（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一种存续的路径
马克思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并没有具体聚焦的阐释，但是他思考的宏大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哲学及方法论问题为思考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详细的路径以及角度。世界历史理论中马克思阐释的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
在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因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比较，有“他者”作为参照，才真正出现“民族自我意识”，民族国家实质上是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才产生和确立的，是基于国际协约才确定了值得边界和主权观念的。
2）热水循环发电系统：本系统为两级串联换热系统。当系统的压力建立起来以后（0.8～1.0 MPa，已排完空气），由热水循环泵（2台，1开1备）强制热水循环，将由ORC机组来的70℃的热水与板式换热器来的70℃热水升压后分别送到板式换热器A，吸收4台106～108℃的缸套水的热量，温度升高到96℃后分流出供板式换热器B使用，另43 t/h热水被送入水-烟气换热器，继续吸收高温烟气的热量使温度升高到159℃进入ORC发电系统放热发电，温度降低到70℃，回到热水循环泵前。如此循环发电。
在1971年发表的《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一文中，林毓生（1971）最早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独特方法论中的辩证法，提供了对于这一问题思考的哲学视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转化，以系统性的观点看待两者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都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文化实现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本质性启发。
二、马克思主义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
（一）马克思与传统文化：辩证立场论的视野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以及文化未来发展进路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揭示和预测（韩美群,刘挚成,2019）。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从历史必然性上，对其进行批判，并提倡去芜与存菁。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中不难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内含精华与糟粕的对立统一体。在对待以资本主义文化为代表的私有制文化和思想观念上，绝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应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这种对待文化的视野是辩证法与立场论的结合。
立场论源自于史密斯对展开妇女社会学的研究意义以及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知识论、客观化知识获得的讨论，启发了一种女性的立场论。这种立场论认为社会学的思考不要基于已有的男性的社会统一体之上，不要理所当然地使用男性思想的概念和术语，而远离自己的社会经验而阐发社会意识。②
2.2对比两组并发症:A组出现1例心源性休克、1例心力衰竭、1例低血压、1例心律失常死亡(2.5%);B组出现1例心源性休克、1例心力衰竭、1例脑出血、2例死亡(5%);
不同于史密斯强调的女性立场论，辩证法与立场论的结合意味着，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认知去思考传统文化的现实问题，考量如何重组传统文化与知识、传统文化与秩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内部阐发新的认识。
总而言之，二铵市场报价近期保持稳定，成交价格和前期相比，个别企业小幅上调。短期内市场将会维持当前交投状态，但因冬储市场9月中旬后将逐步展开，二铵企业后期出口接单或相对谨慎，企业重点将逐步转移至国内市场。价格或有望在9月中旬前后调整，预计上涨50元/吨。
（二）以“匠人”为例的创新实践
马克思主义视野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立场论的分析方法、哲学和实践目标的理解基础，这是源自于认识论层面的相互联系。除此之外，在传统文化创新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指导？以近些年提倡的“匠人”为例，通过阐述这一传统与创造的具象化形象，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匠人精神”的指导意义，以及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意义。
最著名的匠人之论，莫过于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将人区分为“劳动之兽”和“创造之人”，而匠人被“自然而然”地归类于只专注于手头工作的“劳动之兽”，甚至被冠上了“平庸之恶”的污名化。在中国不可否认也经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徘徊，同样于认知层面对“匠人”有着消极的看待。不过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传统文化之后，匠人作为传统与文化的具象化形象，被赋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标签而得到正名和发展。
桑内特的《匠人》一书中对于传统与创造的具象化形象——匠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桑内特指出了匠人及其工作的两面性，匠人其实就是一群渴望把事情做好的人，匠艺本身更是出于人类渴望把事情做好的本能，但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不一定会去考虑工作本身的道德性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以后，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各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小语种。小语种是指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如法语、德语、越南语等语言，“一带一路”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我国人员以及当地人才共同努力，因而使我国产生了小语种人才荒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国各高校纷纷开设小语种课程，其教学模式也面临转型，企业对小语种人才培养也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匠人作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自工具的产生之初便已存在。文艺复兴时期，匠人中的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成为了艺术家，服务于意大利富裕的各大家族③。彼时推崇那些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人，于是匠人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意蕴的代言人。
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们看来，匠人既象征着通过勤恳的劳动获得财富，与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贵族形成鲜明的对比；又传播知识和技能，散发出理性的光辉，是腐化的教会的对立面。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匠人的负功能显露得越来越明显，从瓦特的蒸汽机到奥本海默的原子弹，工业污染与核辐射威胁着人类的生存④。
