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波动性研究的国际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动性论文,财政政策论文,动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或手段，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但绝大多数文献都局限于对财政政策水平(fiscal policy in level)的关注，如财政支出水平、税率水平等，而忽视了对财政政策波动性(volatility)的研究。Hamilton(2008)指出，只关注条件均值是有误导的，还应关注波动性。例如，如果不考虑波动性，一个真实的原假设可能会被以接近1的概率拒绝。所以，在研究中，不应忽视方差的变化。Fatas & Mihov(2013)指出，很多最新研究发现，在模型中控制制度变量后，财政政策水平变量的影响通常变得不再显著，但财政波动性的影响却不同，即使引入制度等变量后，其影响依然显著。从而其认为，达到低通胀和低预算赤字是不够的，有必要获得稳定的通胀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其实，Friedman(1977)早就强调过波动性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虽然通货膨胀不能改变自然失业率，但通货膨胀方差的上升能产生严重的经济无效率，并通过自然失业率而影响长期经济表现。Fatas & Mihov(2013)也指出，如果考虑政策水平(level)，长期货币中性是成立的，但如果考虑政策波动性，则不成立。Fatas & Mihov(2007)强调，与政策工具水平相比，政策波动性可能是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更好指标。 Bloom(2009)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波动性会使得决策者延迟投资决策，引起经济收缩；Villaverde et al(2013)利用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了波动性冲击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波动性冲击会导致衰退，Basu & Bundick(2011)、Baker & Bloom(2011)、Bloom et al(2008)、Bachmann & Bayer(2009)等也证明了这一点。Doganlar(2002)和Boug & Fagereng(2010)研究表明，较大的政策波动性意味着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Aizenman & Marion(1993)、Lensink et al(1999)、Brunetti et al(1998)、Fatas & Mihov(2007)、Villaverde et al(2013)也指出，由于财政政策波动性能够引发较大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主体(企业、家庭等)的投资和消费决策，从而会对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Bloom(2014)指出，不确定性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会降低劳工雇佣和投资，金融中介的借贷意愿降低，家庭会增加储蓄倾向。Pindyck(1988)和Baker et al(2012)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波动性会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经济主体对未来税收和财政行为的不确定性有负面反应，可预测的政策和清楚的游戏规则对私人投资者是非常重要的。甚至，Villaverde et al(2013)指出，财政政策波动性有可能导致滞涨。Fatas & Mihov(2003，2013)也指出，易变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有害。Afonso & Jalles(2012)则强调，即使考虑到要执行一种可持续财政政策，也很有必要研究财政政策波动性的重要影响。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费希尔(S.Fischer)在2010年曾呼吁，制约经济的不是当前流动资金的短缺，而是一种不确定性。只要政策上的不确定性还在阻碍经济增长，美联储就不应该试图继续以创造更多的货币来刺激经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Bernanke)在2010年也指出，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整体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他在2013年曾公开表示，消除中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将大大有利于美国经济。2013年1月4日美联储会议上，几乎所有委员都认为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正在伤害美国经济，全球经济放缓以及欧元区财政和银行业不确定性也是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鉴于问题的重要性，财政政策波动性近几年开始受到发达国家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财政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Afonso & Jalles，2012)。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财政政策波动性研究和管理成为热点。 很多最新文献，如Brzozowski & Siwinska-Gorzelak(2010)、Fatas & Mihov(2013)、Battilossi et al(2010)、Afonso & Jalles(2012)、Villaverde et al(2013)、Tagkalakis(2012)、Agnello & Sousa(2009)、Mara(2012)等指出，财政政策波动性可能是政策调控的重要代价或潜在成本，对其有效管理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而要达到管理的有效性，提高财政政策效率、降低政策成本和代价，应密切关注政策波动性产生影响的机理或渠道及波动性的决定因素。鉴于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和财政政策波动性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稳定、资产价格波动以及对微观主体行为[消费行为、投资行为、劳动生产率、企业绩效等产生重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也有推理的成分，如Nocholas & Miller(2007)、Aghion et al(2010)分别表明货币政策波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研究指出财政、货币波动性可能存在某些联系，如Sahay & Goyal(2006)、Mara(2011)，从而推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有重要影响]，所以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绝不能仅仅关注财政政策水平变化的影响，更应该关注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即使财政、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有益的，但也有理由担心用得过于频繁而产生潜在不利的长期影响，应重视财政政策的长期潜在成本。