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启而不动的原因及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动论文,原因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为何启而不动？
一方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滞后反应正在逐步显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已有的政策措施尚不能确保我国经济能够很快走出低谷，甚至未能确保经济近期内不再度出现下滑。其具体原因如下：
（1）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势头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扭转。而出口增速下降势必拖累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2）在去年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之后，民间投资一直未能如期跟上；而政府投资长期维持现有规模又存在一定困难；因此，投资需求显得有些后劲不足。
（3）由于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消费需求至今未见大的改观。
（4）当我们放弃了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之后， 各级领导有可能放松对增长速度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从而导致实际速度下滑。
（5）当中央政府对各级领导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向其他方面之后，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虚报产值的行为已无必要，增长速度统计中的“泡沫成分”自然也会大大减少。
（6 ）当前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也会产生一定的财政紧缩效应（尽管名义税率没有变化，但是实际税率是提高的），从而部分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7）尤其是后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将有可能导致增长速度大幅度“缩水”。
二、政策为何收效不大？
此番启动经济，表面上看十分“积极”，财政金融政策一起上，但整个经济仍给人以一种启而不动的感觉。究其原因，除了体制因素、结构因素以及发展阶段因素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上的原因，就是我们至今没有抓住经济循环受阻的主要症结。所投资金虽已不少，但由于没有集中使用到关键部位，而是“撒了胡椒面”，因此效果不佳，未能形成“聚集效应”和“拉动效应”。
经济循环受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实物经济循环受阻，一个是货币经济循环受阻。
在实物经济领域，收入差距过大和供求结构错位导致物质产品在低水平上过早出现“生产过剩”。值得注意的是，但凡出现“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行业或产业，大多为政府已彻底放开了的行业或产业（包括放开价格和准入限制）；而那些政府仍然牢牢控制着（包括价格控制和准入限制）的行业或产业，仍然处于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消费者不满意的状态（譬如说电信、教育和医疗卫生）。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为限制航空企业间的降价竞争，“保护”航空企业以减少亏损，目前有关部门严格禁止航空公司自行降价（“票价打折”），结果导致航空公司纷纷采用随意削减航班、避免使用机场卫星厅等手段来减低损失，使得本来就“恶名在外”的中国民航的信誉进一步降低，使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客源进一步萎缩。
在金融领域，一般来讲，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必然会出现资金循环不畅，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债务链。在上一轮我国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债务链主要是以企业间“三角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1991年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曾经公开宣布过：“今后不再为企业间拖欠‘三角债’投入新的资金”，也就是说，此后发生的新的拖欠款国家不再负责清欠。因此，企业间“三角债”一直未能得到及时清理，再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度通过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掩盖起来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终于显露出来，从而导致企业间“三角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并转化为银行不良资产。实际上，所谓“三角债”问题，已经从上一轮经济低谷时期的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小三角债”演变为这一轮经济低谷时期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之间的“大三角债”。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迟迟未敢象1991年底那样做出乐观判断的重要原因。
目前，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而“惜借”，银行因不良资产过多而“惜贷”，国家财政因担心赤字过大，一方面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强化了税收的征管力度，虽然名义税率未变，但实际税率却在上升，其所产生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出现的通货紧缩势头如果不能及时加以遏制，势必将使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之间的这个“大三角债”进一步恶化，恶性循环将呈加速运转趋势。
首先，对国有企业来讲，通货紧缩意味着企业亏损将进一步加剧，对银行的欠债将会升值。
其次，对国有银行来说，银行的不良资产将进一步上升，负债将会升值，利息偿还负担将会加重，银行盈利缩小，亏损加大。
再次，对国家财政而言，来自利税大户——银行的税收收入将会减少；为避免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有可能进一步强化税收，从而导致紧缩效应，使企业更加困难。
倘若如此，债务危机很快就会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或国家财政这三者之间的某一薄弱环节爆发出来。
由此可见，“大三角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银行不良资产已经到了非清理不可的时候了。如果不能及时地注入新的资金，解开债务链，搞活资金循环的话，那么，无论是结构调整也好，体制改革也罢，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三、目前的财政金融政策应作何选择？
