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何以塑造理想国
——《理想国》卷八刍议
刘贵英 蒋学孝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重庆 400041）
【内容摘要】 在卷八中，柏拉图《理想国》剖析了不同政制的特点和代表人物，并演示了政制退化的全过程。柏拉图力图证明，个人与城邦之间具有同构关系，政制影响个人德性成型，而个人德性的转向最终又使得国家政制产生变化。通过把个人心灵放大到城邦进行考察，卷八既回应了色拉叙马霍斯在开篇提出的诘难，也间接地论证了“哲学王”统治的必要性。
【关 键 词】 柏拉图 国家制度 德性
在《理想国》的开篇，色拉叙马霍斯提问，“正义与不正义的人何者更快乐？”初看之下，不正义者似乎更加快乐。出于明晰问题之目的，苏格拉底提出要以“由大见小”的方式，先探讨城邦正义，然后考察不同城邦政制下个人之正义。为满足这一论证目的，柏拉图必须先预设并证明个人与城邦之间何以存在同构关系。
一、个人与城邦之同构
在卷二中，柏拉图初步建立了城邦和心灵的同构关系，提出了个人正义放大后即是城邦正义[1](P368e)，通过探讨城邦正义可以更好地回答“何为个人正义”的问题[1](P368a)。于是，柏拉图在卷八中逐一探讨了各种不同的政制。借苏格拉底的辩论，柏拉图明确了城邦与个人之间的同构性，不同的政制起源于不同的人们的个性，而不同的人们个性又受不同政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所影响。以从个人正义的定义为起点，苏格拉底逐一论证了灵魂的正义，最终又把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进行比较和探讨。卷八便是这种同构性学说的证明。
何为个人正义？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个人与城邦之间都有三种品质，而且城邦的这些品质都来源于个人，这些品质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1](P435e)。理智是灵魂的理性部分，欲望是感性部分，而激情则介于两者之间。在三者之中，理性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三者的和谐共存便产生了正义[1](P434c)。
3个咖啡产区之间咖啡豆中咖啡酸含量差异不大；保山市较临沧市及普洱市在绿原酸、葫芦巴碱、D-(-)-奎宁酸含量均偏高，临沧市、普洱市之间差异不大，说明不同产地的小粒咖啡因生长的海拔、气候、土壤等不同，咖啡中化学成分含量存在差异。在进行不同地区的咖啡品质评价时，增加绿原酸、葫芦巴碱、咖啡酸、D-(-)-奎宁酸等指标的评价，能更加客观、科学、全面地分析咖啡豆的质量品质。
很明显,vB(即stokes频移量)变成了与温度T和应变ε相关的函数。而且随着光纤的温度和应变的改变,vB将发生线性变化,该线性关系如下所示[10-11]:
在《理想国》的开篇，色拉叙马霍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正义与不正义的人”哪一方更快乐[1](P545a)。苏格拉底是从个人正义到群体正义的角度作辩论，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不正义的人初看之下似乎更快乐，但是一旦将这种不正义的行为扩大到群体范围，那么这种不正义带来的快乐随之消失，所有不正义的人就都会因为不正义的行为导致痛苦的结果。因而，在这里苏格拉底就建立了同构关系的初步设想。
在卷八中，柏拉图进一步细分个人正义的三个部分，欲望被分为不节制的、节制的和非法的。因而，人性的三个部分被扩展为五个部分，同时五种不同的政制各自对应其中一个部分。贵族政制好比理性、激情与欲望的和谐，贵族政制以灵魂的理智为主导，为智者所掌权，最为正义和完美。荣誉政制不重视哲学，丧失了灵魂的理智部分，勇敢和好战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贵族政制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政制，那么荣誉政制便是以激情为主导的政制。荣誉政制与寡头政制的统治者都贪财好色，但是寡头政制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无节制的贪欲[1](P555b)，寡头政制以财富的多寡分配财力，整个国家从上而下都彻底沦为贪财奴，所有美德和智慧都必须让位于钱财。因而，寡头政制就像一个追求欲望满足的人在城邦中的放大。与寡头政制相比，民主政制追求过度的不节制的欲望，民主政制追求宽容和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无度的自由。最后，僭主的统治依赖于剥夺人民的自由，因而僭主独裁纵欲便是非法的欲望。
