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大众化:当代文学发展的两大趋势_文学论文

大众化与大众化:当代文学发展的两大趋势_文学论文

平民化与平俗化——当前文学发展的两种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化与论文,平民论文,文学论文,平俗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当前文学的平民化与平俗化是两个引人注目的流向。平民化以视点下移,观照普通人的生活为特征,体现出鲜明的平民意识,是当代文学开始真正关注现实普通人生的标志,可视为文学的进步。而以通俗文学为代表的平俗化,则以消遣性、刺激性为基本特征,体现出强烈的娱乐和商业意识。平俗化是顺应社会变革而勃然兴起的,契合了读者的心理需求。两种趋向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当代文学,但在文学精神上是有所不同的,不应混淆起来。

文学的平民化与平俗化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今的两种愈来愈明显的趋向,已引起普遍关注。从表现上看,两种趋向由于都向世俗生活倾斜,虽然程度和方式不同,也多少有某种相似之处。因而,有些评论将两者相提并论,一概视为文学的“退化”,一则混淆了两者的界线,二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两种趋向所涵盖的作品,无论是内在的艺术精神和外在的表现形式都是大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趋向的出现,既是一种必然,更是未来文学走向的某种预示。对此,不可不察。

直面人生,表现和反映现实人生的真实状况,不回避不虚饰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的样相,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就是一直被提倡和追求的目标之一。鲁迅就始终在倡导并努力实践着这一种精神。但是,直面人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其客观、真实的内在品格,总是被政治的需要所压抑。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逐渐将这种艺术精神放逐到文学殿堂之外。文学作为政治理念的载体,其中的人物、事件常常被灌注了太多的政治色彩,高扬的政治热情代替了人们正常的情感,激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渐渐取消了人物本来的面目。在文学中找不到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实况,体验不到普通人的喜悦和烦恼,人物作为政治观念的替身活跃在文学中,不复是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同个性的人。文学只是急于直接承载和传达某种思想观念,发挥思想教育的作用,其视角和审视对象自然而然地排除了对现实人生的体察,其视点是向上的、唯上的。直面人生作为文学应有的品格,在政治的权威下,只能在另册中不见天日。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应该说,曾出现过好的作品,那时候文学追逐理想时所表现的执著与纯真,所表达的希望和理想,从当时或现在看来,都是神圣和崇高的。但是,随着情势的改变,在文学创作中,先验臆造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政治理念作为先验的存在,越来越严重地制导着文学进程,最终使政治的理想变成了文学的理想,政治幻想变成了文学幻想。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人们发现文学所描写的希望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此之大,那些太多的希望和理想在现实面前几乎都被否定了,现实生活原不是文学所描写的生活。人们在过多的希望之后,在品尝着深深的失落感,并开始认真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真实状况。

面对时代的转型,文学也面临改变自身面貌的任务。盛行多年的伪现实主义和虚假的浪漫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冷落,人们不能容忍也无法接受文学再继续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文学开始调整自己,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逐渐向自身回归,完成文学所以成为文学的特征的表达。新时期初期文学的“轰动效应”只能算作是一个过渡性阶段的特殊现象,并不表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理应引起轰动,所谓“轰动效应”对文学来说,只是一个虚假的光环,称不上文学在真正意义上的复归。随着轰动的消失,文学的实验性探索可算是一次认认真真地向文学自身的开拓。先锋小说以其惊世骇俗的面貌在文坛独树一帜,展现了纯文学发展的一种可能性。现在看来,先锋作家们的操作,由于其超前性和越来越明显的与大众和现实的疏离的倾向而最终归于沉寂,是一种必然。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先锋作家们忽略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鉴赏心理。先锋小说颇具悲壮色彩的沉寂,给后来者留下了可贵的启示。现在,回顾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各种探索和不断涌动的思潮,有一个脉络似清晰可辨,那就是各种探索和思潮,它们不是孤立地产生和沉寂的,每一个思潮的涌动,每一种新颖的探索,都为文学开辟新的天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文学的这种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流演变化,其指归当然也不是散漫无际的。实际上,在文学渐渐远离政治中心,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中,文学的视点也在一步步下移,那种凌空蹈虚的、无视现实真实的高调文学全然失去了市场。读者宁愿在文学中看到真实的,哪怕是痛苦的现实,也不愿去看与现实和自身毫无关系的作品。当然,作家也不被动,他们从过往的教训得知,抛开现实,直趋理想的文学固然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如果实实在在地从人们的现实境遇中,发掘现实中人的生存之实,理清和认识现实关系,可能比那种可敬的但是虚渺的理想主义,更能切入社会的本来面貌和实质。所谓视点下移,指的也正是关注人们的生存之实和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文学审视生活角度的转移。