1.匠人与污名化
通过微气象站数据采集模块和在线模拟数据采集模块，每3 min采集1组数据，总共采集10组数据，根据所采集的10组数据建立GM(1,1)模型。根据GM(1,1)模型预测未来12 min内的风速、降雨量、液态水含量，通过所预测的风速、降雨量、液态水含量预测未来9 min内的覆冰增长状态。具体方法如下。
2.马克思式的匠人精神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机器得到大量应用。相比于人工的粗糙、高错误率和低效，机器几乎完美高效地生产了整齐且质量上乘的产品。“完美”或许带来了工业的迅速发展，但也让人类陷入对自身存在的“不完美”的痛苦之中⑤。新的时代中“匠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如何在需求刁钻、“完美”、求异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曾经说：“工具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劳动使人真正成为人。”由此可见，“工匠精神”便是源于人之始，且自“工匠精神”诞生之日起，便不止于形而下的探讨，它一面改造和丰富着人类文明的样貌，一面也激起人们对万物的创新想象。
③对汉江中下游生态影响问题的重视还不够。尽管中央全额投资建设四项治理工程，但四项治理工程中除兴隆水利枢纽在实现壅高水位、提高灌溉能力的同时，兼顾发电，有一定的发电效益，基本能够满足本枢纽自身的运行费用外，其余三项工程都是公益性工程，特别是引江济汉工程和闸站改造工程，不仅运行费用数额较大，而且是长期性的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价的上涨将不断增加。随着汉江中下游治理工程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竣工运行已为期不远，而治理工程的运行费尚未落实。
工业革命以后大工业生产的兴起给“工匠精神”注入了大规模与标准化的时代内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则将神圣的劳工权利赋予其中。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以劳动之名而获得尊重。
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纠正了对“匠人”的污名化。匠人非兽，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懂得思考，事实上，匠人比许多人都更富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将匠人与劳动、与凝结价值、与劳工权利相结合，体现着匠人在社会中无可附加的独特价值。
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基于“他者”参照的民族意识是暂时的，民族国家真正的确立不仅仅是协约对于边界和主权的政治意义上的划定，也包括民族国家对于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的新的理解认识进而形成文化层面区别于“他者”的文明特性。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分野，使得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深入了对“匠人精神”的思考。在现代社会，科技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匠人工作的冲击。目前我们宣扬的“工匠精神”，仅仅强调精益求精的手艺和无懈可击的质量，这些认识实然都只停留在了表面。质量和技艺的高水准以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来看，机器是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做得比人类更好。思考匠人的意义就必须由技术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即匠人在工作过程中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身体与物体的对话，在工作中对工作本身的思考和探索，对工艺的痴迷以及对这种痴迷有意识的节制，这些才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工匠精神”。
（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意义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来，“匠人”的处境与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被逐渐挖掘，并成为一种楷模式的人物。从一类文化具象，扩展至宏观层面，所必须反思和关照的是整个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践的意义。
如我在《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一课的教学中,物体的沉浮和它们的大小、轻重有关吗?这一问题的提出,我先引用猜一猜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在推理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最后学生通过亲手实验,将实验的结果与猜测进行比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衣俊卿于1996年在思考传统文化的宏观转型上提出“内在创造性转化”还是“外在批判性重建”的辩论。衣俊卿认为这种不同路径需要考量到文化本身的张力。当一种文化内含着即将到来的新文化的要素并在自身之内具有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时，它会采取内在创造性之转化的路径（衣俊卿,1996:39)。
林毓生认为，由于作为（高度整合着）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普遍王权的瓦解，传统的社会—政治解体，并无可避免导致文化—道德秩序的最终崩溃（林毓生，1994）。这种崩溃，并不意味着需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强调在过去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和价值丛聚。从马克思宏观历史和辩证否定观层面来看，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整合的有机体全盘接受或否定，都是不足取的。
往往现实情况是传统文化附于现存的政治秩序而不致完全离析，我们需要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特征结合，产出一种适合本土的“文化—道德秩序”，以之推崇一种价值观念、文化脉络和自信。传统文化虽然依附于现存政治，但是仍需要自我反思，具有相对的能动性。
2.于文化发展中审视“自由与权威”“民主与法治”
“要实现自由与民主，今后中国有识之士，不应再拾那‘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全面否定的牙慧，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向西洋一面倒的办法。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看，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国泥土上成长，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失落者。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
实然，传统文化中对应现代社会的“民主”与“法治”的哲学构想是相对缺乏的（林毓生,1994），但传统文化中德治、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在现代社会并非没有意义，这种对个体的道德要求正是对民主运作框架的补充和丰富。现代社会“民主”的形式蓬勃发展，但是“民主”的价值与内涵却逐渐被少数群体或利益集团的价值所取代，或许现代社会需要再考量的将是“如何使得民主确实是民主”或“如何在民主中约束民主的代理人”，这种约束力量需要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寻找而不是一种普世价值的应用。