而且假如我们要根据经济环境调整财政支出、税收水平或结构等，也应采取一种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方式，这都需要深入了解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机理或渠道、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决定因素以及财政政策波动性管理与政策弹性等特征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被国内学者或政策当局忽视的领域，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然而，我国财政政策波动性近年来有所提高，政策不确定性加大。这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消费和投资、保持金融稳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深刻理解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决定因素和管理经验尤为重要。虽然，Philippe & Banerjee(2005)、Rodrik(1999)、Fatas & Mihov(2006)、Chong & Gradstein(2006)、Woo(2011)等研究分别指出，财政政策波动性特征与金融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有重要关系，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但充分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波动性研究的国际动态也有助于清楚认识我国财政政策波动性态势、影响机理、决定因素、调控机理，对我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财政政策波动性测度研究 到目前为止，很多文献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和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了测度。总结和梳理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已有研究文献在对财政政策波动性进行估计和测度过程中所选用的测度指标和测度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文献中常用的测度方法和测度指标主要包括： 1.利用财政变量(财政支出或税收收入)建立一阶自回归或二阶自回归模型，将模型估计后所得残差的标准差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Bo & Sterken(1999)在研究利率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时就对基于GARCH模型所测量的不确定性和基于自回归模型所测度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后者在投资方程中的表现至少和前者一样好。Lensink et al(1999)、Lensink & Morrissey(2000)、Brunetti et al(1998)、Ali(2005)等在研究中使用了这种自回归提取方式来得到财政政策波动性或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同样，Aizenman & Marion(1993，1999)估计财政政策变量的一阶自回归方程，用回归后的模型残差的方差来作为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 2.利用财政支出或收入数据的标准差或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Sahay & Goyal(2006)、Agnello & Sousa(2007)、Chun & Kim(2010)、Rother(2004)、Furceri(2007，2009，2010a)、Afonso & Furceri(2010)、Brzozowski & Siwinska-Gorzelak(2010)、Mara(2011，2012)、Afonso & Jalles(2012)、Tagkalakis(2012)、Schwinn(2015)等文献在研究中皆使用了此类方法测度财政政策的波动性。具体地，Schwinn(2015)利用PWT面板数据、Barro-Redlick的美国数据、WDI面板数据和NATO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财政乘数的影响，研究中财政政策波动性是利用财政变量的标准差来度量，窗口期为6年。一般认为，利用变量增长率的标准差的优点是计算方法简单，缺点是这种度量方法会夸大波动性，导致对波动性的度量并不准确。即使在这同一类方法里，关于财政支出或收入类型、口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变量缺口的标准差主要度量变量周期意义上的波动强度，其中产出缺口指的是现实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额或这个差额占实际产出的比率。而且即使在使用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度量的文献中，有的利用不可观测成分法(UC)、HP滤波、BP滤波、生产函数法等方法获取周期性成分，如Furceri(2007，2009，2010a)和Afonso & Furceri(2008，2010)借助HP滤波和BK滤波来测度财政政策波动，这种方法估算的是周期性波动。而Rother(2004)则利用生产函数法获取周期性成分，并借助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作为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 3.利用财政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财政政策反应函数，以模型估计后所得残差的标准差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测度方法得到的波动性指标是指与经济周期无关，完全是政府偏离宏观调控目标的随意调控而导致的政策波动性。Lane(2003)、Alesina et al(2008)、Herrera & Vincent(2008)、Brzozowski & Siwinska-Gorzelak(2010)、Afonso et al(2010)、Furceri(2009，2010b)、Fatas & Mihov(2003，2006，2007，2013)、Woo(2009，2011)、Albuquerque(2011)、Badinger(2012)、Anzuini et al(2015)等文献在研究中使用了该方法进行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一般而言，在这些文献中，解释变量中会加入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反映财政政策调控的增长目标和价格目标。