城邦正义与个人心灵的同构性，意味着不同的政制以不同的个人品质为主导，也意味着不同的政制以不同的代表人物为主导。不同政制的政治环境孕育了不同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又反过来主导着不同政制的形成。由于“生物周期”的影响，贵族政制被分为优秀和不优秀的群体，不优秀的人也就意味着理性不再为主导，因而这些不优秀的群体引起内战并最终过渡到荣誉政制。荣誉政制由激情主导，因而荣誉政制的平民勇敢而好战，其崇尚统治阶级的品质就好像士兵服从与长官一般。荣誉政制青年由于家境衰落，又逐渐变为热爱财富的人，因而又促使了政制从崇尚勇敢向崇尚财富的转变。这种城邦与个人的演变过程，正是卷八所要呈现的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的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同构关系。
五种城邦政制的演变，同时又代表着人性在五种政制中的退化。从崇尚智慧、以哲学家为王的贵族制，转向崇尚好战勇敢的荣誉政制。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慢慢地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从一个热爱智慧的人折衷为好胜青年。而后，这个柏拉图笔下的“青年”逐渐变得贪财，降级为寡头政制青年。这个“青年”在民主政制下，又追求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欲望。最终，“青年”的自由被完全禁锢，沦为了统治者剥削的对象。在这一系列的政制演变过程中，柏拉图向我们演示了，每一种政制向后一种政制的演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人性退化。
二、政治环境对心灵德性造成影响
政治环境影响个人德性的成型，而个人德性的转变又伴随着政制转向，两者的影响是相互的。卷八开篇，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把关于个人正义的探讨，放大到了城邦正义的探讨之中。格劳孔提出，通过探讨各种政制的利弊，便可以确定个人善恶与快乐与否的关系[1](P544b)。在这里，柏拉图开始预设个人德性对与城邦政制转向的主导作用，并指出城邦与人的个性一一对应，不同的人们性格是导致不同政制的主要原因[1](P544b)，个人德性导致社会风气发生转向，这些风气的蔓延又导致了不同政制的出现[1](P544e)。
综上所述，卷八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个人德性的堕化导致国家政制从最完美的贵族制转向剥夺所有人自由的僭主政制，揭示了心灵德性的转向是城邦政制演化的主导力量。卷八正面回应了“城邦是放大的个人”这一命题，同时也回答了色拉叙马霍斯开篇提出的“不正义者更快乐”之诘难。
在《理想国》前七卷，柏拉图提出个人正义在于灵魂三个部分的和谐协作、各安其位，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灵魂出现不协调和混乱呢？就卷八而言，这种混乱的产生乃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使然。
荣誉政制是如何从贵族政制演化而来的呢？卷八表明，这种转变萌芽于教育。生物的周期性决定了人的先天差异，其结果是国家分裂为优秀和不优秀两个群体[1](P546b)。然后，群体内部的思想差异造成矛盾，进而导致群体内讧，最终促使不同利益集团生成，原本思想的矛盾此时转为利益矛盾[1](P546)。最后，内战爆发，贵族政制被瓦解，取而代之的便是荣誉政制[1](P545d)。柏拉图在这里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贵族政制看似最为正义和完美，然而一旦教育败落，德性退化，那么整个国家堕落为荣誉政制也就不远了。
柏拉图在卷八中还提到一类特殊群体——雄蜂，通过对雄蜂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明晰个人德性对城邦政制转向的作用。僭主政制由于剥夺了平民的支持，因而僭主与平民之间矛盾重重。僭主政制要想不瓦解，就必要圈养雄蜂以巩固僭主的统治为目。在卷八中，雄蜂是不良风气的传播者，意味着政制堕化的开端[1](P564b)。雄蜂主要通过舆论宣传的方式影响政制，使社会风气转向有利于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的方面，从而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1](P564e、568)。
柏拉图在描写民主政制的部分区分了两种欲望，一种为必要的，而另一种则不是必要的[1](P558c)。柏拉图把那些懂得节制不必要欲望的青年称为“节俭的寡头型人物”[1](P558d)，与之对应的便是不懂得节制欲望的民主式青年。民主政制主张以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1](P557b、558a)，这是民主式青年得以诞生的外在因素。在寡头政制的影响下，寡头政制父亲的贪财欲为年轻人的贪财思想提供了模范。受这种家庭环境的长期影响，青年人常常陷入贪财与否矛盾之中[1](P560)，这是民主式青年诞生的内在因素。最后，年轻人的美德让位于贪财欲[1](P 5 6 0 c)，民主式青年就是这样产生的[1](P561a)。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头型人物与民主式青年的特点都是贪财，区别在于寡头型人物仅仅追求财色等肉体上的满足，而民主式青年除了这些欲望外，尚对宽容和自由有过度要求。
