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俄国文坛综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文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88年以来，俄罗斯重要的大型文学杂志《旗》，每年都要发表一篇评述上一年度俄罗斯文坛状况的文章，由该刊主编谢·伊·秋普里宁亲自撰写。有关1995年俄国文坛状况的文章改由该刊副主编娜塔莉娅·伊凡诺娃（Hаталия Nвааова）执笔。本文篇名原为《每个猎人都想知道野鸡在哪里》（《Kажльй охотник жёлалт знать ,гле сидит фазаи》），刊于《旗》杂志1996年第一期。
编者
还在小学读书时，我们就熟悉了那用来检测我们辨色能力的色盲表，那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今日文学的色彩极为奇妙，颜色的调配和对比极为出人意料，以致于实际上根本无法发现其中的逻辑联系。色盲表里有什么东西也就只好凭想像去说了。
在看上去统一的，严整的体系瓦解之后，在“民族爱国主义者”同“民主派”进行了五年意识形态的对抗之后，在紧接着，文坛分为不同大小的两部分，而在其每一部分上的游戏都是单独进行的之后，最后，在使拉拉队员们感到无比吃惊的各队、各个圈子内部说清楚关系之后，出现了一个不可能谈论“俄罗斯文学”的统一体的时代，虽然在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融合起来之后似乎正应当寻求并已经获得了这种统一。
然而今天在俄罗斯文坛上更容易看到的却是一些平行存在的“文学”，是许许多多的圈子，而每一个圈子内部都有一套为自治式生存所必须的手段。
我并不排除，对这些亚文学中的某一支的代表来说，与其相邻的另一个亚文学圈可能只是虚幻的，但是，从原则上讲，我再重复一遍，文学不只是作为一些文本的自给自足的荟集，而且还是作为文本生产和存在的体系存在于每一个文本的生产和存在之中的。作为上一个阶段的特征的破碎和瓦解，对抗和互相消灭战略已经结束，而被谨慎的独立的共处所代替，这种共处还伴有偷袭、突击，有时还有游移。不会没有这些的。
连每一个这种自治的亚文学圈的语言都是自己的，而俄语现在则成了它们“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超级语言。
在每一个亚文学圈里有它自己的一帮小说家、诗人、批评家。有一定的体裁和流派风格。在每一个亚文学圈中都有自己的经典作家、自己的权威、自己的摹仿者、自己的追随者、学生。在每一个亚文学圈里现在还有自己的杂志、文丛，甚至报纸，有自己的奖金、自己的代表大会（或“集会”）。
从《文学俄罗斯》报上可以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普罗斯库林获得了列夫·托尔斯泰奖金，不久前召开了俄罗斯作家的会议（这决不意味着这是真正俄罗斯的真正作家们的真正的会议）；还可以读到这些作家新作的片断（其他亚文学圈的文学家们从来没听说过，更正确地说是永久不会听到有关这些作品的事）及对他们那儿，即在他们的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的评论。
但是如果根据民主观点的报纸《文学消息》来评论俄罗斯文学的状况的话，那么读者面前所展示的文学世界就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是洛希茨或科仁诺夫的名字，而是努伊京或萨尔诺夫的名字；另外一些经典作家（不是阿纳托里·伊凡诺夫，而是阿纳托里·雷巴科夫之类）的文集也将在另外一些他们自己的出版社里出版；在《文学消息》的文章和书评中，平行存在的《俄罗斯文学》报的文学世界会根本不被提及；在关于新的组织、会议及“圆桌座谈”的信息中，你找不到它们同来自《我们的同时代》、《莫斯科》或《青年近卫军》等杂志的亚文化圈的“爱国主义生活”的新闻的交锋。在亚文学圈里，纪念的文学名人及纪念的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文学俄罗斯报》在“宗教诗”的符号下庆祝了叶赛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在《星》杂志上，叶赛宁则被描写成了“恬静而又狂暴”的诗人。