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启动经济、扩大内需，最根本的还应当是着眼于搞活企业、减轻企业负担。因此，我们当前所应当采取的具体政策选择是：继续减息、清费，在强化税收征管力度的基础上适当降低税率，并从清理银行不良资产入手，着重抓好清理“三角债”、解开债务链的工作。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目前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有什么最佳结合点的话，这就是共同联手，清理三角债，打开债务链。
关于处置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基本思路，笔者认为应划分为四大步骤。
第一步骤——不良资产认定：建立权威的国家级信用评级机构，以确保资产分类及不良资产认定的客观性。
首先，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不良资产剥离时，也首先需要由客观中立的评级机构来认定不良资产。而现行方式，即由商业银行自我认定不良资产的方式，将会产生的结果是：倘若中央政府负责承担全部不良资产，认定的结果就会迅速膨胀；倘若中央政府不负责消化不良资产，甚至还要追究当事人责任的话，有问题资产就会被捂起来、盖起来，从而影响资产认定工作的质量。
其次，由权威的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还可以对金融机构起到增强外部压力的作用。有利于金融风险的早期发现，而不是等到问题积累到不能解决时才被发现。
第二步骤——不良资产剥离：成立国家统一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转移到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坏账银行”）。
我国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日前已经挂牌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收购、管理、处置由中国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
如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今后的使命是负责统一处置所有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是先以建设银行为试点的话，这种尝试是必要的；但如果试点以后不是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统一负责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是由各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成立各自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话，遗留和潜伏的问题就有可能影响其今后的正常运营。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应当建立统一而不是分散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理由是：
首先，由于我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很大的共同性，且大多属于体制性问题，因此，不采取集中方式就无法解决这些共同性体制问题。
其次，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存量过大，已经到了非大规模集中统一处置无法加以彻底解决的地步。
再次，采取集中处置方式便于制订统一标准，减少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时的不公平性。
第三步骤——银行改制：对不良资产剥离后的银行（“好银行”）要进行彻底改制，以防范出现新的不良资产。
在进行银行资产重组时，应当注意同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结合起来统一考虑，与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同步进行；同时，还应当注意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包括股份制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等）区分开来，分别采取不同的重组方式。
（1）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分离、重组上市
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增加信贷投放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惜贷”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其运行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缺陷，规避风险的约束与追逐盈利的动力不相对称。
因此，要想让整个经济运转起来，就必须尽早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动力与约束不对称问题，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既具有追逐盈利的动机和增加信贷的动力，同时又具备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的“真正的商业银行”。
引进外部股东，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或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是将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根本办法。并且，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越早实行越好。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有利于化解已有的不良资产，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股份化改造前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然后再用股份化上市回笼的资金来消化这些不良资产，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财政投入，更有利于防范出现新的不良资产，防范在化解不良资产时最容易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与国企改革同步进行。目前是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可能期待着国有企业一边搞改革一边上速度；同时，由于一大批中小企业已经成长起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让国有企业同时肩负改革与发展两副重担。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性贷款需求会暂时有所减少，这也正是国有商业银行实施改革的最佳时机。
（2）中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对外开放、引资化滞