然而在该类文献中，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构造存在较大差异，模型结构、变量选取和参数设置都有可能出现不同。如Brzozowski & Siwinska-Gorzetak(2010)指出，虽然许多论文在研究中构造了财政政策反应函数，但并没有关于什么是合适的政策反应函数的一致观点，研究者们所构建的政策反应函数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存在差异性。 4.利用随机波动性模型(SVM)估计财政政策波动性。如Villaverde et al(2013)在研究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时，即采用该模型来估算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和税收收入的波动性，而Bloom(2009)、Bloom et al.(2008)、Villaverde et al.(2011)、Justiniano & Primiceri(2008)则利用随机波动性模型估计了生产率、政府债务成本的时变波动性。 5.采用GARCH模型来测度财政政策波动性。Fatas & Mihov(2013)在研究中将采用GARCH模型估计出的平滑的时变波动性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一般而言，如果实际中经济增长率是恒定的，那么样本标准差(或样本方差)将是经济波动的合适度量，然而由于影响实际增长率的冲击频繁地使经济波动发生变化，这时，必须考虑波动的时变性特征。GARCH类模型是对这种时变波动性进行测度的常用方法。但由于应用GARCH类模型度量政策波动性需要高频数据以及较长的时间序列，并且使用该方法还存在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误设的可能。因此，将该方法用于通常时间序列数据较短的财政政策波动性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合适。 除以上测度方法以外，部分文献还采用其他方法和指标来测度财政政策波动性，包括采用马尔可夫转换方程来测度波动性(Bhar，2003)，或者采用财政变量的差分序列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Rother，2004)，而Chong & Gradstein(2006)利用对企业经理人或企业所有者的问卷访谈，根据企业经理人或企业所有者的自身感受来对财政政策波动性或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打分(1～4分)，以此分值作为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 与之相关地，目前国外文献关于货币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主要包括利率波动性(Sahay & Goyal，2006；Fatas & Mihov，2013)、货币供应量波动性(Fatas & Mihov，2013)、通货膨胀波动性(Sahay & Goyal，2006；Fatas & Mihov，2013)和汇率波动性(Boug & Fagereng，2010)等。 三、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研究财政政策影响或效应的文献很多，McDermott & Westcott(1996)、Alesina & Perotti(1997)和Perotti(1999)等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eldstein(1982)、Barro(1990)、Sutherland(1997)、Perotti(1999)等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而Alesina et al(2002)、Davig(2004)和Afonso & Aubyn(2009)等则研究了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另有文献从其他视角研究了财政政策的影响，包括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Ramos & Roca-Sagales，2008；Edward & Zacharias，2007)、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Davig & Leeper，2005)，财政政策对私人劳动供给的影响(Barro，1981；Davig，2004)，等等。以上研究皆是关注财政支出或收入水平，而忽视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财政政策波动性所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备受关注：在理论研究方面，波动性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主体(企业)是风险中性，因为利润函数的凸性，投资可能随着不确定性的上升而增加，Philippe & Banerjee(2005)利用AK模型阐述了这一观点。也有文献认为波动性或不确定性对投资和长期增长有害(Rodrik，1991)。Imbs(2007)从风险回报关系和波动的非对称影响角度论证了这一点。Afonso & Jalles(2012)也指出，从理论角度讲，限制政府支出的波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影响方向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经济周期波动：部分观点认为，政府支出是经济不稳定的来源，能够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性，比如顺周期财政政策(Eller et al，2013)。Poterba(1995)、Alesina & Bayoumi(1996)、Fatas & Mihov(2003，2006)认为，即使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能够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它也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来源；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通过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能够熨平经济周期波动(Afonso & Furceri，2010)，从而对私人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Roubini et al(1989)、Alt & Lowry(1994)、Poterba(1995)、Levinson(1998)和Lane(2003)研究发现，限制政府支出以降低政府支出的波动性会导致经济系统对预期外的冲击的调整速度放缓。然而，其他很多研究直接研究了财政约束对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影响，并提供了相反的观点，例如，Alesina & Bayoumi(1996)表明，财政政策约束对经济周期波动没有显著影响，以上文献讨论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互相抵消。