在民主政制向僭主政制演化中，柏拉图先假设富人被平民污蔑为寡头[1](P565b)，这是富人转变为寡头的前提，而后谣言四起，这是转变的社会因素，最终变成了寡头[1](P565c)。
三、灵魂德性主导政制演化
在柏拉图看来，德性不完全是道德层面的含义。“马受伤，所以马的德性坏了”，在此处，德性指代事物功能意义上的特质。人与动物有所不同，人“具有一种本质的本性和一种本质的目的或功能的人的概念”，只有心存正义者才有人生意义，心灵德性的概念因而被自然而然地提出[2]。
荣誉政制向寡头政制的过渡也大致如此。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的德性从崇尚勇敢和好战，进一步退化为崇尚金钱，金钱便代替了法律，有钱人可以蔑视法律、恣意妄为[1](P550d)。其结果是，拜金主义之风盛行[1](P550e)，所有人沦为贪财奴[1](P551b)。一个寡头政制的雏形便由此生成。
在荣誉政制中，柏拉图先对其政制特点加以描述，然后以典型人物的假设，柏拉图刻画了政制对德性影响的具体过程。荣誉政制的统治者贪财好色，而平民阶层又崇尚统治者[1](P547d)，这种特点是不良风气得以自上而下进行传播的前提。荣誉政制轻视哲学[1](P548c)的特点，又加剧了青年人对理性的不重视。以一个典型人物为例：一个受到良好教育年轻人，其灵魂起初处于和谐。然而社会不良风气不断地侵蚀年轻人，他难免会对自己所受的教育产生怀疑。久而久之，年轻人心中便有了善与恶两种念头，这时原本和谐的灵魂便混入了不和谐的因素。年轻人最终在两者中取折衷，好战的激情便开始主导灵魂，于是荣誉青年因此产生[1](P550b)。
细胞接种到培养板并依前述方法处理后，4 ℃下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取适量培养上清液按照IL-1β、IL-8、TNF-α测定试剂盒说明书步骤操作(单位以pg/mL表示)。
生活在寡头政制下的贫民阶层，由于阶层的矛盾激化[1](P556e)，这时贫民转而渴望一场革命[1](P555e)。当持有这种想法的贫民数量愈加增多，寡头政制的国家就产生了战争的苗头[1](P556e)，然后内战爆发，民主政制应运而生[1](P557a)。
民主政制主张过度的自由和欲望，一旦其欲望和自由生活被稍加约束，他们就会称约束者为寡头[1](P562d)，从而把国家引向平民与寡头的战争中。此时，处于战争的需要僭主被推举为领袖，因而僭主得以把握权力，在僭主本性的引导下，僭主个人的非法欲望的意志便实现于城邦，同时由于僭主的德性的缺失，僭主政制得以在城邦中建立。
1.教师引导：假设14个玩具汽车可以换x本小人书，同学们能否根据题意列出比例？并说说你是根据哪两句话写出比例的，你是怎么想的？
寡头政制又是如何使好战青年转为贪财者呢？柏拉图指出，寡头政制内部充斥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寡头政治的统治阶层都是富人阶级[1](P550d)，而穷人则由于缺乏教育，很容易会变成乞丐和扒手[1](P552d，552e)。由于这种特点，寡头政制本身就很容易使人产生财富欲望。如果家族由盛转衰，父辈由于财富减少不再掌权[1](P553b)，这些因素加剧了贪财欲的产生，荣誉政制青年的好战心也随之转为对财富的热爱[1](P553c)。
1.1.2 苜蓿品种 5个供试紫花苜蓿品种均已生长2年，分别为国内选育品种甘农3号(M.sativa cv.Gannong No.3)和甘农9号(M.sativa cv.Gannong No.9)、地方品种陇中(M.sativa cv.Longzhong)和清水(M.sativa cv.Qingshui)、引进美国品种WL168HQ(M.sativa cv.WL168HQ)(表1)。
四、教育何以实现理想城邦
正义是贯穿整部《理想国》的线索，所有问题都是以正义的讨论为开端，然后逐步深入探讨。在柏拉图的假想图景中，个人正义引导城邦的正义，社会的动荡混乱，根源在于人们内部灵魂的混乱[3]。那么如何保证灵魂的正义呢？柏拉图把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对德性的教育[4]。柏拉图的教化不是短暂和浅层的调和，而是深入人的灵魂深处的，进而培养一个完善的灵魂[3]。同理，柏拉图所要建立的理想城邦也不是短期不存在矛盾冲突的政体，而是以教化为基础，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完美德性的国家，这个国家要求平民阶层接受良好的教育，所有公民都以理性为主导，从而达到城邦内部的团结和思想认识的统一。同时，这个国家还要求统治者必须同样崇尚理性，而不是崇尚好战或为欲望所主导，从而保证城邦不会因为统治者的原因堕化为僭主政制。因而，一个理想的城邦还要以哲人为王。