这种视点下移,既是对过去文学视点向上唯上,依附于政治权威的反拨,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文学的独立品格总是在不断地寻求张扬的机遇,当挣脱政治权威的羁绊后,文学的独立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便表现出来。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变化的历程,不论其丰富与多样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的关注,就是在先锋文学那里,也可以感到对人的本性、主体性的强烈的审视欲望。至于像“寻根文学”这样探求民族文化之源的流派,对人的原始能力、本能欲望和力量的挖掘与推崇,简直就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但是,这些流派对人的关注,要么失于形而上的抽象,让人不易直接鲜明的感知,要么则失去了与现实生活的直接联系,只让人兴奋感叹一番也就罢了。它们仍然缺少切入现实的力量。但它们毕竟将文学审视人的本真状态的自然要求一点一点地表现了出来。正是由此,新时期文学抱定了“真实性”原则,开辟了直面人生的一条道路。我在这里主要是指继各种思潮和主义之后,于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文学的平民化趋向也正由此发端。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自然有其共同的特征,即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它减退了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1 〕有的论者更明白地将新写实小说的特征概括为“艺术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还原生活本相”,“注意力倾注在对世俗生活和普通人的表现上”。〔2 〕直接将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和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关注作为一种艺术追求目标,不光是一个如何选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文学精神的转变。

《风景》(方方)和《烦恼人生》(池莉)被评论界一致推为新写实小说的发端之作,也被认为是两篇代表性作品。这两篇小说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艺术技巧上的创新,而在于它们将人们司空见惯的,因而也不大在意的日常生活的平凡庸碌,一下子抖落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仿佛一下看清了自己的生活处境,弄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两篇小说并没有设置什么奇巧的悬念,摒弃了华而不实的词藻,一切都按生活原本的流程叙述开去,一切都是生活原本的状态和色彩,不凸现什么,也不隐藏什么。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真实叙述,把人们从幻想的彼岸拉回到现实的此岸,从虚假的幻觉中拉回到现实真实的存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烦恼”,它的“风景”就是这样的粗鄙。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只是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不去正视它们。谈到创作《烦恼人生》的动机,池莉说:“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它并没有因为我把它编成什么样子它就真的是那种样子。……生活把什么没有展示出来?爱情,忠诚,欺诈,陷害;天灾人祸,大喜大悲,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我终于渐悟,我们今天的这生活不是文学名著中的那生活。”印家厚这样的产业工人们,“他们有主人翁的自豪感也有因为主人翁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他们有责任心却又为责任心所累,他们厌恶单位的人事矛盾却又深陷其中,他们怜爱老婆却又挡不住对新鲜爱情的向往,他们努力想过上好日子物价却一个劲地上涨”,她要用“真实的心情”,用“崭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旧标签逐一剥离。”〔3〕很显然,新写实作家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开辟了新的视角, 即将审视生活的视线转向了生活中普通人的现实处境,以求真实地反映普通平民在“新生活”中的生存实况。他们摒弃了超越现实生活和普通人的看似神圣、崇高的幻想。在写什么上表现出来的这些根本特征,使新写实小说的民间色彩变得十分鲜明,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因而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吸引力和亲和力。