同样，Canova & Pappa(2005)指出，对于美国各州而言，较严格的预算约束、债务或制度约束似乎与经济周期波动没有太大关系，对经济周期波动不存在显著影响。Fatas & Mihov(2006)表明，虽然以上所述的两种影响都很显著，但第一种影响程度要高于第二种影响。特别地，Fatas & Mihov(2003)指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导致的产出波动性会降低经济增长；同时指出，不仅财政政策的相机而动会提高产出的波动性，而且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变化也会提高产出波动性，从而二者对经济增长都是有害的。实际上Aiyagari et al(1992)就发现，财政政策的暂时性或周期性波动会对利率波动性产生显著影响，进而降低长期经济增长。据此，Furceri(2007)分析了99个国家1970-2000年的面板数据后发现，政府支出周期性波动每上升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会下降0.78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在实证研究方面，绝大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政策波动性对宏观经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消费、福利等)和微观主体经济行为有负面影响，如Fatas & Mihov(2003)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波动性(采用财政反应函数回归后的残差的标准差来衡量)对经济增长率有不利影响，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波动性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下降0.8个百分点；Furceri(2007)采用HP滤波得到财政变量的周期性成分，并用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度量指标，研究发现，无论用什么方法来度量，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皆存在不利影响。Afonso & Furceri(2008)借助OECD国家的数据也得到“负相关关系”的结论。Afonso & Furceri(2010)利用欧盟国家以及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并借助HP滤波法得到财政变量的波动性，以此分析财政波动性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同样发现，财政波动性对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面的影响。进一步看，财政收入以及支出的各个组成部分，如间接税、政府消费、政府补贴、政府投资等的波动性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都存在负面影响。Woo(2009)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阶段经济模型，并利用1960-2003年间96个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极化程度会增加财政政策的波动性，财政政策的波动性会进一步降低国家的GDP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波动性每上升1％，GDP增长率平均降低0.027％。Afonso & Jalles(2012)采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1970-2008年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即财政政策越易波动，经济增长率就越低。Fatas & Mihov(2013)采用93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政府消费变量基于产出变量进行回归，将回归后的残差的标准差作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测度指标，其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直接的负面影响。政府支出的频繁调整、力度大且与经济周期状态无关的波动会降低经济增长。具体而言，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1个标准差的提高会使长期经济增长降低约0.74个百分点；而截面数据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1个标准差的提高会使长期经济增长降低超过1个百分点。Villaverde et al(2013)指出，美国金融危机期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持续上升，必将导致财政调整，但财政调整的方式和时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他们首先纳入时变波动性，估计了美国的税收和财政支出过程，并将这一特征融入标准新凯恩斯经济周期模型，并根据美国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以此研究财政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经济活动存在不利影响。Herrera & Vincent(2008)研究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波动性对经济福利和消费的影响是负向的。Harberger(2005)也研究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福利或资本形成的影响。Mara(2011)将经济危机期间的罗马尼亚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率波动性的影响。文中利用GARCH模型测度预期通货膨胀波动性，使用样本标准差测度实际通货膨胀波动性，并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SVAR模型研究发现，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而频繁调整增值税税率将导致通货膨胀波动性的上升。而Rother(2004)、Philippe & Banerjee(2005)、Chong & Gradstein(2006)、Furceri(2009，2010)、Aizenman & Marion(1993，1999)、Lensink et al(1999)、Ali(2005)、Sahay & Goyal(2006)、Chun & Kim(2010)等文献也得到了类似的观点。 进一步地，Aghion & Banerjee(2005)及Fatas & Mihov(2013)指出，财政政策波动性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而宏观经济波动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Afonso & Furceri(2010)利用OECD国家数据研究也发现，财政政策波动性通过影响产出波动性最终影响经济增长。