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及其启示_自由贸易论文

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及其启示_自由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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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理论认为,通过国际贸易不但能够扩大贸易双方的生产量,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消费量,使得贸易双方都能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以便充分发挥它的益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应执行的最恰当政策,莫过于自由贸易政策。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学家都是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然而各个国家的政府却一直不同程度地干预商品、劳务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为什么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会出现背离?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有什么启发?

最早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是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其工业制成品物美价廉,不怕与别国商品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保护贸易政策,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应运而生。斯密主张每个国家都应当利用有益于自己的国际分工,专门生产成本绝对小于其它国家的商品,然后彼此进行国际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斯密的绝对成本论有其局限性,它不能说明一个国家各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均高于或低于另一个国家时,是否应该发生国际间的贸易。英国最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则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不一定都要求具有生产上的绝对优势,一个国家的某种商品,只要在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成本相对低,就可以专门生产。这样通过彼此交换,双方仍然都可以得到好处。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相对成本学说,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先是英国,接着是法国等国工业生产急剧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为了适应扩大工业品的输出和原料的输入,以及对外扩张等需要,在19世纪中叶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主要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各国依靠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放松或废除对国际贸易的管制,促使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但是即使在自由贸易政策盛行时期,贸易也没有达到自由化的境地,关税仍然存在。1929年又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主要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困境,纷纷设置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贸易壁垒,以便保护国内经济不受或少受国外经济变动的影响,自由贸易变成管制贸易或保护贸易。在这个背景下,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于1933年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把自由贸易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种学说认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生产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原因。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俄林把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即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资本丰富的国家、土地丰富的国家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各国拥有的资源不同,要素相对稀少度存在差异,各国尽可能生产资源较丰富的产品来参与国际贸易,只有这样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对世界各国均有益。这一理论提出后20年中,一直被西方经济学家所信奉,它既继承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思想,又推动了传统贸易理论更接近于实际的需要,在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居主导地位,使自由贸易理论达到了顶峰,为二战后各国制定贸易自由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按照资源禀赋学说进行了国际分工,并逐渐放宽了对进口的限制,实行自由化的外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来,整个工业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处于低速增长时期,而且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垄断资产阶级、各劳工组织等要求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措施。美国率先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后,引起了其它国家的报复和仿效,使国际贸易中的贸易自由化浪潮陷入停滞,非贸易自由化倾向日益加强,新保护贸易主义开始出现,并在全世界开始蔓延与扩张。

对于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应作如何解释?就发达国家而言,通过自由贸易,一个国家必然扩大了生产相对优势产品,进口非优势产品,按照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同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如1991年美国每小时工资额为14.77美元,加拿大则高达16.02美元,而墨西哥则只有1.8美元。这样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必然给发达国家的轻纺工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如1990年美国的服装和鞋类的进口总额高达370亿美元,其中进口中国的服装占很大的比重,中国服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1991年美国进口外国鞋95亿美元,中国鞋就占了27亿美元。美国的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在外国进口商品的冲击下已经成为夕阳工业,大批老纺织工业区已经衰亡,未衰亡的则龟缩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苟延残喘。美国整个纺织工业和服装工业的平均增长率近年只有一个多百分点,美国为了使纺织工业和服装工业免受进口商品的剧烈竞争,采取了各种非关税保护性措施,同有关出口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薄弱工业为了增强同发展中国家同行业进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必然要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这必然会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必然要用各种方法促使政府采取某些保护措施。

至于发展中国家实行保护贸易措施则是普遍现象。因为国际贸易虽然能使贸易双方得到贸易利益,但是双方得到的利益并不是均等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已越来越不占优势,并且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这表明它们是在国际贸易中受益较小的一方。再者,发展中国家也是相对优势较少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最终受害的必然是发展中国家。墨西哥1994年12月爆发的金融危机足以证明这一点。墨西哥属于北美发展中国家,它为了加入由美国和加拿大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北美经济圈,使自己进入经合组织,取得发达国家成员的资格,竟主动放弃在关税减让方面发展中国家应有的优惠待遇,把进口关税降到平均10个百分点以下,敞开了国内市场的大门。1992年墨西哥的外贸赤字随着美国商品和劳务的滚滚涌入,比1991年增长了1.27倍。1994年1月北美经济圈正式运转,墨西哥同美国的贸易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外贸赤字竟达到280亿美元,最后终于爆发了比索汇率危机。比索汇率危机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盲目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发达国家经济势力的侵害,为了发展本国的潜在优势,排除外国经济势力的竞争,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贸易保护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可行的政策。

自由贸易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延缓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应采取哪些对策才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1、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相对优势产业,同时要对民族工业加以适度保护和改造。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国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因此在出口商品的比重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了主流。我们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食品等,而且在发达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例如,我国的玩具1993年已占到欧洲联盟玩具进口总金额的58.5%;而在鞋类出口上,我国出口的第一类鞋(塑、胶类)已占到欧洲联盟市场的35.2%的份额,第二类鞋(皮鞋)已占了11.4%;我国服装占到了欧洲联盟市场的20%。我国服装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达20.14%,我国出口棉布对美国市场依存度也达到了8.23%。我国轻纺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打开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也随时有可能遭到发达国家反倾销的报复。这样我国的轻纺产品就处于一种“发达国家打喷嚏,自己就感冒”的高风险状态之中。90年代美国抓住某些中国出口产品的倾销行为肆意扩大打击面,使中国遭受倾销控告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几乎包括了中国各类大宗传统出口产品。其它发达国家也纷纷仿效,日本制定反倾销法后20多年未使用过,90年代以来却首次拿中国输日产品开刀。这种严峻形势说明,我国出口的轻纺产品必须把打开国外市场的立足点从价格竞争优势转移到非价格竞争优势上来。要从提高原材料、基础件的质量入手,狠抓最终产品质量;不断增加花色品种,努力提高产品档次;了解世界先进水平和进口国国情改进出口产品的包装装潢,增加和改进售后服务,大幅度地增加附加值,才能使它们的价格与其它出口国的同类产品价格大体上持平,并随着进口国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动而上下浮动,这是减少国外反倾销打击的重要途径。