另外，您在光顾“十月十九日”精英书屋、“爱多斯”书店或“金龟子”书店，出席契诃夫图书馆的读书聚会，参加亚历山大·格列泽尔的“绿灯社”活动之后，您就会碰到一些既不读阿·雷巴科夫的书，也不读阿·伊凡诺夫的书，既不读扎雷金的书，也不读弗拉基莫夫的书的人，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会在他们那儿听到另外一些“经典作家”的名字：伊·霍林和萨普吉尔，纳尔比科娃和弗·索罗金，普里果夫和鲁宾什泰因。
在每一个这样的自治的亚文学圈中，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家、自己的资本、自己的园地，外人最好不要到那些地方去。
当然，首先，每一个亚文学圈都有自己的审美纲领，它是同一定程度的集体要求一起实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可能受到各种惩罚和处置，直到被革出教门。在每一个亚文学圈里都存在着自己的派别道德的残酷强制，都制定了行动规则和礼仪、战略和战术，及不公开的规范，一个文学家如果违背了这一规范就会顿时失去一切：出现社、杂志的“园地”、同人的圈子。
正因为如此，一种“文学”向另一种文学突然提出的要求会给人产生相当荒唐的印象。
出版商亚历山大·格列泽尔有一次曾在契诃夫图书馆召开的会议上，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发言反对高踞于《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保守派人士”，不止是反对，几乎是对他们宣战了。“如果格列泽尔对什么人宣战的话，那是很可怕的，”瓦列利娅·纳尔比科娃评论说。然而这并不是很可怕，而是很可笑，因为当双方没有关系时，打仗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每个这样的亚文学圈都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是有保证的，并且具有“完整的”文坛的全部（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特征，所以对它的成员来说，它的规模及同常态文学的关系根本没有意义。
那规模可能令人发笑，那关系可能给人以抑郁的印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法决定任何人能走出亚文学圈而进入主流文学之中，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唯一的一种成分的帮助，这种成分就是水平，这水平应当赢得的不是自己派别内部的赞扬，而是训练有素的内行的读者的赞扬。
这一主流是由哪些人，由哪些作品汇聚而成的呢？谁被吸收到主流中去？
这已经成了一个规矩：一位作者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在他在《新世界》或《旗》，《各民族友谊》或《星》上发表了作品之后。
至今，在“大型”杂志上落户依然是一个文学家升到另一个档次的原则性标志，尽管出版商们已经开始按西方的风格行动了，他们收买书稿，在最短的期限里将它出版成书，与此同时专门同作者讲定了“初夜”权。
讲到1995年俄罗斯文学的状况，可以用一句荒诞的话来说，它的主流根本称不上什么流。
确实是如此：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情节剧式小说《真想活呀》（《旗》，第4期）和卡巴科夫的荒诞小说《最后一位英雄》《旗》，第9、10期）之间，在巴克兰诺夫的心理道德小说（《旗》第5期上的《那时也有抢劫犯》和《旗》第10期上的《在光明的地方，在花天酒地的地方，在平静的地方》）和扎雷金的荒诞小说（《新世界》第4期上的《同姓人》）之间，在维·托卡列娃的《雪崩》（《新世界》，第10期）中共同之处的诗学和维·彼耶楚赫的《手》（《各民族友谊》，第9期）中的牵强的哲理之间，在斯拉波夫斯基的残酷的罗曼史《兄弟》（《旗》，第11期）和瓦尔拉莫夫极其传统的《诞生》（《新世界》，第4期）之间，在沙罗夫的展开的比喻《我能不怜惜吗……》（《旗》，第12期）和库瓦尔金的小说《乌鸦》（《新世界》，第6期）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共同的只有一点：由于编辑的筛选结果，它们都在同一个时代，在统一的杂志的小说空间中问世了。