继《风景》和《烦恼人生》之后,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同以一个人物为主人公,叙述了他走出校门,迈向社会后,从工作到生活逐渐由清纯的本性向卑俗境地的沉落,他无法与现实对抗,只能被现实环境和生活吞食,最终只能与曾经格格不入的官场和现实妥协,加以认同。类似这样的普通人无可奈何地认同现实的故事,是新写实小说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关于行规的闲话》(李晓)中的“行规”,在我看来则有某种隐喻意味,它是官场与权力场上的那种微妙的,有时甚至是公然不讳的关系。在这种“行规”的规定性下,不合理的变成了合理的,而小人物们在这种环境中也只能认同那“合理的存在”,至多也只能说说“闲话”而已。

对普通人生存境况的关注,使新写实小说的触角更多地伸向普通平民的平凡琐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景象,并尽量保持生活本身的原来风貌,“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新写实作家尤其注重普通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失落,在他们笔下,那些普通人除了认同和适应现实,确实没有别的选择。此外,还特别关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感情贬值的现象。在新写实小说中,婚姻家庭从过去浪漫挚爱、理解温存的幸福景象里,跌落到现实生存的尘世,这里只有为日常琐事而烦恼、为缺乏理解和宽容而起的冲突磨擦,乏味无聊、日复一日。爱情的浪漫与幻想在这里被现实的生存困境驱逐得无影无踪,能把日子过下去已经十分不易。《不谈爱情》(池莉)、《离婚指南》(苏童)、《懒得离婚》(谌容)、《过把瘾就死》(王朔),从这些小说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在现实境况中普通人对感情生活中那种隽永缠绵、温馨浪漫的境界追求是多么消沉,爱情婚姻的古典的内蕴在现实生存的重负与无奈之下,早已被掏空。

新写实作家以求实的态度去审视生活,认真体察普通平民的生存境况,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真实地叙述了“中国大多数公民的人生烦恼”和“这一代人的普遍的生存状态”。〔4〕因此, 在写什么的问题上,首先突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平民化特色,从两方面体现了视点下移,一是关注普通平民的“生存之实”,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为叙述对象,从而淡化了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一切都是普通平民世俗生活的“实录”。池莉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5 〕由于重在还原世俗平民的生活原貌,新写实小说从总体上可称为世俗平民生活图景,风格上一般都十分平易朴实,以富有民间特色的总体特征显示了向平民化的归趋;二是新写实作家既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平民生活,也不是以仰视角度使平民生活变形,而是身置其中,以平等的姿态去体察、去叙述,不作虚假的夸张或有意识的隐瞒。刘震云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上”。〔6 〕新写实作家的这种观念和写作姿态,使读者感受到平等,也使作品对读者产生了平民文学所具有的亲和力。

以新写实小说为开端的平民化趋向,从一开始就特别突出。但是,作为文学发展平民化趋向的代表,新写实小说并不是文学平民化趋向的唯一体现。事实上,与新写实小说前后出现的如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新体验小说,甚至新历史小说等,都以其对平民、普通人生存境况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其对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的摒弃,甚至以在语言上的市民化、粗俗化等,共同强化了文学的平民意识和趋向。可以说,建国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没有过,或者说十分淡漠的平民意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和强烈。肯定一点说,目前文学确实已从虚妄的理想的云端,踏踏实实地步入了百姓大众的现实生活中,从而完成了文学的一项具有意义的反拨和转折。

与文学平民化趋向同样突出的另一趋向,就是文学的平俗化趋向。从本质上讲,这两种趋向是不相同的。这一趋向的代表就是近年来兴盛不衰的通俗文学浪潮。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走向之一,通俗文学的兴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为文学观念的匡正和变革提供了可能。

