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李根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最近看到您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3 期发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清晰的概括，读后颇受启发。请问，您写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答：中国经济史学是一门年青的学科，迄今还没有一本“中国经济史学史”。当我接到《历史研究》撰写本世纪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的任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按史学史的要求来撰写这篇文章。有关材料可谓“汗牛充栋”，如何组织这些材料，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照外部联系，一个个问题罗列有关资料；再一种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力图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揭示事物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后一种方法，我认为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分不开，应该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总背景中考察它。我是努力按照这样一些要求去做的，但做到了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经济史涉及的领域很广阔，我的了解十分有限。
问：您提出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于世纪的30年代，主要根据是什么？
答：中国传统史学很早就有关于经济活动的记述，从《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到历代正史和政书中的“食货志”“食货典”，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因为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正统史观，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才得以形成，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分支，它的出现则又相对晚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大倡“史学革命”，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出现了经济史研究的专刊，不少杂志也刊发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有的还出版专号，北方的北京大学、南方的中山大学都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人们用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因此，我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问：那么，导致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的这次高潮出现的原因和推动力是什么呢？
答：我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促成我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当时活跃在经济史坛的，有三股力量最值得注意：
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适性，这些研究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该所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是一个学术群体的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有比较进步的史观，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台柱。
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食货》半月刊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联系了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对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过去的论著中往往避而不谈，您的文章用比较多的篇幅谈这个问题，并作了正面的评价，新人耳目。我们希望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答：陶希圣政治上比较复杂，他原来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抗战时期跟汪精卫跑过一段，滑到了叛国的边缘，后来跑了回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过去对陶氏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中国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目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动理论，对陶氏的《食货》半月刊，或全盘否定，或缄口不谈。近来有了不同的声音，重新评价陶希圣并非从我开始。不过，有的学者提出陶氏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恐怕也值得商榷。我的想法是，政治和学术虽有联系，但不应完全等同起来，客观地看，《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这些我在文章中都谈到了。陶希圣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也应作分析。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也不妨看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探索。他的观点在办《食货》半月刊期间有变化，例如，他认为汉代奴隶制很发展，强调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关系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否定，这些观点对后来古史分期讨论中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问：您认为建国至“文革”前的17年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答：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被纳入史学的主流之中（在解放前，中国经济史虽然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史学主流中并不占什么地位）。但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发展的步调并不一致。近代经济史学开始了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并着手组织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纂。而中国古代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的讨论。
问：对17年的史学，一些学者评价并不高，而您却作了不少肯定的论述，请问您的这种评价的理由是什么？
答：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也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但我在研究了有关材料以后觉得，对17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不容低估。
不错，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加剧了这种倾向，在学术领域形成许多人为的“禁区”，并终于导致“文革”时期万马齐瘖的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因此否定17年的成绩，把它说成一团漆黑，也是极其片面的。
评价17年，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一是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究竟是推动了还是束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被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的条件下，50年代知识分子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是相当高的，把它描绘成被动消极、束缚人们独立思考的过程是违反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不少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取得了超越以前的新的学术成果。有过一段双百方针贯彻得比较好、学术空气相当活跃的时期。不能把17的研究都归结为教条主义；更不能把教条主义的产生说成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与教条主义不相容的。第二个问题是17年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究竟推动了还是束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我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这些讨论虽然没有取得学术界共同接受的结论，但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例如解放前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以前，对明清、特别是清代的研究很少，17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清经济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没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巨大推动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问：对由古史分期讨论所引发的关于奴隶制是否人类社会必经阶段，关于五种生产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答：古史分期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替的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意见的讨论。 