索尔仁尼琴一年中在《新世界》上发表了几个短篇，而比托夫在我国的《花花公子》上发表了他的新作（尚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并打算在该刊物上逐期刊载“小品文”，就像19世纪时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还能怎样进一步分化呢！
不可能想像叶莲娜·尔热夫斯卡娅和维克多·别列文，贝涅季克特·萨尔诺夫和奥列格·叶尔马科夫会在一起座谈祖国文学的命运。读者所能读到的前面的几代不同爱好，不同流派的作家们关于1995年文学的看法[①a]所构成的镶嵌画式的，甚至支离破碎的图景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本期上刊登的镶嵌画还证明了一点，即读者们只是读，作家们只是写。只有几个人例外，他们尽管很少，但毕竟还读自己的同行们的，准确地说是朋友们的书。不过，这些朋友也还是自己圈子里的。
当编辑部组织这次作家笔谈时，我们曾经用一些幻想安慰自己：也许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我们业已形成的关于任何一位作家除了他所钟爱的自己的作品以外不读任何其他人的作品的概念根本不符合实际？
结果是：塔·贝克读过尤·科瓦里的小说，亚·卡巴科夫读过胡尔金的、艾别里的和谢尔盖耶夫的作品，德·贝科夫读过托卡列娃和列文的作品，列·左林读过德米特里耶夫的作品，弗·列昂诺维奇读过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而奥·帕夫洛维奇读过马卡宁的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他与批评界看法不同，他不喜欢这篇小说。
但是这就是流派，流派并不一定要互相向对方介绍，并不一定要在相遇时互相结识和行礼。并不一定要知道和了解。
然而我觉得，正是根据流派，根据它们无序的布朗运动，根据今天什么流派是主导，什么流派可悲地被人遗忘这一点，才能够想像出色盲表上的真正的图形，即使不完全明白的话。
笔记、日记、回忆录、“历史”——这是莉吉娅·亚科夫列夫娜·金兹堡[①b]所说的“中间性”体裁。Faction[②b]。
正是faction在1995年里在众多体裁中明显地占据了第一的位置。我先从谢尔盖·冈德列夫斯基的《头骨环锥术》说起，作者本人并不是平白无故地给了这部散文作品一个“历史”（尽管是“病史”）的定语。人们立即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反应接踵而来，有激烈的愤怒（勃·克在《今日报》上的评论），也有辩护（科斯蒂尔科在《新世界》上的评论）。这是（现实的）第一人称的叙述、作者自述性散文，这不只是一个人患病的历史，而更是一个群体的历史，是由结构上随着个人回忆的任意流动的作者所讲述的历史。“干吗要臆想？干吗要这些男女主人公？”蒲宁（去年我们冷冷清清地纪念了他诞辰125周年）当年曾这样发问，而他的这一问题又好像是对他自己的。冈德列夫斯基的集体主人公就是一代人的命运。批评界的要求很荒唐，而冈德列夫斯基是否有权在自己个人的生平历史中说出现实里的人名呢？并不要求冈德列夫斯基在他的世纪之子（可以说，在世纪行将消失的时候）的自白中做任何隐饰。公开和坦率，自白和真诚（新的真诚，见米·爱泼施坦将在近期的《旗》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这是新的文学阶段，即后现代主义阶段的一个特点。在并不久远的过去的文坛上，真诚正是受到禁止的东西：它被压在一层厚厚的讽刺和笑话之下。
当年，文学的新时期是由波梅兰采夫不朽的《论文学中的真诚》一文开始的；今天，真诚可能比1952年更具革命性。在基穆尔·基比罗夫的《致萨莎·扎波耶娃的二十首十四行诗》（《旗》，第9期）中可以感觉到他从讽刺和笑话的“厚厚”积层下解放了出来，而在这里把它和冈德列夫斯基联结在一起的体裁风格带有内容方面的，而不是形式方面的性质。在安德烈·谢尔盖耶夫的《集邮簿》（《各民族友谊》，第7、8期）中也是这样。重要的不仅是被谢尔盖耶夫（完全是另一个圈子的人）和冈德列夫斯基忠实可信地捕捉到的时代的“气味、声音和颜色”（尤里·特里丰诺夫语。我们也纪念了他诞辰七十周年，尽管活动办得不好，很穷酸，连他的书都没再出版），重要的还有细致而详尽的自我分析，这是透过夏洛克的物性和时代的细致的细节实现的。