通俗文学以其通俗大众性、娱乐消遣性为根本特征,侧重大众的审美趣味,在艺术精神上同样不追求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而追求非深刻性的娱乐消遣功能。自50年代开始,文学所应有的通俗文学一脉,就被扼杀取消了。由于反对文学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通俗文学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在80年代的重新兴盛,与文学的平民化趋向的增强,同样是文学的一种复归和反拨,其意义不可低估。

文学的通俗化趋向,远比文学的平民化趋向来得迅猛,声势浩大,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汪洋之势。

由于长达30多年的通俗文学的空白,所以通俗文学热的兴起,一开始是以在大陆出版国外通俗小说为发端的,其中主要是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从而率先形成了推理小说热。另一方面,历史上出现的历史公案、古旧侠义小说在读者中掀起热潮,现代文学中的世俗言情小说,如鸳鸯蝴蝶派小说,也迅速占领了图书市场。80年代中期,“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作品更是在大陆引起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同时,西欧、北美和日本的通俗畅销小说,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说也大量出版。通俗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自湖北的《今古传奇》作为全国首家大型通俗文学刊物问世后,此类刊物就相继出现,形成一股创刊热,最盛时竟占到全国文学期刊总数的三分之二。至于通俗文学类的大小报纸,更是数不胜数。

通俗文学的回归和兴盛,除了社会政治因素外,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通俗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契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和情趣。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整体水平相对低下,人数众多的国度,通俗文学以其通俗大众化、娱乐消遣化的特征,最容易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通俗文学不以追求深刻崇高为目的,而以娱乐消遣见长,读者的阅读期待中也少有寻求深刻思想性的成分。人们在节奏紧张的工作之余,在长途旅行的单调中,在不堪心理重负之际,甚至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读一读通俗文学作品,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情绪调节。不独如此,通俗文学由于其“无奇不传”的特性,也容易刺激读者的心理,甚至激起诸多想象。这样一来,通俗文学的阅读面是不可小看的。如“新武侠小说”,既吸引了广大的一般读者,又能吸引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群。华罗庚就称港台武侠小说为“成人的童话”,就既表明了他对这类小说的理解,也透出其偏爱的心理。

通俗文学的兴盛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作为文学的一翼,丰富和充实了文学的面貌和内涵,成为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但是,通俗文学的本质的规定性,使它只能在通俗的浅层面发展,从整体上只能呈现一种平俗趋向。所谓平俗化,主要是指文学追求奇险惊绝、消遣娱乐而淡化或不着意追求思想性,向世俗、大众靠拢的现象。平俗化的代表就是通俗文学,它既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客观需要,就没有理由去指责它的平俗化。相反,应该肯定的是,通俗文学的平俗化,充分展示了文学应有的功能和魅力。通俗文学虽然与深刻性、思想性无缘,而且具有削平深度的力量,但它与大众心理却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保有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

从上面对文学的平民化和平俗化两种趋向的大致描述中可以看到,平民化与平俗化的产生,虽然在背景上有共同因素,但两者在当代文学中的定位是不同的。平民化趋向只是指文学审视生活角度向普通平民的转移,更突出民间色彩,其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性,而不是抛弃思想性,与现实生活妥协。因此,文学的平民化趋向仍然是“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发展的一个向度。而平俗化趋向则以娱乐消遣为旨趣,并不以对生活的超越为归旨,因而也只能定位于俗文化的范畴。

但是,由于两种趋向都具有归于世俗的相似点,近年来关于文学向现实妥协、向现实认同,进而认为文学全面俗化,失去了超越生活的力量的观点颇为流行。即认为文学向世俗的日常现实生活的靠拢,拒绝了思想的纵深性,放弃了对现实的诗性超越,由解构现实变为点辍现实,由诗意观照变为沉溺日常,由理性思考变为赞美世俗,从而在文学发展上形成了一种需要加以有力“遏制”的俗化趋向。新写实小说则被认为是走向俗化趋向的开端。