在50年代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的意见，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文革”后，禁区打破，旧事重提。由于古史分期讨论长期得不出结论，有人对讨论的基础产生怀疑，对奴隶制是否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理论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和五种生产方式更替的理论既密切相关，又不能等同起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石，不能丢，但各种生产方式如何演替，特别是具体到中国，完全可以而且很值得讨论。马克思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提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这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使史学摆脱用政治的或思想的偶然因素任意解释的混沌状态，使它成为科学。我看不出否定这种理论正确性的任何站得住的理由。至于五种生产方式，则是马恩对社会经济形态演替一般规律的阐述（有人说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搞的，不符合事实）。他们当时的依据主要是西欧的经验。西欧的经验有特殊性，也包含普遍性。我们应该以此为指南或参照，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寻找出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替规律。这种演替规律，比之西欧，一定有其特殊性，但应该也有共同的东西。主张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的有些学者，仍然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考察历史的；但我看不必太过匆忙作结论。我赞成何兹全先生的意见，先把中国历史分为几个明显区别的自然段，搞清每个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特征，然后进行理论概括，给出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名称。至于离开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进行历史分期，如提出洪荒时代、帝制时代等，当然也能反映历史发展某个侧面的特征，但作为社会历史总体的分期，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颇值得考虑。
问：您把“文革”结束后的20年看作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表现和特点是什么？
答：“文革”结束以后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空前活跃的时期，它的主要表现我在文章中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二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三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四是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其中思想解放和领域拓展最为重要。在这一时期，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部门史、专题史、区域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已展开。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没有这一时期思想的解放，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的。有关情况，我在文章中已经谈得比较充分了。
不过我不赞成把这一时期说成一切皆好，正如不赞成把“文革”以前时期说成一切皆坏一样。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浮燥空气和失范行为：急功近利、重量轻质、粗制滥造，以致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等。这时期出版的学术论著中，低水平重复的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问题不应单纯理解为个人行为，学风是应该端正的，但还应对引导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措施和机制作些检讨。近年这些问题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另外，这一时期前后也有所不同。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当时人们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不少人转到经济史研究上来。但90年代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史论著数量减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的兴趣向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浮燥空气的发展有关（经济史研究首先要花大力气收集整理分散在各种典籍和考古文物中的资料，是件苦差事），也和社会需求的某种变化有关（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史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受到挑战有关。
问：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刻，您能否对经济史研究的走向作些分析和展望？
答：这个问题很大，我学识有限，谈不好。在这里，只能谈谈在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感想。
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史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处于社会革命和剧烈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与此关系密切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而在近20年，研究重点逐步向经济发展，向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转移。这和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不但在大陆，而且在台港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两者大体同步，而台湾比大陆还要早些。因此，这应该视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在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史研究就应该自觉地逐步实现这种转变；它实际上因为长时期“左”的干扰而被耽搁了。但这种转变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中心课题。
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细分的倾向和综合的倾向。前者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后者是指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经济的发展，不再把经济的因素孤立起来进行研究。与此相联系的是不同学科及其理论方法的交叉融合，以及出现了长时段的贯通研究的要求。也就是逐步回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中国很大，经济包含的内容很广，笼而统之进行研究不可能深入，所以要分地区、分部门、分专题进行研究；但同时要大力提倡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问：为什么要大力提倡综合研究和贯通研究呢？
答：提倡综合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从古到今，并不存在脱离社会和自然而独立存在的纯粹的“经济”。因此我们必须从经济与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提倡长时段研究也是经济史自身的特点所要求的。因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不是适于短时段研究的事件史，而适于中长时段的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非仅靠短时段的考察所能把握的。我并不否定断代研究，但如果有部分研究者能打破断代的局限，缩小范围，拉长时段，作前后贯通的专题研究，对经济史的发展将大有裨益。研究不同断代的学者也可以协作，共同研究某一专题。即使是从事断代研究的，也应该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
问：经济史研究中的综合倾向，当前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答：1996年陈振汉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了一篇短文，批评了美国的“新经济史学”脱离人和社会，用单纯经济因素进行理论推导的治史方法，指出该学派的名著《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提出中国经济史学应该更多与社会史家合作。这篇文章影响颇大。事实上，中国经济史学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的因素单独研究经济的发展。傅衣凌先生从40年代开始利用地方的民间文书进行经济史研究，强调社会学与经济史的结合，把地区的细部研究和宏观的总体考察相结合。他把这种研究称为区别于“国民经济史”的“社会经济史”。近年来一些经济史学者转到社会史研究，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经济史研究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长时期被人们所忽视，近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论著明显增加，最近一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类申报课题中，与环境史有关的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最近还要召开一次“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究会，交流和推动有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学科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也非常明显，例如农史与考古相结合的农业考古，推动了农史学的发展。历史地理学家加盟农业史、城市史、人口史、交通史、区域史、生态史等等的研究，使这些领域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现了经济史学中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相互渗透、不同学术传统汇流的趋势。中国经济史学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不同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强调用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一种是重视社会学与经济史的结合，再一种是主要用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现在，不同学派的学者正在努力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研究。例如吴承明先生是提倡用经济学方法指导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近年在研究中国近代化时十分重视对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他今年发表的《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试图把不同学术流派的理论方法融为一体。又如华南的一些中年青学者继承了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传统，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又吸收了现代人类学的方法，开展对基层社会的调查，同时他们又力图继承梁方仲先生重视文献典籍和典章制度研究的传统，试图把对国家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过去习惯用史学的传统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在努力学习和吸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