1995年里，米哈伊尔·贝兹罗德内依用一种把注释同文本（他在作品中所引用的）及他本人的散文（当然，这里的一切——注释和引文都是散文）联结在一起的语文学的体裁发表了作品，应当给为广大读者发现了这位不熟悉的作家的《新文学评论》杂志（第12期）和亚·左林写的编后记记上一功。在左林看来，贝兹罗德内依的文本是当代俄罗斯散文中的一大事件。极其精妙的语言游戏、新古典主义的严整性和文化性、对思想规范诗学的趋尚——或许这就是1995年这种最最新的散文的源头？“在不反传统的人物叙述（“亚历山德罗夫一边走下楼梯，一边回想着阿纳斯塔茜娅的最后几句话”），就连几十年来一直起拯救作用的Ich Erzanlung[①c]（“母亲在斯大林葬礼那天怀上了我”）也因其令人难受的虚假的蓄意性和杜撰性腔调使人感到刺耳的今天，以瓦西里·罗扎诺夫和莉吉娅·金兹堡的名字为代表的传统看起来几乎是最有生气的”（亚·左林）。
可以称作1995年文学生活事件的有《旗》杂志六月号上发表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日记、达维德·萨莫伊洛夫的《逐日笔记》（《旗》杂志第2、3期）、爱玛·盖尔什泰因的文章和列夫·古米廖夫的信（《旗》，第9期），根据多种调查，它们的读者数大大超过了小说的读者数。谢苗·利普金的《扎蒂奇金的仕途》（《旗》，第10期）也是这样。
从方法论上讲，也许是不对的，但是所有这些回忆录和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回忆录（叶·库宁娜、叶·曼杰尔什塔姆及其他人的）都是当代阅读的实物，也是当代文学意识，甚至是1995年文学的事实，而不只是它们实际创作的时代的事实。
可归于faction小说的还有米哈伊尔·库拉耶夫的《第241号签》（《旗》，第11期）、尤利·克列林的回忆录式日记《我是生活的助手》（《文学问题》，第5期；顺便说一句，是否正是《文学问题》对中间性的、处于游离状态的巨大体裁格外关注？）。还有库拉耶夫的短篇小说《去欢迎列宁吧！》（《新世界》，第9期），但它同前面的那些作品不属同一类：在这一短篇小说中，似乎偶然落到战事讲述人手里的真实文件被嵌进文本之中，也变成了一个很有审美意义的文本。在库拉耶夫近期的小说中，还有在他以前一定要用现实的“黄油”炮制的，像在《句法》杂志（第35期）上发表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那样的小说中，有危险的向意识形态，向好为人师的做法，向处于游离状态的体裁倾斜的现象，这种倾斜虽然不是被禁止的，但如果过分了，却是有害的。
在1995年的散文中，faction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占着主导地位，这可以有利于预测。还是依据莉·亚·金兹堡的理论，在不远的将来，这一体裁体系大概会转化为一种最新的心理小说。好吧，我们就等着看这一预测能够得到证实吧。
可归于faction散文的还有随笔式长篇小说作品。俄罗斯的新随笔是有人物的：情节如同在一般的随笔中所惯有的那样，构成了思想的发展，而主人公们的行动则好像是试验，是思想的殉难处。事实上，叶·马卡罗娃的长篇小说《废虚上的笑声》（《旗》，第3、4期）或马·哈里扎诺夫的《从虚无回归》（《旗》，第1、2期）中的主人公们尽管有许多他们自己的“大大小小的”特点，却未必拥有“血肉”；他们（主人公们）是人体化了的作者的思想，只是有时化得较成功，有时化得不太成功罢了。但几乎总是枯燥的：这不是对容量很大的大部头的随笔式小说作品的评价，而是这种小说作品的品质。基于俄语土壤上的轻松、飞扬、优雅的随笔风格被按“人物”角色表现出的专题论文性（在这方面，马·哈里托诺夫是最鲜明的例子之一，他的崇尚德国的思想更加强了他的文风的凝重性）拖累了。
马卡罗娃的长篇小说带有近几年来的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崭新的品格：这是一部世界主义的（我希望读者会明白，我并没有往这一充满苏联的历史意义的定义中注入否定的评价）小说。以前半被禁止半不可企及的世界主义（如果不是全球主义的话）席卷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小说界：俄罗斯文学好像在凭借孤立主义的抗毒剂消除孤立主义。这一方面的成功是罕见的：让我们回想一下艾待玛托夫前年的《卡桑德拉印记》吧，那部小说的活动是“在全世界”进行的，甚至超出了世界的范围；让我们回想一下阿纳托里·金的《半人半马镇》吧，金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克服的不仅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帐幕”，而且还有生物学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神话诗学的“帐幕”。