在卷八中，柏拉图多次强调了教育对构建理想城邦的作用。柏拉图在描写寡头政制特点时提到，寡头政制很容易产生大量乞丐和扒手等群体[1](P552d，552e)，这些群体汲取国家的血液又反过来祸害国家[1](P552c)。在这一段描述中，柏拉图认为诸如乞丐和扒手这类群体祸害国家，因而对柏拉图来说，一个理想的城邦不应存在这类群体。那么是什么原因为这类群体提供成长土壤呢？柏拉图指出，这类群体的存在与寡头政制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所提到的“政治环境”即是一个缺乏教育和良好政治制度的国家[1](P522e)。于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要使寡头政制变为一个“善”的城邦，就要消灭寡头政制下诸如乞丐和扒手这类群体，而消灭这类群体最好的方法便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
贵族政制的瓦解则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生物的周期性使人可以被分为优秀和不优秀两者[1](P546b)。如果不优秀者不接受教育，优秀者与不优秀者就有思想认识上的矛盾[1](P546d)，分裂和冲突便由此诞生。在柏拉图看来，贵族政制在五种政制之中最为完善，其瓦解初看之下是国家派别分立的结果，但通过柏拉图的描述不难发现，贵族政制的瓦解同样是由于缺乏教育所致。这个案例实际上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反证，即一个理想政制必须是从上而下，从统治者至平民都具备完善的德性，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只有统治者为智者所掌权，而平民不完全为接受过教育，其后果便是这个完善的国家也会因此分裂并瓦解。
当然，只有民众接受过教育，而统治者为欲壑难填的人也不行。因而，柏拉图又以寡头政制和僭主政制为例，证明了哲人为王的必要性。在寡头政制之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假设——穷人拥有智慧和美德，而统治者则既没有美德也没有智慧，有的只是贪财的欲望[1](P550、551)。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立场便于民众的立场相反，甚至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民众[1](P551)。由此可见，一个只有民众拥有美德和智慧，而统治者则没有这些德性的城邦也不是柏拉图心中理想的城邦。
3）项目信息化管理的运行机制有待完善。除了系统设计本身的问题，通过在使用系统进行项目申报工作中发现，系统在运行机制方面仍有完善空间。
绘画描绘了属于孩子自己的想法、感觉、情绪。然而大多数的孩子较自然且自发地运用动作用非语言的行为来表达自己，且非常喜欢画人物，似乎在其图画中蕴涵着许多特殊或有意义的含意。
在僭主政制的探讨中，柏拉图进一步强化了哲人为王之必要性。僭主四处树敌[1](P566)，消耗国家的钱财用以圈养不产生社会价值的“雄蜂”[1](P567、568)，僭主最大的恶在于剥夺公民的一切自由，传播虚假舆论，并奴役公民[1](P569)。因而，僭主无疑是最糟糕的君主，生活于在这种糟糕政制之下，民众即使拥有智慧和美德，也无法改变僭主政制为所有人带来痛苦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通过对各种不同政制的考察，卷八回应了哲学为王的必要性这一命题，同时体现了教育实现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这一思想。理想城邦既要求统治阶层为智者掌权，也要求以教育提高全体公民之德性。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2002.
[2]韩宁，刘婧波.德性的理性基础——对《理想国》德性论的一种阐释[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10）.
[3]孙经国.柏拉图的德性教化论思想探究[J].道德与文明，2011（01）.
[4]李润洲.柏拉图德性正义论的教育意蕴——对《理想国》的一种解读[J].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中图分类号： B50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4-0101-04
* 作者简介： 刘贵英（198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蒋学孝（1991—），男，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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