在大力发展相对优势产业的同时,还要对我国的弱势工业如电子、机器制造等民族工业加以适度的保护,以避免同国外同类产品进行激烈的竞争。我国的电子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8%,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只有3%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看汽车工业,我国的汽车工业布局过于分散,有126家总装厂、500多家分装厂,是世界上汽车生产厂家最多的国家,但生产规模很小,年生产能力超过10万辆的只有第一、第二汽车制造集团和上海大众汽车公司,1994年总生产能力只有135万辆,不及美国的10%、日本的6%。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水平低,1992年产值只有950亿元人民币,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劳动生产率人均只有5万元人民币,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1991年劳动生产率就分别达到16万美元和26万美元。我国的电子工业与汽车工业与发达国家差距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放国内市场必然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们必须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和改造,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使之尽快成长起来。拿汽车工业来说,我国应充分发挥在汽车工业集团化、专业化、国产化中的强大整合作用,充分发挥我国储蓄资金雄厚、劳动力和地皮价格低廉的优势,迅速建成几个年产100万辆以上的汽车集团,从而使中国汽车特别是轿车也像日本和韩国轿车那样打开美国市场。将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要根据各个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逐步开放,未扶持成熟的行业不予开放,并用开放行业来掩护需要继续保护和扶持的行业。

2、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已奄奄一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才是我国贸易发展的战略方向。

(1)初级产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背道而驰,使初级产品出口战略陷入了挣扎境地。

这种“背道”是指工业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初级产品经济的萎缩,表现在价格上,即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升趋势和初级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的趋势并存。到1986年初,原材料价格与制成品和劳务价格相比已跌到有记录的历史最低水平,即已跌到大萧条年代的最低水平。何以出现这种背道而驰的局面?这是因为初级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和以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供给方面来看,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使产出急剧增加;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扩大了原材料的来源。从需求方面来看,商品向精小型化方向发展减少了原材料的需求量;对原材料利用率的提高以及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大大减少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资料估计,目前一个单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原料量只有1900年所需的2/5。日本1984年生产一单位工业产品所消耗的原料只有1973年所消耗原料的60%,这使日本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减少。1991年日本对燃料和原材料进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57%减少到34.5%。对初级产品的相对需求量甚至绝对需求量有下降的趋势,必然导致初级产品的价格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价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果再以出口初级产品作为主要战略的话,那么对外贸易的条件必然会越来越恶化,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如我国至今未能改变对日本贸易的垂直分工结构,进口的全部是制成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的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和粗加工制品,这是我国与日本一直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均资源量并不宽裕,今后必须改变这种出口结构,减少初级产品特别是矿物资源产品的出口,加大制成品的出口。在我国输日产品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初级产品仍然会占一定的比重,但是必须对初级产品进行适当加工或者深加工,大幅度地增加其附加价值。

(2)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方向发展。

我国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53年的79.4%下降到1981年的49.6%,1991年又下降到22%,鉴于初级产品的出口战略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向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方向发展。80年代初期,我国大体上完成了基本消费品工业的进口替代。80年代中期以后,进口替代重点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重化工业。80年代后期,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基本上告一段落,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仍在进行。90年代我国除了继续进行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以外,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高技术产业也进入了进口替代的阶段。高技术产业是我国下世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国家必须给予优惠的政策,以扶持和鼓励其尽快地发展,从开始的替代进口逐步导向出口。近年来我国家用电器从引进技术、替代进口到大量出口的事实,证明了这条道路是切实可行的。

3、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已越来越不占优势了,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已迫在眉睫。

我国是劳动力资源非常丰裕的国家,按照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我国应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才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实际上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我国已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的商品中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然而这一优势却难以继续维持,原因是:一方面,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工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效益的增长,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1990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下降58%,而职工工资却增长17%。另一方面,尽管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但由于其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工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幅度减少,如1973年至1985年期间,日本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率为5.9%,美国则上升6.9%;而1985年至1990年期间,美国单位产品劳动成本上升率降为3.9%,日本则降至1.1%。这样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将会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两家电视生产厂商摩托罗拉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都曾险些被从劳工成本低得多的国家进口的电视机挤出市场,这两家厂商采用自动化生产后,其产品现在都在同进口的外国产品的竞争中获胜。同样,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自动化程度高的纺织厂,其产品价格也比从劳工成本非常低的国家进口的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究竟还能兴旺几时?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目前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上,对重化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机电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占较大的比重,而对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比重则会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已迫在眉睫。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换代的目标应是增加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我国机电工业在50、60年代就已经初具规模,拥有大量的工作母机和技术力量,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纺织厂、造纸厂、水泥厂等成套设备。到1994年为止,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5年的6.1%上升到26.4%,到1995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第一次超过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额,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但我国机电产业还比较落后,同发达国家以及“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差还很大。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规模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0%,只相当于韩国和台湾的50%;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仍以中低档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成套设备产品、大型设备产品的比重还比较低,主要机电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还不到5%;出口竞争能力不强,信誉不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差。因此,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要坚持以质取胜、提高档次和加强售后服务的市场开拓战略,为此要加快质量认证体系的建设,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使更多的机电产品出口企业能够通过质量认证来提高自己非价格竞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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