因此，也许随笔式的长篇小说在今天我们的文学田野上才会变得更具有中间性？就思索的质量而言，比如哈里托诺夫吧，他是决不会使人失望的，虽然我也承认，我更喜欢他那些浓缩的，言简义赅的，竭力避用过长的综合句的随笔作品。这些随笔式长篇小说批评界是否读过？读者们是否读过？八成是被放到了一边，留待更好的时代，不慌不忙的、不把人整个吞噬的、不迫使人放下杂志去看电视和报纸的时代。不管怎么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那些不怕在我们的笔谈中评论自己读过的书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提到叶·马卡罗娃和马·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
在1995年里，与faction完全对立的fiction[①d]成了极为活跃的体裁园地，所谓faction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小说：充满幻想性荒诞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即从阿纳托里·金的《昂里利亚》（《新世界》，第1、2期）到亚历山大·卡巴科夫的《最后一位英雄》（《旗》，第9、10期）之类的作品。这里也有第一人称，即“作者的声音”，它有时像在卡巴科夫的小说中那样直接插入，有时像在金的小说里一样经过了弱化。结构的基础不是作家，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幻想的事件和人物位移的对比，而其中人物的假定性只是用过分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加以强调的。
在这两种场合，作家们好像都是在补充他们以前写过的东西。卡巴科夫的反乌托邦思想（坦克、电脑里的大量信息、当代世界中爱情的丧失等等情况）和金的反乌托邦思想（世界已容不得创造行为）都在自我重复。人物向类似天使或类似魔鬼的生物的经常接触是文学在容不得幻想的时代面前表现出某种惊慌失措的见证。正因为如此，“最后一批英雄”先是在现实中惊慌失措，而后来则是堕落和死亡。
去年的文学从总体上讲记录了同知识分子的诀别、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丧失、化为不存在的戏剧性结局。
文学在丧失了社会上的独特地位，丢失了“讲坛”，不再是喉舌和领袖及“思想的主宰”之后（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领悟到这一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依然奉行着严师的行为战略，他在过去的一年中不仅经常借助电视讲坛直接向民众发出呼吁，而且还在其199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中顽强地保存其不容异读的独白性的作者立场），照我看，并没有自我封闭，而且专注于并非较无前途的可能性，即存在主义的认知的可能性上了。
1995年末，《自由思想》杂志（第9、10期）发表了伊戈尔·杰德科夫在改革和后改革时AI写作的日记。这是一部忧郁、疲惫的（如果不说是悲伤的话）日记，因为杰德科夫当时感觉到，时代被引往的方向根本不是60年代人[①e]的思想要引往的方向。所以他关于杂志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将杂志保留下来，那我们就要尝试取一个脱离政治的方向，甘心情愿地同不断更替的生活的临时指挥者们保持距离。”
但是，怎样脱离政治？取一个什么方向呢？
另外，“生活的临时指挥者们”又是谁呢？
下面是我从最近一期墨守成规的《大警探快报》（它把自己确定为“城市生活奇闻”）上摘录的文章标题：《残暴之徒们的十字军远征》、《幼儿们在阳台上嚎叫》、《颈戴花环时的报告》、《打电话时怎么样都行——站着，踏着滑雪板和躺着》。还有：《基里像妻子的小狗一样咬了一下》、《雇人凶杀暂时推迟、《姆—艾照例刺激了妇女》。
“生活的临时指挥者们”不仅是那些今天我们称之为“新俄罗斯人”[①f]的人们，而且还有新报刊本身。