Fatas & Mihov(2003，2006)和Badinger(2008)指出，在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性较高的时候，产出的波动性也较高，从而会扩大经济周期波动。Chong & Gradstein(2006)从理论上证明政策波动性不利于公司进入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其随后利用来自80个国家的几千家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另外，他还发现，通过这一渠道，政策波动性也会影响公司增长，制度障碍会加大这一影响。Ramey & Ramey(1995)、Aghion & Banerjee(2005)、Imbs(2007)等则指出，正如不可逆投资理论所强调的，财政政策波动性的不利影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波动性对资本形成和投资的不利影响这一渠道所发生的。部分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政策乘数大小的影响。Mackowiak & Wiederholt(2010)指出，RI(Rational Inattention)模型表明，当一个信号的波动性越低，微观主体对该信号投入的注意力就会越低，从而在冲击面前能够采取次优行为。Dworczak(2011)则表明，当财政政策波动性较高时，主体会理性地将他们有限的注意力更多消耗在跟踪财政冲击程度方面，从而会降低财政乘数。Schwinn(2015)采用PWT面板数据、Barro-Redlick的美国数据、WDI面板数据和NATO面板数据，利用在模型中设置交叉项的方式研究了财政政策波动性对财政乘数的影响。研究中财政政策波动性是利用财政变量的标准差来度量，窗口期为6年。研究发现，财政冲击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即使在控制了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财政政策波动性对财政乘数仍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很多研究指出，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变化。如Aghion et al(2010)指出，政策波动性的作用受到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负作用在金融部门不发达的国家更加明显，相比而言，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更有可能抵御政策波动的负作用。Rodrik(1999)表明，好的制度能够避免财政政策波动性的不利影响。对于类似拉丁美洲这种内部社会冲突较明显的国家，其经济受到波动性冲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有较强社会结构的东亚国家所受到的影响。Fatas & Mihov(2006)、Chong & Gradstein(2006)等认为，制度因素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起作用，在制度环境不同的国家里，财政政策波动性所产生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Fatas & Mihov(2003)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波动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穷国，财政政策波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富国，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并不显著。Imbs(2007)指出，虽然在宏观层面，增长与波动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在部门层面二者之间可能呈正相关关系，这涉及“创造性破坏”(Schumpeter，1939；Shleifer，1986；Aghion & Saint-Paul，1998)和正的风险回报关系。Woo(2011)认为，财政政策波动性所产生的影响会随着财政政策波动性自身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性质的政策波动性可能会产生不同效果。只有政府偏离宏观调控目标的随意调整而引起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财政政策的周期性波动性则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这一观点与Alesina & Tabellini(2005)、Afonso & Furceri(2010)、Furceri(2007，2010a)不符，这些学者认为，即使是财政政策的周期性波动，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Afonso et al(2010)则发现，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波动性的影响结果存在较大差异。Afonso & Furceri(2010)利用OECD国家和EU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了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有害的证据。进一步地，他们将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变量细分后发现，间接税、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较强的、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政府补贴支出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 四、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决定因素研究 综览国外研究现状，部分文献研究了产出波动性的影响因素，如Justiniano & Primiceri(2008)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粘性价格以及粘性工资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经济系统的潜在产出是平滑的；与此同时，自然产出具有极大的波动性，并且产出的波动性由厂商的定价加成的冲击方差过大导致。另有文献研究了赤字的决定因素，如Alesina & Perotti(1995)通过回顾1960-1995年间各个OECD国家的财政扩张以及收缩情况发现，平均来说，财政赤字往往由财政支出的上升导致，特别由转移支付项目的提高导致，而财政收缩往往由税收上升导致。Gollwitzer(2011)研究了非洲各国财政赤字与财政预算制定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财政预算的制定水平越高，国家的财政赤字越低。Tapsoba(2012)分析了74个国家1990-2007年间财政规则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国家财政规则的使用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具有稳健、显著的正向效果。