为了适应和推动这种综合研究的潮流，《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单位合作，围绕着“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个中心，从1993年起每年组织了若干小中型专题学术研讨会，使不同断代和不同学科得以交流和沟通。现在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学者联合举行不定期的“经济史论坛”，也是继承了这种做法，用意即在于促进贯通古今的研究和多学科的结合，把经济史的研究向前推进。
如果我们横的方面注意对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综合考察，纵的方面努力作贯通古今的专题或区域研究，则大有利于整体的综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问：您在文章中谈到了经济史研究的主体和两翼，请您作些具体的解释。
答：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主要由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组成，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其中农耕文化占居主导地位。但我们以前偏重对汉族和发达地区的农耕文化的研究，忽视对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经济和海洋文化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无疑应以农耕经济的研究为主体，但还要有少数民族经济和海洋经济文化史的研究为两翼，否则难以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前些年，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提出要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指导研究生分工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最近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在海峡的对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每隔两年组织一次海洋发展史的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目前已经出版到第七集。可见，海洋史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相比之下，虽然也有学者呼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但它始终仍处于分散零星研究的状态，没有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史分支学科。现在中央已经作出加快中西部开发的决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问：您在谈话中强调了经济史研究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和史学研究的独立性要求是否有冲突，难道经济史研究只能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吗？
答：史学研究要有独立性，没有独立性就谈不上科学性。研究者应该进行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不为某种势力或某种狭隘功利目的所左右。但是每个研究者，不管自觉与否，总是根据他所处时代提出的问题和达到的认识水平来重新审视既往的历史，寻找行动的启示，他的研究总是程度不同、或明或晦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需要。既往的历史虽然已经定格，但它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能逐步地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对历史总能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史学永远不会完结，古代史也不例外。历史是个富集矿，史学是棵常青树。史学除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研究外，还承担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的任务，提高全民素质的任务。后者就是刘家和先生所讲的“无用之用”。刘先生举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例，文天祥平时学习历史，并没有刻意要派什么用场，但到了生死考验的关头，“时穷节乃见”的英雄人物就一一浮现眼前，成为他强大的精神支柱。所以，经济史研究并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每个人的每项研究都直接为现实服务。但中国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无疑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来确定自己总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史学百年的发展史表明，它总是从社会需要中获取重要的（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推动力，形成新的生长点。这和史学的独立性并不矛盾。
问：这样说来，史学研究带有主观的性质，它只能逐步接近而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客观历史的真实？
答：我看还是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来理解比较好。每个时代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但相对真理中也包含了绝对真理的成分。
问：您认为中国经济史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哪些好传统，又有哪些不足之处？
答：在长期的经济史研究中，我们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如重视资料工作，重视实证研究，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等，这些传统都不能丢。但中国经济史学还是一个年青的学科，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还比较薄弱。例如至今仍没有一本对本学科的任务、对象、理论、方法及其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论述的《中国经济史学概论》。因此，加强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经济史研究者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经济学的知识不足，世界经济史的知识不足，这些都需要补课。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在世界各国交往频繁、全球化浪潮汹涌的今天，还应该有世界史的眼光。
问：请您就经济史研究谈谈大家所关注的史论关系问题。
答：今年7 月我们开了一个“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研讨会，会上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大家都认为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但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中国史学实证的传统比较深厚，那种建立模式进行理论演绎的“新”派作法不容易在中国生根。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实证的精神，为此需要大力加强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一部分经济史研究者中，注意实证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忽视理论的倾向。这大概是对以前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反动。但经济史研究者如果不加强理性思维，经济史研究如果不重视理论的概括，研究水平很难提高。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我说，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与生活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理论也是常青的。又有人说，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事实的叙述比历史事实的解释更为重要。我认为，历史研究诚然首先要把事实搞清楚，但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应该满足于现象的罗列，而应该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展示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也应该包含了解释。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明的理论，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实践中，通过对丰富生动的中国经济史料的分析研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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