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国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也惟其如此，志士继起，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他思想敏锐，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这又决定了他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与其政治论相一致，具有现实性意义的思想指导，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后，梁启超的爱国论复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并寄语新青年，从而使自己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愈加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一、从《说群》到《爱国论》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在欧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但民族意识却是很久以后来才出现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一个人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是他家乡地区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话），才是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教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从理论上讲，教会就是国家。”[2] （P45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对神的解放，从而也使人们的忠诚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即转移到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时，开始认识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愈益增长。但是，只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标志着欧洲开始进入了近代民族建国的新时代。所以，G.P.古奇说：“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3] （P11）与此相应，公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最终由封建王朝转向民族的国家，即浸成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4] （P89）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仅是康有为的助手，但他对于西学的感悟能力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维新派倡言变法图强，固然是将变革封建政治与民族救亡相统一；而“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则表明民族主义乃是他们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发出的最强音。维新派高扬民族主义，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无疑是“合群”说。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说：“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5] （P172）梁启超也曾指出：“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6] （之二，P3）在这里，“合群”的理念已内含近代爱国的意蕴。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内，维新派民族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盖出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反复三致意焉”，且明确强调“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7] （P1321、1394）。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说，康有为于《天演论》极为推崇：“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8] （P42、43）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合群”说并未全然照搬《天演论》，对于其主张“择种留良”尤其不以为然，着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强群体固结本来的意义。这是康有为的特殊之处。但是，康有为对于“合群”说毕竟并未作系统的阐释；相反，追随乃师的梁启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变法通议》之后，却“又思发明群义”，在整合严复译《天演论》、康有为的主张与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础上，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6]（之二，P3），虽然最终仅完成了《说群·序》，却有力地将“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意蕴，进一步丰富和凸显了。
梁启超借助西学关于“吸力”、“拒力”；“爱力”、“离心力”；“六十四原质相和相配”，以及“造物”、“化物”；“合群”、“离群”等等新的概念，演绎“群理”。他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国乃合群的结果，“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即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国。其结果是一盘散沙，有四万万之民，即有四万万之国，实则为“无国”。天下有列国，故有己群与他群的分别与竞争。善治国者，必须懂得君民同为一群中人，善于“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要言之，所谓“合群”，就是要使国人万众“一心”；所谓“亡国”，就是“土崩”与“瓦解”，即“离群之谓也”[6] （之二，P4、5、7）。梁启超所谓的“说群”，就是要揭示国人当超越个体，以群体即国家的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全体国人的凝聚力的根本道理。很显然，在梁启超的文中，“爱国”一词虽未出现，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已是呼之欲出了。
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当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当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据笔者所知，这里的“爱国”一词，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该文则既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梁启超本人专论爱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开宗明义，即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揭出了“爱国”的主题，它写道：“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现代意义的爱国的理解而言，梁启超的《爱国论》诸文提出的以下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爱国心，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一统，称禹域，谓之天下，故无现代国家的概念。“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6] （之三，P66）所以，只能说国人爱国性质隐而未明，不能说缺少爱国的性质。如果说，这已经是在强调爱国是现代的理念；那么，1902年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国”的历史趋势与欧洲各国爱国思潮的关系，无疑是将此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他说：欧洲中古前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World scace是也。以误用此理想故，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国人爱国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欧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各国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爱国思潮也缘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6] （之十，P35）。同年，在《新民说》中，他对“民族建国”更作了进一步说明：“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而“组织民族的国家”，还需创代议制度，使人民得以参预政权，“集人民之意以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以为国权”；复定团体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限，各不相侵，“民族全体得应于时变，以滋长发达”。所以，梁启超强调，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9] （之四，P41、11、44），即“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的国家而已”[6] （之十，P35）。显而易见，梁启超所谓的“民族建国”，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
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巨，“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6] （之三，P67、68）。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9] （之二十二，P104）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9] （之八十九，P5）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6] （之二十六，P19、20），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9] （之十一，P1），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6] （之十四，P2）
由上不难看出，从《说群》到《爱国论》，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政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二、爱国与救国
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因人而异，可以有许多具体的内涵和多样化的途径；但是，在国势陵夷、危若累卵的当今中国，爱国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国。“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认真思考救国良策并将之付诸实践：“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6] （之五，P12、14）