1998年，金融机构放贷不畅的主要原因，除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以外，中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也因面临清理整顿而被迫放缓放贷步伐。尤其是“广信事件”发生以后，相当多的中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遭“挤提”，受到“连带打击”。这一方面说明老百姓的金融风险意识已经提高，但结果却有可能重新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与金融主体多元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由于中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对分散，有利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及时化解。因此，在整顿、清理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同时，应当注意大力发展规范的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各类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
在金融领域开放问题上，我们应当实行“倒过来开放”的策略。引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首先不是引进竞争力最强的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而是稳健的但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首先应当积极引进香港、台湾及有华资背景的金融机构，以便使内地金融市场的竞争强度逐步加强，而不是突然增大。
其次，引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重点应当放在入股、收购、重组、兼并那些中小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方面。
这样做，一则有利于减轻外资金融机构对我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冲击力；二则有利于把中小型金融机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担转移、分散给那些急于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否则，倘若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全部由政府来化解的话，不仅成本过高，而且会力不从心。
第四步骤——处置不良资产：采取多样化手段由各类经济主体来共同分担损失。
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还是应当尽量通过市场化、证券化。即使手续繁杂一些，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并且处置的最终结果可能仍然是由国家财政承担绝大部分损失，但通过这样一道工序，可以对政府、银行和企业等有关方面都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人们对于不良资产问题的高度重视。
1.资产处置手段的多样化。实际上的资产出售，是通过与投资者个别交涉或拍卖来进行的，但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要在证券化等策划方面下功夫。（1）拍卖。 拍卖成为资产处置的核心手段。由资产管理公司主持拍卖，将单个的或者复数的资产整体出售。当年美国的RTC （清理信托公司）就曾经频繁地使用拍卖方式来消化不良资产。（2）批发。拍卖是将各个资产一件一件地进行出售， 也有复数的资产合起来一并出售。后者称作批发出售。批发出售一般比单个出售的减价率要大，但另一方面，有可能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并由此获得削减成本、从各种处置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好处。（3 ）向小额投资者“融资”。批发出售时，购买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中心；而面向个人的小额投资者，可以由资产管理公司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宅购入资金进行融资，也可以向下岗职工从资产管理公司购买各类资产提供融资。（4）证券化。作为批发出售的一种手段， 证券化适用于大量且迅速的资产处置。当年美国的RTC在引入证券化手段以后， 大约有相当于出售资产总额（2261亿美元）的16%是通过证券化出售的。
2.积极拓展消化不良资产的市场空间。
（1）实行“证券大众化”运动。
许多国家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时采取的办法是实行证券化。就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如住房抵押贷款等）转换成各种证券，与其他资产进行组合后在证券市场竞价出售（拍卖）或通过柜台交易出售。同时，开展一场“证券大众化运动”。
战后初期，日本就曾经推行过所谓“证券民主化”运动，将1947年财阀解体时旧财阀企业的股票发放给个人。为了形成公正的价格、使证券交易顺利进行，当时，上市股票的柜台交易被原则禁止，所有上市股票的交易必须在交易所进行。为此，1949年5月恢复了证券交易所， 并相继开设了8家证券交易所。 对于非上市股票以及达不到交易所交易额标准的股票的买卖，允许场外交易。
如果我们效仿战后日本的做法，推行“证券大众化”，就有可能为银行不良资产的消化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2）推行“居者有其屋”，“商人有其店”计划。
目前，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属于房地产项目。为消化这些积压的房地产，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当隆重推出一项“居者有其屋”，“商人有其店”的宏伟计划。
美国在80年代处置储蓄信贷机构（S&L）的不良资产时，因其中大部分是住房贷款，因此当时采取的对策就是，一方面由政府推进针对中低收入阶层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持家促进项目”， 另一方面由RTC采取与之相联系的独特处理办法来消化这些不良资产。
如果我们能够在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全面推出一个鼓舞人心的“居者有其屋”，“商人有其店”的大规模社会发展计划，一边通过“坏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对房地产进行拍卖、销售，一边通过“好银行”发放住房消费信贷、房地产贷款等对需要者提供资金融通，这样，就可以大大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提高处置效率；同时，还可以全面提升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经商环境。
（3）推行“民营化”运动。
美国当年RTC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之一是对少数民族、 妇女经营类企业（MWOB）等小额投资者，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从而拓展了这种类型的企业的经营活动空间，促进了这类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目前，一方面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待寻求再就业机会，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及其资产需要重组。如果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部分需要重组的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分割出售，并优先出售给那些下岗职工，鼓励他们进行创业，创办自己的民营企业。如此，则可得安置就业和处置不良资产之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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