研究同时发现，国家财政规则的实施效果与财政规则数量、实施时间、权利在政府内的分配情况、政府稳定性等相关。该方面的文献较多，但关于财政政策波动性决定因素的研究则相对比较缺乏，研究工作在近几年才受到重视。 Fatas & Mihov(2003，2006，2007，2013)、Woo(2009)、Agnello & Sousa(2009)、Afonso et al(2010)、Albuquerque(2011)等研究了政治因素和制度建设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提供了来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中，Albuquerque(2011)利用23个EU国家1980-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财政制度的质量对公共支出的波动性有着较大的、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在该研究中，财政政策波动性是用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波动性指标来测度，即剔除了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变化的那部分波动性。从而其主张应加强制度建设，使政府的那些与经济周期波动无关的财政调整变得更加有难度，以降低财政政策的随意调整所引起的波动性。但该文献认为，政治因素似乎并不产生影响(选举竞争性、选举体制、代理指数等变量皆不显著)，但赫芬达尔指数除外，该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波动性会提高0.738个单位，这表明在一些政党中议会席位的高度集中会提高公共支出的波动性，这与Woo(2009)等文献的研究观点不同。Henisz(2004)研究发现，民主总是与更加稳定的财政政策联系在一起。在较为民主的政治环境下，由于控制、平衡和否决权等的存在，约束了政策制定者，从而使得政策具有稳定性(Tsebelis，1995)。Yogo(2015)研究发现，相比于独裁政治环境，民主政治环境下更容易产生更加稳定的政策。其中重要的影响渠道在于特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总是与较大的政策稳定相联系，这一利益集团斡旋促成民主对政策的稳定效应。该文献还发现，利益集团对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取决于社会极化现象的程度。Fatas & Mihov(2006)、Albuquerque(2011)、Brzozowski & Siwinska-Gorzelak(2010)则主要研究财政规则(fiscal rules)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提供了来自美国、OECD、拉美、中东和非洲的经验证据，得到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其中，Fatas & Mihov(2006)通过美国48个州的数据发现，以预算赤字和支出约束形式的财政规则倾向于降低财政政策的波动性。但Brzozowski & Siwinska-Gorzelak(2010)以OECD、拉美、中东等为样本，研究了财政规则(显性的赤字或债务约束)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存在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取决于公共债务或财政平衡规则的目标是提高还是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Albuquerque(2011)则发现，财政规则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波动性会下降0.12个单位。Levinson(1998)和Lane(2003)则主张，任何施加在财政政策上的约束和限制都会降低政府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从而会扩大财政政策的波动性。 Woo(2009，2011)研究了社会极化现象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其中，Woo(2009)的研究表明，社会极化的程度会通过影响机会主义的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而对财政政策波动性产生影响，从而其认为与其他财政现象或特征类似，财政政策波动性是政策制定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政治游戏和冲突的作用结果。从而强加在财政政策之上的正式约束，包括财政规则，会通过改变政策制定者的动机而影响财政政策波动性。Woo(2011)选取34个国家1960-2000年间数据为样本，构建了新的政治经济渠道研究收入差距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包括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的波动性)及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极化现象越明显，即收入差距程度越高，该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就越大。具体而言，收入差距每提高1个百分点，财政政策波动性会提高2.5～3.6个百分点。 还有文献研究了政府大小或政府规模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如Albuquerque(2011)认为，较大规模的国家和政府往往拥有较小的公共支出波动性。具体而言，政府规模大小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波动性会下降0.025个百分点。而国家规模大小变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波动性会下降0.13个百分点。Furceri & Ribeiro(2009)采用160个国家1960-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小国的政府消费的波动性(包括相机抉择性的波动性和非相机抉择性的波动性)较大，政府规模大小的波动性也较大；而对于更易波动的经济体而言，政府支出的波动性与国家大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变得更加明显，这一结论对于不同时间段、不同国家样本、不同计量技术和控制变量都是稳健的。Furceri & Karras(2007，2008)指出，政府支出的波动性会随着国家大小的变化而变化，小的经济体更容易波动且更容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特别是，当政府支出被用来进行反周期操作时，由于更易波动且更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小的经济体可能会更加激烈地使用政府支出。Yogo(2015)也认为，小国的财政政策波动性较大。与此观点不同的是，Dixit & Weibull(2007)、Fernández & Levy(2008)、Lindqv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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