“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7] （之五，P14）但所以然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使国人只知天下而不知有国；更重要还在于专制君权对于国人的压制，造成了人心的冷漠与散乱。梁启超认为，未有子弟不爱家，不视家事为己事，但惟奴隶未见真爱其家，因为他认为那是主人的事。国事亦然。所以，欲观其国民有无爱国心，必当问其民是否自居子弟或奴隶的地位。专制君主视民为奴隶，民于国家既不敢爱，也不能爱，惟有漠然视之而已。这就是何以民主的西方各国“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所以，问题的逻辑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端在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故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梁启超写道：有人或者要问，奈何朝廷压制民权？“答之曰：不然，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人视自由权利为生命，不惜流血奋斗，“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中国人不知民权为何物，实为奴性的表现，如此与西人竞，自然无不败。但以民权号召天下，光绪皇上将何如？梁启超回答仍然是明快的：民权与民主有异，英国民权发达，皇位仍存。但欲存皇位，也仍需以兴民权为前提：“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6] （之三，P70、73、75、77）如前所述，梁启超曾强调外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在这里，他复强调专制君权之“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6] （之十，P3），其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按脉论而投良药”，其救国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异的。换言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与时俱变。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8] （P13）。戊戌政变后，他亡命日本，一时思想日趋激进。1899年，他撰《爱国论》，如上述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已反映了这一点。1902年，复撰《新民说》。广智书局后发行《中国魂》单行本，即为《新民说》的一部分。而梁启超以为，“中国魂”就是国人的“爱国心”[9] （之二，P38、39）。所以，《新民说》虽有丰富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强调要培养与造就具有现代爱国精神的国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思想之激烈程度更达到了顶点。他强调，国家不同于朝廷，前者如公司或村市，后者则为公司事务所或村市会馆，二者性质、轻重不同，应以哪个为本，“不待辨而知”。故有国家思想者，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爱国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恨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显然是认为现在由西太后控制的朝廷是非法的，无可爱的，所以他断然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
粉之。”如若必要，行“有血之破坏”[9] （之四，P16、17、64、65）也在所不惜。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立宪、革命两派都是出于爱国的热忱，对于立宪、革命两主义，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张二者应“互相协助”。他说：“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则亦宜合全国民以对付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9] （之四，P161）足见其倾向革命，难怪乃师康有为大为震怒了。
但是，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又突然发生了大转折，先前所谓的“破坏主义”、“排满革命”全行放弃，退回渐进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对此，学术界已有太多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人们多将之归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师友的劝说；美洲游历的影响[10] （第9章）。但是，迄今尚未见有人从梁启超爱国思想自身逻辑的角度立论。在梁启超爱国主义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爱国是绝对，谋国的政策是相对，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见智见仁，不妨殊途同归。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即提出：“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而罔不相合。”[9] （之十一，P1）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9] （之二十六，P39、42）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捉，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9] （之四十二，P60）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1903年，梁启超游美，曾与各埠华人有广泛的接触，由是生两大观感：一是华人富有爱国心。他说：“（哈佛）全市华人不过百余，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尤其是容闳先生已七十六岁高龄，“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二是华人素质之差。旧金山华人社区社会秩序混乱，中华会馆等团体内部宗派林立，一盘散沙，百事废弛，“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久受专制约束的国人来到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虽不乏爱国爱乡之心与勤勉，却非但没有变成现代的国民，反而劣根性愈加膨胀，实出梁启超的意料之外。立宪共和“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深感中国问题不容理想化，即行立宪共和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中国需要管、商、克伦威尔一类人物再生，“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9] （之二十二，P45、123—124）。由是，他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上述变化，不仅招致革命党的抨击，而且在立宪党中也遭到非议，以为出尔反尔，无非好名。事实上，在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年代，学术界也多斥之为反动。然而，如果我们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的逻辑看问题，就不会简单抹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是无条件和绝对的，但具体的政策与主张，因时因人而异，却不应当是凝固的。这个原则对于持论不同的爱国者来说，就是当尊重意志自由和追求殊途同归的互补性；对于真诚爱国的个人来说，“按脉论而投良药”，也应当承认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自觉今是而昨非，因而适时修正其药方，也是允许的。梁启超强调在专制君权下，国家成了一人私产，压抑了国人的爱国心，造成了民族涣散无力，是对的；但他相信民权既得，国人即可由传统的部民变成现代的国民，从而得以举全国人之力办一国之事，不出数十年，中国也将如西人然，“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6] （之二，P75），则显然又失之理想化了。美国华人社区尖锐的现实，令他幡然思变计，也当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年谱长编》说，“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11] （P334），是比较客观的。此外，1903年，又是梁启超放弃卢梭民权论，转而接受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重要年头。后者主张国家有机论，强调统一与秩序对一个国家强盛的极端重要性。是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大不同，“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6] （之十三，P69）。这与梁启超“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以，所谓“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与“师友的劝说”，都是第二位的原因；新的经验与新的学理皈依，二者互相发明，愈益坚定了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逻辑的推演，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诚然，其后的历史发展业已证明，革命是它的最终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后退。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超越了革命、改良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的共识——革命派、立宪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其各自坚持激进与渐进的政治主张，应当看成是二者谋求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所设计的具体救国方案之不同。革命派与立宪派虽不应等量齐观，但从根本上说，却又是互补的（如上所述，实际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已经提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又非简单的倒退，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成为他是依自己爱国的理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并且做出了同样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民元初梁启超归国演讲，会那样理直气壮，以为晚清革命与立宪两派，各有得失了。
近代爱国者众，但能致思救国道路且产生实际影响者毕竟不多。梁启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毛泽东说，近代的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曾走过了千辛万苦的道路。这不仅是指众人前仆后继之谓也，而且也是指一个爱国者虽不免于失误与曲折，却能执著探索救国道路，始终保持爱国的真诚。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梁启超在回应时人非议的《答和事人》一文中，曾写道：“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以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11] （P334）所谓“吾心之所安”，实指爱国之志；所谓“其一贯者”，真诚之谓也。联系到民国后，梁启超坚持“不问国体，只问政体”的初衷，不惜冒生命危险和与乃师的对立，两度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我们不能不相信梁启超虽“善变”，但自有“其一贯者”，即爱国之真诚。郑振铎深得梁启超之心，他在梁去世后写下的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梁启超：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顽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郁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4] （P89）。