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解，应该是一种中层理论层面的理解，需要超脱对“匠人精神”的推崇或对“儒家”文化的建构这样的微观实践。从文化秩序、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等层面反思，挖掘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建构性意义，以及对于现存秩序的一种补充性意义。
早在马克思中学毕业之时，在他的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立志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明确找到实现他人生目标的具体路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强大精神动力的驱使下，他开始了求知若渴的探索历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找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自我价值与人类价值的有机统一。
电动机为闭环矢量控制交流变频电动机，恒转矩调速范围为零速至额定转速，恒功率调速范围为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
三、结论及思考
资本主义曾经的殖民扩张对非西方国家造成的严重的殖民困扰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契机，正如前两部分提及的如何去理解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这种理解需要多久的时间，基于传统文化而展开的本土现代化何种意义上可以达成？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从被动到主动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
传统文化自封建时代的产生，其中敏锐地透露着一种权力之下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因时制宜的同时，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也是无法中断的，只不过区别于封建时期，更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节点理解“自由”与“权威”（林毓生,1994）。以建构互动适度的个体与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或许尚在探究之中，但是对于社会成员而言，必须培养出批判的理性精神、自由和法治制度的反思精神以及对平等待遇与基本人权的维护意识，这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实现的对个体的一种素质性培养。
林毓生关注到了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负面影响之巨，文化失落与当前文化自信的不足之间便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可以发现，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最终归于一处。
然而文化必然不能仅限于文化。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何以能影响到当今的政治形势和结构框架并发挥对社会的补充性作用。林毓生认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养了一种价值与道德架构，成为自由的自觉运动的基础。实际上，正如前面提及的建构“文化—道德”秩序、补充民主评判和运行机制都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能带来的中层成效。
为了考察长距离无线链路的数据帧出错模式及其特点，在我们搭建的802.11长距离mesh网络实验床上选择了一条长20公里的链路，在卫星地图上的示意图如图1(a)所示.因为这条链路所在环境和长距离无线mesh网络真实应用环境(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最接近：它一端在天津理工大学新校区一个教学楼的楼顶，另一端在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图书馆的楼顶.链路的两个节点之间视线较好，不存在高大建筑遮挡，多为农田和村舍.实验床上的其它6条长距离链路虽然都是户外视距，但都穿越了市区.
总而言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解释为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变成有利于现代性与社会变迁的文化基础，同时重塑和保持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而“创造”与“建构”都是这一过程中所需要关注和达成的社会性意义。
注释：
①第一代毋庸置疑是推行现代化的群体。
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是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问题。云南省陆良县召夸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服务广大农户的原则，结合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充分聚合社会多方力量和资源，在推进玉米全程机械化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希望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②Dorothy.E.Smith.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M].Boston,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0：12-19.
但这与此前所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基于标的股权的一切权利义务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相矛盾。工商登记手续完成变更的日期是2017年1月6日，在2017年核算时才能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
③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中极其详尽地用文字和插图说明各种实用的东西是怎么做成的，并提出了改善它们的方法。
④正如奥本海默自己所言：“我变成了死神，变成了世界的毁灭者。”人们由此对匠人的所代表的价值也产生了质疑。
⑤著名作家约翰罗斯金曾有言：“生命意味着奋斗和能量，死亡意味着毫无生气的完美。”
报告人利用多媒体技术对自己的专题进行阐述，并将自己的理解融入发言中。针对参与者（教师、学生）提问，报告人对相关内容进行解释，随后大家交流讨论。学科交叉及创新意识的培养也主要体现在该环节，报告人通过前期的工作收获最新科学研究进展，并提炼转换为自己的知识，通过教师点评获得新的启发，学会如何抓住科学问题的核心部分；参与学生可以快速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概况，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进行提问，并通过教师的引导和点评获取更多知识。总之，这是Seminar模式教学中最精彩的部分，该部分是对学生逻辑思维、多媒体制作、言语表达等综合能力的考查，有利于推动学术争鸣和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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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15-0227-04
[作者简介] 宋阿沛，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硕士；任重远，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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