如果说俗化趋向中不包含着对现实的深刻思考,那么,新写实小说的平民化趋向则是在油盐米醋、日常生活的描述中蕴藏着对平庸现实的反抗和拒绝的立场。但是,新写实作家采取的姿态却是冷峻、客观的,他们不是用作品去图解思想,或是以启蒙者的态度对大众作指引,而是将“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上”。新写实小说一经出现便引人注目,关键还是在于这种“独特的体验”。作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认真仔细的体察,直接逼近了客观存在本身,使文学过去忽略的,甚至是视而不见的,同时也是人们身在其中、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和细节,清晰地凸现出来。面对这样一幅突然展开的鲜活的普通人的生存景象,麻木的心灵会受到巨大的震动,也会由此重新审视和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而才能去改变它。摒弃直露的说教,并不意味着中止了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新写实小说恰恰是在真实、客观的叙述中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的意义,通过对客观的社会存在状况和人的生存境况的再现,为当代文学写下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一页。

新写实小说以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人物也只是一些普通人,这里没有英雄,也没有理想的照临。这并不是作家只看到了现实的庸俗,有意去漠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社会时代虽然前进了,但客观地看,社会的转型也使得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和金钱主义浪潮冲击着一切,道德和价值观的解体重构,物欲的膨胀,社会心理的失衡,生存的无序和迷惑,对形而下的生存状况和物质利益的关注,成为许多人的心理趋向。这些变化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英雄和理想在人们头脑中渐为淡化,在金钱面前,似乎一切都贬值了。面对这样的情形,而要求文学全然不睬地去描写“英雄”和幻灭的“理想”,确实有些难为文学了。从另一方面说,要求文学超越现实,用诗性观照的角度审视生活,固然无可厚非,也应该倡导。但前提是要看清楚我们身处的现实环境,并正视现实,认清真实的存在。所谓诗性的超越、理想的建构,即提供一个可能的世界,必须是在认清现实存在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否则,这诗性和理想只会变得苍白和虚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正描述了现实的特定存在,表现了现实的情景和人的处境。所以,新写实的注意现实的庸俗,不是沉溺于庸俗,更不是妥协和认同于现实的庸俗,其深层意蕴是值得体味的。

而通俗文学的平俗化,就通俗文学本身来说,则是其特征的体现。因其蓬勃兴盛,且具有削平深度的力量,也有评论表现得颇为担忧。这里存在着对通俗文学认识上的一大误区,即一提通俗文学,就将其与“低俗”、“媚俗”相提并论。诚然,通俗文学中确有某些低俗、媚俗之作,甚至低级轻贱,这本不足怪,正像所谓雅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样。就文学类型而言,通俗文学与其他文学类型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从具体创作看,什么类型的文学都会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不能因为通俗文学创作中存在泥沙俱下的情况,就大声惊呼,视通俗文学为灾难,不免怡笑大方。通俗文学的审美效应是雅文学所不能替代的,其功能也是雅文学所不能替代的。通俗文学也不仅止于提供娱乐消遣,它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有推动作用的。近年来,关于雅与俗的相互渗透,以至走向合流的趋势,引起评论界的广泛注目。雅文学与俗文学间相互借鉴、吸取优势,相互补充和促进,确已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透过普通平民的生存状况审视和体察社会、历史的文学平民化趋向,反映了当代文学精神的新变化,可以预计,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发展和深化。而作为文学发展的另一流向的通俗文学,其代表的文学平俗化趋向更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是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平民化的发展,要力求更具有厚重的社会历史内涵,而平俗化的发展,则要力求更高的品位。

注释:

〔1〕《钟山》1989年第3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

〔2〕张学正:《论“新写实”文学思潮》,《中州学刊》1991 年第3期。

〔3〕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4〕《小说选刊》关于转载《烦恼人生》的编后语,1987 年第11期。

〔5 〕〔6 〕《新写实作家、 评论家谈新写实》, 《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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