文学本身在对自己的命运和对自己丧失“主导作用”一事作出反射的同时，也在吸收和改造这一生活。
虽然如果今天把这些话告诉亚历山大·卡巴科夫的话，他是决不会同意的。格利高里·巴克兰诺夫或维克多莉娅·托卡列娃也不会同意，他们不仅不会同意上面的想法，而且也不会同意将他们的名字排在一起。
尽管如此，他们在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情节却表明，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但他们对“生活的临时指挥者们”的反应从本质上讲却是相近的。
实际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巴克兰诺夫的长篇小说《那时也有抢劫犯》（《旗》，第5期）的主人公是一位编剧，当年的前线军人，他心怀厌恶地观察着暴发致富现象的猖獗，在安排顺遂的家庭生活内部寻找道德的安宁和支撑，但最后他并非偶然地死于偶然碰上的强盗之手。托卡列娃的《雪崩》（《新世界》，第10期）的主人公是一位常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的音乐表演家，他落到了美丽而贪婪的女人的魔爪之中，她吸尽了他的才华和金钱，在这之后他精神空虚地回到家中，他已经丧失了创作的意志。
前面所列举的作品在诗学上、篇幅上、情趣上、思想水平上，乃至才气上，而首先则是在它们的作者们的信念上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在对待新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上，今天它们却是一起行动的——即否定这种东西在我们生活中的正面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上面所说的情节是1995年的元情节。
（在卡巴科夫的笔下有这种元情节，在这一意义上，1995年所有的小说主人公们都是最后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从体裁流派上讲，可以把这类小说确定为灾难小说（顺便说吧，在这里应实事求是地肯定托卡列娃，她的中篇小说的名字是非常准确的：《雪崩》）。《那时也有抢劫犯》、《最后一位英雄》、《在医院里》——这每一部作品都是为“逝去的天性”而唱的安魂曲。
如果说现在的《星火》杂志（在许多方面是同科罗季奇时代的同名杂志相争辩的）主编列夫·古辛直率地说，《星火》“不是为知识分子办的”杂志；如果说《电影艺术》杂志自称是“为生活有保障的智者办的杂志”，那么“大型”杂志尽管对生活有着多种多样的观点，却顽固地奉行着自己的路线。“今天，在知识分子面前又出现了个人对抗的英勇任务。不管这听起来怎样可笑，怎样过尚词藻，”《商家日报》的修辞家亚历山大·季莫菲耶夫斯基这样说（《今日报》，1995年11月4日），而《青春》则宣传说自己是为我国英勇的公务知识分子而办的杂志，公职知识分子保卫着最神圣的东西：人民的精神、人民的独特性、他们的真理和崇高的理想。这一最“英勇的任务”从1995年小说的艺术阐释看来，在今天是未必能够完成的。英雄不是活动家，而非常像牺牲品。
灾难长篇小说（我把1994年发表在《大陆》上的尤里·马列茨基的《避难所》也归入此类）是终结前的最后一口气、绝望的喊叫、疼痛呢，还是在说出自己的想法，为成功、胜利、内心（和外表）高昂的文学扫清空间呢？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点：年轻的捷列霍夫以其作品《捕鼠人》（《旗》，第6期）与格利高里·巴克兰诺夫相近（在处世态度上），而年轻作家布托夫在《内行者的音乐》（《旗》，第4期）中无情地记录了“公职知识分子”道德上背弃自己的“荣誉规范”和“英勇的过去”的现象。知识分子因其双重的（如果不是三重的话）意识是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他坚信自己生命力很强，坚信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他自己有病。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内行、专家、工作人员？甚至成为文学家？而这按我们的自尊心来说不将是太“低下”，太“屈辱”了吗？关于知识分子及其命运的争论似乎在1992—1994年间已被政论界解决了。然而1995年的小说界却又出人意料地，激烈地继续争论起来。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以其在《新世界》十月号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加入了这场争论。
他的“双生果”是这样建构的：在一些短篇小说中讲的是“来自人民中的人”的迫不得已的命运，而在与之相平行的另一些短篇小说中讲的却是，用别林科夫的词语来说，知识分子的投降和死亡。引起索尔仁尼琴强烈敌意的根本不单是由朴实的青年农民培养成的“肃反人员”，他尽管智力贫乏，却还保留有善心的记忆，还能够做到同情和感激，引起索尔仁尼琴的敌意的正是那位知识分子，“文学肃反人员”。索尔仁尼琴运用最强烈的，反差最大的色彩和对比，在人民灾难的背景上描绘一位苏维埃文学贵族的生活，或一位女文学教师，“处女”，下放到苏维埃意识形态的底层的情况，并与一位被迫只能这样，而不能别样生活（与苏维埃的狼们一起生活）的“浪女”进行比较……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的反苏激情在这一年的文坛上同为知识分子唱的充满同情的安魂曲构成了激烈的争论。
季莫菲耶夫斯基在“最地道的”作家中举出了马克西姆·索科洛夫，一位政治评论员和专栏作家，而根本不是什么小说家的名字。为什么呢？这显然是因为索科洛夫有那种许多在不久的过去著名的小说家所丧失的（或根本不曾获得过的——在失去具有自己的优势并能给作者提供一系列无条件的特权的伊索语言之后）东西。
著名作家们在1995年也有自己的困难，即延续至今的1994年的困难。
这是同我国文学在后苏联空间中所经历的普遍危机联在一起的。
在历史上并不太久远的过去，概括地讲，我国文坛上有苏维埃作家、反苏维埃作家和非苏维埃作家。苏维埃文学结束了，反苏维埃作家失去了他们的激情，非苏维埃文学处在极为复杂的状况之中。
一方面，它从未曾使自己同苏维埃社会中的生活同一过。另一方面，我们都是苏联帝国的子女，随着它的消失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特别是那些从民族上讲身为（比如说）哈布哈兹人（如伊斯康捷尔）、朝鲜人（如阿纳托里·金）、吉尔吉斯人（如艾特马托夫），但没有把自己和“苏联的”世界视为同一，在俄罗斯文化之中受了教育，成为作家的人们。这样的作家，帝国的非亲生儿子（顺便提一下，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我们把安德烈·比托夫也归于这一类作家，他存在于彼得堡的和莫斯科的亚文化圈之间、亚美尼亚的和乌兹别克的、格鲁吉亚的，以及其他的文化空间之间）失去了自己的“户口”，好像不能在帝国之外存在。由此产生了在当代的事物关系下，尤其是在其他流派和集团的文学家（从在1995年第8期的《旗》上以细腻的心理小说《河弯》崭露头角的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和在《各民族友谊》第9、10期上发表历史惊险小说《瓦西里·齐格林采夫》的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等传统派到弗拉基米尔·沙罗夫和尼娜·萨杜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影响不断增长、强劲的今日文坛上，这些作家地位的复杂性，这一危机最明显地表现在前几年的作品中——表现在带有宇宙惨景和伽玛射线的（卡桑德拉印记》中，甚至表现在法齐尔·伊斯坎德尔的《普沙达》、安德烈·比托夫的《惘然若失的人》、阿纳托里·金的《半人半马镇》中。现在，伊斯康捷尔在尝试着通过文学上回归故乡切格姆的途径（《旗》第11期上的《索菲奇卡》完全可以看作《桑德罗》[①g]中的一个长篇章节，在《桑德罗》中就有一段简述索菲奇卡的历史）克服这一危机。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们，他们中那些粗放式工作的人在热衷于社会艺术之后转到了我斗胆称之为罗斯艺术的东西上。
最近几年里的社会艺术的基本材料令人难受地仍然是大苏联风格，这是德·亚·普里果夫在《民警》中，基·基比罗夫在《厕所》和《颂歌》等中，弗·索罗金在《排队》、《饺子》、《四人之心》等短篇小说中，伊·亚尔凯维奇在《我怎样和怎样我》等作品中精心练就的。现在当大苏联风格的诗学在许多方面已经耗尽，当那些愚蠢而无穷无尽闪动的主题已经被新的电影导演，一直到尼·米哈尔科夫令人作呕而恋乡地挪用之后，小说家们开始热心地并发大俄罗斯古典文艺风格的领土——正是由这一源泉产生了叶·波波夫套用屠格涅夫小说模式创作的《前夜的前夜》、弗·索罗金那部有罗曼·罗季昂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罗曼》、尤·库瓦尔金的《乌鸦》。大苏联风格在造型方面的枯竭产生了科马尔和梅拉米德“俄罗斯图画”（希什金加列维坦加亚·伊凡诺夫）的著名的大俄罗斯古典风格雏形。我不想对人们在俄罗斯古典文艺上所做的那些动作进行道德评价——在这方面，没有我，从伊·左洛图斯基到彼·巴辛斯基之类要将“虚无主义者们”推出和赶出祖国文学殿堂的自愿者也已经够多的了。在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古典文艺被改造和意识形态化，并被变成了苏维埃文化的艺术和思想事实（顺便提一下，索尔仁尼琴发表在《新世界》第10期上的第二个短篇小说《娜斯坚卡》就说明了这一点），照我看，我们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把握的与其说是宝贵的俄罗斯文化实体本身，不如说是它的苏联式变体。不过，这种事太吸引人了，据我所知，现在有这样一种新式俄罗斯肥皂剧的电视模式：它的人物几乎就是被搬到我们不平凡的现实中的安娜·卡列尼娜、伊凡·卡拉玛佐夫、格利高里·麦利霍夫。不过，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新的：三年前这一手法的开拓者巴黑特·凯恩热耶夫就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伊凡·贝祖格洛夫》，在这部小说中，费多尔·丘特耶夫好像是给“新俄罗斯人”当会计，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好像是司机，而叶甫盖尼·巴拉廷斯基是银行家的助理。“新俄罗斯人”在我国的文学中永远不会得到高尚的证书，我国文坛尽管四分五裂了，但在对“金钱”的敌意上却是一致的。另外，在1995年，还有作家人格分裂这样的奇特现象：作家N以笔名在一家商业性出版社的侦探小说丛书中印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出版社还给他发了评论，说他写的很曲折，但是同时他却用真名为“文学”撰写高档的东西。总之，一个人兼任“裁缝”和“牙医”。这样，“低档的”，大众的文学就被理解为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于其独立的标轴之间的东西。创造这种文学的活动是否可耻？在作家N看来，是这样；在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看来并不可耻，他每周都在《论据与事实》报上连载他那75集的肥皂剧《新俄罗斯人》。这位著名的小说家出于商业的考虑，推迟了其小说《构思》的第二部的写作而从事肥皂剧创作的新工作，这又一次证明在一个俄罗斯文学内部，甚至如同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在一个创作人身上，存在有诸多“文学”的分裂。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缤纷，如同色盲表上一样。
（余一中译）
注释：
①a 指《旗》杂志1996年第1期第195—215页上刊登的12位俄罗斯作家的笔谈，笔谈题为《作家们谈他们读过的书》。
①b 莉·亚·金兹堡（1902—1990）——俄罗斯文艺学家，1989年曾获列宁文学奖金。
②b 英文：纪实作品，纪实小说。
①c 德文：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
①d 英文：文艺小说，虚构的故事。
①e 指在苏共20大与22大路线指导下，于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苏联文学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杰德科夫等人。
①f 指90年代上半期在俄国出现的一批暴富的商人、工厂主、农场主和银行家等。
①g 指伊斯康捷尔的长篇小说《来自切格姆的桑德罗》（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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